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盗墓贼曾参与发掘马王堆汉墓

　　短柄锄。翻拍/潇湘晨报记者辜鹏博

　　盗墓者用打井器械盗掘现场。

马王堆汉墓发掘现场。　

　　一名长沙土夫子的后代吴邪意外获得记载古墓秘密的战国帛书，他揣着爷爷传下的盗墓笔记，踏上惊险的寻墓之旅。这是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盗墓笔记》里的故事。

　　土夫子，原指长沙一带靠挖掘和搬运泥土为生的农民，后来俗指长沙民间盗墓贼。民国时期的盗墓江湖，长沙土夫子以精湛的盗艺闻名，成为中国南派盗墓圈的代表。

　　如今，当年的土夫子们大多老去，回归他们熟悉的地下世界。他们的身手和争议，他们曾经的盗墓江湖，已随风逝去。

　　而他们留给后人的传说，仍印记在从地下面世的一块铜器、一罐陶瓷、一片帛书……

　　盗墓之风“十墓九空　”，长沙古墓葬被盗数量无法统计

　　盗墓，是因为地下的宝藏被地上的人们觊觎。

　　古人有厚葬之风，用一些金玉宝贝和重要物品陪葬。在他们眼里，死后的灵魂或能到另一世界永生。著有《盗墓王》一书的作家钟连城分析，子女们厚葬先辈还有一层“意义”：“这样做让后人很有面子。”

　　但中国数千年的墓葬史，也是一部盗墓史。除了无以计数的民间盗墓贼，许多枭雄乃至帝王都有盗墓经历。比如，三国孙权曾盗长沙王吴芮墓；曹操曾设“发丘中郎将”（《盗墓笔记》中的小哥“闷油瓶”，就有发丘中郎将的部分技能，如双指能从坚固的墙体中掐出砖头、能从爬行速度极快的尸蹩群中掐出尸蹩）和“摸金校尉”一职，并率将士“亲临发掘”梁孝王刘武墓，此事被史书《魏氏春秋》所载；唐末最有名的官盗，是盗掘皇家陵寝的节度史温韬；民国的“孙大麻子”、军阀孙殿英，则以军事演习为名，于1928年7月指挥部下盗掘了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定东陵。

　　“大部分古墓都被盗过，可以说是十墓九空。”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熊传薪叹道。近50年的考古期间，他参与发掘了两千多座古墓。

　　据熊传薪介绍，湖南的楚墓和汉墓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长沙是楚国时期的“东南之会”，而作为西汉时期的诸侯国，长沙国历时两百余年，王公大臣的墓陵一直为后世盗墓贼觊觎。

　　除长沙外，常德临澧、湘潭湘乡、怀化叙浦以及衡阳等地，发掘楚汉古墓都比较多。

　　1972年，熊传薪主持了马王堆1号墓（辛追墓）的发掘，在墓内发现三个盗洞，其中留有一双胶鞋底。“我们分析，应该是在1946年留下的。”熊传薪说，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是湖南盗墓最猖獗的时期。学者倪方六在《民国盗墓史》一书中分析了民国盗墓疯狂的原因，一是军阀混战的乱世，二是外国势力的侵入，“国际买家的出现，让民国时期‘产、供、销’一条龙的盗墓产业链初步成形。”

　　考古学家商承祚曾在《长沙发掘小记》中写道，“解放前，长沙盗墓甚炽”，长沙古墓葬“经土夫子盗掘，破坏无法统计”。长沙土夫子，由此闻名中国盗墓界。

　　盗墓之技他们根据泥土颜色判断墓葬年代，“望闻问切”

　　每天拖着一辆破旧的铁轮板车，带着短锄头和篾箕到山里挖黄泥，然后卖给附近居民或酒楼作为煤球的粘合剂，这是长沙土夫子们早期的劳作生活。

　　挖泥土的过程中，有人发现了地下墓葬的黄釉碗罐或青白瓷碗，拿到古董店可换得几升米钱，要是挖到一只古器，还能赚几块光洋，真是比挖泥划算多了。此后，土夫子们开始转行，成为专业的盗墓者。他们在长沙的东、南、北三块，形成派别团伙，按照彼此的地盘，井水不犯河水。

　　经过长期的盗墓历练，长沙土夫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绝技。“他们对墓边泥土的辨别很有能力，可以根据颜色判断墓葬的年代。”熊传薪说。

　　一些土夫子将盗墓的技术总结为“望、问、闻、切”四字要诀。“望”就是看风水。按照土夫子的理解，真正的风水宝地必有大墓存在；“问”就是踩点，有经验的土夫子常扮成风水先生或相士，四处探听古墓的确切地点；“闻”即嗅气味，在墓葬区取泥土放在鼻下嗅，从泥土气味辨别墓葬是否被盗过，并根据土色判断大体年代；“切”即中医上的把脉之意，包括如何定好打洞方位，以最短距离进入棺椁，以及如何取出墓内文物。

　　民国时期的盗墓，以长江为界分南北两派。北派有辽沈帮、洹洛帮、关中帮等，盗墓以“力”见长，最常使用的工具是“洛阳铲”；南派包括长沙帮、江宁帮、岭南帮等，以长沙土夫子最为有名。他们使用的主要工具是短柄锄，盗墓以“技”见长。《盗墓笔记》中的吴三省，人称“三叔”，就是以技见长的南派。

　　民国年间，长沙土夫子们盗出了大量珍贵文物，市场上称“长沙货”为上等货。当然，在文物卖出的过程中，土夫子们赚的只是小头，真正获大利的是长沙的古董商，以及背后的外国势力。曾到美国讲学的熊传薪，在耶鲁大学博物馆看到了大量长沙楚、汉墓出土的漆器、兵器和陶器。而在克里夫兰艺术馆，熊传薪还发现了珍贵的“漆木双鹤双蛇”，“这些都是民国年间从长沙出土后流失的。”

　　解放后盗墓贼成了考古工人参与发掘马王堆汉墓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严厉打击盗墓行为，长沙土夫子逐渐退出江湖。

　　对于土夫子，政府采取了宽大和利用的政策。大约20人被吸收到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做临时工，1953年省文物工作队成立后，部分人转为正式工人，成为负责发掘的考古工人。

　　考古学者吴铭生曾回忆，在进行一些抢救性墓葬发掘时，土夫子根据地表样土判断是否存在古墓，并从填土的特殊识别古墓的深浅及时代，“这种预测令人难以置信，他们被尊称为土专家。”

　　任全生正是文物工作队里资历最老的“土专家”。对于1942年盗墓导致楚国帛书流失，他心有愧疚。1973年，他跟领导建议，上次他盗掘的那处古墓可能还有“货”。于是，在任全生等人的带领下，考古工作人员在子弹库新建的高楼建筑边找到古墓。发掘工作很顺利，工作人员将木椁的盖板掀开，发现一幅棕色的长方形彩绘帛画。这就是有名的《人物御龙图》——它的出土成为我国绘画史上的一件大事。著名的土夫子任全生，这一次终于将功补过。

　　1972年发掘马王堆1号墓，有五六名土夫子参加。“他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年主持发掘的熊传薪告诉记者。

　　据了解，1号墓的女尸在棺内难以取出时，任全生等人出主意，用五夹板斜插进去，将内棺侧起，然后谨慎地将女尸移出，尸体得以完整出土。

　　后来，任全生、李光远等五六位土夫子，受到了国家文物局和地方领导的表扬，他们还收到省军区负责人送来的奖励：每人一瓶好酒，一条好烟。

　　但在马王堆汉墓发掘过程中，任全生的心情却颇为复杂。任全生透露，他曾和一名姓谢的土夫子联手到1号墓盗掘，“我俩一直挖到天亮都没看到棺木，以为是古人设下的疑冢，就放弃了。”结果，1972年的发掘，使得千年不腐女尸以及众多珍贵文物出土，成为考古奇迹。

　　盗墓贼的故事

　　他们凿穿古墓点燃气体，火焰高达数尺

　　民国长沙的盗墓江湖里，任全生可能是名声最响的土夫子。任全生身材高大，手臂长，挖洞耐力好，更重要的是，他对墓葬的判断有丰富的经验。挖洞的休息时间，他喜欢卷支纸旱烟来抽，吐着烟雾不紧不慢地观察四周。

　　1942年9月的一天，经历过两次日军进攻和劫掠的长沙，市井萧条。任全生带着同行李光远、苏春兴、胡德兴，一行四人来到长沙东南郊子弹库（后来这里成为林业部中南调查规划设计院），在一座古墓上，他们凿穿8米多深的封土和木棺椁层，刺鼻的硫磺味气体喷泄而出，用火点燃，火焰高达数尺。

　　然而，“火洞子”并没给他们带来大量财宝，除了常见的铜陶漆木器，只见竹匣内所盛的绢质类物品，上面有些模糊的文字。

　　湖南考古学者吴铭生曾撰文回忆，任全生告诉过他，那次盗墓获得的铜兵器、漆耳杯等物品卖给外号叫“唐裁缝”的古董商，“价格便宜，那些烂丝织品没算钱，相当于送给他。”

　　任全生没想到，那幅被他认为是“烂丝织品”、长38厘米的绢帛，竟是楚国帛书，是至今我国最早的、唯一的完整帛书。其考古文化价值难以估量。此珍品后来流至海外，至今未能回归。这事成为土夫子任全生等人一生最大的“污点”。（转自《潇湘晨报》记者 朱远祥 实习生 王珍珍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