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沿革

远古及殷商
长沙历史发展，可追溯到远古时代。据考古判断，在距今15～2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长沙地区即有原始人类活动。新石器时代，已形成氏族及部落。1985年，省市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县大托乡大塘村发现了一处远古遗址，其出土的石器和夹沙陶器碎片，相当于距今7000年的大溪文化遗存。当时华夏先人，已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辛勤开拓。又据1976年在长沙县鹿芝岭和浏阳樟树塘发掘的两个遗址考证，其出土的石制生产工具、渔猎工具及陶制生活用具，相当于距今4500年的龙山文化遗存，当时这里的先民，已进化到原始农业社会，手工制作用具已有明显进步。
殷商之世(公元前约1600年～公元前1046年)，长沙属扬越之地，是百越部落的分支，这里的土著文化已有相当发展。并且，中原文化开始传人。据考古专家对长沙地区出土的260余件商周青铜器的分析鉴定，其中有些青铜器上的铭文、族徽、装饰和商周王室的青铜器相同，它们是中原人南下南来的；有些青铜器有明显的地方色彩，它们是本地人铸造的。其中四羊方尊、兽面提梁卣(音友)、人面纹鼎、兽面纹铜铙是罕见的精品，足可与中原青铜器媲美。
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100年(商代)
长沙历史发展，可追溯到远古时代。据考古判断，在距今15～2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长沙地区即有原始人类活动。新石器时代，已形成氏族及部落。1985年，省市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县大托乡大塘村发现了一处远古遗址，其出土的石器和夹沙陶器碎片，相当于距今7000年的大溪文化遗存。当时华夏先?人，已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辛勤开拓。又据1976年在长沙县鹿芝岭和浏阳樟树塘发掘的两个遗址考证，其出土的石制生产工具、渔猎工具及陶制生活用具，相当于距今4500年的龙山文化遗存，当时这里的先民，已进化到原始农业社会，手工制作用具已有明显进步。
殷商之世(公元前约1600年～公元前1046年)，长沙属扬越之地，是百越部落的分支，这里的土著文化已有相当发展。并且，中原文化开始传人。据考古专家对长沙地区出土的260余件商周青铜器的分析鉴定，其中有些青铜器上的铭文、族徽、装饰和商周王室的青铜器相同，它们是中原人南下南来的；有些青铜器有明显的地方色彩，它们是本地人铸造的。其中四羊方尊、兽面提梁卣(音v讥，音友)、人面纹鼎、兽面纹铜铙是罕见的精品，足可与中原青铜器媲美。
汉江以南形成数千个部族，部族酋长运用暴力役使外族人民，其中最大的部族“越”兼并众多族属，史称“百越（粤）”。长沙属“杨越”。
商代中期，商王朝对江汉以南部族进行多次战争，今后长沙地域为中心的古“青阳国”失国。
商代晚期，长沙地域出现青铜冶炼工艺。冶炼铸造的云纹大铙、刮刀、四虎人面方鼎及四羊方尊，均体现越族的文化特色。
各部族在今湘江、浏阳河、捞刀河相汇的平原地带开始形成以农、渔、猎为主的集市。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56年(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也是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
东周（前770年—前256年），商朝之后的周朝京都从镐京东迁至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历史上称东迁以后的周王朝为东周，之前周朝国都在镐京之时称为西周。
东周又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两个时期。因此这一时期也称为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五霸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
另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做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参加争鸣的各派，史称为“诸子百家”。其中主要的有儒、道、墨、法、名、阴阳、兵、纵横、农、杂等家。在思想领域影响最大的是前四家。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的大变革时期
经济方面：由于铁器、牛耕推广，生产力迅速提高，井田制瓦解，出现了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形成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出现了独立经营的手工业者和商人。
政治方面；周王室衰微，“征伐自诸侯”，世卿世禄制被军功制取代，……以分封制、宗法制为主要内容的奴隶社会政治制度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取代。
思想文化方面：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旧的思想观念受到冲击，对人的重视在社会上普及开来，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人讲学开始，个人著书立说成为风气．适应各种政治派别的需要，出现了各种学派，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民族关系方面；“华夷”观念削弱，华夏族与周边的少数民族在征伐和生产中逐渐开始了融合。
军事方面：诸侯国在争霸称雄的战争中，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推行改革，富国强兵，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因素的成长，促进了新旧体制的更替过程；大国在争霸战争中相互兼并，实现了区域性的局部统一，加快了全国统一的步伐；打破了列国旧的分野，各民族频繁迁徙和交往，推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
春秋时期重要的改革：
公元前685年，齐国管仲改革，管仲辅佐齐桓公，采取措施：
1.政治上，国野分治，士农工商分业定居。
2.军事上，建立军政合一的军事体制。
3.经济上，实行“相地而衰征”，盐铁官营等措施。
结果使齐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为齐桓公的称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战国时期的重要变法：
1.魏国李悝变法，李悝辅佐魏文侯，变法内容：
政治上，打击旧贵族，无功不受爵。经济上，发展生产提高粮食产量。另外，制定《法経》维护封建政权。
结果巩固了封建统治，实现了富国强兵，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盛的国家。
2.楚国吴起变法，吴起辅佐楚悼王，变法内容：
政治上，实行三世无功而收爵禄。裁汰冗官。军事上，严明军纪，提高战斗力，建立武卒制。
结果使楚国由弱转强，但楚悼王死后遭到旧贵族的反对，变法失败。
3.韩国韩昭侯任用申不害变法，申不害以“术”治天下，主张依法办事。
4.秦国商鞅变法，公元前356和350年，商鞅辅佐秦孝公，进行两次变法。
（1）废井田，开阡陌。（2）奖励军功，军功爵制。（3）推行县制，实行连坐。（4）迁都咸阳，制定秦律。（5）统一度量衡。（6）焚诗书，禁游学。
影响：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使秦国迅速崛起，为日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然而，变法触及旧贵族利益，商鞅被处死，但新法却深入人心。
公元前６１６年楚国势力进入江南，对部族多次进行征伐，长沙地域属楚国。
公元前３２３年楚国商务船队出汉水，经长沙，南向鄙（今永兴县）抵（今广西全州）。
公元前２８５年楚设黔中郡，长沙地域属黔中郡。
公元前２７９年流放沅湘的楚大夫屈原，忧国忧民，自沉于汨罗江（旧属长沙府）
楚国在今望城县设铜官铸币工场。在今长沙市区修建城邑。（今存古城址在今黄兴路以西，太平街、福胜街以东，坡子街以北，五一西路以南地域内）。
春秋中叶，楚国在南方崛起，至晚期，其势力逐步扩大到沅湘流域。至战国时期，长沙属楚黔中郡，楚国在长沙经营250余年，长沙的经济和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据长沙发掘的楚墓(近3000座)考证：出土文物有青铜器，铁剑、铜剑和其它长兵器，有铁把锄和其它铁器，还有大量陶器、纺织品、皮革制品、漆器、琉璃器、竹篾器、天平法码等。这些随葬品显示：长沙不仅是楚国在南方的军事重镇，而且手工业生产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商品交换亦相当发达。由于铁制生产工具的使用，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史记·越世家》记载：“长沙，楚之粟也”，说明长沙是楚国的重要粮食产地。
楚国时的长沙城邑，已具有初步规模。据考古工作者从五一西路工地发掘的遗址遗物考证，当时城邑范围，大约西至(今)太平街、东至犁头街，南至坡子街，北至春风街、明月池、落棚桥，南北长约850米，东西宽约700米。历史上称长沙为楚汉名城，实非虚美之词。
楚国晚期，屈原被流放于沅湘之野，零丁飘泊，写出了传颂千古的《离骚》、《九章》等名作，由于他极其悲愤忧伤，自沉于汨罗江?的“长沙屈潭”(距长沙北约50余公里)。司马迁的《史记》载有《屈原贾生列传》，这就是历史上称长沙为“屈贾之乡：’的由来。后人还在长沙建有屈子祠以为纪念。

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7年(秦朝)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它虽然时间短暂、二世而亡，但它在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并极具开创性。
商鞅变法后秦国，实力增强大大地增强，这为秦得以完成统一大业提供了重要条件。从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采用“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用了10年时间，消灭了齐、楚、燕、韩、赵、卫六国，终于在公元前221年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朝。秦朝定都咸阳。【“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秦的统一，标志着中国进入“大一统”政治时代，也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有利于人民的生活安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符合当时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秦朝的疆域，东到大海，西到陇西，北到长城一带，南到南海，大大超过了前代。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嬴政统一六国以后，以咸阳为都城，为建立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巩固统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政治措施。确立皇权的至高无上，嬴政规定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称皇
帝，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一切大权都集中在皇帝手里。确立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在中央设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等官职，在地方推行郡县制度，全国划分为36郡，郡下设县。这样，皇帝把统治全国各地的权力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
2、经济措施。统一度量衡，使长度、容量、重量，都有统一的标准，便利了经济的发展。统一货币，把秦国的圆形方孔钱，作为统一的货币，通行全国，这对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的经济交流，十分有用。
3、文化措施。统一文字，把简化了的字体小篆作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接着，又出现了一种比小篆书写更简便的字体隶书。现在的楷书，就是从隶书演化来的。文字的统一，促进了文化交流。焚书坑儒，加强思想的控制。公元前213年，把秦国以外的历史书和民间收藏的诗书以及诸子百家书，通通烧毁，只有医药、卜噬和种植的书不烧。第二年，一些方士和儒生背后议论秦始皇贪权专断、滥用刑罚。秦始皇加以追查，最后活埋了460人。这两件事，历史上叫作“焚书”、“坑儒”。
秦朝的赋税沉重，兵役和徭役繁重，法律尤其严酷。
其中长沙郡为秦初全国３６郡之一．长沙自此列入全国行政区划，郡治湘县（今长沙市城南）。
秦王朝设长沙郡尉，统领长沙郡步兵，并出兵略取南越地。
秦·长沙郡：秦王政(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据《资治通鉴》)置三十六郡(《史记·集解》谓“三十六郡者……长沙凡三十五，与内史为三十六郡”)，长沙郡治临湘县(见《“秦代长沙郡治湘县”考辨》)。当时临湘县包括今长沙、望城、浏阳及宁乡、醴陵、湘潭、株洲等地。临湘县治位于今长沙市城区，郡界约当今湖南湘资两水流域及相邻江西、两广地域，《中国历史地图集》载有临湘、罗、耒阳、郴、零陵等县县名。

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汉代)
汉朝分两段，西汉、东汉。西汉定都长安（今长安），东汉定都洛阳。
西汉（前206年－公元25年）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强盛的一个帝国之一，统治者把其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农业发展上，历代一直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故而汉王朝的政治一直比较稳定。在武帝年间，大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武帝采纳之，自此，儒教、儒学形成了汉朝以后中国历朝历代一贯遵从的治国方略。由于政治经济的稳定，使得手工业、商业、人文艺术以及自然科学都得到长足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使得以冶金、纺织为主的西汉手工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以纺织为例，西汉已有接近成型的绣花机器，足以见得当时生产已有一部分脱离了单纯的手工劳作，使得生产率提高。手工业的发展促使商业繁荣起来，以长安为中心形成了许多商业城市，并通过丝绸之路开辟了与西亚诸国的外交与商贸等诸方面的交流。在汉朝的人文艺术领域，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大史学家——司马迁。他以太史令之职，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史记》，这部著作被后人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另外，汉朝的艺术水平也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从近年来汉墓出土的一些文物看来，其做工之精细，工艺之考究，并不亚于今日。如四川广汉出土的执锄陶俑及广州出土的汉代木船模型都是做工精细，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高祖元年(公元前206)二月，项羽分封诸侯，分楚为四，长沙属临江国(《史记·索隐》谓秦二世三年十二月，分楚为四：西楚、衡山、临江、九江也。按此“衡山”非湖南衡山，在安徽境内，衡山国辖皖西、鄂东。秦代以十月为岁首，故列为公元前206年)。高祖五年(前202年)(《史记·高祖本纪第八》)二月甲午(据《资治通鉴》)，高祖徙封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据《史记·卷十六秦楚之际月表第四》谓四年正月，分临江为长沙国，吴芮徙(封)为长沙王。《史记‘索隐》谓二月。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卷十六的《考证》谓“汉五年分临江为长沙国”，“徙衡山王芮王长沙，都临湘”，“汉正月，长沙王……王芮始”。《汉书·高祖纪第--T)>谓“五年二月甲午……”诏日：“故衡山王吴芮……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王番君芮为长沙王”，
“十一年更立(赵)佗为南越王，自此王三郡。芮唯得长沙，桂林、零陵”，从《汉书》)。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长沙王五传至靖王吴著逝世，无后，废长沙国(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第五》)。
汉景帝(前元)元年(前156)复置长沙国，二年(前155)三月甲寅(编者按：公元前后一段时间，西方的太阳历也比较紊乱，故虽有汉历譬时，也不便注公元年月日)，庶子刘发为长沙定王(《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第五》，《汉书·景帝纪第五》亦有“二年春三月，立……刘发为长沙王”)。七世传八王至孺子婴居摄二年(公元7年)刘舜继长沙王位。二年后，王莽篡汉，越一年(公元9年)废长沙(王)国。
长沙国辖临湘、罗、连道、益阳、下隽、攸、酃、承阳、湘南、昭陵、茶陵、容陵、安成13县，户43470，口225825(《汉书．地理志》)。《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载，东汉应劭日：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帝乃增以武陵、零陵、桂阳三郡。此时长沙国大致相当秦时长沙郡。
王莽(新)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改长沙国为填(镇)蛮郡，改l临湘县为抚睦县。
西汉时，长沙国受荆州刺史部节制。
今长沙市四辖县(市)属临湘及益阳县地域。
西汉自高祖刘邦创建以来，使中国一度成为强盛、富饶的大帝国。因此，西汉王朝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兴。
东汉（25年－220年）光武帝刘秀灭王莽。迁都洛阳。终于汉献帝刘协，共12帝。东汉王朝中后期，完全被宦官，外戚交替掌握。造成社会动荡，政权不稳。最终分裂亡国。
公元25年，刘秀在绿林军的协助下，以武力击败了篡位的王莽，夺得帝位。刘秀建都洛阳，年号建武，是为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光武帝下令整顿吏治，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以近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限；清查土地，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到公元一世纪中叶，经过光武帝、明帝（58—76年在位）、章帝（76—89年在位）三代的治理，东汉王朝已经逐渐恢复了往日汉朝的强盛，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之为“光武中兴”。但是后来由于皇帝年纪小，形成东汉王朝后期的宦官与外戚专权的格局。
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复置长沙郡，改抚睦县为临湘，仍为郡治，上隶荆州刺史部。建武时，长沙郡辖临湘、攸、茶陵、安成、酃、湘南(侯国)、连道、昭陵、益阳、下隽、罗、容陵、醴陵。桓(帝)灵(帝)时已设有汉昌(今平江)县，献帝建安十四年已有浏阳县(周瑜为南郡太守时，奉邑四县中有浏阳(见《浏阳县名及始建小考》一文))。
东汉末年封建割据。建安十四年(209)刘备领有长沙郡。建安十九年(214)孙权取长沙等三郡。次年，孙刘协议以湘江为界，
东属孙权，西属刘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