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景深：湘流作师应无悔

二零零二年四月，复旦大学为赵景深先生百年诞辰举行了一次颇为隆重的纪念活动，活动中对这位二十八岁就开始在复旦当教授，之后因贤者多劳，几进几出，直到一九五一年专任复旦教授至一九八五年逝世，一生出书一百四十多种的赵景深先生，作了如下高度的概括和评价：“赵景深先生是三十年代最有成就的文人之一，他的文学才能几乎是全方位、多角度发展的。他是作家、翻译家、教育家，更是中国古典戏曲、小说、曲艺和民间文学研究的宗师和泰斗。”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赵景深先生著的《新文学过眼录》（陈子善编），其勒口上的作者简介是这样写的：“赵景深（1902—1985），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戏剧家、翻译家和学者。著有《宋元戏文本事》、《元人杂剧辑选》、《读曲随笔》、《元人杂剧钩沉》、《读曲小记》、《戏曲笔谈》、《曲论初探》、《曲艺丛谈》等十余种。此外，他还曾从事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及小说、散文、诗歌的创作。”陈子善先生在该书的“内容简介”里还特别提出：“但长期以来，人们不知道赵景深还是一个具有个人风格的新文艺批评家和书话家。”

全方位。多角度。从“五四”时期走过来的这些大家，真是让人景仰。赵景深先生在戏剧上所取得的成就，那是对戏剧稍有研究的人都有认识的，这从上面简介的十余种著作便可得知。说到赵景深先生的翻译，他翻译格林和安徒生的童话，那都是二十年代的事。百岁老人章克标先生在《长忆赵景深先生》一文中说：“《柴霍甫短篇小说集》出版八册之多，但是他还很谦虚地不用‘全集’这个名字，实际，叫他做《柴霍甫短篇小说全集》也差不多，恐怕没什么不可以的。”柴霍甫现通译为契科夫。四十年代末，田汉在南京想起老友赵景深，说想看柴霍甫，赵景深便把Constance  Garnett夫人的英译本全部送给了他。当年，赵景深先生就是凭着这一套“英译本”转译成《柴霍甫短篇小说集》的。此外，他还翻译过屠格涅夫的《罗亭》等。

一九二八年，赵景深先生出版《中国文学小史》，销行二十余版，被指定为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必读书；

一九三七年，赵景深先生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研究大鼓的专著《大鼓研究》。

好了，我不想在此一一展示赵景深先生“全方位、多角度”的成就了。但上引两则相关赵景深先生的评价和简介，似乎都忽略了一个大的方面，那就是：赵景深先生还是一个杰出的出版家。

章克标先生回忆说：“我和赵景深相识比较早，是他在开明书店当总编辑那时，确切地说是一九二六年前后吧，那时开明书店刚刚开办，非常简陋，但他的职位很高，那是独当一面的总编辑，不过只是光杆子一个人的总编辑，当然是首任的的，属‘开国元勋’。”后来，因为这总编辑的琐事太多，繁忙得让人头痛，而他又想尽快的把“柴霍甫”译出来，于是，好说歹说，方才让夏丏尊接替了他的职务。一九三零年，他在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的再三邀请下，又出任北新书局的总编辑。这时，他的“柴霍甫”也译完了，到北新书局也可说是轻装上阵了。

出版家李小峰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二十年代就有翻译家和诗人之名。在民间文学的研究上也做出过卓越的贡献。由他主持的北新书局被章克标先生说成“专门出版鲁迅先生作品的书局”，虽有点夸张，但也有些道理。鲁迅先生大约在北新书局出版了文艺类书籍二十余种。据赵景深先生的儿子赵易林先生统计，在《鲁迅日记》中，李小峰（包括北新书局）共访鲁迅先生一百二十三次，书信二百五十六封；鲁迅先生共访李小峰八十次，书信二百二十四封；两人同桌共餐三十四次，有时一日两见，一日两函。

赵景深先生是北新书局的总编辑，自然与鲁迅先生也是有着不少交往的。赵景深先生和李小峰先生因为志趣相投，对出版又有着特别的奉献精神，故被时人称为出版界的一对“呆子”。鲁迅先生说，在“唯利是图的社会里，多几个呆子是好的。”

赵易林先生在《父亲与小峰舅舅》一文中，引用了郁达夫的夫人王映霞女士所写的自传中的一段话：

“赵景深自一九三零年六月起任北新书局总编辑，并主持《青年界》，其时北新书局（李小峰）的妹妹李希同也在北新书局工作，专管钱财，李小峰很看中赵景深，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他。

“一九三零年四月十九日，他们在四马路（福州路）振华旅馆举行婚礼，主持婚礼的好像就是李希同的哥哥李小峰和李志云，李志云也在北新书局工作，前往祝贺的大部分都是北新书局的同人，其他人有鲁迅、许广平、郁达夫和我，鲁迅在这天的日记中写“李小峰之妹希同与赵景深结婚，因往贺，留晚饭，同席七人。’”（《王映霞自传》第119、120页）

赵易林先生说王映霞的这两段话有两处不确，其一，他们结婚的地址应为：今福州路西藏路口的大中华饭店底楼大厅；其二，真正看中赵景深的是李小峰的夫人蔡漱六。赵景深先生的第一位夫人叫马芝宝，一九二九年病故。赵先生这次是续弦。促成这婚事的是被鲁迅先生误认为写过“在懒洋洋的春天里、连女人的屁股都不想摸”的现代知名作家章衣萍；婚礼上的男傧则是现代派的著名诗人戴望舒。据说赵景深在婚宴上还表演了两个与京剧笑话有关的节目，气氛欢快而热烈。

文章如此写来，仿佛就有点张中行老先生的味道了，一个头开到现在，还没有进入正题，那就赶紧打住，写赵景深先生在长沙吧。

赵景深先生是一九二三年经郑振铎、黎锦晖二位先生的介绍，到长沙的岳云中学和第一师范学校来教书的。来长沙后，他开始就住在岳云中学。关于岳云中学，《消逝的长沙风景》一书中，有这么一段：“岳云中学是著名教育家何炳麟于一九零九年创立的，先称南路公学，一九一四年在经武门建立新校舍改称岳云中学。何炳麟担任该校校长四十四年之久，培养了一大批社会精英，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音乐家的贺绿汀等人。一九一九年长沙学界发生了一件震动一时的新闻：当时在福湘女中读书的杨开慧，因为不满男女分校，她联络了周南女校的丁玲（当时名蒋玮）等人，来到岳云中学读书。岳云中学当时是一所男校，何炳麟居然接受了她们，这是长沙男女同校的开始……岳云中学在抗战初期迁到南岳，抗战胜利后没有再迁回长沙，解放后改称‘衡山第一中学。”据文化老人胡山源先生回忆，一九五四年他从福建师院中文系调回上海师专后不久，赵景深先生又帮忙把他的爱人方培茵调入师专附近的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因为该院院长贺绿汀是赵景深先生的学生。在那里的学生呢？岳云中学。贺绿汀比赵景深先生只小一岁，一九二三年，贺入岳云中学艺专。其时，赵景深先生正好到那里去当教师。

赵景深先生在岳云中学教书时，还在浏阳门正街的平民大学兼了课，因此，他和王鲁彦先生又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后来在《鲁彦》一文中回忆道：“在长沙，我喜欢听鲁彦谈他的恋爱经过，因为当时我还不曾结婚，像法国Prevost所写的《妇人书简》似的，对于此道简直莫名其妙。鲁彦详细地叙述怎样与他的爱人饮酒、怎样同睡、他的爱人在失去处女贞操以后又是怎样的痛苦，他又是怎样地安慰她，我都听得津津有味。”都是二十一二岁的小青年，说起初试云雨或再试云雨的男女情事，说者和听者那自然都是津津有味的。于是，他们课前课后都有说不完的话，一有空闲就相约着，恨不能把长沙城都玩遍。比如中秋之夜划着小舟到水陆舟看月亮。又比如，两人到岳云中学旁边的协操坪草地上去蹦跳着，或躺在野花丛中看蝴蝶或者发呆。协操坪是很大的一个坪。这名字似乎有些怪，著名学者钟叔河先生有《协操坪》一文，其中一段便道出了由来：

“到以后才知道，协操坪古称大校场，历来是长沙驻军操练的场地。清朝末年，湖南编成新式陆军第二十五协（旅），下辖两标（团）步兵，一营炮队，官兵共四千三百零四名（《清史稿·兵制》）。大校场成了二十五协的操坪，慢慢人们就称这里为协操坪。附近扎兵的地方，也各依部队番号，叫做四十九标、五十标、炮队坪。这些地名现在多已湮灭。历史上却曾经大大有名。辛亥革命湖南新军首先相应武昌起义，就是从四十九标出发攻打抚台衙门。一九三零年红军占领长沙，也是走四十九标进城的。”

当时，赵景深先生除了在以上提到的岳云中学和平民大学兼课外，又有人请他到第一师范去教国文，他实在忙不过来，便请王鲁彦先生帮他代课。说到岳云中学，我忽然又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词学家胡云翼先生。前不久，我在旧书摊上淘到一本一九三三年北新版的《中国词史大纲》，胡云翼著。看版权页，发行人为李志云，也就是赵景深先生的妻兄。胡云翼是湖南桂东人，一九二七年后也曾在岳云中学任过教职，和赵景深先生也就算是前后同事了。这本《中国词史大纲》想必也是经过了赵先生之手的，因为赵先生是总编。后来赵先生还写过回忆胡云翼的文章。又扯远了，赶快回来。

赵景深先生在后来回忆长沙的文章中，一共写了三个人，即：王鲁彦、叶鼎洛、田汉。王鲁彦的故事是最丰富的，前面已经说了不少，再说一点：“他时常孩子气地拿着一样小玩具，例如泥做的插有羽毛的鸟系在竹弓张着的线上，他拿着竹弓一收一放地逗女学生，背地里跟我说起来，总是异常憧憬的，一赞三叹的，高兴的说：‘女孩子，女孩子！’”其实，那些被逗着的女学生比他们是小不了多少的，有的甚至比他们大都有可能。从赵景深先生的行文可以看出，他也是有着憧憬和喜欢的。正如歌德所言：年轻男子哪个不善钟情，妙龄少女哪个不善怀春。叶鼎洛呢？叶鼎洛是一个小说家，同时又是一个画家，当年，他与赵景深先生在长沙第一师范同事，叶是教图画的。有一天晚上，赵景深先生到叶的房间去，想找他聊天。结果发现房间里没人，到那里去了呢？原来，叶鼎洛先生在走廊的一角撑起了画架，他正坐在一条三角凳上，静心地涂染着。“难怪他会有这个兴致呢！那晚的月色真好，淡蓝的光洒在沥青的走廊上，洒在沥青的夜色里；你到了那儿，即使你有铁石一般的心，你也软了；你会觉得月亮手拿着魔杖，将那柔丝缠在你的身上，使你被她的魔术噤住得不能动弹。再加上从鼎洛房间的纱窗所透露出来的电灯光，你会更加觉得神秘。”他说叶鼎洛就在这样朦胧的氛围里，画着他那朦胧的画。看着赵景深先生的这一段“朦胧”，我也就开始走神了。在那遥远的年代，长沙第一师范某一教工宿舍的走廊上，月光如水如银或如一纤纤玉手的抚摸，朦胧之中，是否有一朦胧的倩影飘然而过呢？或仙或狐，那都是美的，那都是可以把人带入梦境的。真想做梦，做一个有着朦胧月色的且有风轻轻拂过的梦。

再说田汉。赵景深先生说第一次遇见田汉，“是在第一师范的教员休息室，时间是一九二五年的春天。”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赵景深先生在时间的回忆上，似乎是有些糊涂的，要么是往前推了，要么是往后挪了。比如他说认识王鲁彦先生是民国十一年。民国十一年是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二年赵先生还刚从天津棉业专门学校毕业，正在天津的《新民意报》社担任着文艺副刊《朝霞》的主编，并肩负着“绿波社”社长一职，同时，还和焦菊隐等一道编着《绿波》、《绿波周报》等刊物，忙得满世界都在散发着青春的火花，也就是说，赵先生二十岁那年压根就没来长沙，而赵先生的二十一岁压根就不是民国十一年。又，赵先生见到田汉时，应为一九二四年的春天，因为一九二四年的下半年赵先生就已经离开长沙赴上海了。一九二五年的春天，赵景深先生应该是在上海大学的校园里，亦或是立达学园与景贤女子中学的校园里，而在长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后又查田汉年谱，一九二五年春天，妻易漱瑜病逝。田汉任教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那就是说，赵景深先生所说的和田汉相识于一九二五年春天没错，错的是他儿子赵易林所撰的《赵景深先生的年谱简编》了。赵景深先生赴上海应为一九二五年的下半年，且与田汉同行。上述所说赵景深先生一九二五年春天在上海的行踪，应在当年的秋天以后了。）

见到田汉，赵景深先生是很激动的。因为田汉在当时的赵先生的心目中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英雄好汉”。“我还记得，这一天是一个可爱的晴和的天，阳光照满了小小的一间狭长的教员休息室，我的心忐忑着，嘴嗫嚅着，带着口吃地向他介绍了我自己，并且说起我还有一个同事，图画教员叶鼎洛共同自费办了一个文艺刊物《潇湘绿波》，请他加入我们一块，一同垦殖这一片处女地。他当时就一口应允了。从此我们就时常来往。”

赵景深先生经常到田汉的寝室中去看他的书，他发现田汉的书以外国文学方面的居多。赵景深先生还有一位同事，也是他的老乡，名叫何呈锜，也经常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在课余时间，四个人经常一起到学校周围的小酒店去喝酒，赵景深先生本来就是滴酒不沾的，田汉说：“哪有文人不饮酒的呢？”于是，赵也就只好学着也喝一点。有一次在某酒店，田汉对着堂倌喊：“你把自信的菜拿几样过来”，堂倌听得云里雾里，赵先生几个就笑，说他的“自信”太不大众化了。

他们四个，倒真的是年轻的“四条汉子”，他们尽情地挥洒着青春，一有时间，他们就去一个近处唯一的小剧场，看小月红的《莲英托梦》等。唱得好的，他们喝彩；唱得不好的，比如一个老先生唱《徐策跑城》荒腔走板了，他们就起吆喝，把他轰了下去。在当时的长沙，他们是很有些不可一世的。有时候回校晚了，他们几个就爬铁栏杆，用长沙话说，那时候的他们是有点像“飞天蜈蚣”的。

本来，赵景深先生是准备在长沙第一师范至少教上一年书的，谁知中途却出现了一个意外。有一天，田汉的一位朋友从周南中学带来了一位女生，田汉一见，兴致就来了，于是他们建议在楼上的图书馆开欢迎会。不用说，田汉是老大，赵景深们对老大的建议自然是要附和的，因此，图书馆内，一个个男士便孔雀开屏了起来。《马前泼水》和《武家坡》是田和赵的拿手好戏。周南的女生也开始了放声歌唱。他们还准备了茶点，吃着闹着，那种浪漫估计是很有些忘形的。谁知，就在那一天晚上，楼下有同学接到了“五卅惨案”的电报。这还了得，“五卅惨案”都发生了，你们身为教师还在庆祝作乐，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第二天，有人组织了一个学生大会，大会决定，要把他们四位驱逐出校。这实在是太冤枉了，因为他们在图书馆举行欢迎会时，谁都不知道已经发生了“五卅惨案”，但在当时，你即便浑身是嘴，那也是说不清的。有相当一部分喜欢他们的同学抱打不平，但无济于事。无奈，他们只得十分委屈地离开长沙第一师范。离开之前，他们四个还照了张合影。那位叫何呈锜的先生喝了两杯酒后还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颇带情绪：“此去湘流莫作师。”

赵景深先生在长沙不到两年，虽然离开时调子有些灰，但多年之后再回首，长沙还是待赵先生不薄的，起码，有几件事是特别值得一记的。其一，他的第一本著作《失恋的故事》是在长沙完成并出版的。其二，赵景深先生也是在长沙加入“文学研究会”的。该会一九二零年十一月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一个纯文学社团，在当时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赵景深先生当时和住在浏阳门正街的李青崖想必也是颇有交情的，因为他们是一同加入“文学研究会”的，其编号是：赵景深八十一号；李青崖八十二号。其三，说不定赵景深先生在长沙还留下了一个或两个相恋与失恋的故事，只是因为时间太遥远，而赵景深先生又没有留下可供说道的印痕，我们也就只好凭着一些年轻时难免都会有的种种可能作些不着边际的想象罢了。

（转自彭国梁《长沙沙水水无沙》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