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长沙 电车梦从城墙上滑落

　　一列将在2014年春天发车的地铁，马上将载着长沙城跨入簇新的地铁时代。

　　而在整整一百年前，长沙人也曾做过不少城市现代交通的梦，这些梦想，包括在长沙设置电车，在湘江上架构铁桥，把新河三角洲变成长沙飞向世界的飞机场……梦想很绚烂，但在动荡和战乱的民国时期，这些美好的梦想显得过于奢侈。

　　湖南警察厅长张树勋欲在长沙城墙上设置电车轨道

　　整整一百年前，即1914年3月，被认为“具有城市建设才能”的湖南警察厅长、宁乡人张树勋，递交了一份呈请，请求招商引资，在长沙城墙上铺设电车轨道，设置电车，使长沙城的交通事业，一步跨向现代化。　　

　　当时，正是北洋军阀汤芗铭任湖南都督兼民政长执掌湘政时期。

　　汤芗铭对于张树勋的呈请，竟“答非所问”地批示：“湘乱未平，库财奇绌”，从缓计议。当时就有人评价道，张树勋的呈请，明明是说“招商设置”，并没有说要拨用公款，不知道为什么汤氏要“王顾左右而言他”。

　　张树勋在当年递交给湘督汤芗铭的呈文中称：城市文明的发展，在于道路交通的便利。二十世纪的文化，以汽电为机枢，今天路政中的汽车、电车，又为便利人民所必需。今天，湖南省的汽车事业，已开始起步，而电车则尚未萌芽，电车在长沙的设置，可以在我们手上开始。

　　他认为，省城长沙为湘省辐辏之区，地密人稠，摩肩毂击，道路狭窄，在城市内部搞拆迁改造显然要付出极大代价，所以发展现代交通，常常苦于城区的局促；而想要不发展不改造，长沙人口又在不断膨胀，往来行旅使城市喧挤不堪，交通行政，终难完善。

　　张树勋说，他再三思考，觉得现有长沙城市的发展，到了必须设置电车的时候。一方面，可以便于城厢内外行人往来，电车可以疏通部分人流。另外开通电车后，可使人车分流，不但对于人民的通行，即对于一般运输的营业，也颇为适用。

　　但长沙其时发展交通，“四壁城垣，不无障碍”。当初在民国成立之初，湖南官绅曾建议拆除城墙，但因一帮宵小妄图起事，迭起风潮，长沙拆城之事被迫中止。

　　然而，长沙设置电车，已不可再缓，拆不拆除城墙，对于设置电车并不重要。张树勋认为。

　　如果长沙马上拆除城墙，则可以就地铺设电车轨道，工程更显容易；如果不能拆除城墙，仍可以在长沙城墙上架设高脚电车。一些地方的城堞过高，可以按照小吴门一带已实施的办法，将城堞拆去一部分，以期高低一致。

　　张树勋说，长沙城垣宽约三丈，最窄也有一丈以上，可以并排行驶三辆汽车，“电车单轨循环，绝无危害，长沙城垣废物利用，无往不宜”，“即异日拆毁城垣，仍可移设平地，亦复无所损失。”

　 　对于在城墙上架设高足电车，张树勋曾经进行过可行性调查。他称，日本神桥往星宿一带，即架设有高足电车，久称便利；而天津、上海仿照日本的架设，也没有 发生危险。在长沙城墙上是完全可以设置电车的，设置电车的经费，完全可以不必取之于公家，可向商贾集资建筑，利益所驱，商家必能踊跃，而作为政府，则仅负 管理之责。

　　将来长沙城墙铺设电车轨道后，政府尚可斟酌收取捐税。而电车经过的城墙内外地段，不但交通便利，也可成为商业繁华旺地，可收一举多得之效。

　　距今整整一百年前，张树勋设置电车的提议，显示了当年长沙的能人智士城市规划水平之高。

　　其时，除香港之外，在中国仅仅只有上海和天津设置有电车，而到了上世纪20年代，北京、沈阳（奉天）等多数中国大都市都已设置电车。之后，长沙一再错过机会，拖着小辫子的电车，始终没能在我们的城市出现。

　 　而当年汤芗铭答非所问拒绝在长沙设置电车，也并非因经费欠缺的原因，而是北洋军阀汤芗铭奉袁世凯之命执掌湘政，他来湖南的目的，并不是发展湖南，而是前 来屠杀湖南革命党人，摧残进步的势力。汤芗铭在湖南的历史上，不但留下了“汤屠户”的恶名，更阻碍了长沙城市的向前发展。

　　长沙商会会长左学谦请求将拆除的城墙砖卖钱，专门用于创设有轨电车

　　两年后，汤芗铭逃出长沙，再次上任的湖南督军谭延闿宣布马上拆除长沙城墙，发展长沙的现代化交通。

　　当时一些天真的长沙人认为，旧长沙拆除城墙后，自由和新鲜的空气将流布于整座城市，一幅现代化的新长沙宏图已经展现在人们面前。

　　一些社会贤达接受本地《大公报》的采访，即大谈拆除城墙后，未来新长沙的建设方案。长沙商会会长左学谦称：拆除长沙城墙后，长沙城墙砖石，概行变价发卖。他说他已给谭督军出了这个好主意。

　 　左学谦提出，等到城墙砖石完全拆净，利用原来城墙的基址，可以修筑一条电车路。而拆除的城墙砖石变卖后，他估算可卖得现银六七十万金。此前，天津拆除城 墙，修建电车路，用的就是拆除城墙砖石变卖得到的真金白银，天津的城墙砖石共卖得银五十余万两，长沙城墙比天津稍大，设置电车的经费相差不会太远。他乐观 地表示：“此路告成，则沿城内外，必成繁盛商场”。　　

　 　显然左学谦对于形势过于乐观，不久，北洋政府特任张敬尧为湖南督军，湖南顿时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时局动荡，拆除的城砖要不被偷走，即算是变卖的砖款多 半已作为军费被挪用一空。直到1929年，长沙才开始彻底清除长沙城垣拆除后留下的土堆基址，在原城墙基址上，长沙人最后修成了一条环城沙石马路。

　　在开明公司的公共汽车没有行驶于沙石马路之上时，环城马路，成为长沙市民骑马和练单车的好地方。

　　进入民国后，轿子多用于红白喜事 

　　在晚清时期，三人抬的“三丁拐轿”在长沙城内还相当流行；妇女外出，因礼教的束缚，多乘镜轿，虽咫尺之间，也不肯步行，否则有损妇容。 

　　进入民国后，风气大开，坐着咿咿呀呀发出嚣张响声的“三丁拐轿”被认为是土豪劣绅；而对于妇女，民国肇始，风气大开，妇女追求解放，加以人力车盛行，价廉而便利，前朝所用的镜轿，渐渐被淘汰，少如“凤毛麟角”。仅人力车不到的偏僻地方，抬轿者才有生意可做。 

　 　1932年10月的长沙《大公报》上，名为新得的作者撰文称：“抬轿是一种以人代畜的事业，所以现在不少人看不过意，不忍以人代畜，而不坐轿子，盖霭然 仁者之用心，而怜轿夫生活不如牛马也……坐轿者以一人旅行之故，而牺牲两人（指轿夫）之光阴，于人于己很不经济，每日又只能行数十里，濡滞迟缓。乘轿者徒 然耗费时间，感觉着金钱的痛苦。抬轿者感觉着身体的痛苦，于双方均不便利。所以抬轿的工作，应当停止，以息仔肩而维人道。”

　　到上世纪30年代，轿子主要用于红白喜事，抬轿子的人渐觉生意难做，在平时只好兼为人搬家以维持基本生活。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1922年以前，长沙曾一度流行藤制凉轿，但仅作为有钱人外出游览岳麓山等名胜的休闲代步工具而已。 

　　那时的人力车，相当于今天的出租车 

　　人力车是贯穿整个民国时期长沙城内最主要的交通代步工具，虽然它也是以人代畜的步行交通工具。 

　　但是人力车的优势在于便利，市民在长沙城中，可以随时随地、任人呼唤乘坐，并可穿行于狭窄的长沙街巷中，直接把乘客送到家门口。

　　在民国时期，人力车有些相当于今天的出租车。 

　 　人力车在长沙的出现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据1925年兰心通讯社在长沙《大公报》的投稿称，长沙人力车创自前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陈宝箴抚 湘时，厉行新政，饬制造局造东洋车，即今天所谓的人力车，当时湘省风气未开，乘坐者少，由公家出钱请工拖驶，无人应召，后经谭嗣同、熊希龄等在南学会演 讲，极力提倡，然后渐渐有人乘坐。另一种说法也来自长沙《大公报》，称留日学生把东洋车带到长沙，这些“假洋鬼子”在八角亭互相拖坐以炫耀，为当时正人君 子所不齿，但以后谁也没有想到人力车竟然在长沙获得大的发展，生意极其发达。国内最具权威的陈宝箴研究专家张求会先生称，他尚未看到陈宝箴推行人力车的任 何资料。他比较认同留学生将东洋车带入长沙的说法。 

　　人力车在长沙的流行经历了从铁轮到木轮再到钢线轮的三次改进过程。 

　　截至1936年4月，长沙共有人力车2999辆，正班和替班人力车夫7000余人，此外尚有私人包车近2000辆。

　　“马路就是跑马的路”，但马车一上路就被优胜劣汰

　 　前清末叶，长沙即有发起修理沿江马路之议，前清最后一任湖南巡抚余诚格，宣称在三年之内，长沙将修成一条沿江马路，马路就是跑马的路，其时上海等发达地 区，马路上均跑着马车，长沙将时兴马车，自然是情理中的事情。但余诚格宣称修马路的话音未落，辛亥革命就爆发了，长沙反正，余诚格只得在巡抚衙门后墙朝六 堆子凿开一个大洞，仓皇遁逃。

　　在余诚格承 诺修沿江马路之时，长沙一部分绅商，即已在宣统三年（1911年），发起集合股本，组织马车公司，其资本定为10万元，分为100整股，每股又分5小股。 但革命爆发，打乱了修马路和兴马车的节奏。民国创建后，全国局势初步宣告大定之时，在晚清集股创办马车公司的发起人，又旧事重提，再次施行组织钟记马车公 司，并推定戴凤翔为总理，魏楙谦为协理，集合股本，呈准立案，只等长沙建成马路，即推出马车公司，并宣称先行置办马车200辆，全部采用最新式的马车，并 已呈请都督府、民政司、省会警察厅，核准立案，发给执照，并拥有专利若干年，开始招股。

　　但其后政变迭起，湖南都督谭延闿等人自己的位子都坐不稳，长沙刚动工修筑的马路，立马就宣告停止，马路何时可以修成，渺无希望。一些绅商感觉将钱投到不可预期的未来中像打了水漂，马车公司的招股，渐渐无人过问。

　 　直到1930年长沙终于有了一条环城马路，此时汽车早已在1921年10月1日即已试行在长潭军路上跑长途，风驰电掣，围观者欢声雷动。到长沙城内修成 环城马路和中山路，长沙城内的马路上已经有了私家汽车。此时，在马路上跑马车，显然已经过时，人们都忙着组织汽车公司，兴办公共汽车交通，再也没有人谈及 过时的马车公司了。

　　夕阳西下，环城马路脚踏车车流如织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自行车（当时又称脚踏车、线车、单车）在长沙城内十分流行。截至1936年4月，长沙城内即有营业出租自行车的车行28家之多。每当夕阳西下之时，一般青年子弟，常骑脚踏车，于环城马路风驰电掣、往来如织。 

　　据统计，1928年，长沙、岳州海关每年输入自行车仅为81辆，到1931年则猛增至每年437辆。 

　　因骑自行车者多为年轻人，难免不有横冲直撞鲁莽肇事者。当时人们称汽车为“市虎”，称自行车为“市豹”，指的是这些交通工具都很“凶猛”。 

　　与自行车的流行相伴而行的是，摩托车 在长沙已经出现，但为数不多。

　　公交车常常超载，28座的车厢挤进了六七十人

　　汽车最初出现在长沙，先用于跑长途的，因为长沙到湘潭的公路先修好，而环城马路和中山路直到1930年才修筑完成。直到1934年5月15日，长沙才开始有了公共汽车。当天，新成立的长沙开明汽车公司向长沙城区投放了两台各28座的公交车。 

　 　不过，28座的公交车，常常超载。据1934年8月有公务员向首任长沙市长何元文告状称，一台开往贫民工艺厂的公交车挤进了六七十个人，售票员居然在小 吴门仍让十名乘客挤进公交车，不但乘客叫苦连天，高呼已无立足之地，该公务员更担心如此挤公交，万一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办？可见当年长沙公交车的匮乏。截至 1936年4月，长沙共计有公交车9辆，共计5条公交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