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世界水日”。保护水源清洁、保障公共饮水安全，牵动着当前全世界人们的心。回望历史，我们的城市，70多年前曾为保护长沙人唯一安全饮用水源爆发了一场“战争”
地价的暴涨，利益的诱惑，
白沙井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感谢天，赐给长沙一座白沙井。但在1936年长沙市城市建设狂歌突进，大步迈向现代化的路途中，白沙井却一度面临生死存亡。
1936年8月，一个叫彭清藜的公民频频出现在当年长沙的主流报纸和公文中。他的出名，只是因为他要保护白沙井。
众所周知，白沙井是在旧时长沙最重要且最安全的饮用水源。1936年那一年，以白沙井作唯一安全饮用水源的长沙人家“不下数万家”，“贫民中挑沙水营生者，约在千数以上……坐候井旁之挑水夫，恒有数十至百余人之多。”虽然1936年，长沙市民科学知识普及的程度已有相当提高，但许多长沙人仍愿意尊敬而客气地称呼白沙井为“仙井”。（1936年版《长沙市指南》）
在一些商人眼中，这口井却更多了些诱惑。当年长沙城内外地价的暴涨，让白沙井所在的山岭——白沙井岭（今统称回龙山）失去了原有的宁静。白沙井岭“诸山蜿蜒起伏，坟冢累累，蔓草浮绿，暮烟荡碧，固城南天然胜景也”，数百年来，没有人打过它的主意。而这个时候长沙城内的一些房产开发商和营造厂，想要在“仙井”白沙井头上动土。
想要动土的第一步，就是要明确这座山头的产权。过去对于这座山的产权无人过问，现在忽然有朱姓、陈姓及长郡联立学校纷纷声称白沙井岭为其所有，并向法院提起诉争。
争产背后的目的，明白人一眼就看穿了。自称“长沙公民”的彭清藜等人立马就站出来上书政府、法院及报社，指斥这些争产的个人和单位“其诉争的目的”，“无非以平坟挖土，暴露骸骨，冀图厚利”，并称朱姓、陈姓和长郡学校，实际上“打的就是一通砣”，即“伙串伪证，暗移碑石，乃呈请法院登记”，“阴谋诡计，靡所不为”。
彭清藜等人称：“我等查得该山，关系全省风景，无论为公为私，实以保全为必要。断非一家族一团体所得私售”，更重要的是“该山既接白沙井，井浅而渚水恒满，依科学家研究，名曰俯泉。果得该山铲平建屋，则水源即断，而附近居民便溺，污水下流，而荟萃斯井，是不独天然胜景，断丧无余，而居民饮料，亦将断绝。”
很显然，彭清藜等人的呼吁，涉及的就是长沙城市居民公共饮水的安全。他们担心长沙城公共饮用水源之一的白沙井，会被房产开发吞噬毒害。白沙井岭上一旦建屋，很显然，白沙井水就会被岭上所住人们排泄的粪便和生活污水污染。
这群上书长沙市政府、湖南省政府及报社的长沙市公民的眼光很长远，他们既采取新式的宣传策略，上书报社，扩大影响，同时他们也要用古老的方式，保卫白沙井所在的山岭，因为保住山岭就保护了白沙井，保护了白沙井，就保护了长沙一处洁净安全的饮用水源。他们呼吁应当“将该山（白沙井岭及其山脉）全部封禁”，他们提出封禁的范围为“南从南沙井及陕公山、长郡菜园起，北绕吴墨卿住屋，一直至该山骑仑止，向南逾大路骑仑，向下绕迎龙桥路边止”，要求“周围竖碑，永远封禁，不许迁坟渔利。并广植树木，造成风景林，为省会名胜增色”。并提出在封山保水之后，还一定要“竖碑于长沙府学宫及商会各处，准由官厅及绅商学界，随时干涉，并饬长沙市政府及省会公安局严密缉查，以保泉源，而全名胜”。
湖南省政府在接到彭清藜等人的呼吁书后，马上就以“湖南省政府二十五年八月三日（1936年8月3日）省民贰字第5278号训令”的公文形式，并附彭清藜等人的原状，开给长沙市政府，要求对此查核办理，并向省政府“详为具复，以凭核办”。
长沙市政府将公文下发给长沙市南区区长胡柏梁要求马上办理。胡柏梁经调查后，认为可以对白沙井岭封山，同时长沙市南区区长也提出封山的面积过大，不利于长沙未来发展南部城市劈山开路，于是封山的范围打了一个折扣。
从1936年七八月间，白沙井岭发生争产风波后，此后的长沙城曾经历“四战一火”的血火洗劫，城市满目疮痍，但洁净的白沙井却风采依旧，清亮流淌了15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10月，长沙市民用上更加现代化的自来水以后，白沙井才宣告退出长沙最重要最安全的公共饮用水源的地位。长沙人对白沙井的深厚感情，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一度被一些人所忽视。
如今的白沙井及其偎依的半边山麓，在新世纪之初已被长沙市政府辟成白沙井公园，清亮流淌的白沙井水与打水、赏水的人完美融合，成为展示“幸福长沙”一张名片。
水井臭于阴沟、霍乱猛过虎患的年代，长沙曾想在城市东南西北中深挖五座“白沙井”
两千余年历史的长沙城，一直以来就与美丽的湘江相伴。不过在卫生防疫不太发达的民国时期，湘江河水在妩媚笑容背后常暗含凶狠杀气。1914年、1922年、1932年、1947年等年份，一些长沙人因饮用被水灾污染的湘江水，全城数度爆发“虎疫”（虎列拉疫，即急性传染病霍乱），死亡之多，成百累千，远超猛虎为害。
长沙城内还散布4千余口水井，不过这些井水的清洁程度，除白沙井外，大多数比湘河水还脏。西长街螃蟹井在上世纪20年代经检测，其污秽程度超过湘江河水7倍，相当于阴沟水。
公共饮水安全问题是进入民国后，长沙市政谈论最早、谈论最多的重要话题之一。1917年的长沙《大公报》上，长沙市政当局就曾商议兴办自来水，但“人人说方法，日日想办法”，最后谈论的人都觉得要兴办自来水，在长沙没有可能。因为“兴办自来水厂，耗费太多，装置太贵，必须与电灯事业（指发电厂）相联合，才能赚钱”，而长沙电灯公司都无意兴办水厂，“致使中外人士都不敢投资”。
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主持长沙市政的余籍传等人“却肯用心”，“在自来水未办以前，很想弄个救济方法”，这就是到上海请英商东方铁厂来长沙开挖深井，把长沙地层深处的地下水，引出来供给市民饮用。长沙市政筹备处余籍传的想法就是，要让长沙城市东南西北中，至少凿出五处新“白沙井”
长沙市政筹备处和东方铁厂最初选定的凿井地点在长沙城市的中心——中山路贡院坪（即今天的三角花园）。此处地点如能引出纯净的水源来，长沙城市南北用水都能方便。结果东方铁厂向下开凿100米，凿穿灰绿色石灰岩层，在地底深处并没有打出水来。长沙市政筹备处大失所望。
此后，东方铁厂换了数处地点，都没有找到良好水源，只到1931年5月，东方铁厂终于在城北留芳岭向下开凿100余米，凿穿花岗岩层，终于打出一口每小时可出水2200加仑的泉眼，水质经上海工部局及湘雅医院化验，均认为适合卫生，可安全饮用。
长沙市政人员欢欣鼓舞，认为此井虽费万余元，有些贵，但未来的长沙还要有大发展，城市仍然会膨胀，人口会要激增。所以他们向东方铁厂提出可否再在这条泉脉上向东、北、南三个方向，照样再打三口井，有了这四口自流井的安全饮用水源后，未来长沙城市的发展，可以把城北作为城市发展的重心。
谁知东方铁厂觉得长沙地层系花岗岩，难以打穿，本次打留芳岭自流井已经亏本，他们不愿再凿。加之刚打出来的自流井，因最初不知护理，水管带有的锈油质味影响了自流井的水质，长沙人觉得还是白沙井水好喝。想要在长沙城内开凿新“白沙井”五口的愿望不能全部实现。
邹欠白在1934年《长沙市指南》中说：“北门留芳岭之自流井，水质甚合卫生，亦因僻处边隅，不能及远……一井之耗费万余元，用难普及，殊不经济。”
从深层地底引出的洁净地下水虽然流淌在长沙城北人家，它的费用在1936年1个铜元可以挑一担水，而白沙井水视路途远近则需要10余枚至三四十余枚不等，但廉价而安全的新的公共饮用水源并没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长沙城东缺水、城西污水之困，设立自来水厂的梦想被抗战爆发打破
上世纪30年代，长沙城不断有有识之士呼吁设立自来水。他们引用从日本来的数据说，在长崎市未设自来水之前，每年死于疫病者占20%以上，既设自来水之后，终年不过3%而已，由此可知自来水效力的伟大，在火灾消防之上。
道理大家都明白。只是出于客观实际，以及留芳岭自流井开凿未获全功的影响，一些人提出，长沙城东虽然缺水，长沙也不可能再像留芳岭自流井开凿百米以下，但长沙可以在定王台、天心公园西侧等地势较高之处，“拟试凿30米深之泉井数处，每井约可供数千人之用，设计分砖砌、木镶两种，砖砌每井约需七百元，木镶每井共约需六百元，苟得开凿十井，则市东（饮水）亦可解决。”
当年的长沙人虽然不敢做大自来水厂的梦想，但一些人提议长沙何妨设立小型自来水厂，即“长沙市面（商业区）一带，距河甚近，可就河水设法改善，并拟于沿河马路附近，择定地点，装设汲水机，汲取河水，至滤水池，滤过后，引至水塔，再分装水管龙头多处，以备市民挑取，每处须装60匹马力电动打水机一座，24匹马力电动打水机二座，建筑容量5万加仑之水塔一所，连滤水池建筑装置等费，每处约需洋四万八千余元，平常每处可供给10万人之用，若得建筑二处，则市西、市北及中心一带饮用，即可解决。”
不过，随之而来的1937年7月爆发的全面抗战，打破了所有市政建设专家们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