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否认关于林徽因的研究在文学、文史、建筑诸领域成为了一种“显学”,是因一部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缘故。电视剧中的林徽因与现实中的林徽因相去多远,我以为不必太多地计较,难得的是仿佛消失了的一颗星星因此又发出了璀灿的光芒。 林徽因(1904—1955),原名林徽音,其时,还有一位海派的男性作家叫林微音,为免相混,她于一九三四年发表作品时便将“音”改为“因”了。当时有人问她,怕不怕有人将你的作品看成是他的?林徽因说:那倒不怕,就怕有人将他的作品误认为是我的。由此可见其性格中的自负与好胜。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诗文和书法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又曾两度赴日留学,并担任过北洋军阀政府参议院、众议院秘书长和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在二十世纪初,自然也是一位十分显赫的人物了;她的丈夫梁思成,著名的建筑学家,其父梁启超。因梁启超太有名了,故不少人在提到林徽因时,总不忘加一句:梁启超的儿媳。 有人赞林徽因曰:“她受过正宗的欧美教育,说流利英语,写漂亮英文,按英国人习惯喝下午茶。”那自然是洋气十足的。同时,她又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写戏剧,而且,在建筑学上还作出过创造性的贡献。甚至,有人说梁思成如果离开了林徽因,在建筑上是不可能有那么大贡献的。因此,有一位叫做吴良镛的院士在怀念林徽因时说:“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门厅里,要不要在梁先生的塑像旁边补上林徽因先生的像?”这动议实在是再合情合理不过了。我们来看看一九四九年十月林徽因等设计的国徽方案吧,再看看一九五三年她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雕刻装饰吧!还有一九五二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方赠送给和平代表们的礼物中,有不少的景泰蓝和丝头巾,也是林徽因指导并参与设计的。
记否她临别的神情, 满脸的温柔和酸辛, 你握着她颤动的手—— 一把恋爱的神经?(徐志摩《月夜听琴》)
看一回凝静的桥影, 数一回螺细的波纹, 我倚暖了石栏的青苔, 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徐志摩《月下待杜鹃不来》)
悄悄地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地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徐志摩《再别康桥》)
徐志摩为林徽因写了一首又一首深情款款的诗。一九二零年十月,林徽因与徐志摩在英国相识,当时,徐志摩一见这位十六岁的超凡脱俗的少女,便神魂颠倒了;林徽因呢?自然也是情窦初开。于是,在异国他乡,花前月下的浪漫也就不在话下了。后来,他们因为一个至今依然是谜的“小误会”而告不欢,然而,他们相互地尊敬和欣赏,友谊终生。金岳霖,著名的哲学家,为了林徽因,居然终身未娶。且林徽因夫妇在哪,他也跟着在那。有人笑老金“逐林而居”,他也笑着领受。他成了他们夫妇最要好的朋友,孩子们对家庭中这位特殊的成员亲切地称之为“金爸爸”,林徽因也曾深爱过金岳霖,有一段时间,林徽因在梁思成和金岳霖这两位优秀的男人之间难以取舍,自恨自伤地在一片苦楚的情绪中熬着。后来,是因为两个男人各自表现出来的真正绅士风度和自尊,方才化解了她的痛苦。萧乾在谈到他们这种特殊关系时说:“这三位都是了不起的人,有才能,有学问,品格高尚。他们之间是人与人关系臻于最美最崇高的境界。” 沈从文,对林徽因可说是仰慕之至,林徽因对这位湘西汉子也特别信任,称他为“二哥”,他们书来信往,有喜有悲都愿敞开心怀向对方诉说。还有胡适先生,对林徽因的事更是有求必应,再苦再累也无怨言,这其中怎么说都是有着一种“喜欢”的。林徽因对胡适的感激也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她说:“‘谢谢’两字真是太轻了。”林徽因出身名门,美丽又极富才情,因此而吸引着那个时代那么多或高贵,或儒雅或才高八斗或潇洒风流的男子们,那也是不足为怪的。据说,冰心有一部小说名曰:“太太的客厅”,便是对林徽因有所影射和贬抑的。为此,梁家还和冰心闹得有些不愉快。到后来,“太太的客厅”在一个小范围的文人圈内过滤掉了其中的贬义,而约定俗成地成了林徽因家那“文艺沙龙”的特称。 就是这么一个极富人格魅力和文学才华的非常女子,一九三七年的十月十四日,她和丈夫梁思成,还有母亲和儿女,一家数口极不情愿地来到了长沙。他们从九月二十五日自天津唐沽登海轮南下,至十月十四日到达长沙,二十余天的行程,用林徽因的话说是:“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这样走法也就很够经验的,所为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 战争,狗日的战争。多少人因你而失去了生命,多少人又因你失去了健康。长沙好端端的一个城市,因你而变得乌烟瘴气,而变得百孔千疮。就连远方贵客的到来,都不能有礼有节地相迎。 到长沙后,林徽因便给沈从文写了一封颇长的信,其中有这么一段:“个人生活已甚苦,但尚不到苦到‘不堪’。我是女人,当然立刻变成纯净的‘糟糠’的典型,租到两间屋子烹调、课子、洗衣、铺床,每日如在走马灯中过去。中间来几次空袭警报,生活也就饱满到万分。注:一到就发生住的问题,同时患腹泻,所以在极马虎中租到一个人家楼上的两间屋。就在火车站旁,火车可以说是从我窗下过去!所以空袭时颇不妙,多暂避于临时大学。” 关于火车站旁寄居的情况,梁再冰在《我的妈妈林徽因》一文中也有记载。当时的梁再冰还只有八岁。她在该文中回忆道: “爹爹和妈妈找到了火车站附近的一所两层楼房,在楼上租了两间屋子,他们俩和我们姐弟俩同住一间,另一间外婆住。楼下是房东,有一个又窄又潮湿的天井。没有厨师了,妈妈必须自己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照顾孩子……对于不习惯,也不熟悉家务劳动的妈妈来说,这当然是苦事,但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当时妈妈对此竟无怨言,不仅没有愁眉苦脸,对这种新的、比较艰苦的生活倒还很欢迎。她和爹爹立即开始学习干家务,并且颇以此为乐事和趣事,这一点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之深。” 在孩子的面前,林徽因肯定是要作出一种姿态来的。怎么会毫无怨言呢?也许,刚到长沙时,会有那么一点点新鲜,但新鲜是短暂的,接踵而来的便是无尽的苦恼和无奈。 还是在十月份刚到长沙不久给沈从文的那封信中,林徽因说:“我们初到时的兴奋,现实已变成习惯的悲哀。其更糟的是这几天,看到许多路过的队伍兵丁,由他们吃的穿的到其他一切一切,‘惭愧’两字我嫌它们过于单纯,所以我没有字来告诉你,我心里所感触的味道。”林徽因这里所说的“惭愧”,是她觉得自己已回到了“后方”,但什么事都不能做,也没人来具体地安排他们,估计他们的“临时大学”也因为是“临时”,缺乏应有的秩序,故林徽因感觉自己成了战时国家一个不可救药的累赘。林徽因想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她对做家务是不可能有太多乐趣的。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林徽因又给沈从文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开头的一段所述就是一种极不痛快的心情: “在黑暗中,在车站铁篷子底分别,很有种清凉味道,尤其是走的人没有找着车位,车上又没有灯,送的打着雨伞,天上落着很凄楚的雨,地下一块亮一块黑的反映着泥水洼,满车站的兵——开拔到前线的,受伤开回到后方的;那晚上很代表我们这一向所过日子的最暗淡的底层——这些日子表面上固然还留一点未曾全褪败的颜色。 这十天里长沙的雨更象征着一切霉湿、凄怆、惶惑的生活。那种永不开缝的阴霾封锁着上面的天,留下一串串继续又继续着檐漏般不痛快的雨,屋里人冻成更渺小无能的小动物,缩着脖子只在呆想中让时间赶到头里,拖着自己半蜇伏的灵魂。接到你第一封信后,我又重新发热伤风过一次,这次很规矩地躺在床上发冷,或发热。日子清苦得无法设想,偏还老那么悬着,叫人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急。如果有天,天又有意旨,我真想他明白点告诉我一点事,好比说我这种人需不需要活着,不需要的话,这种悬着日子也不都是侈奢?好比说一个非常有精神喜欢挣扎着生存的人,为什么需要肺病,如果是需要,许多希望着健康的想念在她也就很侈奢,是不是最好没有?死在长沙雨里,死得虽未免太冷点,往昆明跑,跑后的结果如果是一样,那又怎么?昨天我们夫妇算算到昆明去,现在要不就走,再去怕更要落雪落雨发生问题,就走的话,除却旅费,到了那边时身上一共剩下三百来元,万一学社经费不成功,带着那一点点钱,一家子老老小小流落在那里颇不妥当,最好得等基金方面一点消息。……” 北方干燥,南方潮湿。在北方住惯的人到了南方,其气侯是很难适应的,尤其是一连十余天地下着雨。加上人在流浪着的状态,前途又是那样的无着与渺茫。战争何时结束?抗战怎么个抗法?“临时大学”到底要“临”多久?欢娱嫌夜短,寂寞恨更长。在长沙这火车站旁悬着,就不仅仅是寂寞,还有空虚、恐惧以及前景的黯淡。而且,还有肺病,可以想象,当时的林徽因那一种即将要窒息的感觉。 在这封信的开头,林徽因提到“黑暗中,在车站铁篷子分别”,我一时还未查到资料,是和谁的分别呢?和沈从文吗?应该是的。抗战爆发后沈从文是来过长沙的,据资料记载,沈从文来长沙时拜访过徐特立,并在长沙的《观察日报》上发表了致湘西几个在乡军人的《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的机会》一文。还与来湘的文学家聚了会。关于这聚会,林彬的《一代才女林徽因》一书中有如下一节: “不久,沈从文,曹禺、萧乾、孙伏园也从武汉来到长沙,那天清晨,他们踩着鹅花大雪,在林徽因家里相聚。 沈从文在军中当团长的弟弟沈岳荃同日军作战负伤,从杭州来长沙医院治疗,这时伤已痊愈,正准备重返前线,见到哥哥,兴奋异常,便问沈从文有多少朋友从北平来长沙,表示愿以沈从文的名义,请大家吃顿饭,以尽地主之谊。 过了两天,沈从文邀请了林徽因、梁思成、张奚若、金岳霖、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萧乾等人,由沈岳荃在“三湘大酒楼”设宴招待客人。席间,他的弟弟还介绍了上海‘八一三’战役,大家听了很受鼓舞,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只是林彬写的这次沈从文的请客,是在林徽因一家遭到空袭之后的事,而长沙火车站遭到大空袭据记载应该是十一月二十四日,那一天,日本有四架飞机首次轰炸长沙,炸弹就集中落在火车站一带,据统计,那次轰炸共炸毁火车站及附近房屋二十多栋,死伤一百余人。因此,从时间上看,林徽因的那次“车站送别”也许另有所指。十一月一日前后,沈从文是否从武汉来看望过林徽因呢? 二零零六年六月,吴世勇编的《沈从文年谱》出版了,年谱记载:一九三七年九月,从北京逃难到武汉的沈从文与杨振声一同住在武昌珞珈山附近,利用武汉大学图书馆资料继续进行教科书的编篡工作。后杨振声因参与临时大学的筹备,在武汉没呆多久就到了长沙。十月二十八日,沈从文到长沙,与杨振声、朱自清一起商谈教科书编写一事,并拟将编写教科书的地点搬到长沙。在长时,沈会见了时任水利委员的陈渠珍,又与梁思成夫妇,张奚若、金岳霖等北方来的朋友同登古“天心阁”。当时,任《抗战日报》的编辑王鲁彦曾做东请他吃饭并向他约稿,沈从文允诺为报纸副刊写十篇文章。十月三十日,沈从文离开长沙返回武汉。从这一段记载看,林徽因的“车站送别”系送沈从文无疑了。只是有关王鲁彦处又出了错,因《抗战日报》一九三八年元月底才创刊,沈从文到长时,田汉和《抗战日报》都还没有影子。 (转自彭国梁《长沙沙水水无沙》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请翻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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