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与长沙名校之岳麓书院与罗典众山长

岳麓书院坐落在长沙湘水之滨、岳麓山下，始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976）。从岳麓书院到清末的湖南高等工业学堂，再到今日的湖南大学一脉相承，故有“千年学府”之称。

岳麓书院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书院建筑。其布局呈对称形，中部为教学区，在中轴线上依次为大门、赫曦台、二门、讲堂、御书楼，两侧分列教学斋、半学斋、湘水校经堂、百泉轩、船山祠、崇道祠、六君子堂、杉庵旧址、濂溪祠、四箴亭等；左为文庙；右为花圃、园地、池沼。大门前右有黉门池，中建吹香亭；前左为饮马池，中建有风雩亭。规模宏大，布局严谨，造型优雅，色泽庄重。

宋真宗祥符八年（1015），山长周式以品学称著，真宗赐名岳麓书院，从此书院名闻天下。南宋时，理学家张栻主持书院，大理学家朱熹两次前来讲学，生徒达千人，有“马饮则池水立涸，舆止则冠冕塞途”之说，是岳麓书院的全盛时期，有“潇湘洙泗”之称，号称宋代四大书院之首。

自宋以后，岳麓书院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明朝在书院左侧始建文庙，内有大成门、大成殿及廊庑，重檐歇山顶，黄琉璃瓦。右侧廊柱上今悬王闿运名联：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清康熙帝曾书赐“学达性天”匾额，乾隆帝又赐以“道南正脉”四字。光绪二十九年（1903），湖南巡抚赵尔巽奏准改书院为湖南高等学堂。至民国十五年（1926），正式成立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大门联 “惟楚有材，於斯为盛”道岀了书院人才之盛。历代不少著名学者和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宋代的张栻、朱熹、陆九渊、陈傅良，明代的王守仁、王乔龄、张元忭、吴道行，清代的车万育、李文炤、王文清、罗典、欧阳厚均、欧阳正焕、袁名曜、丁善庆、王先谦等，都曾在这里讲学。清代很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如王夫之、陶澍、贺长龄、魏源、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胡林翼、唐才常、陈天华、杨昌济等在这里就读。诚如左宗棠题联所云：

学贯九流，汇此地人文法海；

秀冠三湘，看郡贤事业名山。

清代是长沙岳麓书院的鼎盛时期，无论是在规模、学制，还是在培养人才的数量方面都超过前朝。这除了有清代书院规制演变和发展等客观因素外，更有历届岳麓山长潜心经营的主观原因。这些山长几乎都是学坛巨子，勤于著述，学术上自成流派，又都是热爱教育的教育家，为此倾注了毕生心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人才。

李文炤、王文清是清前期最有名的山长之一。李文炤(1672—1735)，字元朗，号恒斋，善化（今属长沙）人，康熙五十六年(1717)任岳麓山长。王文清(1688—1779)，字廷鉴，号九溪，长沙府宁乡人，于乾隆十三年(1748)61岁时和乾隆二十九年(1764)77岁时两次出任岳麓山长，前后共9年。李、王都是著述恢宏、名著一时的大经学家，学术界对其评价甚高，称李文“湖南自王夫之以学术闻天下，文继起，名与之增”；称王文清“独治朴学，淹贯群籍，卓然一代鸿儒”。他们先后出任岳麓书院山长，在建设书舍、完备规制、规范祀事、管理学田和经费等诸方面都多有贡献，而最大的功绩应是他们冲破朝廷“卧碑”强制性条文的牢笼，扬弃朱子岳麓教条，所制定颁行的《岳麓书院学规》。“卧碑”中“勿亡行辨难”的教条已被新学规提倡诸生“共相切磋”、师生“端坐辨难”、“反复推详”、“共相质证”所取代。这对于岳麓辨难求真学风的弘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反映出康熙、乾隆时期岳麓书院已开始挣脱专制束缚，而按其自身规律发展。新学规还有个特点，就是把德育教育更加系统化，这是老学规所不能及的。 

李文炤上任岳麓书院山长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学规的制定。岳麓书院虽早已有《朱子教条》行于世，但时过境迁，很多内容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状况，而需要加以充实和发展；李文把修订学规当作被委任为山长的应尽之责，他在序言中说：“以菲材，谬承大中丞、大方伯及各宪知遇，付以丽泽讲习之任。自惟浅陋，无以应友朋之求。谨参先氏之成法，述一己之陋见，共相商榷，而持行之”。李文炤平时“注重于立身、敦品、养性，治业则注重于博学、审向、慎思、明辨、力行”。其学规也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表现。李氏学规共有8条，其要点是：(l)既以读书为业应当惟日不足，以竞分寸之阴，不可作无益有害之事，意见不合，应共相切磋；(2)朋友攸摄，摄以威仪，不敬则不能和，同群之中，不应隙之相生；(3)对圣贤之言，宜端生辨难，有不明之处，反复推详；(4)每月各作三会，学内者，书二篇，经二篇，理论一篇，学外者，书二篇，小学论一篇，倘或未当，即携卷相商，以求至是；(5)《四书》为六经之精华，乃读书之本务，倘有疑处，即与之相商，其程朱语录、文集，可自为诵习；(6)今之举业，各有专经，当博洽而旁通之，不可画地自限，而应互相质证；(7)学者欲通世务，看史以《纲目》为断，作文宜取贾、韩、欧、曾数家文字熟读，制艺以归唐大家为宗，论诗专以少陵为则，而后可及于诸家；(8)学问思辨，必以力行为归。

李文炤离任20多年后，岳麓书院又聘来了一位“文章品行，望重乡国”的山长。他就是与王夫之、王闿运、王先谦并称“四王”的王文清。王文清两主岳麓书院，包括中途回家3年，自云“十二年”。在职期间对书院建设和膏火筹划等各个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书院的振兴打下了物质基础。但他认为从建筑布局上整修书院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还必须有一套好的教育原则和方法，有一个良好的院风和学风。为此，他在整修书院的同时，投入极大的精力抓院风和学风的建设，在前学规的基础上，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新的《学规》、《学箴》。加上他的《读经六法》和《读史六法》，至今犹存在岳麓书院的石刻碑文上。 

王文清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较李氏学规更为精炼、简明易记，共18条，至今仍嵌刻于书院，全文如下：

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刻早完；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

王氏学规关于学习态度和方法的条文，不仅具体，而且贴近生活。“日看纲目数页”，说的是要求生徒读书要有计划、持之以恒，坚持将所需读的书一篇一篇地读完。“读书必须过笔”，意即读书要动脑和动手，把学与思结合起来。“会课按刻早完”，是说一日事一日毕，不要拖欠作业，不可荒废光阴。“夜读仍戒晏起”，说的是学习要刻苦用功，切忌一曝十寒。“疑误定要力争”，是训导生徒学习要穷根究底，不可不求甚解，浅尝輒止。这些条文讲的虽是学习态度和方法，但也是对生徒如何做人、如何处世的生动的品格教育，因而受到生徒的拥护和自觉遵守。王文清堪称中国古代杰出的教育家和教育心理学家，据史载，其门下有成就者达400余人。这就难怪当他84岁高龄时仍被巡抚挽留继任山长了。 

接下来，当任山长最久的是罗典和欧阳厚均。李元度曾著文说：“国朝耆宿主讲席最久者，推罗慎斋先生，而坦斋夫子继之，各二十有七年，湘人士无不崇仰两先生者。”罗慎斋即罗典，坦斋夫子即欧阳厚均，罗典是欧阳厚均的老师。老师掌教学生继之，师生俩经营岳麓书院各将近30个春秋，受到湘人的祟仰。然而，他们受人崇仰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执掌书院的时间最长，而且还因为他们勇于改革书院的教育方针，毅然把教育从自明清以来越陷越深的制举泥潭中拔了出来。罗典公开宣称不把学生束缚于制举之业，而以造士育才为本。欧阳厚均说得更为明：“以薪培植人材为有体有用之学”，而“不徒区区文艺之末也。”

罗典(1718—1807)，字徽五，号慎斋，长沙府湘潭县人。进士出身，历官江南道监察御史、掌印给事中、鸿胪寺少卿等。自乾隆四十七年至嘉庆十三年(1782—1808）90岁无疾而终，一直掌教岳麓书院。在培养生徒、建设书院方面多有成就，先后被题奏4次，经吏部纪录8次。他在教学活动中是从事汉学研究的，人们称他“主讲岳麓，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覃思幽微，多有心得”。可见他治汉学是和教学紧密根结合的，每有成果心得必传授给学生。罗典虽然也曾以制艺之文名于一时，并在主教岳麓时，也重视学生的时文传习，但他从不把学生束缚在制举的小圈子内，而是注意向生徒传授真正有学术价值的知识。

罗典的教学方法也体现了他的这种教育思想。他非常重视书院的环境美化，精心策划建设了“岳麓八景”。他认为让生徒到大自然中去接受美的陶冶，不失为造士育才之良法。他在一次讲课中，大侃植物的栽培之道。他说，种竹栽荷，“取其行根多而继增不息也；插柳或木芙蓉，“取其自生也”；种植桃李，“取其易实也”；移植紫藏、山踯躅，“取其发荣齐而照烂靡也”。这种随意点评，寓教于山水花木之趣的教育方法，能使生徒各依情趣和才智自由发展，不拘一格，充分发挥各自的创造精神。

罗典的教学方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教学者以坚定德性，明习时务”。这既受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中“通晓时务物理”的传统影响，也有针对于当时书院多为科举附庸，学子终日穷于无用之举业的客观事实。因而其门下“明经以行品才猷文学著名者数百人”。如从游罗典达24年之久，学识博洽，以“周公呼之”的胡学山；“足当大任”，“称为经世才”的严如熤；“生平志行过人，屡掌文衡，得人称盛”的彭浚；官至两江总督、被道光帝嘉为“干国良臣”的陶澍；官至兵部尚书、云贵总督，编辑《皇朝经世文编》的贺长龄；以及下文就要叙及的欧阳厚均等都是罗典的得意学生。

欧阳厚均(1766—1846)，字福田，号坦斋。湖南安仁人。乾隆五十四年至五十七年(1789－1792)就读岳麓书院，从学于罗典。他在岳麓书院学习很用功，与同窗“联步登堂，抠衣问字”，学业长进，至嘉庆四年(1799)进士及第，任过陕西司郎等职。他混迹官场20年，深感官场日趋腐败，正当有望升迁之际，却决意放弃仕途，年逾四十，便“以母老告归”。嘉庆二十三年(1818)，他52岁时出任岳麓书院山长，一直到逝世前2年才离去。青丝而至，白首而归，前后获准题奏议叙3次，礼部记录8次，为书院建设和教书育人奉献了全部的精力。

由于欧阳厚均自己已绝意仕途，也就有了他不把学生束缚于科举功名的思想基础。以作文为例，当时科举盛行，学生专攻八股，一板一眼都有定格，内容也只能代圣贤立言，不能越雷池一步。而欧阳厚均教育学生的作文方法却与之截然相反，他主张“诸生骋研抽秘，各抒所长，或以理胜，或以气胜，或以才胜，平奇浓淡，不拘一体，总之惟其是尔”。他所归纳的为师必须“文行交勉，道艺相资”即是此意。详言之，老师应在文、行、道、艺诸方面培养学生，这与专以八股制艺为内容的教学方法显然是不同的。 

在教育方法上，欧阳厚均也有自己的一套主张和思想。他主张对学生要严，但要严得恰当，特别要“于培养之中寓鼓励”，把扬善褒良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迎合学生追求上进、独立人格的心理。他认为这样做，必会“贤肖辈出，蒸蒸日上”。因此，他特别提倡讨论式教学和学生自我教育。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他告诫学生“讲艺论文，有奇共赏，有疑共析”。他提出的“二三子争砥砺，敦品力学，互相规劝”，“择其优者互相传阅，以资观摩”等等，都是上述教学方法的具体运用，收效甚好，备受生徒欢迎，“以致负笈从游者，济济称盛”。左宗棠、江忠源、曾国藩、郭嵩焘皆出其门下，都成为清代后期的经天纬地之才。

书院外坪上的自卑亭也见证了岳麓书院山长们的功德。自卑亭为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长沙府同知赵宁倡建。亭名取《礼记·中庸》“登高必自卑”之意。《中庸》曰：“君子之道，辟如远行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意为人之道德修养方法，好比长途跋涉，须从近处开始；好比攀登高峰，必须从低处开始。亭名由岳麓书院山长车万育所题。乾隆二十四年（1759）山长欧阳正焕重修，并作《重修自卑亭记》，记曰：“今夫登高自卑之说，学者童而诵之，至于工文章，取科第，置身青云之上，自命诚不凡矣。” 自卑亭平面作正方形，砖木结构，单檐歇山，上盖青瓦，白粉灰外墙。亭角微翘，吻兽脊饬，端庄肃立。今亭建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山长袁名曜重建，亭额系邵阳给谏车敏州所书。咸丰十一年（1861）山长丁善庆大修，光绪年间末任山长王先谦最后一次对自卑亭进行了修缮，自今保存完好。自卑亭亭小，造型也并无特别之处，但它处在通往岳麓书院和岳麓山的必经之道，时刻提醒学子们攀登高峰必须从低处开始，因而受到历任岳麓书院山长的器重，为其修缮倾注了不少精力。史载亲自主持修葺自卑亭的山长有车万育、欧阳正焕、袁曜名、丁善庆、王先谦等，他们都是望重乡国、学富五车的大学者。

车万育（1632—1705），字与山，号鹤田，又号敏州，湖南省邵阳县人。幼家贫，与其兄万备、万有燃松攻读，奋力于学，皆成进士。清康熙三年（1664）进士，选庶常，官至户科、兵科给事中。卒赠儒林郎。康熙间聘任为岳麓书院山长。康熙七年，首倡集耆旧四十余人捐建书院文昌阁。康熙十五年（1676）会试，充同考官，所得皆一时宿学。“学问赅博”，善书法，书院自卑亭额、濂溪祠额和“超然会太极”横匾、赵宁《自卑亭记》碑文，皆其手书，除濂溪祠额和“超然会太极”匾损毁外，余均保存至今。

车万育家藏明代书家墨迹最富，有《萤照堂法帖》付梓。他任给事中时，“念报国，以言当务其大者急者，上《河工一劳永逸疏》、《运道机宜六事》、《论漕运冗费》、《论督抚迁转激劝法》、《论关课侵欺缺额》等，皆他人所难言者。”尝曰：“吾以言为职，未遑他恤也。”康熙帝对其印象颇深，其子鼎晋廷对，策善。廷臣以万育子对，康熙帝曰：“何久不见车万育耶，朕犹记其状豸尔尔。”有“古之遗直，一代伟人”之誉。著有《历代君臣交警录》一百卷、《奏疏》四卷、《集唐诗》四卷、《全史一脔》、《春秋易简读余集》、《祈奉行游草》、《怀园杂著》、《声律启蒙》等。

欧阳正焕（生卒不详），字尧章，一字遥冈，号慕耕，亦号竹淦，湖南衡山人。幼擅奇禀，为文洋洋洒洒，数千言立就，雅称巨手。清乾隆六年（1741）举人，乾隆十年（1745年）进士，授编修，晋江南道监察御史，“敷陈皆大体，为一时公卿所推重”。典试浙江，“揭晓，人人贴服”。 乾隆二十二年（1757）始，出任岳麓书院山长。著有《竹淦文稿》。

欧阳正焕在岳麓书院的主要业绩是撰书“整齐严肃”四字院训，并作《书“整齐严肃”四字因示诸生》诗，以“涵养在主敬”、“制外以养中，主静以定性”、“力行我为政”等训诸生。道光七年（1827年），欧阳厚均山长将手书“整齐严肃”四字及“整齐严肃”院训刻碑嵌于讲堂轩廊。全文如下：

先民亦有言，涵养在主敬。

心放而勿放，形骸为之病。

旷荡逐朋从，纷华缘物兢。

颓废自肆者，漫云希贤圣。

制外以养中，主静以定性。

翼如瞻视尊，俨若衣冠正。

暗室屋漏时，如闻武公咏。

视听言动间，从事颜子请。

规矩不可越，戏渝常自儆。

勿谓频笑微，人欲所由横。

勿谓勉强难，力行我为政。

    尝试览狂徒，能无忧炳炳    。

愿言师伊川，毋与非僻迎。

敬身以治心，心壮身益劲。

天君既泰然，百体始从令。

书此揭座隅，悬作妍蚩镜。

袁名曜（？—1835），字道南，号岘冈，长沙府宁乡县人。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嘉庆六年（1801）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参与修《高宗实录》，兼国史馆纂修、日讲官、侍读等职。丁内艰归。嘉庆十七至二十二年（1812—1817），巡抚景安、广厚聘其任岳麓书院山长，其间兼修《湖南通志》、《宁乡县志》。

袁名曜在岳麓山的业绩：一是以“先器识而后文艺训士”。认为“惟德性深醇，文章乃有静气”。教学认真，评阅课艺甚详。每当日暮，出行讲院前，诸生环绕，一一指论瑕瑜，若对卷而谈。岳麓出身之布政使严如熤，数千里遣其子严正基入其门下就读，并手书诫之曰：“袁公楚南第一流人物，朝夕亲近，求其经世之学，毋徒以制艺请益。”门生以安化罗绕典，长沙陈本钦、郑东亮为最著名。二是兴修院舍。嘉庆十七年（1812）创建濂溪祠祀周敦颐，并撰《濂溪祠记》。重修六君子堂，改建自卑亭于孔道中，并作《碑记》。捐资重修朱张渡，并劝捐田亩，作《重修朱张渡碑记》。捐资修葺圣庙、御书楼、文昌阁，撰有《重修岳麓书院文昌阁记》。三是与明经张中阶合撰“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大门联。其治学严谨，独具风格，“为文意格高浑，不落恒蹊，穿穴经史，自达其所见。”藩司严如熤、总督陶澍推为楚南人物，“称其人气纵横，不可一世。”著有《吾吾庐草存》六卷。

丁善庆（1790—1869），字伊辅，号自庵，亦号养斋。湖南清泉（今衡阳）人。幼孤，随母同外祖刘权之久居北京。清道光三年（1823）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任会试同考官、广西学政、文渊阁校理、侍讲学士等职，授三品衔。母老乞养归。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聘主岳麓书院讲席，至同治六年（1867）止，共二十二年。

丁善庆业绩：一是以明经修行、先行后文、有体有用之旨训士，锐意培养人才。反对科举考试中用八股文试士。指出：“近今士子，或未能尽读群书，甚且束之高阁，日俯首于腐烂八股文中，剽窃字句，摹取声调。华或挫之靡，清或失之薄，连篇累牍，而书理茫然，即幸获隽，向时所学皆不可用，乃并举而去之。”告诫诸士要“读书明理，则文不求工而工，泥文以求工，鲜有能工者。吾愿诸士，明确修行，其为有体有用之学。”道光帝对丁氏育才选才之思想给予肯定，在命其任提督广西学政之敕书中曰：“近来士习未变，文事未彰……今特命尔前往广西，提督各府州学政。尔尚端轨仪，崇经术，勤功课，严坊刻，振维新之典，革积衰之弊。毋尚华而遗实，毋避怨以市恩。俾士有真才，国收实用。”二是修缮书院。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攻打长沙之役，书院毁于兵火。丁氏旋即于1853年修复文庙、御书楼、文昌阁、讲堂、斋舍、祠宇等。1855年又修复半学斋，1861年大修自卑亭，1865年再修复屈子祠、贾太傅祠、李中丞祠，并另招僧维护李中丞祠，重刻碑记。1865—1866年重修爱晚亭、崇圣祠、风雩亭，数年之内修复达23处。三是修纂《续修岳麓书院志》，并撰序言，阐明篡修宗旨、刊刻原委、体例等。《续志》除补充《康熙岳麓志》未录之历代佚文外，还录入当时大批文献史料，增刊书籍目录等新内容。四是倡捐藏书。为恢复御书楼藏书，丁氏向社会名流士林学者倡议捐赠，且将自家藏书首先捐出，继之，巡抚李瀚章、著名刻书藏书家陈子仁之后裔陈源豫等均捐赠私人藏书。又购置书籍一批，使书院藏书得以恢复，比嘉庆时尚多1400余册。著有《左氏兵论》、《字画辨正》、《知畏斋日记》、《养斋集》、编纂有《续修岳麓书院志》等。

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号葵园，室名虚受堂。长沙府善化县(今属长沙)人。幼习经史，同治四年（1865）中进士，授国史馆编修、翰林院侍读、国子监祭酒等职。先后典试云南、江西、浙江，任江苏学政。光绪十五年（1889）辞官归里，主讲长沙思贤讲舍、城南书院、岳麓书院，还任过师范馆长、学务公所议长、省咨议局会办等。

岳麓书院自北宋开宝九年（976）创办以后，历届山长都由著名学者担任，而其中撰述最为宏富的，就推第五十三届山长，亦即最后一届山长王先谦。王从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九年（1894—1903）聘掌岳麓书院讲席长达九年。他鼓励生徒不为功名所累，应趋重实学，多读有用之书。由于他的引导，岳麓书院生徒中涌现出大批在古籍校勘、注释和研究方面卓有成果的国学大师。王先谦注重于考据学，但并不是把学生局限在故纸堆里，而是提倡学以致用。他本人非常忧时忧国，也勉励学生以救国为己任。他认为上海《时务报》“为目前不可不看之书”，为了使学生“开广见闻，启发志意”，他特意让书院订购了六份《时务报》，“每二斋共阅一份”，“随时派人分送”，让学生“或翻阅抄誊，或略观大意”。由此可见他启发学生“期于致用”，“留意时务”的苦心。为了学以致用，王先谦主张对书院课程进行改革，主张书院课程“自群经、国文外，历史、舆地、算学、图画，中西共者也；各国语言文字，函宜通者也”。当时湖南著名维新派人士皮锡瑞在1897年九月的日记中记载：“岳麓师课已改，不用时文，课经史兼算学。”十一月的日记中又记载：“岳麓书院改章后，别造房屋二间，仿西学式教算学、方言。”《湘报》41号也报道，岳麓书院“以经义、治事分门，提倡新学”，“添设算学、译学”。这些都为古老的千年书院注入了新鲜空气，也为以后书院改为学堂奠定了基础。

王先谦自著《虚受堂文集》、《虚受堂诗存》、《葵园自订年谱》等书，编纂校刊《荀子集解》、《十朝东华录》、《群斋读书志》、《魏书校勘记》等书，终其一生，共著、编、校、注、辑、刊各类书籍达50余种，计3200多卷。王先谦治史遵循乾嘉学风，注重校勘。其代表作《汉书补注》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王先谦一生所作诗文共有44卷，1190篇，蔚然大观。他文宗秦汉，效法韩愈，笔力遒劲，气魄雄浑；诗宗杜甫、苏轼，自成格调，是晚清一大家，与王闿运齐名，人称“二王”。 

1988年，岳麓书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