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来水的曲折流程

　　一、解放前，自来水厂成为“烂尾工程”

　　长沙人拧开水龙头，让清亮的自来水喷涌在新都市的生活当中，是在新中国成立两年后，即1951年10月1日。

　　在此之前的岁月里，长沙城一直守着门前那条美丽的湘江，却喝不上洁净卫生安全的自来水。

　 　甚至在1947年7月，邵阳人民都已美滋滋喝上新建成的邵府街自来水厂流出来的自来水。而长沙城，建设自来水厂的口号依然喊得震天响，报纸上声称湖南善 救分署署长余籍传已前往上海接洽自来水机器，长沙即将开工建设自来水厂，但大半长沙人依然半信半疑。像放羊的孩子天天嚷着“狼来了”，喊多了，自然就麻木 了。

　　1948年10月27日，长沙各大报纸上刊发有《长沙市长蒋琨告民众书》。

　 　蒋琨声称：“最近市府秉承程潜兼主席的意旨，要为长沙市民做两件于生活、于健康均极有裨益的事。第一件是完成由南贯北的黄兴路北段和蔡锷路北段两条马 路；另一件则是开始兴建全市自来水工程。前者业经付诸实施，黄兴路北段业已在10月上旬正式通车，蔡锷路北段工程现正在进行。惟后者（即兴建自来水工 程），尚系兴建伊始，有待全市同胞之热烈响应……长沙市人口已超过50万,其饮料之供给、火灾之防救，都是迫待解决的问题。”

　　蒋琨誓言：“市府决定将自来水工程自本年11月1日起正式开工，按月逐步实施，全部工作限于8个月内完成，即至明年7月1日，自来水必须要从用户的龙头里面放射出来，使市民迫切需要的饮料供应问题能早解决。”

　　当然《告民众书》，实际也是为了募捐：本着“有钱出钱”和“富人出钱替人穷人做事”为原则，向本市各殷实大户、本市拥有房地产的业主，银行、钱庄、工厂、公司，各行业之大中等商店等进行募款。

　　1948年11月1日长沙自来水工程开工后，经过一个多月努力，老火车南站背后的洪山头自来水进水塔工程进展迅速，妙高峰的水库也已基本建成。

　 　当年的新闻报道称：“将来长沙城区内50万民众的用水，都将以洪山头的进水塔作为‘源头’，即把湘江河水抽入16米高的进水塔中，再由进水塔流入加矾池 和沉淀池、混合池，再通过管道，将消毒净化过的自来水，送往建筑在妙高峰顶的水库，由此再输送进城。”看来再过数月，长沙市民只要拧开水龙头，洁净的自来 水就会流入人们的生活中。

　　看到自来水建设进度迅速而有序，一位市参议员对记者说：“长沙市政府赤手空拳拆马路，结果马路拆成了，拥挤不堪的八角亭，如今已变成了宽阔平整的马路。现在又赤手空拳来修自来水，而自来水也居然被这位市长顺利地推动着，蒋琨还是有他的几手功夫。”

　　不过，在当时，长沙市民开始生出希望来的自来水工程最后仍成画饼。进入1949年，长沙时局动荡，财源中断，长沙市自来水工程在1949年初不得不陷入全面停顿，直至最后成为“烂尾工程”。

　　二、筹设半个世纪，为何建不成自来水厂

　　长沙城第一次发起筹设自来水公司在1902年，除上海等沿海城市外，长沙的计划走在前列。但最后长沙完成自来水工程，却已到了1951年10月，已远远落于人后了。

　　家门前的湘江水化为洁净的自来水，在长沙，为何竟用了整整半个世纪之久？

　　是政局混乱，城头不时变幻大王旗，还是战祸兵灾，军阀贪侈，或许还有反动军阀治理经济无能，致使财源中断，民穷财尽。诸多原因，造成了长沙自来水工程难以完成。

　 　据长沙《大公报》记载，早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湖南巡抚俞廉三即与驻长日商三井洋行接洽筹办长沙自来水公司，议定所有机器、水管，甚至包括 水厂厂屋悉归三井洋行包办，自来水经营由洋行承包若干年，在此期间，自来水设备及管道损坏概由洋行负责赔修。双方即将订立合同时，因广西发生起义，朝廷特 派参将苏贵林等募兵两旗，驻兵湖南衡阳和永州，并要求湖南出资协助广西军饷，户部另抽提资金，湖南藩库，顿时一空如洗，自来水建设，已无开办费，长沙想要 外商独资筹设自来水公司的想法宣告失败。

　　 两年后，即光绪三十年（1904年），端方抚湘，长沙绅士张雨珊和朱昌琳儿子朱菊尊与端方商请筹集股本80万两，由善后局拨官款30万两，绅商合筹50万 两，创办官商合办的长沙自来水公司。即将开工之际，端方被召入都。此后继任湖南巡抚者，均谨小慎微，无所建树，晚清时期两次筹设自来水公司，均告失败。

　　1912年，民国创建后，政府屡次提议筹设自来水公司，绅商也多次发起自来水公司筹设组织，但湖南时局不宁，金融紧迫，所以周敬廷、张翼鹏、陈文纬等有关组设各种自来水股份公司的建议，时作时已，无法实现。

　　张敬尧督湘期间，江苏人张某自愿承办长沙自来水公司，曾与长沙总商会接洽，建设资金采取张某垫资，长沙人分期付款的方式。此事在当时本可顺利进行。但张敬尧的兄弟张敬汤，却想从张某手中索取数万贿赂，张某不允，张敬汤从中梗阻，此事只好中止。

　 　1925年秋，唐棣等发起筹设湖南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曾于坡子街太平洋俱乐部，邀集贝元澂、陈梅生、罗定安、黄藻奇、赵恒哲、曹典球、张湘砥及时任财 政司长周子贤、实业司长唐承绪、省署秘书长李鸣九等 ，发起会议，决定资本定为200万元，以当时铁工厂机械作为厂机，靖港所产沙管作为水管，并确定李德 斋为自来水公司总理，但不久北伐革命军经湖南进入湖北，集股之事，变成遥遥无期。

　 　1930年，长沙市政处宣布筹办自来水厂，但人们已认识到长沙兴办自来水工程必与电灯公司合作，否则耗费太多，用电太贵，盈利的可能性不大，但长沙电灯 公司明确表示对兴办自来水厂不感兴趣。长沙市政当局曾弄了个“救济”方法，花费1万余银元，请上海英商东方铁厂在留芳岭下凿100米，建成城北留芳岭自流 井。该井毁于1938年“文夕大火”。

　　1937年5月省建设厅设立长沙市自来水工程设计室，聘请福建工程师尤巽照负责设计，老火车南站旁的洪山头成为自来水厂厂址即在此时确立。但不久抗战爆发，自来水计划搁浅。直到1948年11月1日长沙市长蒋琨再次推动自来水工程建设。

　　三、新中国成立两年后，自来水厂作为国庆的献礼工程

　　新中国成立，长沙市自来水工程才开始复工续建，并于1951年10月1日作为新长沙在国庆献礼的五大工程之首而宣告完成（其余四大工程为湘江轮渡工程、沿江大道工程、长南路<今书院路>工程、儿童公园<今市少年宫>工程）。

　　那一天，长沙自来水正式流向主城区的数个自来水站，挑水的长沙人排起长队，全城一片欢腾喜气。

　　从此以后，拧开水龙头，就可以接上清洁的自来水。守着湘江直饮江水的长沙人，开始了有了自来水的生活。 

　　2004年底，曾任新长沙第一任建设局局长、主持自来水工程建设的潘基　　  老

　　人，命我前往他东塘的家中取其所著新书《未遗集》，托我分赠给新闻界的几位老朋友。

　 　我曾向潘老询及长沙市第一座自来水厂为何建设飞速？潘老总结了三点：一、新长沙成立后，人心振奋，领导讲团结，群众干劲足，在铺设水管时，甚至为赶进 度，一些职工通宵不睡，努力工作。第二、首任新长沙市长阎子祥，极其重视市政建设和民生工程，为让自来水工程加快进度尽早建成，市政府给足了政策，在资 金、技术、人员上全力支持。第三、这项工程也是长沙和平解放的成果，旧时代为我们建设自来水工程留下了一些“遗产”。

　　民国长沙饮水生活

　　一座城市是否真正进入都市化新生活，一般认为，这座城市须具备五项城市基础设施,即自来水、电灯、排污工程、公共交通、电话通讯。

　　贯穿整个民国时期，长沙城的自来水工程始终没有完成。民国时期的长沙城，顶多只算是一只脚踏进都市的门坎中。

　　在没有自来水的岁月中，长沙人在城市的饮水生活依靠的主要是沙水和河水。

　　家居生活：

　　饮用水取自白沙井和湘江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在美国回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当青少年时期的他在长沙生活时的情形时说:

　 　“我们家在长沙东乡农村乡居的时候，每年收租三百石，俨为当地大地主之一。自迁居长沙之后，凡房租、电费、佣工、街上人力费，都为以前所无。我们的衣 服、食物、学费、医药，也较前倍增。柴米菜蔬以前采摘自田间，现在都要出钱购买。饮水出自城南的白沙井，洗涤用水则汲自湘江称为河水。每天有小孩兜售。唱 呼要沙水不，要河水不？这种消耗都为额外加添。居城一年，我家即感家用不敷。”

　　生活饮水用白沙井水，洗涤用水则取河水，是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中，一般人的家庭生活方式。在民国时期，长沙虽曾有三四千口水井，但这些水井的功能，既不是用于饮水，也多半不是用于生活用水，其主要功能实际上更重在城市防火上。

　　特色职业：

　　赚钱不多的挑水夫

　　民国报人陶菊隐报纸上刊发的《长沙之水》一文，提到：“长沙苦力有一条最特别的出路，不花多大本钱，只消买得起两个水桶，凭着浑身气力，在碧波烫漾的湘江挑上一担水，就可以大做其‘卖河水’的生意了。”

　　陶菊隐说：“长沙尚无自来水设备，市民饮料大部取给于湘江，小部取给于城南白沙井及城北彭家井。除了卖河水的外，还有卖这两口井的水的。”

　 　他写道：“彭家井的水与河水价格大概不分高低，但白沙井的水却是中产以上的珍贵饮料。假使主人以白沙井井水泡茶、做饭、饷客，必郑重声明道，‘你尝尝这 是沙水。’沙水味甜而适口，其实就是泉水。二十年以前，河水及彭家井的水每担只售铜元一枚，沙水却贵一倍。后因铜元贬值及生活程度逐渐提高的缘故，河水卖 200文一担，沙水照例加倍。长沙只用铜元，国币1元换钱6000文，200文一担实际只有3分多钱，每天卖水以4担计，所得还不过一角几分。大概挑河水 是普通苦力的一种副业，做完了正业抽点工夫赚外快，否则单靠角把钱哪够维持生活？”

　　外地客“怪癖”：

　　只敢吃耐久煮的果蔬

　　民国时期湖湘旧报，时常会刊发一些有“洁癖”的外地客在长沙生活感受的小文章。似可窥见没有自来水的时代，一些人在长沙日常生活的不适。

　　1930年3月22日长沙《大公报》即刊发有张侠东的《蔬菜和衣服的洗濯》一文。

　 　张侠东称：“长沙城内井水，多半由污水排泄物从地质滤过或渗透者，内含细菌、有机盐类甚多，色或透明放异臭，呈异味。以之沐浴，则生水毒（自注：吾乡之 初到长沙者，每犯斯疾，初似疥疮，继变湿疹，其主要症状，为瘙痒难堪，湿润糜烂，尤以阴囊部为最著），以之洗濯衣物，须混多量石碱煮沸消毒，或以石灰碱水 于水内和匀，待澄明备用。以之洗涤蔬菜，殊不相宜。如四季流行性传染热病，以及各种寄生虫病，由蔬菜不洁媒介而来者，不少。”

　 　在张侠东看来，长沙井水既不宜洗衣，更不可洗菜，因为水的原因，生活中的他看起来可谓艰难，比如吃，他说：“鄙人因家居长沙，蔬菜洗涤，难期彻底洁净， 尝嘱家人取其容易洗濯而堪久煮者，如笋、藕、萝卜、瓜果，豆类等。或虽难洗濯，而堪久煮者，如白菜、酸菜、海藻、豆芽、豆腐等等。”为了饮水的安全，“口 味”对于他，只能舍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