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左)和田汉合影。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长沙晚报记者 范亚湘 田汉故居所在的果园镇 正展开一幅绚丽的图画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熟悉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每一次听到，都会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义勇军进行曲》高昂激奋，鼓舞人心，催人前进。这首歌已深入中华儿女的骨髓之中，而每当长沙人唱起或者听到国歌时，还会拥有更深一层的感情，因为国歌词作者田汉就是长沙人。 再过三周的3月12日就是田汉诞辰119周年纪念日。2月17日，春阳暖暖，记者再次来到长沙县果园镇田汉社区的田汉故居。果园镇党委书记覃芳表示，为了纪念田汉诞辰120周年，果园镇正在做两件大事：一是修建一条5.6公里的田汉大道，从星沙城区到位于果园镇田汉社区的田汉故居，虽然路程不远，但是没有一条主干道通行，特别是从东八线进入果园镇后，仅有村级小道连接，“这条狭窄的乡村小道严重阻碍了市民前往参观田汉故居的脚步”；二是希望道路畅通后，在弘扬和传承田汉精神的同时，带动果园镇的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据悉，果园镇内已有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等，每逢节假日吸引数万市民前来旅游休闲。田汉大道建成后，将使之与即将在田汉故居附近建设的田汉艺术小镇串联在一起，连点成片，形成果园镇乡村旅游产业带。 眼前果园镇到处热火朝天。就在田汉故居的东边，国歌纪念馆已经竣工。占地342亩，投资高达2.2亿元的田汉戏剧艺术文化园已在故居周边开建。田汉戏剧艺术文化园将由田汉故居、戏剧雕塑园、戏剧广场、升旗广场、田汉艺术陈列馆、果园古戏台等主要场馆和相关配套设施组成，涵盖了纪念活动开展、田汉戏剧文化展示、文化艺术培训以及观光旅游等多种功能。长沙县田汉诗社社长杨明乐兴奋地告诉记者：“今天的果园镇正展开一幅绚丽的图画，一个有花有果香满园，集文化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理想小镇即将向我们走来！” 庭院幽深，树影斑驳。走进古色古香的田汉故居生平事迹陈列展室，田汉的青年时代、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等等……今天的观众感受到田汉对艺术的执著以及为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不屈的精神。 记者走出故居，一辆停靠在故居门口的汽车里传来嘹亮的国歌声，顿时，人为之一振，不由自主地生出无限豪迈和遐思…… 《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是取“居安思危”的意思 “这几年我这个田汉诗社社长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收集整理与田汉有关的资料，现在，很多与田汉打过交道的人都是八九十岁了，如果不抓紧抢救，恐怕就会来不及了。”杨明乐说，正月初八她还与住在北京的田汉原配夫人易漱渝的侄子易海云老人通了电话，谁知正月十五易老就走了…… 网络上，关于《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背景有很多种说法。“以前，我就听说过田汉把国歌歌词写在一张包香烟的锡箔纸衬纸上的说法……幸好，我找到了为这个事情专门求证过夏衍的原湖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范正明老人，范老在一篇回忆1989年在北京拜访89岁高龄的夏衍的文章里讲清楚了这个事。” 范正明在文章里说，那天夏衍“谈兴很浓，几乎不容许我插嘴。我趁夏老喝茶润嗓的机会，忙说：‘夏老，给我谈谈《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吧。’” 提到这点，夏衍似乎有些忿然，说：“现在有些人不负责任，误传《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词，是田汉写在一张包香烟的锡箔纸衬纸上的。这不是事实，写在衬纸上的是他被捕入狱后写的那首《七律》。这首歌词是电影《风云儿女》中的插曲，田汉的剧本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约十余页，剧名为《凤凰涅槃图》。《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桌上搁置了一段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了。他被捕后，由我接手写成电影台本，投拍时改名《风云儿女》。歌词只动了一句，将‘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一句，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据夏衍介绍，聂耳是田汉发现的，他们的年龄大概相差十来岁吧，可说是忘年交，亦师亦友。这次是聂耳主动请求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但刚开始创作，国民党当局搜捕聂耳的风声很紧，党组织立即让他出国避险。这曲谱是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由电通影片公司员工首唱，并制成了胶木唱片，秘密地送到南京田夫人手里，嘱她设法告诉在监狱里的田汉，对他应是一种慰藉。“这首歌很快在全国传唱开来，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因为写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心声，建国后成为代国歌，后又成为正式国歌，就是取‘居安思危’这种意思。” 田汉的戏剧启蒙源于故乡和会讲故事的母亲 田汉早年留学日本时曾自诩为“中国未来的易卜生”，的确，他不仅是“国歌之父”，还是“中国现代戏剧之父”，他是中国戏剧赫赫有名的“田老大”。 长沙县是湘戏、影子戏等“戏窝子”之地。《田汉文集》里说，田汉从五六岁时起，就经常骑在叔叔们肩上，赶十几二十里地去看庙台戏，他每次看戏回家，就会一边模仿戏里的人物，一边念念有词。 参加学生军后，当时军人看戏不要钱，他便时常到“三尊炮”去看京戏，在这种四处可学的气氛和四处爱学的精神下，田汉初步掌握了戏曲艺术的形式，懂得了一些舞台处理方式。13岁那年，传统折子戏《三娘教子》激发了田汉的创作灵感，于是他根据这部戏改写产生了他的处女作《新教子》，这个剧本发表在当时的《长沙日报》上。 本来，田汉在日本求学归国后已经树立了相当的声名，既可以在中华书局任编辑，也可以在若干大学教书。可是他撇开这些生活安定的事情不做，用他自己的话说偏去“开艺术铺子”。其时，所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既无基金，更谈不上发给教职员薪水和学生应缴学费。田汉这样做就是为了吸收“奋发有为之贫苦青年”，于是，先生介绍学生，学生又介绍自己的朋友，内地来的青年一下子没有地方住，就搬到田家去。这些人中，就包括当时在楼梯下空处搭睡床的金焰，和应门做琐事的小姑娘胡萍，日后都成为中国电影界有名的男女明星。 抗战期间，田汉一家避难南岳，他每天请母亲田老太太讲述她一生的经历。田老太太名为易克勤，有人称她是“戏剧界的母亲”，因为他们一家在上海常周济年轻艺术家之故。田汉整理了母亲的经历，全文10多万字，以《母亲的话》为题，刊发在《人间世》和《当代文艺》上。 这是一篇不同凡响的文字，田汉在这篇文章中提及湖南长沙东乡农民的生活，既琐碎，也细腻，举凡上山采茶，下水捉鱼，害天花，卖儿女，父母将逆子沉死于池塘中，年终三十夜赎当不付息，各种情节穿插其间，构成社会的一大剖面……而且，在这篇长文中，田汉透露他家庭出身之绝对贫寒，也是对他一生合群的性格作了间接的解释。 离开40年后 “田老大”一路步行回故乡 1916年，田汉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离开故乡前往东瀛求学。这一去，直到40年后的1956年5月方才回到故乡。 不过，田汉曾经好几次到长沙，但都没能去故乡看看。1938年，这对生于贫苦家庭的田汉来说是段快乐的时光。1月28日，在徐特立的支持下，田汉由上海回长沙创办《抗战日报》，这可是田汉继南国剧社之后又一个梦想生长的开始。 报社设在田汉表舅蒋寿世先生在皇仓坪经营的“远东”电影院里，空余的几间房，除了一张长桌子和几把椅子别无他物。报社没有任何津贴，更谈不上薪水了，就连平时的伙食费都是七拼八凑勉强维持的。但素来有一股“湖南蛮牛”犟脾气的田汉硬是克服了重重困难，报纸得以顺利出版。 1956年5月，身为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田汉与湘籍历史学家翦伯赞来长沙视察。视察完湖南省湘剧团后，他还特意去了位于樊西巷湘剧二团的宿舍，演员的生活窘境让田汉揪心：“上下两层楼住了140个人。楼下大厅住了十几户人家。隔一层帐子便是一家。单身艺人两个人一铺。也有青年女演员住在两对夫妻的当中。”性情耿爽的田汉为艺人请命，在《戏剧报》上连发了《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为演员的春天请命》两篇文章，又将此事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不想，这两篇文章在“文革”中成了田汉的“罪证”。 随后，田汉没有惊动任何人，带着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悄悄地回了一趟故居。“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唯一的一次返乡之行，步行二十多里走回田家塅。”杨明乐从当年见证了田汉回乡的几位老人那里获得了一些细节： 一路上，田汉边走边问地名、山名、河名、树名，还有小时候伙伴的名字。边问边给身边工作人员介绍他的童年和果园的乡情、乡音、乡俗。这时，闻讯而来的田十一公（田汉的堂兄弟）紧紧握住田汉的手，许久无言。田十一公领着田汉来到了已是一片农田的田家大屋旧址前。原来，1954年，临近的金井河发大水，故居已被洪水冲毁，老屋只留下断墙地基。 “面对这一片苍凉和岁月的扬尘，田汉不禁泪湿衣襟，拄着拐杖的手也在微微颤抖。他沉默片刻，又朝前走去。他要去李公庙再次看看小时候念过的戏台上的那副对联：不大地方可家可国可天下，寻常人物能文能武能鬼神。”著名作家谭仲池说，这也许可以算是田汉心中的一缕乡愁吧！它串起了一个潇湘赤子对梦想与信仰的深深依恋。 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长沙人黄仁宇1938年曾在田汉任社长的《抗战日报》工作过三个多月，而且，因是田汉长子田海男的同学，一直尊称田汉为“田伯伯”。1988年，身在美国的黄仁宇在观看汉城奥运会时,时常响起的《义勇军进行曲》令他想到“田伯伯”，深情地写了一篇回忆田汉的文章，可以从另外的视角看到一个鲜活的田汉： 我上中学的时候，由郭沫若、田汉、郁达夫等人创办的创造社所出版的一些注重新文学的刊物，仍是我们年轻人爱不释手的精神食粮，当中也只有两位作家顶能够将革命时代的浪漫性格发扬到最高峰，此即田汉与郭沫若。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他们年轻时彼此就曾以中国的席勒和歌德相标榜。 在国、共两党密切合作的那一段时期，田汉着军服，戴少将领章，佩手枪出入前线，跟着部队雨中行军。他的书里有很多日本海陆军的材料，他曾写过一篇怎样袭击日军旗舰“出云号”的文章，指出应当进入彼方射程之内破坏其司令部。但是这文字不送给军事当局，而刊载在《救亡日报》。在他动员的演剧队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常提议和年轻人竞赛爬山，他虽穿马靴，却经常捷足先登。到达山巅后就朝天鸣枪三发，颇为得意。 我因为海男的关系才有和田伯伯接近的机会。1941年我们刚从军校毕业还没有前往部队报到时，曾到南岳，在他租赁的房子里搭了好几天的地铺。我们也和田伯伯旅行于湘潭衡阳桂林之间，同行的尚有我的表弟李承露。当日的客栈进门处必有水牌，上用毛笔大字书写旅客姓名，只要田汉的名字一写上，当地京 剧院、湘剧院的老板和演员立时闻风登门造访，一定要“田先生赏光”，参加他们的晚宴和演出；我们也跟着沾光，每日如此，无曾间断。但是这客人对主人也颇有 贡献，抗战期间有不少陈旧的剧本，经过“田先生”的指点，得以改头换面。譬如《打渔杀家》变成了《江汉渔歌》。我曾亲眼看到田伯伯在桂林一家戏院，带着一 大卷剧本，一边看戏，一边考究其和声。 田汉伯伯是我一生所看过惟一能“走江湖”的人物，必要时他可能身无分文从中国一端旅行到另一端；他在重庆、昆明、贵阳都有朋友，有几位也够称 得起“民族资本家”，可是他的生活仍然非常清苦。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我在昆明最后一次看到他，他家里的一坛米，就放置在床下。 田汉之匆匆忙忙，凡事临时仓猝组织应付的习惯容易给人一种看来缺乏实学的观感，我在南岳的一周则知道他是个极肯下苦功读书的学者，他曾特别告诫我学外文必下苦功。田汉终生尽瘁于传统的社会价值。这种观点使作家田汉处于一个奇特的立场，他本来有放浪形骸的趋势，要是朝那方面发展，他大可尽浪漫主义之能事，更可以彻底的提倡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如司马迁所说的“少负不羁之才”，必定要对上一个“长无乡曲之誉”。田汉在上海所有门径都已打开了，所有向外发展的条件也都具备了，却偏偏尽瘁于传统的社会价值，事亲孝，处友廉，抚子慈。我曾读过徐志摩的一篇文章，说他在上海去见郭沫若，开门即见郭抱一小儿，后来去访田汉，开门也见他抱一小儿。实际上因为海男的母亲早逝，田伯伯对长子又超过一般父亲对子女所具有的情爱，他送我们去前线时确实热泪盈眶。 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我常常在想：为什么田汉会值得这么多环境背景不同的人敬爱？或许就因为他给人们带来乐观自信和希望。 甚之 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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