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初那些迎难而上的长沙报人

　　民国长沙城· 记者的故事

　　文/任大猛   实习生 张超  图/徐晖铭

　　谭嗣同唐才常宋教仁等长沙第一批著名新闻人，

　　后来多成为烈士

　　一般认为，中国现代新闻事业自西方引进。长沙最初的报纸出现在清末维新变法运动中。

　　其时，湖南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湖南投身维新运动的一批人，也成为办报的急先锋。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湘学报》（旬刊，有人认为是杂志）创刊，随后《湘报》（日报）也开办在小东街的刘公馆内（即今中山西路口万达文华酒店一带）。

　　湖南维新运动期间，主编《湘学报》的为浏阳唐才常，《湘报》创办者则为谭嗣同和唐才常。这两份报纸与时务学堂、南学会等相配合，宣传维新，推动湖南维新运动，开启民智，在当时受到顽固派的猛烈攻击，竟被诬为“中国之巨蠹”。

　　继谭嗣同、唐才常之后，则有宋教仁创办《长沙俚语日报》，风行一时，但因无款项支持，宋教仁只得在贡院西街（今中山路）开办一家书店，兼代友人曾庆榜刊布新著《万国奇人传》。

　　长沙城内的这三位最初的报人，谭嗣同因维新变法失败，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唐才常死于武汉自立军起义；宋教仁则在上海被刺杀。三人均为名震中国近代史的著名烈士。

　 　在近代史上， 因文化的发达，湖南以盛产报人而著名，不少湖湘优秀报人，继承谭嗣同等人舍生取义的精神，为推动社会前行，勇于揭露真相，不惜赴死，不忧 己困，前者如在1903年因揭露《中俄密约》于天津英文报纸，而被慈禧太后下令“杖毙”的报人沈荩；后者如反对袁世凯、最后贫困而死，被誉为“民初报人四 杰”之一的刘少少。沈荩和刘少少均为长沙人，闻名长沙的已故当代书法家刘世善和至今仍活跃在长沙诗词界的沈其雍，与这两位著名记者“沾亲带故”。 

　　湖南记者流血第一人；

　　长沙报纸在“文夕大火”前经历“四起三落”

　 　从近代以来，湖南已成为居于全国前列的文化大省，而长沙也成为一座文化程度较高的城市。1919年美国驻长沙领事詹森在《长沙报告书》中记录说：“长沙 人文化程度较高，有阅读能力者不限于富有阶级，人们时常可看到拉车劳工在街头阅报栏前浏览报章和故事书，估计在长沙有阅读能力的人占城市人口的30%以 上。这在文盲遍地的中国城市中算是较高水平了。”

　 　在这样的城市办报，显然大有市场。但因为民国时期，湖南政局极其不稳，出于良心公义，不少报人为新闻事业荜路蓝缕奋力开辟，但时势时常比人强，蛮横的拳 头对付纤细的笔头，横蛮军阀的枪杆子对付宁折不屈的笔杆子，难免不有报人为办报而流血，而长沙报纸在“文夕大火”前也经历了数次起落。

　　民国创立，万象更新，长沙报业经历了民国开始的第一次繁荣，随后北洋军阀汤芗铭督湘，残酷搜捕革命党人，报纸首遭其祸，长沙报业出现第一轮衰落。当汤芗铭因袁世凯暴毙被赶出湖南，长沙报业再度兴旺。但不久后被称为“张毒”的北洋军阀张敬尧进入湖南，长沙报业再度衰落。

　 　民国著名报人黄性一追忆称，张敬尧督湘期间，“视报纸为刍狗，新闻记者为草芥，停版、封闭、拘辱、惩处、杀戮，一任其意。”当时，长沙《大公报》等报纸 在出版时，要经过张敬尧派出的检查员严厉审查。这些检查员“辄于夜午以后，始派至各报馆检查。盖必至此时，（报纸）始能成报”。检查员浏览将出版的报纸， “视为不可载者，概以朱笔圈去；可载者盖以私章，表示其担负责任而已。各报乃于其所圈去者抽出之，而辅以检查员删去数字等语。因有检查员为之负责，纵有视 为未妥者，亦任之。”

　　但长沙报人仍保留不 屈的正义，当时有一位叫谭笃恭的记者，借小西门外的日本洋行创办《华瀛觉报》，借外人之力，在报纸上指摘张敬尧毒害湖南。张敬尧恨之入骨，贿赂无赖将《华 瀛觉报》主编谭笃恭控告为匪盗，然后派暗探于夜晚蹲守埋伏在洋行门外。某夜，谭笃恭走出洋行，即被张敬尧抓捕，并于当夜枪决于浏阳门外。这是湖南新闻记者 流血的第一人。

　　1919年端午节前，张敬 尧被驱赶出湖南后，谭延闿、赵恒惕相继主湘，长沙报业再度出现繁荣景象。1927年，大革命运动涤荡湖南，随后“马日事变”发生，在政局动荡之中，长沙报 业再呈衰落之状。随着西征军入湘，程潜、鲁涤平、何键相继主湘，尤其到上世纪30年代，湖南政局相对隐定，长沙报业再现繁荣。1937年7月7日，中华民 族全面抗战爆发，各文化团体纷纷内迁，湖南成为人流、物流、资金流聚集之地，长沙报业出现极度繁华。

　　民国时期，长沙著名报人黄性一在《大公报创刊20周年纪念特刊》中撰有《过去之湖南新闻事业》一文，追溯了长沙报业发展的历史。此后刘岚荪、张平子等著名报人也曾追忆长沙报业发展的历程，他们共同拼出了一段不为人知的长沙记者史。

　　在民国时期著名报人的记述中，长沙报纸出现在1898年的湖南维新运动中，但在长沙报纸出现后数年间，长沙有报纸，而无现代新闻意义上的记者。 

　　最初，长沙报纸上登载内容，多为报社“撰述员”撰写，其内容近似今天报纸上的评论或理论文章，此外报纸上刊发的就是官府衙门送来的各类需刊发的重要文告等。

　 　当过长沙《大公报》总编辑的张平子称，“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前，（长沙）并无所谓访员（即今天的记者）”，本省新闻，除由巡抚衙门及善后局交来 的文告在报上登载外，有检字或排版工友，每天到长沙各处衙门抄录牌示，或在政府公文中捡择“其事之有首尾可寻者”充数。这些工友，既获得从事报纸印刷的工 资，又因到各处衙门抄写，“兼任访员”，而新得一份收入。

　　刘岚荪则在《适园笔记》中记述道，直到1904年长沙开埠后，省垣长沙及各县州才忽然涌现出一大批替报社写稿、记事的“访员”，他们是湖南出现的第一代记者。刘岚荪并称赞这一代“访员”，多为科举出身，“操守纯洁，无妄为者”。

　　二、民国初年，报社怎样招聘记者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创建民国后，长沙办报之风大盛，新办报纸如雨后春笋茁长，各报社内“编辑、撰述以及外勤记者诸职，遂时有才难之叹。盖其学识文笔足以胜此者，既多不愿为；而愿为此者，又多不能胜任愉快也”。长沙报社遂出现向全社会公开招考报社记者的方式。

　 　第一个想出招考记者办法的是《军事报》总编辑萧培阶，他采用征文的办法来征聘撰述员。但在报纸上刊发启事时，却只说征求文章，并不明确声称为征求撰述员 和访员。其结果是“前来投稿者，多系军政界职务人员”，且年纪过大。长沙第一份想用征文来招录记者的报纸，宣告招聘记者失败。

　　《军国日报》的总编辑张秋庐在萧培阶之后，发表启事公开宣称通过报纸征文来选聘记者，这次“以文求才”获得了好效果，招聘到了一位精通法律与伦理且文采出众的编辑。

　　也有的报社主编不通过征文的方式征聘人才，而采用推荐或自荐的方式寻找编辑、记者。主办《湖南通俗教育报》的何雨农，就试图通过这种方式选拔新闻人才。而被推荐者或自荐者“必将其所作之文字以俱来，可则聘之，否则已之，不待多言而解也。”

　　何雨农的这种做法，考虑到了记者、编辑的个人所长，避免了通过征文选用人才的繁琐，但前来应聘的人，手上所持的文字，或为抄袭之作，或要求其下笔快速、完成任务，却又不行。有些人文字虽然是本人所作，而操行又不甚佳……

　　新上任的总编辑，有时为摸清报社班底，下车伊始也会进行一些考试，1915年陈戏侯主办《湖南通俗教育报》时，因不熟悉当时报内编辑水平，故而再行考试。“幸此次考试无在孙山以外者。”

　　三、外来记者，为什么很吃香

　 　在长沙记者刚刚上路，湖南报纸形势正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时，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南方各省发起了 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但迅速遭遇失败，北洋军阀汤芗铭进入湖南。汤芗铭因残酷镇压革命党，被湘人称为“汤屠”。汤芗铭搜捕革命党人，长沙报人首先遭 到祸害。办报较为平和的湖南通俗教育报社长何雨农即被逮下狱，判处徒刑六个月，长沙著名报人傅熊湘等被通缉，“风声所播，业此者咸有戒心，至无敢以新闻记 者自居者”，长沙城内各家报纸上的“本省新闻”来源，大感缺乏。

　　这时随湖北籍汤芗铭进入湖南的“鄂人之任下级职员者，乃于退食之余，而从事新闻事业，为本省新闻之采访，以供给于长沙各报，其最著者为蔡某、曹某等数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汤芗铭离开湖南。这是长沙报界出现外地记者的第一个时期。

　　1911年春天，一位爱读《新民丛报》的18岁的青年，从韶山冲来到长沙，考入长沙城内的湘乡驻省中学。他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  

　 　在位于今天五一广场的湘乡驻省中学内，青年毛泽东首次看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知道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纲领，也知道了黄兴在广州领导的反清的黄花 岗起义。有一次，在读报后，这位激动的青年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壁上，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政治意见”。他在1936年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 访时说，他第一次发表的政治意见，是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成新的政府，反对专制独裁的清政府。

　 　此后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在长沙参加新军，爱读报纸的毛泽东将每月饷银的大部分用于购买报纸。此后毛泽东在省立一中就读，后停学去定王台自学，再 考入第四师范，转入第一师范就读，读报纸的习惯一直伴随着他。毛泽东自述说：“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 海和湖南的报纸。”

　　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时，毛泽东最推崇的老师杨昌济，向他推荐了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毛泽东不但爱读，而且在1917年4月1日，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全国著名刊物《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体育之研究》的文章。

　　办夜学开始社会实践之初，报纸为青年毛泽东所用

　 　擅长用报，在青年毛泽东身上也得到充分的体现。1917年秋天，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友会负责时，积极组织各种课余的学术和体育活动。他看到一师订有 各类报纸及《新青年》、《东方杂志》、《太平洋》等刊物，唯独没有在长沙出版、很受人欢迎的小型报纸《湖南通俗教育报》。学友会就特别订了两份，并且做了 一张贴报牌，置于校侧的大椿桥，校内看完了，第二天就将报纸贴在报牌上，以方便他所主持的夜学学生及附近工厂的工友和往来市民阅读。

　　五四时期革命斗争中，青年毛泽东撰稿、办刊、组织通讯社

　　1918年秋，从湖南第一师范刚毕业、25岁的毛泽东来到了北京，经老师杨昌济介绍，被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新到报刊和阅览人姓名的登记工作，月薪八块银元。

　　对毛泽东未来人生的设计，杨昌济老师还有个打算：介绍毛泽东到北京一家报馆工作。

　 　毛泽东也向往和热爱新闻工作，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正当“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学生中学术团体特别发达。毛泽东参加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学 研究会每周开会两次，由《京报》总编辑邵飘萍担任讲师。毛泽东极其热心地参加了这个研究会，很显然，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对毛泽东回长沙从事新闻工作起到相当 大的作用。

　　1919年7月14日，湖南省 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此时已于当年4月回到长沙的毛泽东，在马王街修业小学任历史教员，同时他更是革命刊物《湘江评论》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湘江 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想为宗旨”。8月中旬，由于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学生和群众在教育会坪举行焚烧日货的群众运动，张敬尧的军警强迫解散“学联”，并闯入 今人民西路旁白果园的湘鄂印刷公司，将刚印出的《湘江评论》第五号全部没收，并查封该杂志。

　 　在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中，分三期连载了毛泽东所著的《民众的大联合》，指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工农劳动人民大联合的胜利……民众的大联合， 必须以工农为主题，各阶层人民都组织起来，才能有力量，才能胜利地进行革命斗争。《湘江评论》创刊号印了2000份，当天卖完。加印2000份，仍供不应 求。于是自第二期起，每期印刷5000份。

　　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在当时即获极高评价。胡适赞扬《湘江评论》说：“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湘江评论》被查封后，毛泽东接办了湘雅专门学校校刊《新湖南》。

　　同年11月18日至28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和《女界钟》就南阳街被逼婚的赵女士自杀事件，共发表9篇论文和杂感，集中抨击封建礼教和旧中国的万恶社会。12月1日，在《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发表《学生之工作》一文。

　 　12月6日，长沙各校学生罢课，并向全国发出“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的誓言，当天毛泽东率驱张请愿团离长沙赴北京，向全国揭露张敬尧的罪 行。12月22日，毛泽东与张百龄、罗宗翰等组织平民通讯社，毛泽东任社长，每日发稿分送京、津、沪、汉各报，传布张敬尧祸湘的罪恶事实。

　 　1920年，张敬尧即将被赶出湖南之际，毛泽东离北京经上海回长沙，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湘人为人格而战》等雄文。7月7日，毛泽东回到长沙，住在 文运街楚怡小学内，为长沙《大公报》撰文，并发起创建售卖新文化书刊的文化书社。9月，毛泽东发起“湖南地方自治”的讨论，获得强烈反响。这是毛泽东与当 时长沙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大公报》度过的一段“蜜月期”。

　　毛泽东与“保守”的长沙《大公报》总编李抱一的斗争　

　 　1922年11月，由于不满工作环境和薪资待遇，长沙铅印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减少工时、增加薪资。因涉及自身利益，长沙《大公报》对工人罢工极为不满。 复刊后，长沙《大公报》总编之一的李抱一，以笔名“盾”撰文指责工人欠缺常识，不守秩序，不知卫生真谛。并忠告工人：“不再受人驱使，不为人作实验主义的 牺牲品”；并“忠告从事劳动运动者”，不要满足于罢工胜利和组织了工会，“结果只有助长工人嚣张习气，使社会增加不安宁。”

　　而之前发生的安源、粤汉路、泥木业等工人罢工，长沙《大公报》予以详细报道，全文刊登罢工宣言。一前一后两种论调的反差，使工人们极其愤怒。

　 　对此，参与领导罢工运动的毛泽东执笔以铅印活版工会的名义写作《铅印活版工会致〈大公报〉记者盾书》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回击了长沙《大公报》总编 李抱一的言论。毛泽东写道：“这位记者是在‘穿起长衣告诫我们工人……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站在我们的地位来教训我们，能够不为我们的师长，而降格为我们的 朋友。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将事实调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视人家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