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一周单休制度引发争议

　　晚清时期《新教育》刊登的星期天休闲图，图中人物在打桌球。资料图片

　　习惯了双休日的当代人可能很少注意，还在20年前，人们只能一周一休。而更早在晚清民国，休息日制度引发过强烈争论。

　　随着西化的日益加深，在清朝灭亡的前9年，朝廷准许学堂、中央层面的部门官员一周单休。民国时，国家立法支持一周单休，休息日制度观念开始深入 人心，社会民众，有了更多选择权，有的单休，有的双休。星期制度也随之建立，近代时间体制，继在中国传播“分、秒、时”观念之后，又下一城。

　　A争议

　　杨度嘲笑一周单休迎合西方礼拜驻外使节：周日能使人“张而弛之”

　　对于百年前的长沙而言，星期日休息是一件新鲜事。习惯了岁令年节调节劳逸的中国人，有人对星期日休息一事惶恐排斥，有人暗暗支持。

　　1898年2月21日，23岁的杨度，从湘潭老家来到长沙城开眼界，恰逢南学会正式开讲的第一天。

　　这个讲求新学的团体，不仅灌输“新知”，还把新的生活方式带到了长沙。南学会定每月讲四次，七日一讲，遇房、虚、昴、星之日，即为讲论之期。而房、虚、昴、星之日恰与西人的礼拜日相对。不料这一做法却遭杨度指责。当晚他在日记里写道：“取其合于洋人礼拜，不禁失笑。”

　　与湖南相邻的湖北，张之洞为了抵制这种西化风气，也特意公告，强调两湖书院学生只十天休一天，不得过星期天。

　　反对者认为“定星期为例假，听学生自便出入，则误之者甚者矣”，这位署名为“先天客”的作者，在《竞业旬报》上发表《星期说》，将学堂学生在星期天治游所犯下的“作奸犯科”之恶劣行径，统统归于推行星期制的后果。

　　赞成者，仅是当时赞同维新的人物，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奏折中，暗示学生七天可能休息一天，但没有明示。他说：“今用之起居皆有定时，勿使操劳，体操之学采习一二。”

　　民国时期出版的《星期六画报》供人们阅读消闲。 资料图片

　　B决议

　　个案：有外国教师星期天可以休息官方：颁布章程规定学堂一周单休

　　其实早在戊戌变法前，随着洋教习来到中国，星期日休息这一良风美俗就在学堂中出现了。

　　1882年，福州船政学堂是首批实行星期天放假的新学堂，目的为照顾洋教习的习惯。当年，该学堂章程规定：“其归入一班照西例，礼拜日歇息，其 从汉教习受教者，每月朔望、初七、二十三歇息一日。”意思是说洋老师可以7天一休，其他人一个月休初一、初七、二十三3天。星期天休息是洋老师的特权。

　　直到1902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规定每逢星

　　期天，中等学堂和高等学堂放假一天，此为政府承认星期天为公休日之肇端。星期天休息开始在教育界普及开来。

　　末代皇帝溥仪也开始周日休息长沙的影院每逢周末正式售票

　　1906年，清政府中央各部已相继实行星期日公休制度，率先实行这一制度的是一些新设之部，如学部、农工商部、外务部等。

　　至1911年，七天一休已成定例，连清政府各衙门中最守旧、最传统的吏部与礼部，也实行了这一新制度。这一年，因“时势变迁”，5岁的末代皇帝溥仪也开始周日休息。

　　大约在同时，“星期”渐成都市生活的一种新的时间节律。在上海，过礼拜天的人越来越多，上海各娱乐城星期天格外热闹。在上海张园安垲第厅，“每礼拜日，士女云集，几座茶皿，皆极静雅。凡天下四方人过上海者，莫不游

　　宴其间”。而在静安寺，游人甚众，“星期日及星期六非先付定钱则不得坐马车”。

　　而此时，不少外国来华戏班的短期演出在各个报纸上的广告中已经广泛采用礼拜这一概念，常常看见是在礼拜六，或是星期日等。这已表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商口岸的市民生活节奏已经全然接受公休制，视周六、周日为休闲娱乐时间。

　　D再立法

　　颁布工厂法规定7天休息1天工作时间外上班需另给工资

　　尽管星期日休息已逐渐被人们接受，但在长沙，工人的休息时间长期不能保证。

　　早在1880年，沿海地区不少工厂，就开始实行礼拜日休息的制度。如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章程规定，工人“逢礼拜停工”。然而，直到1923年， 长沙不少行业的工人，工作时间长，休息时间不定，更谈不上周日休息。当年7月12日，长沙《大公报》载《长沙刻字工人生活现况调查记》一文，指出刻字工人 每日工作时间“以生意好歹而定，多时十七八小时，少时四五小时，休假时间：除旧历新年休假十余日，端午、中秋各休二日，此外无休假时间。”

　　到1927年，湖南邮政行业也满腹怨言。在当年1月8日长沙《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邮务总工会全体工人第二次紧要宣言》，“如信差的工作，每天从早晨七点钟到晚上九点钟，差不多没有丝毫休息的时间，连睡眠和饮食的工夫都不足，是这样劳苦的工作，长年没有休息。”

　　到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工厂法》规定：“工人每工作7日后，应有1日休息。”1935年，《湖南第一纺织厂职工待遇暂行章程》规定：“本厂职工以每月的星期日为规定休息日。”甚至提出了给“加班工资”，即“工作时间以外的加工另给工资。”

　　此时，休息日与工作日，已经成为学生、工人、公务员头脑中的固有观念，一周单休或双休，不再是少数人的法定“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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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湘乡的私塾没有休息日学生“整日枯坐”“灰暗无聊”

　　对于那些从私塾转入新式学堂的孩子来说，新式学堂的休息制度无异于天堂。

　　在郁达夫看来，私塾的日子是“痛苦的”，因为要从早坐到晚，“可以助消化、健身体的运动，自然只有身体的死劲摇摆与放大喉咙的高叫了。”

　　在私塾里，为了逃避整日枯坐，厕所成了乐园。郁达夫回忆，学官陈老师的儿子陈方，每天早晨，总要大小便十二三次。

　　邵阳人蒋廷黻也有同感，1905年，他就读于家乡湖南湘乡的私塾，那段日子是“灰暗无聊”的。“塾师一直待在教室里，时刻不离严厉地监管着幼童，在这种监管下，孩子们从早到晚都不敢互相交谈，更谈不上光明正大地运动和嬉戏，因为游戏完全被认为是浪费时间。”

　　1906年后，蒋廷黻离开邵阳来到长沙，就读于明德小学，如同“解放”。他描述明德与邓家学堂和赵家学堂(都是私塾性质的)的不同，犹如老虎与猫。

　　明德小学，小学部约有四百人，他回忆，礼拜六只有上午有课。星期日全天放假，“我们可以到城里去游玩。我们逛公园、爬城墙、到河边逛码头。有时我们过河去爬有名的岳麓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