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浏醴起义记 《刘撰一集》刘撰一 1906年夏，同盟会东京本部…派予弟道一与蔡绍南、彭邦栋、覃振、成邦杰运动湘军，重整会党。并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将来群雄争长，互相残杀，贻害匪浅，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当其回湘时，会合同志数十人，密议于水陆洲舟中，谓奉黄公克强面嘱，革命军发难，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为上策，否则亦必会党发难，军队急为响应之，以会党缺乏饷械，且少军队训练，难于持久故也。且甲辰一役，会党分为五路，势远力涣，遣调不灵，疏忽致败。今欲规取省城，宜集合会党于省城附近之萍、浏、醴各县，与运动成熟之军队联合，方可举事。现时会党，多潜伏于萍乡安源诸矿山上，正可利用矿场等处，为组合机关。而军队方面，新军多驻省会，巡防营分驻各府县，水师分驻湖河上下游。惟新军兵精械良，官佐皆学生出身，多有与吾辈通声气者，运动较为易易。巡防营虽难比肩新军，然官与兵多洪会中人，以洪会同志游说之，不难归顺。水师则船械均甚窳败，只可临时收作运输之用。姑就次策言之，使以会党万人，组成整齐军队，发难于浏、醴，而直扑长沙。各军队能反戈相应，占据省垣重地，军装局既为我有，党军得补充而训练之。并择精明强干之会党，为便衣敢死队，以手枪炸弹扰害外来敌军后方，而黄公及吾兄等，又正在运动鄂、赣、宁各省，乘势响应，届时自必归来，主持一切，可无失败之虞。于是，蒋翊武、刘岳峙、覃振、刘承烈、成邦杰、易本羲、唐支厦、文斐、向瑞彝、杨熙绩、禹瀛、柳际贞、刘戣、胡典武、黄贞元、曹武、荆嗣佑、李云、胡国梁、葛天保愿负运动新军责任；彭邦栋、蔡绍南、张尧卿、周治华、龚春台、刘重、周果一、李国柱、刘崧衡、黄人障、江自任、李九、李锐恒、王匡国、凌汉秋、陈显龙、陈惟一、邓玉林、瞿光文分任联络防营，布置会党。一俟军队运动成熟，约于十二月清吏封印时举事。 是岁适遇荒灾，萍、浏、醴尤甚。该地工人因受米贵减工之痛苦，对于地方官大为愤恨。会党萧克昌、李金奇、姜守旦、龚春台、王胜诸人，思乘机运动萍乡矿工起义。风声所播，李金奇在萍乡被清吏追捕，致溺毙于醴陵之白鹭潭，肖克昌亦被设计诱杀。龚春台、姜守旦迫不及待，遂于十月十九日集合会党矿工，在浏阳之金刚头、萍乡之高家台等处先期发难，攻占上栗市、案山关、慈化镇各地，黄圃司赣军巡防管带胡应龙与战大败。于是醴陵防营兵士亦反戈相应。其他会党，又在浏阳文家市、牛石岑相继发难，连占西乡、潭塘、大光洞而蔓延宜春、万载各县。清军统领梁国桢、吴延瑞等屡为所败。党军集至三万余人，声势浩大。赣抚吴重派统领袁坦将兵一万六千；江督端方派统制徐绍桢率步兵一联队，炮、工、辎各一队；鄂督张之洞派协统王得胜率二十九标、三十二标炮队二队前往救援而党军仅收集各地团防局二三千枪械，盘踞萍、浏、醴，不急思进取省城各地，遂被围攻，卒致溃败，死伤甚众。 其时，公与揆一在东，本拟十一月运械回湘。初见外报略载其事，方咎予弟道一不早来函电，使吾辈得事先归去。谁知道一所发密电，已为鄂省电局扣留。且道一以萍、浏、醴先期仓卒发难，各处未有准备，而省城被运动之新军官佐多有请假与出差而离省者，一面使同志促其急归；一面希望党军来攻长沙，先筹开城响应之策。日夜忙乱，乃为侦者注目游击熊得寿且误以道一为揆一而逮捕之。湘抚岑春蓂、臬司庄赓良，严鞫道一为揆。道一知必死，不如即冒兄名，清吏以吾兄真死，具考要功，则党狱可缓，而吾兄亦得展志，遂自承为揆一，即于供词书写满族之残暴、中国之危亡、古今世界政治改革之要略，至数千字。鞫吏皆为咋舌。又单开数十人名姓，逼令供为同党，道一坚不承诺，备受酷刑，至身无完肤，血流遍地，惟大呼曰：”士可杀，不可辱，死则死耳！“清吏无如何，乃并以所佩印章”锄非“二字，拉杂论罪，十一月十六日，惨杀之浏阳门外。东西留学界为排满革命被杀者，自道一始。 公闻萍浏醴事败，击桌愧愤，寝食俱废。继闻道一凶耗，与揆一相抱痛哭曰：”吾每计议革命，惟伊独能周详，且精通英语，辩才无碍，又为将来外交绝好人物，奈何即死是役耶！“《赵恒惕专政下的民众》李维汉 两个月来，湖南有几件民众革命势力与军阀政治直接争斗的事情写出来，可以看见湖南革命与反革命的消长，及现在统治湖南的军阀政治本身的动摇。 第一件事情是十月十七日收回大金码头的运动。大金码头即”六一“惨案发生地点，此码头一名江西码头，归江西人有。日本租约于今年十月十七日满期。”六·一“惨案因湖南交涉当局之怯懦，至今无结果，即至低限度之赔偿，也没有做到，然湖南人民对于”六·一“的纪念及长沙市民对于大金码头要收回，则从没有松懈。尤其是大金码头工人，感于日人苛待及江西流氓勾结小官僚把持码头财产的黑暗，特别愤激。政府方面知道十月十七日，必有市民直接收回大金码头的壮举，事前即严加防备：一面屡次藉故捉拿大金码头工人，一面则授意日人暗中贿赂江西流氓续约，而表面和平，以待十月十七日之过去。十月十七日到了，各工会各学校万余人举行示威，口号是：”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大金码头而示威“、”为收回六一惨案地点而示威“、”为严责政府交涉迟误而损失国权而示威“、”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豢养之国贼欺压大金码头工人而示威“;大队到了码头，即由群众动手将船坞木桥卸去，将流氓占据之房屋收回交与码头工人后，复至交涉署要求杨交涉员明白答复由政府担保不续租与日本人。杨语支吾，群众不肯退，杨始明白答复；群众散后，杨哭诉于赵恒惕之前，赵答应俟机严办，为你出气。杨又到法庭，以”侮辱官长“罪诬告群众代表谭影竹等。 第二件事是长沙湖南工学界追悼安源遇难诸战士黄静源等并援助安源工人恢复俱乐部的广大的民众示威运动赵恒惕对于盛恩颐藉武力封闭安源俱乐部一举，事前是已经同意的，原来安源工人俱乐部之存亡与湖南政治有密切关系，假使湖南境内铁路工人与沿铁路的民众不答应日本帝国主义勾结萍矿资本家封闭安源俱乐部，而湖南政治不出来干涉，则俱乐部封闭，萍矿必然随之而倒；故盛恩颐事前非疏通赵恒惕不可。赵恒惕呢，几年已深恶痛恨湖南工人势力的涨大，久欲顺势以摧残之，何况安源工人与湖南工人久已成就了密切的联络，三公司的利害即湖南政府的利害呢，故赵恒惕自然乐得利用这个机会当安源俱乐部一被封闭，株萍汉两路即由赵派重兵监视，暗探满布于长沙城，并秘密通缉安源工人领袖陆沈等，不料江西军阀于”二十一“惨剧后隔五日又枪毙被捕工人领袖黄静源（黄为湖南人，第三师范毕业），更加激动了湖南工人学生及小部分教职员的公愤。于是安源、醴陵、株洲、长沙、粵汉铁路、湘潭、衡阳等地一律于十月二十六日举行大规模的群众示威运动，并移黄柩至长沙，一面追悼黄等被难诸战士，一面援助安源工人恢复俱乐部。赵政府料想不到这一运动的范围如此广大而激烈长沙方面，起初只托人疏通群众领袖，要迁地改期以免有碍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观瞻，群众因为这个理由太滑稽了，不肯承认；赵政府又进一步明白要领袖负责制止。群众依然不肯。于是赵恒惕震怒起来，命令戒严司令部实行制止，戒严司令满布告示说：”黄等依法处决，罪有应得，居然有人欲利用群众骚扰，望家喻户晓…如有附和者定当拿究不贷。“临时复派重兵把守教育会坪，堵塞群众。队伍到时陆续站在坪外马路上，十时许由总指挥领队冲锋入内，军警不敌，群众卒开会演说继以游街异常激昂，传单数十种，内有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及共产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一种，致函省议会提议查禁，又有民众反抗政府干涉人民集会自由的传单，又全国教联会广西等省代表公送挽联，被事务所李济民等扣留不发，该代表等事后愤慨而去，政府对此事震怒异常，只好叫声”糟哪“收场。 第三即震动全省的空前的学潮。此事十一月初发动于长郡、兑泽两校。长郡校长张有青原是卑鄙龌龊的政客，借武人势力上台，该校风潮由于不许学生组织学生会，开除学生曾三等四名，学生提出质问又被武装开除十八名，曾三等则被捕入狱，于是全校学生罢课。兑泽风潮则由于不许学生出学生会刊而起，亦被武装开除段潇等八名，全城中等以上学校学生闻之异常愤慨，以学生组织学生会及出刊向例不遭禁止，今忽被武装开除学籍被捕入狱，而所开除之曾三、段潇又适为全省学联重要职员（段潇总务主任，曾三编辑），知系政府有意摧残学生，为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起见，于九日群起向教育司请愿，到者三十余校，人数达万人以上。司长避去不见，而于省长公署召集校长会议，赵亲自出席，主张武力驱散，谓此为千载一时机会，素来反动的何炳麟（岳云校长）、方克刚（妙高峰校长）、方扩军（省一中校长）等极力呵护之，并指称第一男女师、甲农、湘江为民党盘踞机关。此时各校长皆绝少发言，惟一女师徐校长表示不赞成武力压迫，立被赵斥其不合，即宣告散会。随即有大队武装兵士围困教司，万余学生鹄立教司内二日一夜，水粒不得入口，中间经赵两次唤学生代表谈话，每一次相见劈头即说：”现在一切学潮均由俄人指使，闹一次学潮每人赏洋二元，赶走校长一人每人赏洋五十元，近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创立异说，蛊惑青年，皆有可杀之罪，你们不要上当。“学生代表起立解释，赵答你们条件无一可答复的，遂无结果而散。第二日又召代表谈话，至即被捕（内有女生二名），并通令各校将此十一代表开除押解回籍。此时全城武装戒严，街上行人形似学生者无论男女均被搜检，不许通过，各校队伍几次往援教司同学，均被冲散。晚间八时即断绝交通，教司方面因有代表欲冲出传布消息，竟被开枪，幸未命中。第二日下午已饥寒交迫之万余学生，始拼命冲出示威，并往省议会请愿，沿途又被军队截击数十次。等至议会，赵已先唆使其走狗在议会提议学生赤化，应查禁共产，拒绝学生请求，学生不得已各归校继续全省总罢课。此时校长会议被反动派把持，余则怯懦不敢主张，同情于学生的少部分教职员则都犯了共产嫌疑，报纸则只登政府新闻，学生新闻一开始即被禁止登载，大公报及大湖南日报（有势力之二报）、通俗报则反动而为政府助势，于是学生成了孤军奋斗而失败了。同时政府通令各县查禁共产宣传，要继李景林、张宗昌对湖南人民大肆屠杀。政府并印一种”反共党“传单，令警察挨户送贴，又说这次事情与广东共产政府有关，种种造谣，不一而足。 第四即为铅印工人罢工，当学生已陷于孤军作战的时际，起来以实力援助的只有工人，而尤以铅印工人最力铅印工人见报纸日登载政府新闻曾提出抗议，大公报即以威吓手段对待。铅印工人乃谋空白登学潮新闻，又不成功，于是宣布罢工二天，表示援助。期满大多数公司开工，惟大公报等五家报馆及公司拒绝并以报界联合会名义提出严酷条件：如”工人脱离铅印工会“,”以后不得自由罢工“,”以后不要求加薪“等强迫工人承认，工人方面宣布只能无条件上工，相持至十余日之久，报界利用政府武力，把守报馆及公司门前，继见工人得学生募捐援助得以支持，乃进一步用武力封闭工会，捕去代表押于陆军监狱，并牵及不相干者多人，并收买工人中流氓捣乱。报纸在他们手中，尽他们作诬毁工人的反动宣传。惟工学两方面因此已有进一步的联络，进行广大的争自由的争斗而与现政府奋斗到底。 《长沙事件》茅盾 长沙事件的真相，自从湖南请愿代表团来汉后，凭他们的种种报告，大家都明白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了。本来湖南代表团已是一个负责的团体，朱剑凡、董维键诸同志又都是向来负重望，有历史、有地位的人物，报告的内容又全是有凭有证的事实，所以我们可以说凭了他们的报告已知长沙事件的真相。 但是我们最好再看看许克祥等自己的供状—长沙《南岳日报》的记载。《南岳日报》说，已经杀了所谓暴徒五六百人，已经取消了湖南省政府颁布的乡村自治条例，已经发还学宫产业（原经湖南省政府收归省有），已经取缔剪发女子，凡剪发女子（慨）〔概〕视为暴徒，即使幸免诛戮，也失了法律的保障，甚至常在街上受所谓救党运动者的侮辱。这些消息，都证明了长沙那些自命为三民主义信徒的”救党勇士“,实在根本是封建主义的信徒，是反民主主义者，是三民主义的叛徒呵！ 反动的《南岳日报》又给我们一条可注意的消息。本月十日的该报上登著一则”长沙全市党员欢迎周副军长大会“的消息，谓该大会决议”请周副军长实力铲除暴徒，奖励马日铲除暴徒的武装同志，实力参加救党运动。“周副军长是中央特派查办长沙事件的，然而反三民主义的许克祥等却用甚么长沙全市党员大会的把戏，请周副军长加入他们一伙儿，真可谓滑稽已极！但是，同志们！这不但是滑稽可笑，而是可注意的，何以呢？因为许克祥敢于劫持周副军长，敢于用甚么全市党员大会决议的把戏来侮辱周副军长，实在胆大已极！这便是许克祥目无政府的真凭实据！中央对于长沙事件，最初因未得真相，故派员查办。但是许克祥却借此造谣煽惑，既以愚弄湘境其他驻军，复敢劫持周副军长，正如”无赖闹酒，愈扶愈酵“.前者李品仙军长通电，有若不速自返悟，则政府威信所关，亦难宽贷之语。旬日来，民众要求下令讨伐之声，不绝于耳，醉人既不能再扶，吾人觉得民众的要求是值得参考的。处此奸人构煽，谣言孔多，人心浮动之时，惟有宣示断然的办法，然后可以杜阴谋定人心。长沙事件已阅三星期，吾人相信今已到了断然解决的时期。 《长沙政变与湖南农民运动》瞿秋白 革命的胜利和革命的危机，往往是互相倚伏的。反革命因为要扑灭革命，所以就竭力想离间革命势力，改变其阶级间的综合形势，亦就是想更改革命的趋向与前途。于是革命的危机，便可以受反革命派的这种政策之影响而发生。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来，革命危机的发见，亦正是革命胜利的反证。革命之中发生危机是不畏惧的。如果革命能战胜这种危机，当然就是革命之更加进展、更加深入。所怕的是：革命方面没有能力与决心去战胜危机，那就是以使反革命的企图得以完成。 五月十九日长沙方面，因为夏斗寅叛变阻隔湘鄂之间的交通，于是谣言百出，甚至于说武汉已经失守。当晚戒严期间，长沙工会纠察队因为不知道戒严口令而被军队所捕，明晨亦即释出。谁知驻军团长许克祥，却借此更加扩大谣言，自己暗中派人贴布”打倒三十五军“的标语，造成工农军即将攻袭驻军的空气。于是他便可以煽动军队，实行政变。当事变初起，武汉方面只接到许克祥自己制造的新闻，所以大家都认为是一种误会而起的冲突。但是，随后的事实，都证明完全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的政变。 许克祥的借口是所谓农民运动过火。他突然在二十一日深夜围攻长沙工会的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缴他们的武装。立即封闭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劫夺所存民食维持会采购米粮之款项。但是许克祥的行动并不止此。最主要的是驱逐不受胁从的省政府委员，抄查政府委员的家宅。再则，他解散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而由他的爪牙仇鳌、萧翼鲲、彭国钧组织所谓清党委员会，声称肃清”暴徒分子“,虽然没有明指共产党员，实际上谁都知道他所谓”清党“或”救党“的用意；并派军队抄查苏联领事馆。这显然是以枪炮轰击国民党总理之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不但如此，他还封闭长沙师范、周南女校等许多学校。不但任意屠杀工农，甚至于看见剪发女子，便令乱砍乱杀。湖南省政府主席唐生智得到事变最初消息之后，即电令军队立刻停止一切行动，发还枪械，宣传三大政策等口号。但是，许克祥不但不听，反而愈做愈凶。省政府主席的命令不能行于本省，此非政变而何！从此之后，湖南省政府及其主席唐生智已被推翻。国民政府派专员赴湘办理这事，亦被许克祥拒绝。所以湖南政权实际上已落在许克祥之手，并已背叛中央而独立了。请问，许克祥的所作所为，尤其是摧残教育、解散党部、推翻省政府，背叛国民政府而独立，任意屠杀一般民众，虽女子亦所不免，如此行动，难道可以农民运动过火为借口，便了事吗？况且省政府、女学校等，与农民运动有何关涉！ 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诚然是非常急遽，但是这是客观上革命初期所不免的现象。数千万农民困顿迫不堪，自从国民政府的革命军与赵恒惕作战以来，他们都努力赞助国民政府，为的是国民党的农民政纲，足以领导他们起来奋斗，指示他们去进攻土豪乡绅。他们要求生活之改善而斗争，尤其是无地的及地少的贫农，人数非常众多，生活非常窘迫，所以斗争的形势也就异常剧烈。这种农民运动，实在是国民革命的基本队伍之一。如果国民政府得有充分的可能，而急速的实现乡村自治之农民政权，没收土豪劣绅大地主的田地财产，替贫农解决目前迫切的生活问题，那么，农民运动必定早已与国民政府之总的革命斗争更相密切联结，步骤不致于不一致。那时，农民的斗争，决不会纷扰到小地主以及革命军官，因为对于他们的权利及生活问题，政府和军队已经帮助他们得到部分的解决了；那时，各地农民也决不会只见地方范围内的问题，如阻谷出境等等，决不会失之于无组织而纷乱，如罚款庞杂、阻碍招兵等等，因为中央已经可以得到指导农民群众的可能了。所以即使说农民有幼稚而无组织的行动，也决不是许克祥的方法所能解决。不但如此，湖南省农民协会，虽尚未得此种充分之指导可能，仍在努力指导。最近，湖南省农民协会已经能够开始纠正几种无组织的行动，已经能够命令各级农民协会规划计算各地米粮之需要额，甚至于能使农民节衣缩食，余出米粮，以输出供给武汉前敌军民之用，所以，省农民协会被封之时，已有武汉民食维持会购米之款七万元存在那里。事实上，长沙事变之前三天，每天都已能采购二千万石米以供给前敌。对于招募新兵，农民协会已规定简便办法，并使农民群众更加了解。夏斗寅事变初起时，省农民协会、省总工会等，并已经过省党部，建议民众武装与军队合作防御之计划，就是叫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归入省政府统一军事指挥之下。凡此种种，都可见农民协会正在开始整顿民众之无组织行动，而力求反对地方上之土豪与反对全国之军阀的斗争互相衔接，使政府与民众愈加打成一片，愈益完整革命的势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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