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女兵出征记》谢冰莹 来到长沙，我立刻发动妇女到前方为伤兵服务，消息在报纸上一披露，就有许多护士和女学生来和我接头，于是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在四天之内便成立了！ 我们都穿着灰色军服，打裹腿，青色鞋袜，一切都是自备。我写了两封公函，向×机关接洽，结果挨了一顿骂，说女人只能在后方工作；然而我们终于在全中国妇女刚开始动员时候，抢先上了前方。 长沙怒吼！每天晚上，收音机放送着战事的报告和雄壮的进行曲，许多团体为我们献旗，长途电话局的女职员为我们募捐；要求参加妇战团的一天比一天加多，只是这个完全由我个人负责组织的小团体，实在没有能力容纳许多人。 用什么来形容我的兴奋呢？当我在下午二点，得到四点钟就可出发的消息时，我简直要发狂了！坐洋车我嫌太慢，就三步并做一步走回储英园，赶快吩咐几位团员，分头去找她们那些不知道今天出发的同志；幸好在四点钟以前，居然找到十六个了，还有几位因为住得太远，无法通知，只好让她们失望。 …… 我高举着团旗，走到队伍的最前面，我们十七个人，大声唱着抗战歌曲，路上的每一个观众，都把视线集中在我们的身上。孩子们和许多散学归来的男女学生，也跟着一同唱，一同叫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的口号。整个的长沙市都被我们这些女兵哄动了。到达火车站时，竟是人山人海，把我们团团地围在中间。一会儿，战士们的大队伍来了，我们更加提高了嗓子唱着，这时几十位新闻记者也赶来了，他们拍的拍照，谈的谈话，把我们弄得手忙脚乱。我们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又雄壮的北上抗敌宣誓典礼，孙伏园、席徵庸、陈×等三位先生，还有瑞林姐和美珍姐都赶来送行，给我们许多珍贵的临别赠言。在车子将要开行的前几分钟，突然有一位白发萧萧的老人来找我，他说：”我就是傅恩萍的父亲，我因为年纪老了，不能到战地去服务，所以特地把小女交给先生带到前方去。你要时时刻刻督促她努力工作，万一她受了伤或是死了，我不但不悲痛，而且会感到光荣。“末了，他又把脸转向站在他左边的女儿：”恩萍，记着我的话，我是不挂念你的，你也用不着挂念我。关于前方的消息，我天天可以从报纸上看到的，你也不必给我写信，只要能多救护几个伤兵，就能使我得到无上的安慰。“听到这里，大家都感动得鼓起掌来。 有四个周南和自治的女生，提着包袱和书本来参加我们的队伍，她们都流着泪，要求去前方；从下午六点，一直到深夜一点半，始终不肯回去，火车开了，她们还想跳上来。因为她们都是穿便服，而且没有学过看护，所以只好硬着心肠要她们回去，安慰她们，等到练好了之后，再加入第二批出发。 《在长沙》郭沫若 长沙，这个屈原流浪过的地方，贾谊哭泣过的地方，我在北伐时曾经短期间工作过的地方，隔了十二年我又来了。北伐当年的老朋友们呢？大抵都不在了。郭亮被砍了头，夏曦病死了，好些人在北边打仗……我所访问的对象，是在办着《抗战日报》的田寿昌。 寿昌是在抗战发生、”八·一三“以后，才得到自由的。”八·一三“以后，他从南京迁到上海，和我曾经聚首过一个时期。我同他和夏衍，有好几次一道上前线，对抗敌将领们打过气。在上海未成为孤岛之前，他先回到了长沙，赤手空拳干起一个小型的日报来了。 报馆在一家电影院的前楼。虽然当中有一间很宽敞的大厅房，但又作为过道或吃饭的地方。大家都集中在东头的一间长条房间里，这间房间是值得同情地被偏劳了空间小，人手多，办公室，会客室，都是它在兼差。在一壁还堆了几个被卷，不用说，它在晚上又在担当寝室的任务了。 虽然是上午，在一般的报馆里应该是清闲的时候，这儿已经聚集了不少的人。有的在高谈阔论，有的在打扎包裹。寿昌却坐在面街的窗下，挥笔如闪电地在赶写原稿。 寿昌热烈地欢迎着我，他向我说的头一句话便是：啊，你来得恰好，今天中午我们正打算去吃”李合盛“. 这”李合盛“的神交已久了。它是长沙的一家有名的老教门馆子，据说门面坐场一点也不讲究，然而所做的菜是好得不能形容。寿昌在好多年辰以前就向我推荐过：假如到了长沙，一定请我去吃”李合盛“. 寿昌替我把一房间的人都介绍了，其中有廖沫沙，有音乐家张曙，有寿昌的两位弟弟三爷、五爷，大公子海男，一位舅舅，还有一位电影明星胡萍，一位女记者熊岳兰等等。 ”好，我们就走，吃李合盛去，大家一齐去！“寿昌挥着手这样叫着。 于是乎我们便被浩浩荡荡的队伍所簇拥，向着李合盛进军。 《长沙善后》郭沫若 放火烧长沙，是国民党人在蒋介石指使下所搞的一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只可惜日本人开玩笑，没有出场来演拿破仑撒下了一大滩烂污，烧了成千上万户人家，更烧死了未有统计的伤病兵和老弱病废的市民，到底谁来负责呢？ 在行政上的处分是—十八日枪毙了三个人，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长徐昆、公安局长文重孚。 长沙人不了解真实情况，颇埋怨省主席张文白。事后有人做了一副对联和匾额来讥讽他，流传得很广。匾额是”张皇失措“对联是”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在这里面把”张治中“三个字嵌进去了。”五大政策“记不清楚，”十万元“是国民政府对长沙市民的抚恤金。少得太可怜了。 然而冤有头，债有主，埋怨张文白是找错了对头。张文白和其他的人只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而已。据我们后来所得到的确实消息，张文白在十二日上午九时，曾接到蒋介石的密电，要他把长沙全城焚毁。因此关于长沙大火的责任应该由蒋介石来负，连”三个人头“认真说都是冤枉了的。 行政处分只在平息人民的怒气，对于满目疮痍并没有丝毫的裨补。警察是跑光了，省政府的高级人员跑到了沅陵。于是长沙善后这一工作却又意外地落到我们三厅的头上。 十六日我们到达衡阳三塘之后，十七日便奉到命令，要三厅派人火速赴长沙从事善后。这一工作，周公他带领若干得力的人员和两个抗剧队在当晚便赶赴长沙。当大家上卡车的时候，田寿昌自告奋勇，临时参加了。洪与田是大火后最初入长沙的人，掩埋死尸，抚慰居民，安插伤病，恢复交通，实在做了不少的工作。由于工作繁忙，人手不够，十九日又由乃超和我另外带了一批人支援。这时候的善后办事处是设在财政厅里面的。当我到长沙后的第三天，省政府的各厅才有人从沅陵回来参加工作。民政厅长陶履谦、财政厅长尹任先、建设厅长余籍传、教育厅长朱经农，来财政厅拜会我们。我们倒也感觉到有种说不出的情绪。 陈诚和周公都到长沙来过。陈诚是很得意的，长沙善后由他的”部下“来做了一个开端，当然替他增光不少。周公看见大家做得井井有条，也很愉快。我自己很明白：这些完全是在长沙大火中被他短期训练出来学生，经过了几天的艰苦锻炼，他的学生们是有些进步了。 流离的人逐渐回来了，从废墟中再建长沙的勇气已被鼓舞了起来。以后的工作便不在我们的范围内了。那得让人民的创造力去自谋发挥；而为了减少磨擦，也得早让那些党老爷们去部署他们的威福。 长沙经过大火，大概烧去了十分之八九，而有趣的是我们住过的水风井却没有烧掉。长沙师范里面我们还存着一大桶汽油，竟依然无恙。这大约是我们走得迟，放火队被阻碍了的原故吧？ 我们是二十六日回三塘的。在这之前，我应平江张发奎之邀，曾偕乃超、寿昌二人去访问过他一次。那是二十四日的事。当晚由张作向导，同去看过一次杨森。那位多子将军送了我们好几根茶树根子的手杖。他谈到地方上有些迷信观音的人在酝酿反战运动，也谈到一些下级政工人员不守纪律，专做特工，一遇紧急，便先行逃跑。仿佛抗战不力就只有那些迷信的地主和特务的政工那样，我们也姑妄听之而已。 但两位将军和我一样都有点奇怪：为什么日本人却停止了进攻？ 《七日的邦贝》刘尊棋 七日的邦贝 （中央社长沙讯）自动焚毁的长沙，到今天（十一月二十日）火烬还没有熄灭。记者十六日深夜重入长沙时，恍如置身火海中。第二天早晨，同陈辞修、周恩来两先生在焚烧了的天心阁废墟上登高凭眺，但见昨日如锦如织的湘垣，已成今日的邦贝。劫后余生的灾民们，扒着炙热的灰堆，寻觅骨肉的亲尸，挖掘或许还未毁灭的一些物件，有的怅然踟蹰于自己家屋的故址，有的悲楚咽哭于不可辨认的街头。最不忍卒睹的，那是些陆陆续续沿着铁道公路河边策杖匐行，满以为可以得到休养医疗的负伤官兵。 类似阴谋的纵火 在新张贴的维持治安的布告面前，端立着不少充满疑虑的灾民。他们开始从无结果的悲哀中清醒过来。”到底是谁下令放火的呢？“这样一件与军事行动不可分离的动作，当然应该发自最高军事当局，然而当时军事最高当局，是在长沙的。据对记者恳挚表示，而且由无数事实证明他们在大火的前一秒钟，竟毫无所闻。那应至少省政府应该是发纵指挥的机关了。可是经过严密的调查，省政府也未尝下令放火。但是无论军事当局还是张主席，都承认在岳州失守当时对于长沙是有了破坏的准备的，并同意于敌人突破汨罗或平江后，即行着手。事实是截至十二日深夜为止，铁路线的敌兵还在新墙河以北。新墙河距离汨罗有三十五公里。而罗距长沙八十公里。换言之，前线还远在长沙二百三十华里以外。公路方面，敌人也在平江北六十公里之九岭以北。但同时另一个铁的事实，是十二日那天，长沙各街道民房商店都已布有引火器材，晚间因系总理诞辰之故，人民自卫队等曾举行火炬游行，有些火炬未能熄灭，曾引起两三处小火，别处都安谧未受波及，可见是在等待命令下后，始一齐点燃，不是简单由于火炬。踏着大火逃的朋友和许多目击的人们都证明了，十三日清晨三时许，确由佩带放火队臂章的武装自卫队，后边有枪兵督率挨家沿户点燃起来的。后来也证实湖南人民自卫团第二团是放火的主力，当夜分为二十四队，散布全市各区，各带火油汽油若干箱，先从省政府及警察局着火，各地一齐响应，同时动作。这样显然又是极有计划极有步骤，几乎与大规模阴谋无异的纵火了。 损失调查 大火的前一周内，前方军事的确是很显出不能稳定的样子。后方医院的负责人许多弃职而逃，弄的伤兵流离颠沛，长沙市内的居民稍有钱者，已大批离开，十之八九的商店已经关闭。当时谣传，是敌人已在长沙十二里外□，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军警当局，对于这种事态，首先要负一大部分责任。十二日下午起，市内治安开始动摇，以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到处抓车的事，开始多起来，中央通讯社和中央日报的卡车，都曾被扣；即其长官的小汽车也一度被扣。开始听见散兵的枪声。以盘查为名，而劫掠行人钱钞的事也开始了。许多人预感到一场恐怖的来临。但仍未料到当夜即有了这大规模的放火。 长沙原有四十二三万人口，八万余住户，战后人口增加了十万人左右。火前逃走了十分之九以上，留在市内的，应不下三万人，假使大火再迟放一天，相信还要走开一两万人。然而十二日晚八时开始戒严，市内的人民已不能逃出七处后方医院的轻重伤兵还有三四千人，通讯机关后方办事处和其他准备最后退出的公务人员，至少有两千人。所有这些人，在大火中幸免于难的当然不少，应在十之七八左右。但不能逃出火垣的，如许多重伤官兵、衰老民众、酣睡未醒的人们，则惟有火窟了。 一般建筑物的损失，大体可分别如下：（一）机关：省政府、民政厅、建设厅、省会警察局，及除第五分局外所有各分局、警备司令部、省市党部、保安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电话局、邮政局、市商会、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及所有堆栈品都焚毁。（二）学校：湖大、明德中学、岳云农工、楚工、兑泽、第一师范、南华女中、育才、耀芳女校、明宪女校、妙高峰中学、省立长沙高中，动物园，民教馆，全部或大部烧毁，惟雅礼中学、福湘女校等教会学校，则安然无恙。（三）银行：湖南省银行、江西裕民银行、上海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四）工厂：上河街第一纺织厂，及其他厂家凡三四十处均毁。（五）民房：除东站路及城外一部未全毁外，其余全部烧毁，尤以长沙最繁盛之八角亭、红牌楼、中山路、南正街、北正街一带焚毁最烈。又，除湘雅医院外，其余公私医院均付之一炬，惟水陆洲除平民草屋外，均完整。浏阳门外新站路两侧房屋亦无恙。 最高当局处置 这一场巨祸惹起后，首先引起最高统帅的关怀。亲自由xx赶来视察火场及全市被焚情形。当日采取了下列各项紧急处置：（一）逮捕首事有关人员警备司令酆悌、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湖南省警备旅第二团团长徐昆，并组织军事会审，自十八日起开庭；（二）拨款五十万元，内有军委会拨二十万元、省府拨三十万元，作为救济被难民众之用；（三）调集重兵，加紧长沙的保卫；（四）改组地方军警机构，任命〤兼长株警备司令，并办理善后事宜。关于审判的经过因属秘密性质，所可说者，仅为判明高级军事机关和省政府，当时确未下令纵火，但省政府是负有于事前妥为布置抓紧时间，事后严加控制之力求防范责。如果地方军警当局躁急从事，不待令下，即行纵火，则省主席当然难辞用人失察与未能控制之咎，因此张文白先生自请处分，都是极其恰当的措置。酆悌、徐昆文重孚对于全市警备是负直接责任的人，此次误信流言，临事慌张，不经请示，即行发动，辱职殃民，难以自辩。（尊棋十一月廿日）第一次长沙会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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