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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

2020-10-4 15:00| 发布者: admin| 查看: 286| 评论: 0|原作者: 辑录:陈先枢 杨里昂 彭国梁|来自: 名城长沙网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又名多、亦多、一多,字友三、友山。湖北省蕲水县(今黄冈市浠水县)人。新月派代表诗人。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喜欢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1920年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和第一首新诗《西岸》。为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作品主要收录在《闻一多全集》中。

 

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节选)

 闻一多

 

    说到联大的历史和演变,我们应追溯到长沙临时大学的一段生活。最初,师生们陆续由北平跑出,到长沙聚齐,住在圣经学校里,大家的情绪只是兴奋而已。记得教授们每天晚上吃完饭,大家聚在一间房子里,一边吃着茶,抽着烟,一边看着报纸,研究着地图,谈论着战事和各种问题。有时一个同事新从北方来到,大家更是兴奋的听他的逃难的故事和沿途的消息。大体上说,那时教授们和一般人一样只有着战事刚爆发时的紧张和愤慨,没有人想到战争是否可以胜利。既然我们被迫得不能不打,只好打了再说。人们只对于保卫某据点的时间的久暂,意见有些出入,然而即使是最悲观的也没有考虑到战事如何结局的问题。那时我们甚至今天还不大知道明天要做什么事,因为学校虽然天天在筹备开学,我们自己多数人心里却怀着另外一个幻想。我们脑子里装满了欧美现代国家的观念,以为这样的战争,一发生,全国都应该动员起来,自然我们自己也不是例外。于是我们有的等着政府的指示;或上前方参加工作,或在后方从事战时的生产,至少也可以在士兵或民众教育上尽点力。事实证明这个幻想终于只是幻想,于是我们的心理便渐渐回到自己岗位上的工作,我们依然得准备教书,教我们过去所教的书了。

    因为长沙圣经学校校舍的限制,我们文学院是指定在南岳上课的。在这里我们住的房子也是属于圣经学校的。这些房子是在山腰上,前面在我们脚下是南岳镇,后面往山里走,便是那探索不完的名胜了。

    在南岳的生活,现在想起来,真有“恍如隔世”之感。那时物价还没有开始跳涨,只是在微微的波动着罢了。记得大前门纸烟涨到两毛钱一包的时候,大家曾考虑到戒烟的办法。南岳是个偏僻地方,报纸要两三天以后才能看到,世界注意不到我们,我们也就渐渐不大注意世界了,于是在有规则性的上课与逛山的日程中,大家的生活又慢慢安定下来。半辈子的生活方式,究竟,不容易改掉,暂时的扰动,只能使它表面上起点变化。机会一来,它还是要恢复常态的。

    讲到同学们,我的印象是常有变动,仿佛随时走掉的并不比新来的少,走掉的自然多半是到前线参加实际战争去的。但留下的对于功课多数还是很专心的。

    抗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那时还不甚显著,人们对蒋委员长的崇拜与信任,几乎是没有限度的。在没有读到史诺的《西行漫记》一类的书的时候,大家并不知道抗战是怎样起来的,只觉得那真是由于一个英勇坚毅的领导,对于这样一个人,你除了钦佩,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有一次,我和一位先生谈到国共问题,大家都以为西安事变虽然业已过去,抗战却并不能把国共双方根本的矛盾彻底解决,只是把它暂时压下去罢了,这个矛盾将来是可能又现出来的。然则应该如何永久彻底解决这矛盾呢?这位先生认为英明神圣的领袖,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最高智慧,时机来了,他一定会向左靠拢一点,整个国家民族也就会跟着他这样做,那时左右的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现在想想,中国的“真命天子”的观念真是根深蒂固!可惜我当时没有反问这位先生一句:“如果领袖不向平安的方向靠,而是向黑暗的深渊里冲,整个国家民族是否也就跟着他那样做呢?”

    但这在当时究竟是辽远的事情,当时大家争执得颇为热烈的倒是应否实施战时教育的问题。同学中一部分觉得应该有一种有别于平时的战时教育,包括打靶,下乡宣传之类。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因为那时的中国军队确乎打得不坏。结果是两派人各行其是,愿意参加战争的上了前线,不愿意的依然留在学校里读书。这一来,学校里的教育便变得更单纯的为教育而教育,也就是完全与抗战脱节的教育。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并不是全体学生都主张战时教育而全体教授都主张平时教育,前面说过,教授们也曾经等待过征调,只因征调没有消息,他们才回头来安心教书的。有些人还到南京或武汉去向政府投效过的,结果自然都败兴而返。至于在学校里,他们最多的人并不积极反对参加点配合抗战的课程,但一则教育部没有明确的指示,二则学校教育一向与现实生活脱节,要他们炮声一响马上就把教育和现实配合起来,又叫他们如何下手呢?

武汉情势日渐危急,长沙的轰炸日益加剧,学校决定西迁了。一部分男同学组织了步行团,打算从湖南经贵州走到云南。那一次参加步行团的教授除我之外,还有黄子坚,袁复礼,李继侗,曾昭抡等先生,我们沿途并没有遇到土匪,如外面所传说的。只有一次,走到一个离土匪很近的地方,一夜大家紧张戒备,然而也是一场虚惊而已。

原载《闻一多全集》第二卷


辑录:陈先枢 杨里昂 彭国梁

原载:《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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