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晓 月 1902年9月，《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在上海签订。其中第8款第12条规定：“中国允愿将下列各地开为通商口岸，与江宁、天津各条约所开之口岸无异，即湖南之长沙、四川之万县、安徽之安庆、广东之惠州及江门。”从此，长沙门户洞开，洋货在长沙大行其道。 前一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威逼清朝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清朝政府的无能让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不仅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还抓紧对中国进行大肆经济掠夺，沿江、沿海一些重要城镇均被列为通商口岸。1903年底，湖南巡抚赵尔巽电咨外务部，请饬总税务司转饬岳州税务司、美国人夏立士来长沙会订通商章程，履勘租界界址。夏立士实地查勘后，认为“长沙城外东门距河太远，南门人烟沓杂，且系丛葬之所，西门过于狭窄，均与商界不宜。惟北门地势平衍，西枕湘河，东傍铁路，袤长六七里，宽方二三里不等”，作为通商租界较为合适，“佥以（北门外）为宜”。 1904年6月，日本捷足先登，与长沙关监督签订了《长沙通商口岸租界章程》。该章程规定的长沙商埠区域界址与夏立士的意见基本一致。谁知，英国却对此极为不满，借口长沙北门外是一片“洼下”之地，易遭水淹，不适合作为商埠区的理由，联合美国向清朝外务部和湖南地方施压，故此，该章程在第10款载明：“租界以外沿河地段，原不准租用，兹因长沙通商租界沿河一带，目前于轮商贸易尚未便利，特议于关章所定起下货物处之沿河地段，即自永州码头起，下至西门鱼码头止，准各轮商指明租用。”实际上，长沙西门外沿城一带已被辟为商埠区。不久，洋行蔓延到长沙城内，并形成规模庞大的沿江洋行贸易区，“华洋杂处”的场景几乎四处可见。 长沙开埠后，洋行大至开矿设厂，小至缝衣钢针，无所不有，无所不及。20世纪初期，长沙市场几被各国分割垄断。日本、英国垄断着纺织工业品和轻工业品，德国垄断着化工染料，英美则垄断着煤油、香烟。专门为外商办事的买办商和承销商日增，1909年，长沙已有苏厂洋货号40余家。同时，外商以长沙为据点大量收购农副产品和矿砂等工业原料，长沙已成为全省农副产品、矿产品的集散转运中心和外来工业品转销口岸，发展成全国四大米市之首，长江中上游七大棉纱市场之一，灵官渡锑矿价格成了国际锑矿行情的晴雨表。可以说，长沙开埠促进了湖南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湖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转折点，随之而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在社会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不过，长沙开埠就似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长沙早期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却又严重地打压了传统的民族工业，对长沙乃至湖南的社会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分解作用。洋货的大量倾销，不断排斥土货，挤压长沙传统的手工业和新兴的工商业，洋纱、洋布进口的迅猛增长，致使“本地所产之棉花其价自贱，且无人问津”。因为这些原因，长沙城内抵制洋货运动时有发生，民众情绪一度被激化，演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华洋杂处交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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