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清代善堂档案

善堂是中国古代的慈善机构的主要形式。本部分所载清代长沙善堂档案见于长沙市档案馆所藏清代地方志中，如乾隆《长沙府志》、嘉庆《长沙县志》、同治《长沙县志》、光绪《善化县志》、光绪《湖南通志》等。  

在贫苦无告的社会中，慈善救济历来是地方政府的职责之一，亦有好心者出面加以救济，以求维护社会的稳定。长沙地区贫富不均，尤其是土地分配悬殊，使这个鱼米之乡蒙上了一层阴影，慈善救济应运而生。湖南清代的慈善机构，大约可分为养老院、育婴堂、救济院三大类。据光绪年间曾国荃、郭嵩焘等纂修《湖南通志》卷四十三统计，长沙府十二县州共有普济堂6所，占全省13所的46%；养济堂10所，占全省64所的15.6%；育婴堂19所，占全省74所的25.6%；同善堂5所，占全省23所的22%。这些慈善机构，或由政府出资办理，或由民间捐资自办，偶亦有官民合办者。

普济堂

普济堂实为养老院，收养无依靠老人，为政府所设。湖南各府州县所创办的普济堂，以长沙普济堂最具规模。长沙普济堂创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位于湘春门外，收养老民500口，其经费系由府库拨银4万两生息4000两，按岁支销。湖南巡抚颜希深作有碑记，概述了建堂的宗旨和过程，称为老普济堂。

清代几种旧志都刊载了这篇由城南书院山长余廷灿代作的《老普济堂碑记》，全文如下：

老普济堂碑记代湖南巡抚颜希深作

（清）余廷灿

乾隆四十有二年四月，臣希深奉恩命抚军湖南。伏念皇帝为天牧民，博视广听，子养哀矜，无有远近幽深，一如堂阶户牖，虑至到而计至周。因念守土吏分，宜以时问疾苦，罢所不便而条所愿行者。乃稽图考制，见湖南弃婴有哺乳，废疾有栖养，惟单独老民未有常例廪给，枯瘠其何能自存活？谨按《王制》：“天民之穷老无告者”，“皆国有常饩。”又，《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二则曰养老，三则曰振穷。诚念残喘孤延，幸得少缓，须臾无死，竟乃柴立中央，漠然无所依向，其宜隐闵收恤，自不得后于弃婴废疾矣!

我世宗宪皇帝诏设普济堂，恩养辇毂老民，又曾下其法于直省，而有司犹柅格未行。是岁秋七月，臣希深即拜手稽首，具状奏言。八月制下，报可。乃抽拨库贮白金四万两，分贷之商，岁权息四千两为按岁支销经费。其明年，择地湘春门外，即折岁息之半作堂。由门入为厅序，居治事者；又入为五重，为左右两翼，析间而计得一百二十椽，居老民。凡房寝、几榻、厨灶、井匮、垣苑之制既备既整。其经费出入、赢缩，则听长沙郡守典领句稽。其米盐薪菜、衣袄药饵及棺槽堙埋、凌杂靡密之务，以时选士绅之廉能者经纪之，而会其要于长沙郡守。夏六月，堂成。秋七月朔一日始事，岁可活老民五百口，其浮额者籍记其名，以次待补。

夫古者，比使之相保，闾使之相受，族使之相葬，党使之相救，州使之相朋，老民亦无虑其无告也。然犹云，六十以上，上所养。自“比间族党”之法既废，民知急所私而已甚，则并所私者，若秦越相衬托矣，鲜有维系相收者。为民父母，以保之、受之、葬之、救之、一贿之之责为己任，则老民虽穷，于天尚不穷，于官府而昫湿濡沫，吹枯嘘槁，庶几有以推广圣天慈惠，亿兆民人德意，且亦抚循赢瘵，厚美风俗之一端也。抑是始基尔整齐釐剔，将有来者赓续推广之所全，不更多乎？

希深将去湖南，恭纪崖略于石。其规画微密，则檄长沙府知府事蒋炘曾条议，于册最详，兹不著。

嘉庆《长沙县志》、同治《长沙县志》、光绪《善化县志》对老普济堂有大致相同的记载，下面影印同治《长沙县志》的部分记载。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攻打长沙，老普济堂毁于太平军之炮火。同治九年（1870)，即用道王加敏捐买长沙荷花池泐潭寺后隙地重新堂，称为新普济堂。

王加敏作有《重建普济堂碑记》。据碑记载，新堂辟有放生池，并建官厅，供奉前湘抚颜希深为神主。王加敏又筹款捐办湘春门外旧堂基，开垦为菜地，招募民工栽种，每年可收地租钱四千文，以作新堂岁修之用。新堂不仅收养无依靠老翁，也收养无依靠老妪，至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收养老民妇237名，建新堂4笼，号房64间，每号居4人，分男舍和女舍。下面为同治《长沙县志》对新普济堂记载及王加敏《重建普济堂碑记》的影印件。

养济院则各县多有设置，收容老人、孤贫数人至数十人不等。入院者每日给米l升，银4至6厘，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生活。光绪《善化县志》卷十“养济院”条记载：“南城外建立养济院二所，一在碧湘街，一在惜阴街，额收男妇孤贫五十九名，遇有病故即行顶补。每名每日给领米折银六厘，按四季由县出文，赴藩库请领。该院于同治十年迁移陶公祠上首，共作一院，所有屋内基址已经丈量清楚，案存工科。”（影印件见  页）

民国慈善档案中还有不少有关清代救济事业的记载，如20世纪20年代一署名“兰心”的学者便撰有《长沙市工商业及救济事业的沿革》一书，曾连载于1925至1926年的长沙《大公报》上，其中与普济堂相类似的善堂有多家，如,养济院、惠老院、惠济院，均用白话文撰写，影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