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值得留念的长沙

一九三八年，郭沫若两次来长。第一次是二月七日至二十八日，二十余天，他是因“第三厅”之事来长的。第二次是十月三十日抵长，也是二十余天，则是为了长沙大火的善后和第三厅的调整，他数次地往返于长沙和衡山之间。这里想要侧重说的是第一次。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郭沫若坐在从日本开往上海的一条船中。他是悄悄的离开正在看书的安娜和正在熟睡中的四儿一女的，那天天还未亮。在船上，郭沫若步鲁迅先生的韵写了一首七律，诗曰：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郭沫若自然是含着泪离开日本的，“但国族临到了垂危的时候了，谁还能安闲地专顾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郭沫若到了上海，上海已成“孤岛”。在成了“孤岛”的上海，郭沫若能干什么呢？曾经在抗战初期发生过很大宣传作用的《救亡日报》已经停刊，大多的文化名人或北上或南下，何处何从？郭沫若想的是，到南洋去，找一些侨胞募集一些款项或办报或开展一些文化工作。于是，郭沫若又坐上了从上海至香港的轮船。在香港，又遇到了一些从日本或从上海来的朋友。有人劝他，何不先在国内打好一个基础，然后再到南洋去呢？一说到基础，郭沫若便想到了《救亡日报》。对，先把《救亡日报》恢复了再说。在哪里恢复呢？广东。于是，郭沫若和一批朋友又到了广东。《救亡日报》开始有眉目了，有人愿意出钱，总编辑夏衍也从上海到了广东。

一九三八年元旦，《救亡日报》正式复刊，社址在广州长寿东路。可是，就在这一天，郭沫若却收到了一封从武汉打来的电报：“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陈诚。”陈诚，他不是武汉的警备司令吗？有何要事相商？于是，郭沫若又急急地赶到了武汉。“原来国民党的军队又打算恢复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边分设四厅，总务厅之外设一、二、三厅，一厅管军中党务，二厅管民众组织，三厅管宣传，大家的意思要‘委屈’我来担任第三厅厅长。”该政治部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的一个部。然而，经过了解和接触，郭沫若发现情况有些复杂，其中未和他商量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副厅长，名叫刘健群。刘健群是戴笠手下的复兴社的成员，郭沫若感觉非常不爽，有刘健群在，那还怎么放得开手脚呢？郭沫若不想当“傀儡”，而且，陈诚在一次谈话中也明显地流露出是想借他的名字用一下而已。之后，郭沫若又参加了陈诚主持的一次部务会议，让他感觉实在是太不愉快了。就这样，郭沫若一气之下，便“逃走”到了长沙，因为长沙有他最要好的朋友田汉。

其时，田汉正在远东电影院的楼上编辑《抗战日报》，一见到郭沫若，自然是喜出望外。一九二零年田汉在日本求学时，就经宗白华的介绍结识了郭沫若，那时郭沫若发表在《学灯》上的《凤凰涅槃》等一系列的诗田汉都看了，很是兴奋，一直想着要和郭沫若订交。

田汉在上海时，曾与《学灯》的编辑宗白华过从甚密。经宗白华介绍之后，田汉就开始给郭沫若写信。宗白华在上海，也因为新诗的缘故，同时给在日本的郭沫若和田汉通信，仅一九二零年的一月到三月，他们三人的通信就有二十余封。这二十余封信由宗白华编辑，同年五月就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书名是郭沫若提议的，叫《三叶集》。该书出版后，在当时的五四青年中产生了非常的共鸣并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此时的田汉和郭沫若，也已经情同兄弟了。

久别重逢，先什么都别说，吃“李合盛”去。关于田汉请郭沫若吃“李合盛”，已有另文记叙，在此从略。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三日，田汉与孙伏园、易君左、蒋寿世、胡萍等人发起在长沙四方塘青年会大礼堂张罗了一个“欢迎郭沫若先生大会”。在会上，田汉题诗曰：

十年城郭曾相识，千古湖南未可臣。

此处尚多雄杰气，登高振臂待诗人。

郭沫若步原韵作答：

洞庭落木余霜叶，楚有湘累汉逐臣。

苟与吕伊同际遇，何因憔悴作诗人。

该会由田汉主持，孙伏园致欢迎词。孙伏园说：“郭先生的学问很渊博，可以说从甲骨文到游击战，无所不通；到会的朋友范围也很宽，有的和他是甲骨文的关系，有的是游击战的关系，也有许多是为着其他趣味相同的关系……”与郭沫若十年未见的老教育家徐特立先生也来了。《中央日报》的主笔周邦式先生对郭沫若非常崇拜，将郭比作屈贾；还有一位薛暮桥先生，则把郭沫若比作拜伦。有一位方克刚先生，则对郭沫若的诗有不同看法，于是，便即席步原韵和诗一首：

贾生痛哭曾忧汉，屈子口吟作逐臣。

几见吕伊佳句在，从来憔悴屈诗人。

戏剧家董每戡见老教育家方克刚先生和诗后，也诗兴大发，步其韵和诗曰：

忧时我亦心肠热，朋辈当年半逐臣。

如此田园供践踏，敢抛心力作诗人？

紧接着，一位叫陶良鹏的先生也和诗一首：

才名旧已传三叶，忠悃真堪继二臣。

莫笑斯民无眼耳，振聋发聩更何人。

还有《国民日报》社社长易君左先生，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等等都和郭沫若先生进行了对话。最后郭沫若讲话，其声音的洪亮，气概的豪迈，情感的热烈，被《抗战日报》的女记者熊岳兰赞为“一首鼓励大众抗战的诗”。

“诸位亲爱的文化界的同志们！今天承大家举行这样盛大的欢迎，实在觉得十二分感激。尤其是听了许多朋友、先生对我热烈的期望，使我感激得要流眼泪。有些朋友说兄弟近来有点悲观忧郁，这个估计，老实说是不大对的。兄弟并不悲观，并不忧郁。不，兄弟从来是最乐观的，最愉快的，兄弟相信，只要我们精诚团结，抗战到底，是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的。记得去年今日，兄弟是一个囚徒，在日本被巡视警察所包围，今天能回国来和长沙的朋友们见面，兄弟是除乐观外，不应该有别的感想！”

十五日，郭沫若又到长沙文化界抗敌协会进行了一场题为《对于文化人的希望》的演讲。在郭沫若演讲之前，由从广州来长已有月余的茅盾首先演讲。这次演讲会，钱君匋是在场的。他后来回忆那次他们的演讲，他说郭沫若和茅盾的风格可说是大大的不同。他评价郭沫若的演讲是有天才的，他说：“他的形象和声调都是第一流的，气势磅礴，具有鼓动的魅力，讲到激昂慷慨时，声泪俱下，使人的情绪也随着他爽利的动作，一浮一沉地波动，那种激情真是不可一世。”而茅盾的演讲呢？“茅盾带着文学家的风度出现在台上，比之郭沫若，完全两样，是一种静静的姿态，庄严得很！他一上台，一种桐乡的口音，震撼着全场，好像是一位教授在讲台上授课，非常仔细地分析着抗日的道理，以及民众的团结，全民抗战的必要性，雄辩地说服了听众，使大家的抗战情绪高涨起来。”

钱君匋还说，那次郭沫若的演讲“嗓音非常大，发声洪亮，起落有致，会场鸦雀无声，更反衬出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如山间的雷，海上的风，全场上下都听出了神。演讲完了，掌声不绝。”

关于演讲，或演说，鉴湖女侠秋瑾曾列举过五大好处：“第一样好处是随便什么地方，都可随时演说。第二样好处，不要钱，听的人必多。第三样好处，人人都能听得懂，虽是不识字的妇女，小孩子，都可听的。第四样好处，只须三寸不烂之舌头，又不要兴师动众，捐什么钱。第五样好处，天下的事情，都可以晓得。西洋各国演说亦为一种学问，岂非因演说一事，世界上大有关系么？“此系题外闲话，聊备一格。

郭沫若这次来长，田汉尽地主之谊，可说是“舍命陪君子。”田汉当时主持的《抗战日报》经费紧张，人手奇缺，很有些焦头烂额，但他非常乐观。郭沫若来长后，吃、住、玩、社会活动等，他都安排得有声有色，细致周到。吃有专文说过，再说住。

也就是郭沫若来长的那天，他和田汉从“李合盛”出来，便碰上了朋友曹如璧、梁淑德夫妇。田汉便和他们商量，将郭沫若安排住在他们家。田汉对郭沫若说：“他们住在南门外留芳岭，房间宽敞，地方清静。”不知是田汉说错了，还是郭沫若记错了，留芳岭怎么会在南门外呢？他们刚从湘春路的“李合盛”出来，留芳岭距湘春路也就一箭之地。在经武门的旁边。距北门倒是不太远。郭沫若说：“留芳岭！这不知是什么时代的什么诗人所命的名，不仅字面太有诗趣，而且对于实际也尽致地发挥了美化的本领。在这儿的周围没有什么‘芳’，也没有什么‘岭’，只是一簇常见的类似贫民窟的城市尾巴。但在那当中却耸立着一座不太高明的中西合璧式的新建筑，那便是曹如璧夫妇的住居了。”郭沫若可能是觉得这地名和现实太不相称了，便不断地感叹：“留芳岭哟！到底是哪一位诗人替你取下了这样好的一个名号？”其实，留芳岭原来是一片荒山，人称“牛坊岭”，后来被人雅化为“留芳岭”了。当然像这样能化腐朽为神奇的雅化者，是应该被称之为“诗人”的。

吃和住不成问题了，接下来便是要安排郭沫若一览长沙的风景了。郭沫若来长沙，是因为在武汉受了闷气。到长沙后，有田汉和一些朋友陪着，登天心阁，游岳麓山，把烦心的事抛在一边，行走在名胜古迹和自然风光之中，胸中的怨气和闷气也就为之一吐了。

郭沫若站在岳麓山上俯瞰水陆洲，他说：“可不是么？那平淡而有疏落之趣的水陆洲，怕是长沙最好的特征吧。无论从湘水两岸平看，无论从岳麓山顶俯瞰，那横在湘水中的一只长艇，特别令人醒目。清寒的水气，潇舒的落木，淡淡的点缀着，‘潇湘’二字中所含的雅趣，俨然为它所独占了。”水陆洲，又称桔洲和长岛，宋《太平寰宇记》载：桔洲在长沙县西南两公里江中，有江水，唯桔洲独浮，上多美桔，故名。五代前蜀词人李珣曾作《渔歌子》云：

萩花秋，潇湘夜，桔洲佳景如屏画。

碧烟中，明月下，小艇垂纶初罢。

水为乡，蓬作舍，鱼羹稻饭常餐也。

酒盈杯，书盈架，名利不将心挂。

若能住在这水陆洲上，钓钓鱼，喝喝酒，看看书，将名利从心上取下来，挂在江边随便哪一棵树上，那是何等的境界。然而，郭沫若此时是难得有此心境的。他正处在一个国破家亡的时代，自己想为国为民有一番作为，但又受到重重的阻碍与压制。因此，他时不时地就流露出一脉感伤：

伤心最怕读怀沙，国土今成待剖瓜。

不欲投书吊湘水，且将南下拜红花。

田汉分明地感到，郭沫若的情绪是有些低落的，其实，低落也属正常，谁没有起伏浮沉，谁能一直那么地高昂着呢？第三厅怎么说都是一个阵地，既然门已开了一条缝，那就得挤进去。挤进去了，总能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来。田汉边陪着郭沫若游玩，边从一旁劝说和鼓动。

田汉又陪着郭沫若游了玉泉山。

玉泉山有一观音寺，《消逝的长沙风景》（杨里昂·彭国梁著）一书中有如下一段描写：

“玉泉山观音寺遗址在今文运街和黄泥街交汇处西侧，建于清朝初年。玉泉山庙坪宽大，中有戏楼，一对大石狮雄踞庙门两侧，庙前两旁有拱门，前有石牌坊，庙右为玉泉街。玉泉山香火之盛，为湖南省城第一。它是佛寺与神庙合一的宗教圣地，既祀观音大士，又祀陶、李二位真人。陶公真人原来祀于长沙梨镇陶公庙内，李公庙则在今开福区史家坡。因为这二尊真神‘亢旱水灾，祈祷辄应’所以远近闻名。当时长沙四乡水旱灾害几乎年年发生，按照中国的传统，求神祛灾必有地方行政长官亲自主祭方才灵验。陶、李二神寺庙离城甚远，省城官绅参加祭祀多有不便，只得将二位真神请进城来，与玉泉山的观音菩萨共处一庙。玉泉山的禳灾效用被当时一些文人吹的神乎其神，据《湖湘旧闻录》记载：一九二四年长沙连降暴雨，四乡遭遇水患，省长赵恒惕亲率文武官员到玉泉山祭陶、李二位真人，果然‘天忽然放晴光’，人们莫不欢天喜地，都说：‘至诚可以格天’，这种文章当然不足信，不过从中可见时人对玉泉山迷信之深。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玉泉山寺庙还基本上保存完好，一九六二年电影《怒潮》剧组曾在庙门前拍过外景。‘文革’时大庙被毁，现在，我们只能从《怒潮》中看到它的原貌了。”

田汉说，他和郭沫若本来还想淘几本想要的古书，但仓卒之中一无所得。玉泉山的旁边，就是文运街和南阳街。自清末以降，南阳街一带便书铺林立，抗战前有中华、正中、景章、开明等书店。像田汉和郭沫若，到了玉泉山，怎能不到旁边的书店去转转呢？然而仓卒，心不在焉。于是，他们又漫步至又一村民众俱乐部。又一村距南阳街很近，距远东电影院也很近。他们去参观了何云樵所筑的箭场。据严怪愚在《又一村民众俱乐部速写》中介绍：“湖南懂得射箭的，我还只知道竺永华，因为前次射箭比赛，是他老夫子的状元。把箭一上，弓一拉，索的一声，中了目标，那情味，的确有点古风。”严说又一村射箭，一箭只要一分钱。既经济又勇敢。不知郭沫若和田汉在箭场是否也开了弓射了箭？看过箭场的当天晚上，郭沫若诗赋真人时，便有了这样的句子：“何来后羿箭，射日破愁天。”

在“欢迎郭沫若先生大会”之前，田汉还陪着郭沫若去凭吊了黄兴墓、蔡锷墓，还有屈子庙，贾太傅祠。

郭沫若在长沙时，还有两件趣事值得一记。一件是他喜欢吃长沙的凉薯，见了就想买。有次从酒家出来，买了四毛钱的凉薯，但发现比平日的要少些，便问那卖凉薯的老头，“怎么比平时的要少些呢？请“客气点’吧！”谁知那老头答得真是妙：“不是我不肯加，就是怕多了你拿不起。”郭沫若说，长沙人说话真是太幽默了。另外一件事是，某日，他们在一饭店吃饭，有一个“抽彩头”的来了，硬要客人抽一支试试，说“蛮灵验的”。女记者熊岳兰抽的是：“去年好，今天差”，还有一位抽的是：“有鬼有鬼，内中有鬼。扯的扯脚，扯的扯腿。”大家简直是笑歪了。郭沫若也抽了一支，很有意思：

“孔明借箭，只有三天，

一桩好事，就在眼前。”

郭沫若说“只有三天”的话是灵验的，因为他三天内必离开长沙。一桩好事，就在眼前？什么好事呢？田汉他们当时猜是时局可能会有好转，说不定还有什么别的好事在等着他。田汉当时肯定不知道，没过几天，郭沫若的意中人就会像仙女一样飘来长沙。当时郭沫若的意中人是谁？于立群。郭沫若从日本“逃”到上海，在上海便认识了于立群。他是经林林诸位的介绍认识她的，他说一见到她，就有了一种惊异：“仅仅二十来往岁，在戏剧电影界已经能够自立的人，对一般时髦的气息，却丝毫也没有感染着。两条小辫子，一身蓝布衫，一个被阳光晒得半黑的面孔，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那样。”于立群本来是跟着洪深的演出队走的，是郭沫若劝她改变了立意。于是，他们在香港又重逢了。在香港的重逢，在于立群看来，是意料之外，在郭沫若，则是意料之中。因为郭沫若事先早就有了盘算和安排。筹划《救亡日报》的复刊，他们又都到了广东。在广东的新亚酒楼，于立群“不声不响整天价只是读书写字。她写一手黑顿顿的大颜字，还用悬肘。这使我吃惊了。我从前也学过颜字，在悬肘用笔上也是用过一番工夫的，我便问她是什么时候学过书法？她告诉我，是他们的家传，祖父是写颜字的，母亲也是写颜字的，从小便学来这一套。”于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会写颜字的“小妹妹”在身边，郭沫若也就跟着写了几天大颜字。

郭沫若接到了陈诚的电报，要去武汉，恰好，于立群也是要去武汉的，“这样一来，立群也就有伴了。”这就是一种巧合吧，有偶然也有必然。到了武汉，郭沫若和于立群就开始拍起拖来了。等到郭沫若一气之下要从武汉到长沙时，他们俩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就舍不得松开了。郭沫若到了长沙，于立群两三天便有一信，虽然没有儿女情长，但那分明不是一般的感情了。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六日，郭沫若从留芳岭的寓所走出来，本想着要去找田汉，谁知道就看见田汉坐着一部洋车迎面而来。田汉对着郭沫若喊：“武汉的朋友来了！”这朋友就在田汉的后面一辆洋车上，这朋友便是郭沫若时时都在想着的于立群。

长沙，见证了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热恋。他们一起登岳麓山，无疑是要到那爱晚亭小坐，然后沿青风峡至白鹤泉。他们会到麓山寺中去烧一柱香吧。麓山寺山门两旁的对联系清末名士王闿运先生所撰：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麓山寺又名岳麓寺，宋代曾几有诗题曰：

岳麓知名寺，寻幽到眼边。

林深不见日，山静只闻泉。

便欲呼舟去，聊为借榻眠。

诘朝游历处，却在小窗前。

麓山寺旁，还有一道乡台。宋朝的邹浩，号“道乡”元丰年间的进士，曾上书哲宗皇帝，反对章淳，没想到自己反被削宫。徽宗时被谪衡阳，过长沙时，其守臣温益对他下逐客令。于是，他只好冒着风雨过湘江。麓山寺的山僧和尚得到这一消息，便举着火炬列队欢迎，并请邹浩住在寺中。后来，张栻在山僧列队迎邹浩处筑台，并请朱熹题一石额曰“道乡”。其台后废，康熙年间又重修。至嘉庆二十四年，岳麓书院院长欧阳厚均任上改建道乡台及祠。直至抗日战争时期才被毁掉。郭沫若和于立群游岳麓山时，想必其台和祠都还在。张栻曾有诗题“道乡台”云：

人来人去空千古，花落花开任四时。

白鹤泉头茶味永，山僧元自不曾知。

郭沫若和于立群十分尽兴地游了一次岳麓山。郭沫若说，他在长沙住了二十天，已经成为一个老长沙了。过了两天，郭沫若正式地要与长沙说再见了。他在这不算长的二十余天里，他一共游了三次岳麓山。他感慨道：“古人说：长沙乃卑湿之地。不错，从岳麓山俯瞰的时候，长沙的确是卑。在街上没有太阳而且下雨的时候，长沙的确是湿。但我在长沙滞留的这二十二天，却是晴天多，雨天少，长沙给予我的印象，并不怎么忧郁。”

一桩好事，就在眼前。于立群来了，比什么都好。况且，于立群还带着周恩来等人的信，他可以立马去武汉组建他想像中的第三厅，还有田汉也愿意陪他前往，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是好事。这些好事，好像都是于立群带来的。再者：长沙也给了他好运。郭沫若是真的有点舍不得离开长沙了，因为长沙已经成了他和于立群的乐园。然而，舍不得离开也要离开，因为有一种比爱情更重要的声音在召唤着他，有一种使命在催促着他。他要和长沙作一个无情的告别了，他甚至想，离长沙愈远愈好。（转自彭国梁《长沙沙水水无沙》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