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博

长沙的文化姿态

张文博

长沙虽然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都市，却还依然充满着中世纪残余的意味。因此，一般市民的生活，还是相当的保守着古朴的风尚。就是那些少年的官吏和绅士们，也有几分老绅士的神气。他们很少像江浙人那样好着西服的，身上着的大半能够符合最近六中全会规定的服制，长袍马褂，衬托得十分雍容儒雅似的。他们见了人，免不了作揖打拱；到人家贺寿吊丧，自然是遵用清朝的跪拜礼节。     

谈到妇女问题，他们很憎恨恋爱自由和女子再嫁的事，对于节妇烈女，是要赞叹几句“可风末世”的。可是他们并非“戒之在色”的孔门信徒，他们流行的口号是“做人”——就是“讨小老婆”的切口。

他们说：“凡是有点狠气的，都要讨两个以上的堂客。”其理由是“人生行乐耳”。不只是做小小官儿的，就是中学教员，多兼了几个学校的课，也要尝试尝试。小老婆与包车，几乎是新兴绅士们必备的两件玩意儿。

长沙汽车很少，大约是要师长以上的官，才有自备汽车。所以自备一辆包车，在斗大长沙城中，也相当的神气。即使老爷们不常坐，让太太们乘着到亲眷家里去实行“新生活”，也是好的（“新生活”是长沙流行的新语，意思是“搓麻雀”）。

太太、小姐们的打扮，自然又是一条路线，她们总是朝着现代化一方面，但道地摩登的还是只让汽车阶级，据说这是经济条件使然。维持风化、褒扬节烈的事，当局不遗余力地在做。有某机关女监印官，为一个男性公丁所爱，女监印官不高兴那个公丁，那个公丁疯狂似地单恋着她，常常在办公后归途中和她纠缠。于是女的报告警察，把男的捉去吃了一顿官司。哪知他一出来，依然到街上去纠缠那女子。官厅里也知道是个疯子，只好把他再捕来关起。后来当局为维持风化起见，特提出枪毙，以儆效尤，罪案是“蛮恋”。

今年七月，长沙各报载省府褒扬节烈，颁发匾额的地方有数处。这种匾额的样子，我没见过，但以颁给长沙一个百岁农民的匾额为例，便是一块白竹布，上面写几个字。那个百岁农民所得的匾额，是写的“葛天之民”四个字，这大概恭维他是一个原始社会的人，真正也古得可以了。

长沙县教育界出版的《长沙周报》，对于提倡节烈，尽了不少的力。六月三十号出版的一三九期，登载周烈妇静元殉夫事略，以后各期连载这个烈妇的挽联、挽诗、哀辞、传记等。事略是县教育局科员写的，据说烈妇的丈夫叫做“周韵歧，中学生，供职县教育局，其尊人味秋先生，笃行好学，于古今人之忠孝节义，及凡言行之可以警动末俗者，日必纪之于册，烈妇辄取而展诵以涵濡之”。因为受了这种旧礼教的束缚，所以在丈夫病死之后就自杀了。事略的作者又一唱三叹地说：“烈妇出自义门，固天性纯焉，而其翁其夫又皆服膺礼教，涵濡诗书，其挺身为女界放异彩、挽颓风，夫岂偶然也哉！夫岂偶然也哉？”

同报第一三四期载《王淑纯女士清操可风》一则，事实是：淑纯为何淑峰嫡配，淑峰另纳宠妾，对淑纯颇疏隔，后凭戚族将家财分析，与夫离居，作有夫之寡妇。编者用四六句写两行小题目道：“作有夫之寡妇，艰苦自守；挽末俗之颓风，贞操堪夸。”

该报于纪载周烈妇事后，不久又有一段新闻，标题为《又一殉夫的女子》，因为事不出在长沙，没有作许多的文章。

《长沙周报》有文艺一栏，除烈妇挽辞外，又见有该报社社长四十初度的寿诗，七律若干首，是该县名人和社长原韵之作。

风雅如不绝，湖南的士大夫当居首功，好几个作过县长或科员的遗少，都用上等中国纸精印诗文集赠送亲友，甚至连小学生时代的得意课卷，如（民生在勤说）之类，也印了上去。所以这样的事，并非《长沙周报》的创举。

在周报中，我既然推举了《长沙周报》代表，那么，日报就要推《通俗日报》了。《通俗日报》名为通俗，又是省立民众教育馆出版的，顾名思义，应当是很大众化的吧！可是文字大半是文言体，副刊里面的识字课，都搬来许多《说文》上的话，还有“白语讲经”一栏，每天只是沉闷地写着“诗云……子曰”。“介绍好书”栏内，所介绍的书是《女子四书》之类。有一天把前面讲的那个周烈妇的遗书真迹制了铜版，印了一幅插图。他们一定觉得这对于国粹主义文化运动，有重大的贡献。

这些报的报头也不寻常，不是何键题的字，就是朱经农题的，他们都署了名、盖了印的。

在国粹主义文化运动之中，各学校国文教员，大部分都换了旧日的举人秀才。喜欢谈谈新文艺的渐渐减少，他们说这些人至多教教初中学生罢了。有一次，一个亲眷家里的学生，问我应当读什么书，才可以学到许多实用的文字，譬如韩元嗣的《博奕论》。我觉得他所举实用的文字的例子很奇怪，但湖南，无论是机关上考试雇员，或学校考取新生，都要求被试者作这种文字，似乎这种文字真是很合于实用的。

有个朋友告诉我：长郡联合中学的招生章程，规定国语以能作二三百字的记叙文为度，但考试时国语试题是“敏而好学说”。有一个投考的小学生写得很有趣，他制造一个敏儿读书的故事，把敏儿描写得非常用功，终于获了良好的成绩。文章是很好的，可是看试卷的认为文不对题，要不是大家都差不多，早已把这个“能作二三百字记叙文”的投考者的入学资格取消了。听说那些试题曾经教育厅方面审查过，有人质问厅长朱经农：为什么小学还不曾读经的时候，中学入学考试老早就考经书了？他自然知道这是疏忽，而且是在那一环境里很寻常的疏忽。

其实朱厅长在湖南文化界还表现了一些阻止开倒车的作用，因为他是一个主张忠实执行教育部令的人。关于中小学读经，亏了他的主张召集教育界人士举行各种会议讨论才没有强迫实行。他又曾请胡适到湖南演过一次讲。虽然胡氏不过讲的“中国将亡于贫、弱、贪、愚”那一套，可是这位做过白话文运动的宿将，到现在的湖南走一趟不是没有意义的。胡氏临去的时候，何主席赠送他一首对联，写着曾国藩的“行事莫将天理错，立身宜与古人争”那两句话，自然是大不满意。

在教育部通令采用简体字的时候，湖南各校都正在禁止学生写俗字和省笔字。部令到了以后，有些学校采取一种绝妙的折衷办法，就是，除作文簿外，一般的笔记簿准其写俗字或省笔字。他们很着急学生子将正体的汉字忘记了。近来报载有几百学生代表要求何主席电请教育部收回简字的成命，当然不是偶然的。    因为要防止新思想的输入，并集中学生精力准备会考的缘故，有些学校是禁止学生读杂志的。他们说，只要把正课范围以内的工作做好了，就了不得，哪里还有闲工夫读外面的东西呢？

在文化封锁的局面下，在校的学生只是为考试而读书，校外的知识分子便吟诗作赋，或者编本把国学入门书呈主席批阅，也有获得奖金的希望。至于颇负时望的老先生如李肖聃之流，就忙着“绛帐传经”，大有“满城桃李尽在公门”的神气——他除在各校授国学课外，在家还开班讲学，各校教员和各机关公职员，不少前去听讲的。他们说：如果我没有国学常识，恐怕人家说起来，在大庭广众之中要丢脸的。

辑录:陈先枢 杨里昂 彭国梁

原载:《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