百年长沙绸布业的变迁 梁泽润 梁文聪
长沙绸布业历史悠久，资金雄厚，业务兴盛。在人们的衣、食、住、行四大需要中，居于重要地位。一段时期，与“钱”、“金”二业并列，称作长沙“三大行业”之一。 现根据我们亲身经历以及闻诸先辈口传的一些事实将百年来长沙绸布业变迁的情况，概述如下： 戊戌改章 长沙地处内陆，往昔的绸布业多是手工纺织，自织土布，加染青，负贩经营。 最早的商场集中，多设在南门及沿河一带。偶尔自江西肩挑负贩，经醴陵、湘潭来长沙，带有江西土布和少许绸绫丝织衣料者，亦不多见。清代中叶，随太平天国战事的扩展，湖南与江西各省互通往来，湘江流域的商业亦趋发展。1902—1903年，签订中日、中英《通商行船条约》，1904年长沙开为通商口岸。随着粤汉铁路与株萍铁路修通后，长沙遂由过去仅凭湘江水路运输，增添了铁路运输，商业市场也因之逐步起变化。1898年，“戊戌改章”，就是长沙绸布业在经营管理中的一个大的变革。 原来，长沙的绸布庄多荟萃于城中的八角亭一带。最初几家绸布店的柜台是用土砖砌成的。店主一边出售商品，一边代客缝纫。经营的商品以土布为主，也有部分零剪绸缎料子。绸料的来源，系由江苏南京、苏州两地的行商，搭扬州十二圩的运盐船带来的极少数商品，经营范围很小。店主接待顾客态度和蔼，但带有欺诈作风。商品无定价，往往“漫天讨价，就地还钱”。有所谓“三捆三丢”的方式，就是还价不成交，故意放走顾客，又把人叫回来，如此反复三次之多。还有极不诚实的行为，还价成交以后，又临时“靶靶”，以次充好，将顾客看定的商品，另行换次一等的。同业之间互相竞争，彼此施展其翻云复雨的手段，这不仅容易引起纷争，而且消耗精力，损坏商德，影响商誉。戊戌那年，维新之风盛行，为了改善经营管理，行业中一位较有远见的前辈韩建昆，毅然决然地将价码改为“一言堂”，明码标价，不折不扣，坚持不变。同行仿效，逐渐行成风气。这次改章，推动了绸布业的发展，也对长沙整个商界起了示范作用。因此，绸布业同行把这次变革叫做“戊戌改章”。 苏州帮、南京帮的兴起 苏州帮、南京帮是长沙绸布业中一支外来的新生力量。开始，只有一些小户，由江苏扬州十二圩用运盐船带一点商品到湖南出售。以后逐渐发展，大户也纷来沓至。有的小户通过辗转经营，也逐步成为大中户。苏州帮以大西门正街为基地，主营批发门市；南京帮则以臬后街、三兴街为基地，主营批发。 1900年以前不久，苏州帮在大西门开设的店号有协泰祥、沈天成、罗元兴等家。南京帮有聚锦祥（徐瑶轩）、吴玉记（吴玉书）、祥生（陈迪生、陈艾庭兄弟）、黄和记（黄和卿）、麻寿记（麻静之）、沙昌记（沙弼成）等。苏州帮除在长沙一地发展业务外，还在湘潭、益阳等地开设店号，在湘潭开设复章染坊的钱鹤汀兼营绸布批发业务，后来积资过纹银30万两，为苏帮中翘楚。这两帮客籍商人，都有他们的同乡组织，苏州帮为金庭会馆（该帮系苏州府吴县、太湖中的洞庭西山迁来的）。南京帮为上元会馆（该帮为江宁府上元县人），初期帮口很紧，界限很严，不与湖南人通婚，以后才有所改变。 原有长沙帮绸布业商人，财力薄弱，集中在八角亭一带经营，有咸昌、九章、宝康、锦霞厚等10余家，形成一个绸布专业市场。苏州帮与南京帮在长沙兴起后，既供给这些小店以货源，又做赊销，还进一步投资合营，就为长沙市绸布业增添了财力与物力，促进了长沙绸布的发展。介福昌绸庄的建立开创了长沙绸布业的新局面。 介福昌绸庄的创立 长沙人陈萼泉系晚清提督陈德隆的第三子。陈德隆随左宗棠出征新疆，因功授提督，后负伤致死。遗下3个儿子，长芋泉，次荇泉，三即萼泉。芋泉袭父荫，任吉林矿务局总办，挪用公款，使其弟萼泉往返东北、上海间做行商。萼泉获暴利，除归还公款外，还携带大宗款项回长沙。由于他的连襟徐锡藩的关系，陈遂决意投资绸布业，创立新局面。徐锡藩的父亲徐翰周、长兄徐迪吾、三兄徐及阶和他本人都是做绸布业的。陈与徐结合后，联系绸布业的饶介臣，将其原有店屋扩大重建，便建立了以陈、饶、徐三家为主干，包括原来小型商店的20几个经理的介福昌绸庄。 “介福昌”的货源改由上海、汉口等地运入，开绸布业的先例。它人才济济，做批发的有李寿增（后转营钱业兼粮栈，又为四怡堂药铺的创始人），在中庄搞采购的有李溪亭（后为大盛绸庄经理），管营业的有饶菊生（饶介臣之子，后兼营多种业务，九如斋的创始人）、魏韵篁（后为大盛绸庄经理兼营美华丽五金号）等。陈萼泉本人身为大管事，不常在店中，住河西湾市，来往都乘轿。 有了“介福昌”，原来八角亭的一些小型店子纷纷收歇，老年人回了家，青壮年多数转入了“介福昌”。从此，长沙绸布业的面貌根本改观。 “介福昌”店堂宽敞，设铺房、外堂、内堂、小花厅等营业场所，分别接待各种类型的顾客，又开辟了赊销业务，对殷实顾客，发给往来子做赊销。当时，风气未开，官僚眷属，多不出门购货，该店又采取了送货上门的方式，方便顾客。由于人齐货足，经营有方，业务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在这里，谈两个事例，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 有一次来了两个北方客人，要买官纱做长衫（官纱系生丝织品，光滑挺括，穿着别具风格，为清末民初风行一时的热季衣料）。饶菊生接待了。顾客要买淡青色的，店中只有白色的，饶菊生给顾客说明：“淡青色已过时，白色最大方”。顾客坚持要淡青色，形成僵局，急得饶菊生满头大汗。这时魏韵篁在旁边看了，马上走过去，用很关心的态度问顾客：“是一定要买淡青色的吗?有，等一下，我到货房去取来。”他随即走过街到九章绸庄（老店歇业户，魏系“九章”徒弟，知道该店有淡青官纱），马上取来了一匹淡青官纱。顾客很满意，业务成交了。魏随即问道：“做几件长衫?”客答：“三件。”魏代为量身计料后，马上动尺，量到恰好处，准备作开剪势。饶菊生在一旁着急，心想丢了自己的白官纱不卖，却替“九章”做业务，肥水落了外人田怎么行?在开剪的一瞬间，魏突然问顾客：“您是自己买，还是替别人买?”顾客转问：“这是什么意思?”魏即说明：“现在潮流变了，淡青色落了伍，白色正当兴。”顾客又问：“你自己穿什么颜色的?”魏答：“我是穿白色的。”话犹未了，随即离开营业场所，走进卧室，把自己新做的白官纱长衫穿上身，落落大方地走了出来。两个顾客一看十分满意，马上改要白色的，结果圆满成了交。当晚收市后，饶菊生请客，邀魏韵篁吃晚点，表示钦佩，他翘起大拇指说：“老魏我要向你学!”事后有人议论说：“魏二爷这笔生意，是掌握攻心战术，欲擒故纵。” 又一次，“介福昌”由苏州运回一批摹本缎（一种起花的缎料，当时的畅销货）约百余匹，由划码员粟某收货评价。粟系小店出身，习惯于逐匹过目，一时要把百多匹缎料处理好，成了问题，以致货物堆满了货房，不能即时上柜供应。饶菊生看到了（饶是该店少老板，又是当权股东），马上从营业员中挑选李溪亭接替了粟某的职务。李接手后，一夜之间，就把问题解决了。有人问李溪亭的秘诀。李说：“来货百匹，只有几个档子，我将每档取出五匹，过目评价，随即上柜。其余的按档分别成色上架，利用闲时再逐一过目，既争取了时间，又避免了混乱。”粟某与李溪亭原系同店学徒，师兄弟感情尚好，饶菊生选人恰当，既及时解决了业务问题，也照顾了粟李两人的关系。 介福昌绸庄的新创局面，充满了活力；但因该号是由好些店子结合拢来的，仍然存在着这一帮与那一帮的隔阂。经过一段时期，矛盾愈演愈烈。当“介福昌”营业一年之后，即将改牌“日新昌”之前，以郭仲安、魏伯藩为首拥钱炳卿为经理，离店组织了时新昌绸庄。李溪亭、魏韵篁、刘之洵、易玉成、萧桂初5人，静观局势变化，也准备另起炉灶，先期向江西袁州采办了夏布（当时门市经营商品，少不了夏布，而夏布又必须隔年采购），佃好“介福昌”对门另一码头（即后来大盛绸庄地址），跃跃欲试。在分配红利时出现了纠纷，李等五人遂决然离店，独立经营。 “介福昌”以“日新昌”的牌号延续下来。陈萼泉拆股离店。余下徐、饶两家，和新加入的吴伯熙、吴仲武兄弟（长津轮船公司的大股东，也是绸布庄苏州帮的后代）以及南京帮的麻静之等，仍与振新、大纶昌、时新昌、瑞福祥等同为八角亭新型大店之一，但此时锐气已经大减。 八角亭的“猴王” 在介福昌绸庄开设稍后的一个时期，有家比较大型的商店出现在八角亭。它是未进入介福昌绸庄的原长沙帮的收歇户通过与苏州帮联合而组成的太和丰绸庄。地点就在介福昌绸庄邻近，门面宽敞，堪与匹敌。这个绸庄的人物以侯溥泉为首，有李庶丞、张甫华、徐福林、沈振坤等人。侯、李、张系长沙帮，徐、沈为苏州帮。其人力财力虽较逊于介福昌绸庄，然以组织严密，分工恰当，并建立了世袭制度而见长。侯溥泉统全局，终身任经理，侯死李继，一直到最后天申福绸庄收歇。徐福林三代驻申庄（徐福林、徐惠民、徐仲达），张甫华管绸绫，张死其子张舞字掌管全店权炳。沈振坤为参谋，负责对外联系，有“诸葛亮”之称，其人沉着冷静，又有“冷淡灵官”别号。在经济方面，脚踏实地，自力更生，不借外援。且以苏州帮在上海有人缘关系，开办了驻上海的办事处——申庄，负责直接进货，减少中间剥削，逐渐增强了店中的经济实力。在介福昌绸庄收束以后，太和丰绸庄更是蒸蒸日上，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工业品价格上涨，长沙汇上海款项的汇率又极有利，太和丰掌握了这一机会，积极经营，因之获利独多，实力更为雄厚。1919年，太和丰绸庄为了扩大业务，另购药王街口地皮，起造房屋，改牌振新绸庄。1924年迁移新址，再改牌天申福绸庄。原在八角亭的旧址，则改设大纶昌绸庄，并增设支店，形成了一个系统，占领了八角亭一半市场。以侯溥泉为首的集团雄距一方，遂有八角亭“猴王”之誉。当时大西门一带的绸布店中有个叫师礼偕的人，曾以营业兴盛风靡一时。同行中遂有“八角亭猴的王、大西门的狮子”之谣（师稍后一蹶不振潦倒以终）。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这些殷实铺户才趋没落。 享誉最久的大盛 大盛绸庄，系由介福昌绸庄分化而来，以李溪亭、魏韵篁为首，和易玉成、刘之洵、萧桂初等人组织的。他们财力薄弱，但善于经营，日益走上繁荣的道路。抗日战争前夕，成为行业中的一个大户。长沙大火的前一年（1937年），该店营业额高达银元300万元，创行业历史纪录。该店从1921年创业到1951年公私合营，历时30年，虽经过两次改组，经历了“大盛”——“福记大盛”——“兴记大盛”3个阶段而盛名不衰。 “大盛”人力较强，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为该店营业兴盛，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后期李溪亭专营上海庄，易玉成中道逝世，刘之洵年老退休，与大盛业务相始终者，只有魏韵篁、萧桂初两人。 “大盛”经营的特点，是门、批兼重，而门市尤为突出。他们最重服务质量。魏韵篁毕生以经理营业见长，抓质量毫不放松。 李溪亭等5人脱离“介福昌”时，带来学徒8人，其中有萧祥林、周咏鸿等，分为会计、划码、批发、运输等各项专职。以后更从新学徒中陆续培养选拔，甚至提为红股股东，为绸布业培养后备人才树立了榜样。 李溪亭等人脱离介福昌初期，曾以“瑞福祥”牌名（影射北京瑞蚨祥）经营两年，渐感周转困难，遂由魏韵篁作媒介，邀请苏州帮钱炳卿入股进店。以钱的关系，又引入苏州帮巨商湘潭钱鹤汀投资，改牌名为大盛，股本4万元，钱占50%，还有临时存款若干。由钱鹤汀提议，开辟了向上海直接进货的途径。新庄由钱炳卿任经理，李溪亭任副经理（长驻申庄），魏韵篁督门市，罗宪章管账目，沈树藩司出纳。钱、罗、沈均为苏州帮。至此长沙绸布业又出现了一个本帮与苏帮合流的典型。 大盛绸庄的发展，可分为3个时期：1921—1925年，本、苏（帮）合流，为第一阶段，牌名“大盛”；1925—1938年，本帮突起，拆出苏帮，为第二阶段，牌名“福记大盛”；1938—1951年，被焚街战火，由零合整，为第三阶段，牌名“兴记大盛”。 1938年，当战火烧到长沙之前，大盛未作疏散准备，全部存货分作7处堆存，结果均毁于“文夕大火”，人员随之星散。旋由原来的部分人员，分营3家中、小型批发店。到1942年又合而为一，在“大盛”原址复业，初名大信绸庄，1946年恢复“兴记大盛”的牌号，魏韵篁为经理，萧桂初、李笃斋为副经理。1951年初魏韵篁逝世，萧桂初继任经理。同年10月，全店投入公私合营，成为“长沙企业公司”的一部分。 昙花一现的华丰 1926年，江西人王美才，曾在长沙开设华丰绸庄，集资银洋18万元，超过当时长沙绸布业大型商店的股客三到四倍。筹备之初，势头很猛。首先高价收购八角亭至药王街口的房屋地皮，新建两层高楼，朝东方、北方两面开门，采用全敞形式，雄踞天申福、大盛两大绸庄的对面，正当东西南北四路顾客来往的要冲。其次，在长沙绸布业的管理人员中物色聘请朱庆藩（原宝庄康绸庄的小开，介福昌、时新昌绸庄的股东）为副经理，谭鑫生（原大盛绸庄的高级职员）为营业长，王自任总经理。货源涌到，陈设一新，广告贴满城乡，意图驾凌于长沙各绸布店之上，使江西帮一举成名。 这一新的挑战，引起长沙绸布业的警惕。以日新昌绸庄饶菊生、大盛绸庄魏韵篁为首，联合同行，共同抵制。在华丰收购八角亭地皮起造新房时，曾发生一次有趣的交锋。 原来八角亭至药王街口的拐角上有一缝小房子，系介福昌绸庄股东徐及阶的产业，徐与王美才本已初步谈妥以4000元成交。由于饶菊生幕后策划，徐乃采取逐步增价的方式，玩弄对方，由4000元增加到5000元，再增到8000元、10000元，直到20000元，临到写契时，忽又提出要40000元，迫使王美才最后只好弃权，以致好端端的一座成型建筑，留下一个有损美观的缺口。 在“华丰”开张的前后，双方又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激烈斗争。首先由魏韵篁出面找华丰聘定的营业长谭鑫生谈话，责以“大义”，要他退出“华丰”，如不能退出，也须顾及同帮，不为王美才出力。同时组织了八角亭八大绸庄（天申福、大盛、日新昌、时新昌、大纶昌、悦昌祥、裕新昌、裕大新）举行联合大廉价，悬灯结彩，大肆宣传，削低当头商品售价，争取顾客上门，同心协力，抵御江西帮的“入侵”。 华丰绸庄开业后，当然也引起了顾客的注意，业务并不冷淡。但由于组织松懈，人力不济，副经理朱庆藩又于1929年年底辞职，失去一个得力帮手，以致漏洞百出，始终未能达到压倒长沙帮的目的；加以时局突变，遭受兵灾，人心离散，货物损失，在内无班底，外有劲敌的不利形势下，王美才壮志顿消，只好于1931年宣告华丰绸庄歇业，将全部房屋器皿及一切设备，转让与国货公司承顶。江西帮打入长沙绸布商的鸿图，终于成了泡影。 挣扎在不景气中 1930年以后，随着“九一八”事变发生，民族危机加深，加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中国财政经济陷于困境，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引起物价波动，原料涨价，产品滞销。当时棉价高于纱价，纱价高于布价，白布价高于色布价。由于百业凋敝，购买力低，丝绸销路更受梗阻，绸价几与布价相等。在这个情况下，工商业多做业务多亏本，不做业务又坐吃山空，真是进退维谷，长沙市绸布业在这一惊涛骇浪之中，有的倒了下去，有的勉强生存下来，也是经过了许多波折。 天申福绸庄由于店底丰厚，经营得法，得以渡过这一难关。但与其有关联的大纶昌绸庄，则因管事人玩忽职守，经理李某悄然离店，以致企业发生严重危机。张笠华继任经理，亦无法挽回颓局。3年之内，耗去股本70%，只得增资改组，更牌为瑞丰绸庄，由天申福申庄负责人徐惠民出任经理，振作精神，重整旗鼓。大纶昌支店则改为九福绸庄，另行组合，由沈锡龄任经理，于1931年开业，稳步经营，勉可维持。 日新昌绸庄在这个时期，也经历了两次变化。先是由大盛绸庄魏韵篁等加入股份，李溪亭代理申庄，请由华丰绸庄辞职归来的朱庆藩进店任经理。不到两年，仍然支持不下，最后将铺屋码头转让给药王街迁来的福康绸庄，10多年的老店，遂告结束。日新昌绸庄极力挣扎，重集股份，虽然勉强支持下去，但元气已伤，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长沙大火前，并无大的起色。在这一阶段中，最为突出的是大明绸庄，新创之局，人力不济，加以物价不断下降，亏累甚巨无法交代，竟至采取了下策，放火烧店，以骗取保险公司的赔款来了清债务，馀如裕大新、悦昌祥等店，本来基础未稳，很快销声匿迹，退出了八角亭市场。 在一这片萧条声中，唯有大盛绸庄，不仅没有亏本，反而获利颇丰。其原因是，申庄主持人李溪亭善于观测市场变化，掌握主动，遥控店中的批发业务，采取快进快销的办法。而门市零售价因受物价暴落的影响较小，故业务尚能历久不衰。 原有南京帮的批发店，到了这个时期，除“吴玉记”改牌为运昌公司继续经营外，其余都不复存在。长沙帮经营的批发店，以大盛联号——美记匹头号（经理李溪亭）业务最为发过，独步一时，但也改招牌为信丰匹头号，经营方式和人力配备，亦有所调整。 另有一家设立在药王街的美丰绸庄，原以青布业大户徐梓珊的财力为支柱，又有部分花纱业的股份，声誉较好。但在这一经济风暴的冲击下，未及开展业务，即行负债清理，由债权团进店监督经营，半年后竟以分货了债而结束。 1936年来到，狂飙过后，渐庆来苏。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长沙市绸布业又呈现了另一种纷扰竞争的局面。 从抗日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长沙市绸布业主要有两种动态。一是以大盛绸庄为代表，继续进取，企图乘时牟利；一是以天申福绸庄为代表，徘徊观望，但愿保本求安。在长江马当要塞封锁以前，大盛绸庄经理兼申庄负责人李溪亭预见到货源将断，货价势必猛涨，每日由上海庄运进各种棉布百余件（每件50—60匹），连绵不断、囤于长沙，除存于本店以外，另租数处堆栈存放。马当要塞锁后，改由邮寄大宗包裹（由上海和兴邮包公司承运），经温州、金华、南昌转口，有的直寄长沙，有的寄存江西萍乡九和绸庄（大盛联号），然后再转运长沙。丝绸品则作轻便包裹交邮局直寄店中，避免海关完税，李溪亭在作好进货的安排后，立即赶回长沙，控制批发售价，防止外埠套购，暂时少做业务，甚至采取封盘办法（停止批发业务），等待货价上涨，等到适当时候，便敞开业务大门，迎接本省各地以及远道而来的顾客，如陕西西安、河南洛阳、四川万县等地都有批发商上门。同时又从浙江金华和本省衡阳等地陆续购进货物。1937年，该店的批发营业额高达200万元（约合棉布30多万匹）。当时国民政府虽已迁往重庆，武汉仍为经济活动中心，长沙则为后方，旅客麇集，门市业务甚为发达，全年营业额高达100万元。批发、门市业务均创历史最高纪录。在这以前，大盛还买进了八角亭青石桥（今解放路）街口两处地皮，拆去旧屋，连成一片，准备另开支店。 天申福绸庄及其联号瑞丰绸庄等，在一个时期，慑于时局变化迅速，主持人以少出少进稳健经营为宗旨。但随波逐流，仍然做了不少的业务。整个长沙市绸布业在这时出现了从来未有的虚假繁荣景象。可是好景不长，没有多久，这个行业和其他许多行业一样，遭受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1938年10月，时局突变，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日本侵略军深入到湖南岳阳新墙河北岸，国民党军事当局惊惶失措，于11月13日凌晨纵火焚烧了长沙城。长沙绸布业除福康绸庄已于事先将全部货物迁往沅陵外，其余各家因受大盛绸庄坚持不迁走的影响，很少作全盘撤退打算，在大火发生时，所有存货，大部付之一炬。 火劫之余，老一辈资本家，心有余悸，不敢出山。一些由学徒出身的青壮年从业人员，分得店中残余存货，纷纷起而复业，有的远走浙江金华、宁波进货，搞批发业务；有的在原有门市废墟上搭盖简易房屋，恢复零售业务。日新昌绸庄以谢润海为首的10人在南正街开设全记绸庄（所谓“十全其美”）。瑞丰绸庄梁文等拥老辈葛源为经理，在八角亭开设丰记绸庄（入夥16人，每人6百元，合计9600百元）。日新昌另一部分人，以戴树梅、李寿赓为首组成益新绸庄。大盛绸庄以周咏鸿、萧祥林为首，组成复盛绸庄。“天申福”分别以彭憩南、欧继吾为首组成福昌绸庄；以侯实甫为首，组成振新绸庄（后改天伦）。这一批新生的小型门市店财力虽然薄弱，人力却相当整齐，它们在长沙火后的艰难局面中奋斗，逐步发展成为复兴长沙市绸布业的中坚力量。当时，专营批发业务的有“九成”、“裕丰”等家，系由原大盛绸庄及其联号信丰匹头号的班底组合起来的，以老一辈任经理，青壮年出外采购，以后辗转变化，形成了大盛绸庄、天成绸庄的骨干力量。 抗日战争后期，获得初步恢复的长沙市绸布业，进一步适应战时环境，采取敌来我退，敌去我回的灵活经营方式，抓住了每一个有利时机，争取自己的发展。于是，又陆续集中力量，回到了原来长沙绸布业的繁荣地点——八角亭一带复业。由于财力有限，加之时局动荡，一般都采用新型油漆木板牌楼门面，引人注目，以广招徕。当时著名翻译家兼记者曹靖华路过长沙，写过一篇《八角亭的文明》的报道，使长沙绸布业的人们很受鼓舞。 1944年，长沙沦陷，绸布业中的小型店号多疏散到附近乡村，大、中型店号则纷纷向外地迁避。当时的疏散路线大致分为两路：一路由长沙→衡阳→桂林→贵阳；另一路由长沙→湘乡→蓝田→新化→安化。前者是省外路线，敌人跟踪追逐，奔波转折，损失较重。后者是省内路线，避开敌锋，逐步转移，损失较轻。 丰记、益新，复盛、全记等几家疏散时是走的省外路线（后来复盛、全记至桂林绕道靖县折回溆浦）。由九成、裕丰、福记（均大盛班底）组成的大信绸庄和瑞成匹头号等家是走的省内路线。这些店号经过一年多的流离转徙，不能定点营业，结果都因亏损而被迫停业，丰记在贵州遵义结束；益新在四川綦江结束；大信在安化结束；复盛在淑浦结束。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到1946年初，长沙绸布业逐步得到恢复。新组成的各店调整人力，增筹资金，又呈现了一种新兴的气象。当时八角亭一带的大型门市店有如下儿家： 兴记大盛绸庄：由原大信绸庄的魏韵篁、李笃斋重新合作，另加入老大盛股友萧桂初组成。 福盛绸庄：系由原复盛绸庄的两个支号合并而成。经理周咏鸿，副经理萧祥林。稍后萧祥林另组福和匹头号，仍兼福盛绸庄副经理职务。 益盛绸庄：经理黄松年，副经理欧继华。 意新绸庄：经理戴树梅，副经理李寿赓。 介昌绸庄：经理谢润海，副经理陈惕冰。 阜丰绸庄：经理葛淦源，实际由梁文聪负责。 天成绸庄：经理郑增荣，副经理周润富、罗呤溥（均大盛前期学徒）。 在大型门市店外，另有几家专营批发的店子，设在药王街、西牌楼一带，业务活动亦较有力，举其概略于次： 庆丰匹头号：经理黄梅陔（兼阜丰绸庄批发主任）。其资金以津市帮王善庆为主要后台。 协丰匹头号：经理李素奇。系由庆丰分出。 厚孚匹头号：经理马春楼（后转为长沙中药厂）。 荣记匹头号：经理陈世村。原经营皮革呢绒业。 其余专营批发店尚多，但业务一般，影响市场不大，均从略。 长沙市绸布业历来以合资经营为主。在抗日战争前后出现了两家独资店。 一是琳琳绸布店。开设于中山路。经理陈棣村，初期在国货陈列馆内与人合伙开设牌名福华的小型布店，以后逐步发展，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设庄，积资渐多，在中山路购买房屋地皮，开设琳琳绸布店，在长沙市北区独步一时。 一是恒昌绸布店。开设于青石桥（今解放西路）。经理彭汝霖，原系经营皮革呢绒业，抗日战争前后改营棉布匹头，逐步发展，并在上海设庄，在青石桥建筑新屋，经营门市，业务一般。1949年，彭本人出走香港。由店员支持到公私合营。 除上述大、中型门市批发店外，尚有数十家小型门市店以及部分摊贩。其资本额和营业额占全行业比重较小，它们的出现与结束对市场影响不大，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本文作于1982年） 原载：《长沙老字号》湖南地图出版社2009年9月 主笔、特邀编辑：陈先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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