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牧良

蒋牧良（1901—1973），原名希仲，后名再影、牧良，笔名涟沛、敬士等。湖南湘乡（今双峰）人。作家。1923年考入长沙雅礼大学预科， 1925年投军。3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 1937年回长沙主编《大公报》副刊。1940年创作长篇小说《出山》。曾任国民政府第二十军秘书，《中国晨报》、《国民日报》副刊主编等。1947年在香港加入共产党。1949年以新华社特派记者身份随军采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总政文化部助理员，湖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主席等。

在 长 沙

蒋牧良

    整整五年没回家，这一天跳上了长沙小西门外的轮船码头。一切都照着预定计划：先去瞧瞧几位上了年纪的亲戚，再赶回家的汽车。

    在省里的亲戚，要算一位姓朱的姑丈年纪最高，第一步还是到他家去吧。

    刚刚跨进姑丈家的门槛，就听得前楼上有咿咿呀呀的读书声：

    “……治天下有本，礼乐教化顺而已矣，治天下有法，信赏……”

    “……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苟与杨……”

    咦，错了吧——我这样怔了一怔。姑丈从前虽说读过不少的书，也爱看些秀才举人们的诗文对联什么的，可是一向是个买卖人，并且近年又不很阔，请不起西宾。简单的说：他们府上压根就没有现在还要读书的孩子，这个我可明白。可是门牌上的数字一点不含糊——二十五号。屋子还是那所原来的，我只有怀着“试试瞧’这样的心情，一迳踏上楼去。

    七八个十多岁年纪的小学生，穿着各种各色的长袍短褂，围起一位老先生在中间，这正是我的姑丈。我跨进一步去拉住他一只手，招呼说：

    “您好呀……可还认得？”

    这位老先生把嘴脸一拉，鼻子立刻跟着长了起来，那截大黑圈的老花眼镜一褪到鼻子上，眼光就打玳瑁框子上瞧出来，于是他恍然大悟似的笑起来：

    “哈哈哈……认得认得！老三呀！……几时来的？”

    姑母本来三年以前死了，几位表兄弟又不在家，对于别人就用不着作无谓的客气。于是我坐下来说明行踪，他马上又叫人给我把行李安顿在一个小房子里。

    洗过一把脸回到了原来的坐处，我才开始问他怎么改了行当来教书的，这位老人家除先诉说着他那店子失败的原因之外，又谈到近况不怎么那个，不得不吃这碗教书饭。末了他说：

    “啊，吵死了！成天给他们吵死了！真是‘村童八九纵横坐，天地元黄喊一年’，不过我教的是些市童就是了。”我打量一下这几个学生，大半象些小学到初中的年龄，有几个面貌也还清秀，很可以读书的样子。不过怎么这时候还在私塾里鬼混，这可使我糊涂。闭会儿嘴，我才笑笑说：

    “教私塾这个玩意，我们湖南也还有？”

    “啊哟，这个你才不知道哩！”他含着笑脸，蛮有兴致似的。“你离开湖南这么久了，有些事情当然那个……现在我们的湖南有三多：饿民多，娼妓多，还有私塾里的教书匠多。”

    话一终句，他就哈哈地大笑起来，脸子可免不了有些儿滑稽。

    “几年以前不是听说湖南要强迫教育么——不准再有私塾，怎么这几年倒……？”

    “快莫说了！快莫说了！”他对我两手乱摆，又把褪到了鼻尖子上的眼镜架上点儿。“这些小学生就是那几年坏事的啰！强迫教育——强他屋里娘，强得孩子一句书也没读进肚子里去。”

   这么着，他就开始对我作一套很冗长的叙述。姑丈本来健谈，记忆力也不坏，他那谈话中夹着民国十几年十几年的说下去，全不要加思索，仿佛背诵一部滚瓜烂熟的《三字经》。他说那几年推行强迫教育的疯狂，不问是城市是乡村，处处都要办学校，处处的后生子都象尾巴上面着了火，洋里洋派，动不动就说线订书没屎用，要读新学。从前那些教书匠就搭着倒了大霉，有饭不能吃，要进师资研究所，胡子长到一尺把的，也要去受这个罪。其实进过师资研究所的人又有什么好处？教出来的学生，还不是一窍不通——屁字都不认得一个。

    “现在他们醒来了！”

    猛不防谈到半路里他这么很响亮的来一句，伸手摸过桌子上的茶壶来啜口茶。

    接着，他的话锋就转了方向。这位老先生的脸上更加光彩烨烨，把两个袖筒一捋，眼睛可睁得怪有神的。他再摸摸胡子，先把那几年的教育做个总批判：是“用夏变夷”。他说政局一经砥定，人心到底还是人心，近几年可全换了一个样：教育当局，谁不是装个一肚子的旧书来？改变学风，这自然是意想中事。

    因此近来这些中学堂里，也都观风转舵，英文虽然还是有，算术课也没有废。然而占大多数时间的，已经是国文这一门了。并且作文通通要用文言，一些弄“的”“么”的家伙，可大倒其霉，老师打他的分数老是尽一个圈，有时还打转去要重做。至于老学校，那更不用提了，非文言不取。

    “这世界，真要这样来一手才行！要不然，到哪一天才弄得好？人心都是这么坏下去，你说？”不死……”其余就记不齐全了。

    他把这件事尽在哇啦哇啦的说下去，看势头，一时是不会休止的，我不知是路上过于疲劳还是怎么，接连打了几个呵欠，腿子也伸得远远的，把身子靠到椅背上，显得非常狼狈的样子。我那位姑丈也似乎感觉到了一点什么，站起来招呼我说：

    “疲劳了，在船上疲劳了吧？快去躺会儿！……有些话我们晚上再谈下去。”

    下午，我出门去找过好几个朋友，回得很晚，姑丈已经睡着了。第二天星期，我又到北门去找一个姓何的谈天——她在一个什么女子学校教课的。我们谈话的时间很久，谈到了青年，谈到了文化。一拉到这些上面去，这位何小姐就免不了带着感伤，有时候，简直近予愤慨。

    她说不要谈到这些事情上去吧，几年来的生活，固属象块烙铁，自己免不了堕落，别人也一样在鬼混。环境及许多方面，都是把人和事实分开做两起的，到了一个为职业而职业的人，就完了蛋。认真点说，要不是为得肚皮非塞饱不可，她真要丢掉一块沙漠地一样的丢掉这地方。我问她教的那些学生怎么样，她就说，刺绣，缝纫，烹调，是她们最感兴趣的。

    “一点课外书也不读吗？”

    “课外书，谈不到……有的，也是《青楼梦》、《红楼梦》，《金瓶梅》，这一类的好书。”

    我漠然地坐着，眼睛看住前面的板壁上，又记起了昨天和我那位姑丈的谈话起来。

    “男学校呢——好些吧？”

     她先摆摆头：

     “他们的玩意是：球，国术比赛，脚踏车比赛。”

    这里他把话停下来，脑袋凑到我跟前，征求同意似的看着我。我无可奈何地对他笑笑，他就又把话接了下去。

    “这就叫做天道循环，有这样多日子下雨，就有这样多日子天晴啰。从前的线订书差不离只好拿来擦屁股了，现在却翻了身，教书匠受过不少的罪，现在也抬了头。如果要不这样一来，那可真不好办！象我的生意一坍台，真要饿肚子。谢天谢地，‘斯文不堕’，我们这些老头子还有一点办法。不过我这几个学生求学不出于真诚就是了，他们多半是考中学不取，再来补习的。然而也有些父兄很明白，一向就读这样的书的。”

    这位老先生的谈话太冗长了，两个嘴片泡着白沫。可是他还不觉得疲劳的样子，吐过一口痰涎，又问我这一次回家是不是不再出来了。我告诉他呆在家里没饭瞰，他就又给我献谋：回家去教老书，倒也不坏，这几年乡下教私塾的人都很好，“束脩”很可观。X秀才每年教到八百块，X拔贡也有几百一年的。

    不知怎么一拉，我们的谈话又拉到了城里几个学校。他说这世界真有玩头，上面不是说过的么，考学校和找差使，都是旧书靠得住，乡下一些好子弟，自然不愿意送到城里来。

    于是从前七八百学生一个的学校，现在不过一两百人，还有些，就简直晨星落落，只有几十个人的。这一来，城里这些教书匠的饭碗又给打掉了。不过城里的教书匠，到底有些都市化，就拿出他们的市侩手段来，和他们对抗。

    象今年省里有几个中学，就统统都去聘某举人来当教务主任，某秀才来当国文教员——和乡下的教书匠抢饭吃。XX中学在开学的那一天，那位新教育长某孝廉，还写过一副长对联，是用感伤的口吻来标榜他们的教育宗旨：“吾道是耶非？想守缺抱残，未必遂干造物忌。”下联，这位老先生只背得一句“人心终说了。

    同来的那位何小姐，她站在中间所谓“杂志部”的板子边上，手里拿本什么东西在瞧。我走拢去一看，见还是一本二月出的《读书生活》。“杂志部”也不过是摆些缤缤那样的杂志。多出来的，就是《汗血月刊》，《世界知识》，以及《东方杂志》和《新中华》几样罢了。

    左翻右翻翻不出一个所以然，我就推着她走。可是她说：

    “站一刻，我还要等一个人来买部书哩。”

    说着，她还在看她的，书也没见她买。我可烦躁起来：

    “买书就买书，老瞧干么？”

    “说过要等一个人呀，怎么这么烦躁法子！”

    这把我真弄傻了，走不好，不走也不好，买书都要等一个人，这大约是她没带钱来。

    “没带钱吧？——我这里有。”

    她摇摇头，又不理我。于是我背着一双手在屋子中间踱来踱去，有时候瞟一眼宝笼里面摆的那些富有肉感的明星照片。

    许久许久，她才找着一个小店伙在他那耳朵背后说了几句什么，那情形是诡秘的。小店伙跑进了里面去，一会儿出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商人，和她招呼。她又和他说了句什么，那家伙就把眼睛移到我身上，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量。她赶急说：

    “这个不妨事，他和我同来的。”

    那个商人神秘地从板子底下抽出一本书来交给她，我走拢去一看，是本三月号的《文学》。钱不知是三角几，她把包好的书挟着走出来，我就问：

     “怎么买一部《文学》，也值得这样鬼头鬼脑。那家伙打量我，是不是怕我是个扒手？”

    不知怎么一来，我们中间的谈话没有先前那么起劲了，只得放下这些来谈别的。可是老找不到好话头似的，说几句，话又断了，于是我提议去逛书店。

    “去到书店里走走吧，这么枯坐着，多无聊！”

    “你快不要逛书店，在此地逛书店，会使你生气的！”

    可是我坚持着我的提议，她只有同着我出来。

    穿过六堆子，在又一村那街口子对面，她进了一家很小的书店。这店子小得多可怜，门面不过五六尺宽，玻璃上的尘垢积起有分把厚。店伙伏在头柜边上打盹。几本《人世间》，《青鹤》、《良友画报》这一类的杂志贴在玻璃的那一面以广招徕。其余都是些一折七扣、一折八扣的《燕山外史》，《雪鸿泪史》什么的，屯积在两列宝笼里，睡着了似的。

    我们进去翻了一遍，就同着走出来，我朝她笑笑：

    “开玩笑哩——你！”

    “什么？”她的眼睛睁得很大，脸子很严肃的。“到此地来逛书店，就是这么个逛法！……统统只有三家卖文艺书和杂志的书店，这儿的缤缤，还有前面一家新星和金城。其余都是些卖教科书和仪器用品的了。”

    我们沿着街石板向四方塘走去，我想：

    “真的么——她不会在向我说诳吧！”

    拐过一个弯，就到了新星——新星和缤缤的样子差不离，我们就一直来到金城。书店的场面较那两家大，上面横着一块纸牌“杂志部”。我先从两列宝笼边上挨次看过去，除了徐枕亚他们的东西，还有《金瓶梅》和《啼笑姻缘》这一类的书。在中间一个地方有几本《资平小说集》，《爱与血》，以及《灵凤集》等等。其余关于翻译本子及文艺理论的书籍，简直绝种，别的书可更不用    “此地就是这个样，除了商务、中华两家的书，别些书店里出的书，就不大方便卖，在他们的眼中，大概会等于海洛英。那店主知道什么呢？——他打量你——你要是个做或种工作的人咧？”

    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一句话冲出口来：

    “是这样的呀？”

    “谁骗你！”

    说着，她又向我笑笑，大概她看了我这傻里八叽样子，很值得笑吧。

    我们同走了很远一段路，谁也没开口，等到她和我快要分开的时候，她就告诉我，她不愿意久住此地的，这些也未必不是原因之一，什么耳目都闭塞了，要想找个朋友痛痛快快谈阵天，那就打起灯笼也找不着，谁住得下去！

    第三天一早我就去赶回家的汽车。轮子动了，我才不自觉的透出一日长气，一面想：

    “真见鬼，偏又要在此地住两天——这地方简直有点象低气压！”

原载1936年7月1日《现实文学》创刊号

辑录:陈先枢 杨里昂 彭国梁

原载:《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