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难的时候/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国歌》的歌词？对，又不对。细看，是有些出入的。一九三五年，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推出了一部影片叫《风云儿女》，其中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词田汉，曲聂耳。开始，田汉在构思这部电影时，片名叫《凤凰涅槃图》。该片有两个主要人物，即诗人辛白华和农村少女阿凤。其故事自然是悲欢离合爱恨情仇。辛白华的《凤凰涅槃图》也历尽了沧桑。愤怒出诗人，辛白华一口气便写下了一首长诗《万里长城》，以上所引便是长诗中的最后一段。后来，田汉成了“政治犯”被捕，夏衍在田汉《凤凰涅槃图》的基础上写出分场剧本。这诗的最后一段是夏衍和聂耳等几个人在田汉桌上那乱糟糟的稿纸中发现的。聂耳一见，便主动承担了作曲的任务。因为聂耳已和田汉有过《桃李劫》的主题歌《毕业歌》的成功合作，他自信他作的曲田汉是会满意的。果然，被改称为《风云儿女》的影片虽谈不上特别经典，但却因为《义勇军进行曲》而名重一时。一九四九年，《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代国歌，“文革”后，有人要将词改了，但改来改去，似乎并没有什么更适合的词取代。一九八二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被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田汉（1898—1968），字寿昌，湖南长沙人。著名的戏剧家。一九一六年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后，就赴日本留学，考入到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一九一九年暑假回国探亲，和表妹易潄瑜（舅父易象之女）订婚后又同赴日本，至一九二二年回国，到上海中华书局当编辑。在日本时，田汉受日本新剧运动的影响，就开始对戏剧文学进行研究，并对电影产生了极大兴趣。回国后，他陆续创办了南国剧社、南国艺术学院、南国电影剧社、接办上海艺术大学等。还先后主编了《南国周刊》、《南国月刊》等。从一九二二年开始酝酿，到一九三零年“南国剧社”遭到查封被迫停止活动，前后相近八年，田汉统称之为“南国艺术运动。”这运动以戏剧为主，同时又综合了电影、音乐、美术与文学。不用说，田汉始终是这一运动的领袖。在“南国”这面旗帜下，各路豪杰汇集，如早已成名的欧阳予倩、洪深、徐悲鸿等，还有后来成为了大家的戏剧家陈伯尘、郑君里、金焰、音乐家冼星海、聂耳、张曙、美术家吴作人等等。在这期间，田汉创作了大量的话剧新作，如《获虎之夜》、《苏州夜话》、《名优之死》、《湖上的悲剧》等。因此，赵铭彝先生在《南国社种种》一文中称：“中国之有新戏剧当自南国始。”夏衍说田汉是“中国的戏剧魂”；曹禺说田汉“是一部中国话剧发展史”；而田汉的好友郭沫若先生则称田汉“不仅是戏剧界的先驱者，同时是文化界的先驱者。”

田汉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元老之一，一九三一年任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主席。此后，他又参与改组上海电通影片公司，并担任多部电影的编剧，也为好几部电影写了主题歌的歌词，《毕业歌》和《义勇军进行着》便是其中之突出者。一九三五年冬，田汉和周扬等还提出过“国防文学”的口号，一九三七年夏，胡风和鲁迅等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这两个口号有了冲突和矛盾，这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两个口号”之争。

鲁迅对田汉是有所成见的，用夏衍的话说就是“鲁迅对田汉有不好的印象。”而且，这不好的印象还由来已久。夏衍在一九七九年五月所写的《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中就写到了一九三四年秋所谓“四条汉子”（即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去见鲁迅的经过，其中就有一段田汉和鲁迅的对话。在谈到胡风时，田汉说：请鲁迅先生当心，不要太相信胡风，这个人政治上有问题。鲁迅听了很不高兴，问是谁说的。田汉说是穆木天。鲁迅说，穆木天是转向者，转向者的话你们相信，我不相信。这时，阳翰笙见气氛紧张，便赶紧把话题岔开了。夏衍回忆，那次鲁迅总的情绪还是好的，似乎并未出现后来江青们所说的“鲁迅怒斥四条汉子”的事情。至于鲁迅后来在文章中说：“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一律洋服，态度轩昂”，夏衍说是有出入的，比如他们是将车停在别处，然后四人走路至内山书店，而且，他那天穿的是深灰色骆驼绒袍子。说到“态度轩昂”，夏衍说：“那时我们都是三十上下的人，年纪最大的田汉三十六岁，身体也没病，所以‘轩昂’一点可能是真的。”他还说：“读过鲁迅一些文章的人都知道，鲁迅写到他不满的人的时候，常常是信笔写来，加以艺术夸张。”

本来，鲁迅对田汉印象就不好，后来，又有一件与田汉相关的事让鲁迅产生了误会。一九三四年，《社会月报》八月号的头条刊载了鲁迅《关系大众语的意见》一文，同期杂志的“压轴子”则是杨人氏的《赤区归来记》。因杨氏在文中说了不少的赤区怪话，比如说赤区在水灾和敌人的围攻之下，破产无余，“维持已经困难，建设更不要空谈”等。当时，田汉有一个二十岁的表弟，名叫易绍伯，正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读书，而且还是个文学青年，吃住都在田汉的家里，这位易绍伯看了那期杂志，对杨人十分反感，于是，就写了一篇名曰《调和》的文章，发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的《大晚报·火炬》上，意在“有意‘冤枉’先生，便于先生起来提出抗议”（《田汉致鲁迅》），促使《社会月报》不再刊登杨的文章。谁知鲁迅却误会了，认为“绍伯”便是田汉的笔名。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写道：“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们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田汉给鲁迅写信作解释，一连几封，鲁迅均未作复。关于“绍伯”是不是田汉的笔名，一九九五年底至一九九六年初，《北京晚报》副刊连续刊载了刘平和齐速的几篇文章。刘平因此还去拜访过“绍伯”的儿子，北京市海淀区文联主席易海云先生。易先生说“绍伯”是他父亲，田汉的表弟没假，但当时二十岁的父亲能否写出那样的文章去批评鲁迅，他也有所怀疑，但刘平先生从多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认为田汉的话是可信的。也就是说，“绍伯”不是田汉的笔名。我翻开《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辞典》一书，“绍伯”依然是田汉的命笔之一。鲁迅先生是“一个都不宽恕”的，自然，同样不宽恕田汉的也大有人在。

文坛上有些恩恩怨怨是正常的，文学理论上有些分歧且能各抒己见那更是一种文学繁荣的象征。如果千人一面，千面一腔那才是真正可悲的。因此，田汉和鲁迅之间虽有这样那样的或同或异，但并不影响各自形象的光辉。田汉是地地道道的长沙人，在长沙留下的足迹自然也就相当的多。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当田汉还是一个小小“乡巴佬”时，是怎样地从相距长沙七十余里的东边乡下一步一步进入到长沙城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