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长沙剧坛》董每戡 长沙的剧坛在去年并不活跃，本地剧团如白雪、”一九三六“、青春等蛰伏着。只有外地来的一些剧团偶有上演，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剧团公演的时间最长，熊佛西先生认为那一次是他干戏剧运动以来的第一次，因为他们连演了十九天。 那时国立戏剧学校正在长沙，有一部分学生由向培良先生率领着到附近的乡村去巡回演剧，走了不少的地方，为时一个月光景。在省垣方面是寂静得很，幸有临时大学的剧团冲破了沉复，在民众俱乐部上演《暴风雨的前夜》，这就是阳翰笙作的《前夜》改编本，成绩很好，后来又在青年会大礼堂为慰劳负伤将士演了一场。接着国立戏剧学校出演四个独幕剧，虽然他们是专门学戏剧的，成绩却不及抗战剧团，而且也不及临大剧团，不久剧校要做永久性的戏剧运动，迁到四川去了。临大剧团虽有三次公演《夜光杯》的筹备，却因全校迁滇，他们也只得跟着离湘入滇，《夜光杯》终未能和长沙的人士们见面。 阳历年过去了，长沙剧坛由蛰伏而惊醒，白雪及”一九三六“两剧团也都有活动的计划。跟着，民国大学的几个学生和一些从各地流亡来长的热心救亡演剧的青年们组织了一致剧社，由”一九三六“剧社的唐斋先生介绍，叫我去导演，起初是预备和”一九三六“联合公演，结果不曾成功。这时，我和田寿康、寿麟、李也非、胡蒂子四同志计划组一个剧团，恰巧易杰女士及刘亚伟君夫妇来湘，因此计划就马上实现，成立了战斗演剧队，第一步工作就是在田汉先生主编的《抗战日报》上出一个《戏剧与电影》周刊，第二步工作就是到长沙广播电台的广播室内做广播剧工作。第一次播演的是《打鬼子去》，居然引起了电台方面负责人的兴趣，自动地要求我们经常播演，结果我们答应为电台每周播演两次。 二月的中旬，白雪抗战剧团举行公演洪深先生的《飞将军》及丁玲女士的《重逢》，成绩还很不错。继这一次以后，田汉先生和抗敌总会方面推动整个长沙的平剧、湘剧、新歌剧、话剧的联合大公演，储裕先生领导的嘉善流动宣传队、李朴园领导的艺专剧团，及王泊生领导的剧院学生，都在参加此次联合大公演之后，来一次单独公演，长沙剧坛从此渐渐活跃起来，尤其是使平剧、湘剧界的人士们也起来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这一点是值得记忆的。近来各戏院的戏码中也常有关于抗战的戏，不能不说是受了那一次的影响。 一致剧社，我在那边负了全责，所以替他们写了一个独幕的剧本《最后的吼声》，另选了《火海中的孤军》做台本，但因社员中有在念书的，有在做工作的，排戏感觉到困难，排一次，停几天，一直到三月中旬决定了三月末一定公演，逼着我为他们赶写了一个三幕剧，因之边写边排，三幕的《秋》脱稿，排末三次我因事离湘，把这个戏交给其中演要角的贺镜清负责续排，另外又赶排了《打鬼子去》，一共花了十天工夫，终于三月二十九、三十、三十一的三天假青年会大礼堂出演。成绩很好，似有超过以往各剧团的程度。可是，在一致公演前几天，白雪也曾为救济难民公演了一次。 四月的长沙剧坛还不寂寞，学生抗敌后援会举行一次联合公演，白雪、一致也参加演出。接着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也举行联合公演，由”一九六三“剧社为他们演杨村彬先生作的《战歌》最近一致、白雪正在做兵役宣传工作，特地到第八预备师去演戏，鼓励这些将士、上前线的壮丁们的杀敌卫国的勇气。 上面所说，不过是已有演出的剧团，但还有其它正在积极排演的，及已有演出而不大使人注意的剧团也还不少，如：铁血剧团、伤兵俱乐部的负伤将士所组织的剧团、难民抗战剧团、工人剧团、SOS剧团、儿童剧团、妇女干部训练班的剧队等等。在最近的将来，尤其在这革命的五月，一定都有所表现。 在长沙的广播剧工作，日见开展，已走到了合理想的境地。一般人较生疏，有人对这一工作的本质及效果怀疑，因之我在《戏剧与电影》上连续发表一篇《广播剧论》来释疑虑，当和几个朋友离湘的时候，就召集了战斗演剧队、一致剧社、白雪抗战剧团的代表谈话，要他们共同负责担负广播剧的责任，当时他们都答应了轮流广播，共同支持每星期三、六晚上的节目。可是，白雪在事实上没有负责，届时不到电台。现在是由一致、战斗、SOS、儿童、难民抗战五剧团共同负责。电台的播音课长郑崇武也很热心，自动召集在长各剧团协同组织成立一个专为广播剧的组织，电台让出一间房子为办公室，又置备一些配音的器具，这一来，广播剧的前途当然更有希望了。 最近的长沙剧坛是如此，最近的将来也许能更活跃，如果各剧团都能努力。 1938年，范长江、陈侬菲、胡兰畦（从左至右）在武汉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讨论工作。 《祝记者学会长沙分会成立》范长江 湖南向来在中国政治军事和文化史上，占着重要的篇章。在近三十余年的革命史中，湖南文化界特别是新闻界对于一切思想和运动乃至一般文化的感受，在国内始终是最警觉的部分。当记者学会今春在武汉筹备时期，最先响应的，仍然是长沙新闻界。 如果我们透视一下目前乃至将来抗战形势的发展，中日战争的最主要战场，显然地要慢慢进入湖南，而我们要在战役上战斗上痛快地打击敌人，湖南也是最好的地方，并且到我们战略地反攻时期，湖南无疑地是我们主力军的出发点和根据地。所以总的来讲，在抗战政治形势上，今后的湖南虽不及今后的四川，因为湖南没有四川那样具有连接西北和西南的中央性，但是就抗战军事实际的意义讲，湖南今后的战争任务，特别重大。 如果我们承认”报纸，不仅是一个集体的宣传者的鼓动者，同时是很好的集体组织者。“那末，作为报纸灵魂的新闻记者，我们不仅在客观上可以发生宣传和鼓动的作用，而且对于群众可以发生组织的影响。譬如长沙的伤兵问题，我们新闻记者，透过报纸，不仅可以宣传伤兵如何为国尽忠，各界应当援助他们，而且我们能在报上提示许多具体的方法，如组织补被队、洗衣队、唱歌队、慰问队等；而且可以传播组织消息，以刺激其他组织的产生和改进。 在艰苦的抗战过程中，同时也就是我们有五千年历史的老大民族改制的过程—新国家的建造过程，这个伟大而艰巨的工作，只有在全国同胞广泛动员这一个基本条件之下，才能达到。而广泛地动员全国同胞，在实际的意义上讲，报纸的力量，往往远在官厅文告之上。 抗战一年的经过，我们新闻记者曾经表扬过若干英勇的军民，曾经指破若干敌人的诡计，曾经批评过若干误国的分子，曾经指示过若干实际问题和妥善的解决方案曾经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不断呼号，曾经向失败主义妥协主义作无情的斗争。的确在过去的一年中，由于伟大的战争改变了一切，我们新闻记者的工作水准，实在比平时进步了一些。但是就抗战同时也是建国的实际需要讲，我们新闻记者曾经作过的工作离我们应有的工作标准还很遥远，我们还未在实际上造成全国有力的新闻阵线，警觉地、正确地、奋发地、严肃地、迅速地，而且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新闻工作。如果严格地讲，由于我们新闻记者主观工作力量不够，过去一年局面之转变，在失败方面，我们在道德上也有某种程度的责任。 为了加强今后抗战和建国的力量，改进中国新闻事业是重要工作之一。而中国新闻事业之改进，则新闻记者本身之改进，又是其中的最重要的部门。改进中国新闻记者的方法，第一是”团结“,唯有团结才有力量。有了团结的力量才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全国性集体教育，增进工作效能，提高记者水准，保障记者合理的权利，促进新闻事业的改进，因而才能加大新闻事业在抗战建国中的作用。 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在去年抗战爆发后即开始筹备，今年三月三十日在武汉正式合法成立，直到现在，正在和计划着开展积极工作。而在第二期抗战中开始酝酿，第三期抗战开展的今天正式合法成立的长沙分会，特别针对着湖南即将到来的战争形势，有极重大而庄严的意义。 有长沙新闻界精锐的会友们支持，而又有全长沙一批优秀的同业赞助，记者学会长沙分会一定会有光辉的前途。 为了希望长沙分会不只在消极方面做到初步的团结，更为全体会友所期待的，是长沙分会能看准时代需要，开展积极的工作： 第一、从新闻工作的技术上与新闻品质上改进长沙”故闻纸“.长沙新闻纸的数量，大体已经很够，为了更生动地更充实地抓牢抗战新闻报道，分会应当发动会友作技术改进运动，特别是本埠各种有关抗战救亡运动的”特写“,应当在各报上展开竞争。并且要尽可能发动各报派遣记者到前线。 第二、发展自我教育。我们希望长沙分会能更加充实座谈会、演讲会、研究室等活动，而在文字上希望有个分会主办的定期副刊。 第三、分会应当看到将来战争紧急时，避免一般新闻纸可能出现的混乱现象，而准备着最紧张时期支持新闻工作的办法。 第四、我们当以最大的努力，作大众新闻报道工作。这里主要是对于壁报和通俗报纸的支持。因为我们抗战中要动员的对象，是广大的群众，他们需要报纸的宣传，但是一般报纸，在事实上被他们忽略了，必要时，我们最好能组织讲报，用口头传达消息。 第五、分会的工作，应很快与湖南各县地方报记者发生联系，组织上促成各地通讯处的成立，工作上应当有机地密切地在记者会分的使命与任务之下有力的展开。 上面这些事情，虽然还不是工作的全部，而且长沙分会的工作计划，一定比上面提到的五点要周到详细具体。不过，为了表示一点诚恳的希望，谨在长沙分会成立的今天，提出来供分会各会友的参考。 《湖南文抗会之过去和现在》李仲融 文抗会在改组以前，一般说来，工作实在做得太不够了，可是当时的工作确不曾松懈过。会内的工作部门虽比现在少，然而工作人员却比现在多。什么人，只要他不是汉奸，在不取薪水甚至伙食还要自备的条件下，愿意来吃苦工作的，都为我们所欢迎。从平津沪各地流亡来的青年朋友，以及本地的一部分青年朋友继续不断地来会工作。他们在和常务理事或各部主任一度谈话后，很少不被聘为干事的。文抗会三十元一月的经常费怎容得七十多个干事的伙食和四部的工作用费？于是常理会通过了一条议决，就是常务理事和四部主任不得在会伙食，本地的工作人员以及自己有力量筹费的流亡工作人员也不得在会伙食。大家都遵从了。总务部主任陈润泉先生，一天到晚满面笑容地鼓励全体人员努力工作，并且四处奔走募借，唯恐各部工作受经费短少的限制不能开展。组织部主任廖伯华先生和该部的干事，尽力于开展县市和乡村的工作，除经常地写文章，拟计划，订章程外，还不断地和各地来省的代表谈话，和参加各种会议，研究部主任吕振羽先生和该部干事开办了各种训练班和研究会，如战时常识训练班，歌咏指导人员训练班，平民夜校，战时问题座谈会，社会科学研究会，战时教育研究会，战时文艺研究会等。吕先生每天都精神百倍地忙于写文章和讲演，他和翦伯赞先生在抗战的文字写作上，曾尽了不少的力。我在那时虽负着宣传部主任的名义，可是工作却大部份是宣传部的许多干事做的。宣传部出版画报、画刊、会刊，公布大幅漫画和标语同时还有歌咏队、口琴队、晨呼队、街头队、舞台剧团、新文字世界语宣传团、难民工作团、伤兵工作团等组织的经常工作。最使我不能忘记的，就是宣传部每星期在本城银宫电影院举行三次抗战问题讲演和星期日晚上在会内举行的时事讨论会。我每次在银宫讲演会中看到像潮一般的听众的热烈参加，在时事讨论会中就听到许多面生的朋友们所发表的诚挚的意见，我直抑不住我重重的兴奋和对抗战前途的无限乐观了。 全部文抗会的工作是活跃而有生气的。但为使工作更具体更积极，于是而有干事联席会之组织。在这个联席会中，我们可以听到过去一周问题间的工作报告、工作检讨、工作批评和工作进行等。干事们可以毫不拘束地说出他们想说的话，问题当付讨论，虽然彼此争得面红耳赤，但是一经决议，便鸦雀无声了。干事们的生活，我看不到任何枯燥，当他们休息或高兴的时候，总听得有一种高亢的歌声弥漫着。”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这是我们天天熟听的歌曲呀！谁都知道文抗会有三位著名的低音歌手，张曙、胡投和杜矢甲三先生的。廖伯华先生常笑着对我说：“我们四个人天生成的不会唱歌！”我们也以此引为憾事！谁做错了工作，谁都可以批评的。有一次，宣传部工作团在本市火宫殿化妆宣传，因为街头剧队队员和观众发生了误会，工作完毕了，回到文抗会，便开了一个批评会大家严肃地互相批评了，我也当众承认了。 那时的文抗会决不如汉奸造谣为“乱七八糟的为所欲为”的团体。一切的工作都以湖南省党部和省政府的命令是从。我还记得去年总理诞辰文抗会发动的纪念宣传大会的一回事。事前三天，我们四个人专为此事请示于省党部的特派员赖琏先生，承他当面准许下，归途中我们曾不绝地称赞这位特派员很少官场恶习。谁知第二天赖特派员忽然传我到省党部，责以手续不合，即民众团体不得举行纪念总理诞辰大会，同时省政府警备司令一再来电话制止。当时我只得请求由省党部派员主持。赖特派员以省政府何主席既不赞成，还有什么法子可想为词。但奇怪得很，当天下午，何主席派人送来了二百元作纪念总理诞辰之用。于是我们便同往省党部请求赖特派员准予举行。这一次承他答应了。不过他叫我们当面拟改纪念会为歌咏会的启事明日在报上发表，同时还约以下：一、不得率到会群众向总理遗像行礼；二、不得举行任何纪念仪式；三、不得演讲，即总理生平亦不得向众宣讲，只许你（仲融）一人报告几句，但不得超过四分钟。 赖特派员慎重的指示我们必须遵行，否则当以我们四人是问。第二天，各团体到会的不少，大约有六十人左右。我们四人好容易用种种“万岁”实现了赖特派员所指示的三事。到会者沉痛地对着总理遗像唱了许多救亡歌，甚至还有流着泪硬着嗓子在唱。最后大家实在忍不住了，便高声喊了几个口号：“总理精神不死！”,“实现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隔了几天，赖特派员奖励我们说：“当天的秩序很好！” 许多文化人陆续地从各地到长沙来了，同时文抗会的经费也增加到了二百三十元（省党部三十元，省政府二百元），于是文抗的负责人都感到有邀请他们——外来的和本省还未参加的文化人——参加文抗会共同工作的必要。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文抗会的理事会或干事联席会都详细讨论过全体工作人员一致认为文抗会的大门向来是打开着的，为着使工作更紧张，仅仅只将门打开是不够的，还须有计划的通过公私关系多方邀请不可，因此这一问题由大家的注意益形具体起来，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就成为当时解决此问题的最好办法了。 我们将扩大文抗会的组织的计划，告知了省党部赖特派员。于预定举行文抗会第二次会员大会的第一天，赖特派员召我们——陈润泉、翦伯赞、吕振羽和我——四人谈谈。赖特派员说明了他对于文抗会的意见，同时谓此次改组，省党部须提出一理事名单交我们担保通过。关于后一点，我们再三声明，省党部的名单，由我们向大会提出是可以的，但我们无权而且也无法担保一定可以通过。问题在当时谈话中现得相当的严重，即名单倘不能担保通过，当局便将明令解散文抗会。名单的内容当时我们是无从知道的。那天晚上，我们在会内召开了个谈话会，讨论这一当前的问题，结果，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应拥护党政当局的意见，并以极诚恳的态度说明，大会的会员虽然有人持反对的论调，可是丝毫也不能动摇大家的信心。 开大会的那天的早晨，我们四人又被召往省党部。赖特派员和袁野秋书记长出示名单一纸，内计陈大榕、唐际清、易君左、李支，周邦式、仇兴、熊雄等六十位先生，并且说明这张名单是他（赖特派员）和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先生、总抗会负责人共订的。我们对于名单无意见，不过请增方克刚、刘岳厚、杨东莼、曹亮、薛暮桥、刘良模等十先生名额。但除刘岳厚、杨东莼先生外，其余都蒙特派员许可列入了。 大会主席团由会员公推康德、杨东莼、翦伯赞、吕振羽和我五人组织的。袁野秋先生代表党部训了词。杨东莼先生说了一段——我们拥护这张理事名单，即是拥护省党政当局——的有力的话，因此那纸由省党部交来的名单，就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通过了。这次大会所表现的，就只是文抗会全体会员拥护当局的诚挚和要求开展后方抗敌工作的迫切。 周邦式先生在改组后第一次理事会中郑重地声明了文化人不能闹笑话，因此就将第二次会员大会所议决定下的关于规定干事联席会之工作权和理事会无权改变经会员大会所决定之事项二大议案，为理事会所否决了。接着，常理会成立了，九部正副主任的名单由易君左、周邦式、陈大榕先生拟定后，无疑义地通过了。”文抗会的负责人加多了，工作可以迅速的开展了！“”现在文抗会充满了一番新的气象！“这是每个工作人员当时的熟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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