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民国初年的长沙政局演变与社会发展

三、学习西方文化以挽救时艰的主张

当王闿运、叶德辉、刘人熙等人探索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来解决民国初年的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同时，另一部分知识精英则主张以西方文化为挽救时艰的武器。他们或翻译、介绍西方著述和种种思潮，或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或坚决拥护共和、反对帝制，或主张对国民思想进行改造，或提出了极具建设性和操作性的立国指导思想。

（一）宏文图书编译社同人对西方著述和思潮的翻译介绍

宏文图书编译社成立于1914年初，1919年冬因经费短缺停业。社址初在长沙黄泥塅余肇康公馆，后迁浏阳门正街李星沅公馆。创办人李实对于文化事业颇有雄心，自设印刷局从事书籍出版。在他的礼聘下，省内文教界名流黎锦熙、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刘宗向、刘汉良、曾运乾、陈天倪、黄锡卣等一时云集该社。社内成立编译部，由黎锦熙负责。编译社的主要任务是编辑共和国中小学各科教书和“翻译东西著述”，编有初中国文读本（刘宗向、刘汉良合编）、农业教书（方维夏编）、小学教科书（由徐特立、黄锡卣合编）、师范教科书（包括教育史、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杨昌济编，未正式出版，一师曾采用作讲义）。同年10月，该社又创办《公言》杂志，声言将“选译西洋报章杂志”，包括“欧美日本最近之种种思潮”，以求实现“刷新社会”这一“救亡至计”。 [ ] 该社“开设期间虽短，实为湖南文化的先锋。” [ ]

（二）长沙《大公报》编辑部同仁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思想与斗争 [ ]

民国建立，旧的封建统治结束，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异常激烈，此消彼长，政局动荡，强有力的权威的中央政府没有建立起来，这就给人们提供了一定的自由思想空间；社会处于由专制向共和的转型时期，人们纷纷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各种思想观念、主张并存并且彼此展开争论，思想和学术呈现出极为活跃的局面；辛亥革命后， 新闻出版受到鼓励和保护，报刊通讯社风起云涌，蔚为大观，长沙也出现了一个办报高潮。长沙《大公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促使长沙《大公报》创办的直接原因是：汤芗铭督湘后，《湖南公报》成为进步党的机关报，一改之前持论尚属公正的立场，转而拥护袁世凯，并要求该报人员一律加入进步党。在此情况下，贝允昕、任凯南、龙兼公、张平子等人旋即以辞职相抗议。他们脱离《湖南公报》后，即另行筹备创办了长沙《大公报》。之所以将所办新报定名为《大公报》，是“因为我们本是《湖南公报》成员，现在更加恢宏光大，故于公报之上加一‘大’字。”一是表示不忘原来的公报，一是表达持论要比原来的公报更加公正的宗旨。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长沙《大公报》于1915年9月1日正式创刊。这是一份独立的民营报纸，“决定为商办，以公司名义，向商会注册，向党部及政府立案，以示不依附政党、军人之意。” [ ] “本报所恃以为收入者，仅售报所得值及广告刊资。” [ ]

长沙《大公报》能成为民国时期湖南地方报刊中极有影响的一份民营大报，与该报团队成员的价值观念、知识储备、道德状况等有着极大的关系。“《大公报》记者诸君，以董马纪事之笔，写屈贾忧时之怀，必翔必实，不激不随，不偏于党系，不屈于势力，勤勤恳恳，以牗我湘人。” [ ] 《大公报》编辑部同仁可以说是长沙乃至湖南第一代近代型知识分子。

《大公报》的创始人、第一任社长刘人熙在学术思想上尊崇王船山，有着一股强烈的爱国思想。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刘人熙主张进行“大震动、大改革”。他热情歌颂新建立的民国，“满蒙回藏成民国”，“民国革命为先河，民国建设为宗匠”。《大公报》创办之时，正值中国反日怒潮高涨，刘人熙作为社长把握时代主题，高举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旗帜。他在发刊词中以“贿鬻”、“感情”、“浅识”、“听荧”四事相诫，宣称：“凡我报界，同尊天职，乞求声应，爱国爱民”， [ ] 将民族主义思想融入到办报当中。《大公报》创办之时，袁世凯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帝制活动，刘人熙高举维护共和的旗帜，立场坚定地反对帝制，“先生手纂发刊辞，以拥护共和、掊击帝制为帜志”， [ ] 体现了坚持民主共和的思想立场。但刘人熙在报社只是挂名，报社主要由其女婿贝允昕负责。

贝允昕（1865－1929），字元徵，浏阳人。清末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从事教育，并执律师业务。辛亥革命后任湖南都督府法制院院长、政报处处长，1912年6月被推举为新成立的湖南报界联合会干事，1915年9月参与创办《大公报》，为第一任协理，不久继任总理达14年之久。在《大公报》创办初期，主要从事反帝宣传，深受省内外人士欢迎。

李抱一（1887－1936），原名缨，字华翰，后取名景侨，字嗣循，笔名抱一、矢、盾、莳竹等，新化人。曾就读新化大同学堂及省城高等学堂。1912年，与贝允昕等在省城先后创办湖南编译社、《湖南公报》、《湖南通讯社》。1915年参与创办《大公报》，为该报两位分总编辑之一。他推崇墨家学说，把墨家的平等精神贯穿到《大公报》中，所撰社论时评，多抨击军阀政治，主张平等、民主，关注下层民众疾苦，提倡节俭和劳动。

张平子（1885－1972），字启汉，别号平生，湘潭人。肄业长沙私立经正中学和湖南高等专门学校预科，加入同盟会。1911年任《湖南公报》记者，1914年参加《公言》杂志编辑工作。1915年参与创办《大公报》，与龙兼公一起任主笔，先后主办现代思想、杂荟等栏目，思想上较为进步。时人称其“一生不入仕途，以新闻、教育事业终其身，对旧时的权贵们报以嘻笑怒骂的态度”。 [ ]

龙兼公（1888－1951），原名彝，字经俶，笔名兼公。湘潭人。湖南法政学堂毕业后，入《湖南公报》。1915年参与创办《大公报》，和张平子一起共同担任主笔兼编辑。长于宪政理论和制度研究，与李抱一负责调查、研究栏目，对新文化运动在湖南的传播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这些人在加入《大公报》之前，担任过其他报纸的编辑或主笔，既有着丰富的办报经验，又有坚定的职业操守，矢志以办报为终身职业，以监督政府指导社会作为报纸的天职。他们既受过传统教育，又受过近代新式教育，新旧学问兼备。一方面传承了湖湘文化忧国忧民、经世致用的精神；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

民主共和与实业救国是民国初年的两大社会思潮，实行民主共和还是实行专制独裁是当时政争中最为激烈的问题。长沙《大公报》诸同仁在这场政争中，旗帜鲜明地将拥护共和作为第一主旨。该刊创刊宣言称：“当此强邻生心，鲁难未已之秋，岂容发为动摇国本之谈，以希冀个人不可靠之宝贵，而酿国家之祸？……本报则断断不附和之，唯知以维护共和，巩固国家为职志。” [ ]

《大公报》在创刊之日即刊登大量反对帝制复辟的文章，至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发布文告、接受帝位之前，发表关于国体问题（政体问题在当时被误认为是国体问题）的文章达80余篇。除直接对筹安会及其主张进行批驳外，还对全国舆论界尤其是京、津、沪报刊对国体问题的态度进行及时报道。长沙《大公报》认为立宪是必要的，关键在于是采用共和立宪还是君主立宪。筹安会提出君主立宪，长沙《大公报》极力驳斥筹安会的观点，主张共和立宪。筹安会鼓吹变更国体的目的，是要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造舆论，其背后的指使者也是袁世凯。但在袁世凯公开宣布复辟之前，《大公报》对袁世凯还抱有一丝幻想，因而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筹安会而非袁世凯，认为鼓吹国体变更是筹安会所为。

在袁世凯帝制自为期间（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公开接受帝位，到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发布撤销帝制令），长沙《大公报》对国体问题的议论明显减少，社论和时评极少涉及国体问题，只在国内要闻和本省新闻中如实报道帝制实行之筹备情况，论说重点转向司法制度，以期用法律约束帝王权力。

从取消帝制到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长沙《大公报》秉承一贯的立场，围绕惩办帝制祸首、逼袁退位、各省独立、南北议和等主题展开讨论。“帝制撤消，全国之观念一变，言论界、思想界顿呈异彩，民主立宪之声，洋洋然充塞于宇内。” [ ]

袁死后，长沙《大公报》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以重建共和为主旨，围绕护国军的去留、各省独立与取消独立、约法恢复、国会召集等问题展开讨论，积极为民国及湖南建设建言献策。

长沙《大公报》是一份政论色彩十分浓厚的报纸。它一以贯之的反袁称帝立场，在同时代的报刊中极其少见；通过舆论鼓吹，推动了反对帝制斗争的发展；对共和立宪的宣传，促进了读者和公众对民主、共和、宪政的了解，有利于促进政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但遗憾的是，“《大公报》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宣传，没有同反对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斗争结合起来”， [ ] 尽管它与《新青年》杂志是同年同月创刊。

初期的《大公报》除了旗帜鲜明的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外，还有两个方面比较突出。一是反对日本的经济侵略。1917年，该报揭露了湘省政府与日本汤浅洋行之间的抛砂借款密约15条，并连续发表评论，指出抛砂借款的条件异常苛刻，日人在长沙开设银行为非法。省议会和各界人士也群起反对，掀起排斥日货的热潮。湘省政府不得不取消抛砂借款密约。二是敢于为湖南人民说话，批评政府与议会。尤其是在金融问题上，多次发表言论，批评谭延闿滥发纸币；对当时工农群众的痛苦，曾发表同情的言论。

（三）杨昌济对旧道德的批判与改造国民思想、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

杨昌济（1871－1920），辈名宏棻，字怀中，号华生，册名昌济。长沙县清泰乡板仓人。杨昌济在家乡和岳麓书院学习期间，研读过大量儒家经典、宋明理学和曾国藩的著作，深受传统文化尤其是湖湘文化的感染陶冶。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使杨昌济认识到“非改革不足以图存”， [ ] 这是他后来积极参加南学会、不缠足会和经常出席南学会主办的讲演会等维新活动的思想基础。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杨昌济认识到必须开民智，“非有世界之智识，不足以任指导社会之责”， [ ] 即必须向先进的西方国家学习。1903－1913年，杨昌济先后赴日本、英国留学，并曾到德国考察教育。在此期间，杨昌济主攻教育学、哲学和伦理学，探求做人的道理，成为贯通古今、融合中西的著名学者。回国后杨昌济于1913－1918年，先后或同时在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和省立第一中学任教，分别讲授哲学、伦理学（修身）、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在此期间，他除教书育人外，还关心政治，营救过革命党人杨德邻，反对袁世凯独裁和复辟活动，抗议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投身新文化运动。另一方面，他还撰写了大量论文、讲议，翻译了许多外文著作，从事着艰苦的理论探索。

作为我国近代积极向西方学习的知名伦理学家和教育家，杨昌济对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和文化作出过重要贡献。其对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的贡献主要有三，即：最早全面而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西方伦理、哲学、教育和心理学说；最早指出在向西方学习时不能搞“全盘西化”，而应结合自己的国情，有所因革，有所取舍；最早总结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明确提出要学习西方的精神科学，实际上是在呼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其对湖湘文化的贡献主要有二，即：深入探讨了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的原因；推动了湖湘文化的现代转换。 [ ]

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此之前，杨昌济即已在长沙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为武器，利用讲台开始了对旧道德的批判工作，斗争的主要锋芒直指“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封建礼教的核心。他在1914年出版的《论语类钞》中说：“中国三纲之说，严责卑幼而薄责尊长，实酿暴虐残忍之风。君子之为教也，与父言慈，与子言孝。卑幼者自由之意志，独立之人格，尊长者固不可蔑视之。人有自重知耻之心，乃能以进德修业相尚。过度之压制，固非训育之所宜也。” [ ] 并指驸马为公主服丧三年、夫杀妇减死、妇人傲荡者沉江等种种恶习，其弊端与中世纪欧洲教会焚杀异教徒相同，“此皆过重伦理而轻视民命，不可为典要者”。 [ ] 这与其后不久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在对待礼法、旧伦理上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杨昌济还对封建家庭主义加以揭露和批判，认为家庭制度是封建君主统治赖以存在的组织基础，而家庭主义又是族权、夫权和家长制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柱。对社会上的种种陈规陋习，诸如欺诈虚伪、好逸恶劳、铺张浪费、无谓的应酬、打牌赌博、不讲卫生等等，杨昌济也曾进行过尖锐的抨击。

在批判和否定旧道德和旧的社会恶习的同时，杨昌济主张对农业文明社会形态下的国民思想进行改造。1914年，他在《公言》杂志上发表了《劝学篇》一文中指出：“吾国近来之变革虽甚为急激，而为国民之根本思想者，其实尚未有何等之变化。正如海面波涛汹涌，而海中之水依然平静。欲唤起国民之自觉，不得不有待于哲学之倡明。” [ ] “唤起国民之自觉”，就在于以民主、科学启蒙民智。他之所以特别强调哲学在改造国民思想中的作用，是因为“近世各种科学，各研究宇宙现象之一部，哲学则以宇宙之全体为其研究之目的物，故学问以哲学为终极。宇宙为一全体，有贯通其间之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 [ ] 为此，杨昌济通过讲课、写文章、翻译西方的有关著作等方式，不遗余力地介绍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等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哲学伦理，以期实现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变革。

杨昌济同时也看到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各有其特性，不主张完全照搬西方文化，“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置于他国”，而应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地对待，“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 [ ] 他极力主张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然后在此基础上“合东西文明一炉而冶之”。事实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份是一往情深的，“吾国有固有之文明，经、史、子、集义蕴闳深，正如遍地宝藏，万年采掘而曾无尽时。” [ ] 尽管有人称他是在搞“折中主义”，但在当时对东西方文化普遍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之际，杨昌济的这种文化观是十分难得的理智之声，而且也直接而深远地影响着他的学生如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因此而有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之誉。

新文化运动揭幕后，杨昌济热烈欢迎《新青年》的出版，是它在湖南最早的宣传者。他除自己认真阅览外，还积极向友人和学生推荐，并出资购买分赠一些学生。他一面大量阅读西方的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等著作，予以翻译和评价；一面研究中国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力求“以新时代之眼光，研究吾国旧学”。并在新青年上发表过《治生篇》、《结婚篇》等论著和译文。他提倡和宣传新文化的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杨昌济以其渊博的学识，崇高的人格，对湖南文化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而成为长沙及湖南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对于中西学术源流、政治风俗了如指掌，加以本身之存养觉察，事事物物，无不加以详密之分析，而后出之为语言，发之为文章，经师人师，备于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薰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胶，受其影响……在湖南教育史中实别开一新纪元，不可忽视！” [ ]

（四）易白沙对封建文化的批判

易白沙(1886－1921)，本名坤，号越村，后因其家所在地在长沙白沙井附近，又因他仰慕明代学者陈白沙（字献章）之为人，乃更名白沙。易白沙少年聪颖，勤奋好学，熟读经史百家，尤喜墨家学说，才华横溢。16岁时曾被延主永绥师范学校；随又赴安徽，先后担任安徽师范学堂、旅皖湖南中学校长；还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短期任教。同时，他又积极投身民主革命斗争：辛亥革命中，他参加安徽光复工作；二次革命期间奔走湘、皖之间，力劝当事者武装反袁；斗争失败后，流亡日本，参与《甲寅》杂志创办工作。洪宪帝制败亡后，易白沙回国。1921年，愤于军阀统治、革命者屡遭屠杀，他只身去北京，伺机行刺北洋军阀头目，未果。而后南下广州，在前往他所一向尊崇的陈白沙家乡陈村的途中蹈海自杀。易白沙还撰写了许多有重要价值和影响的文章与专著。他流亡日本后，即在《甲寅》杂志上先后发表了《教育与卫西琴》、《广尚同》、《铁血之文明》、《平和》等论文。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后，易白沙又积极撰稿，先后在该刊发表了《述墨》、《孔子平议》、《诸子无鬼论》、《我》、《战云中之青年》等论文。1916年编写了《帝王春秋》一书。

易白沙在行动上是民主革命的斗士，在思想上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早岁读郑思肖《心史》及黎洲、船山、亭林、密之遗书，恍然种族之恫，亟思摈满。” [ ] 到了安徽后，他结识了许多民主革命派的要人，如孙中山、章太炎、陈独秀等人，因而其思想更加激进。其后，他在其所撰写的论文和编写的专著中，以文献解读的方式阐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大胆地怀疑和批判陈腐的观念和学说，深刻地揭露和痛斥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的罪行，竭力宣扬和提倡民主、共和、法治等近代价值观念及近代政治制度，体现出救世救国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在为《甲寅》杂志所写的文章中，易白沙极力推崇墨子的“尚同”思想，称其为“中国的民约论”。 认为“同”的标准应该是“天”、“仁”和“民”，其落脚点是要“同于民”，以“民为主”，即应该遵循平等、公平、正义、宽容、法治等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准则，以此反对一切“独裁于君”；并指出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是总统专制的中国，“其政同于总统而止”。 [ ] “这样，易白沙巧妙地把墨子的尚同主张与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融合起来，成为其反对专制独裁的思想武器。” [ ] 易白沙又从墨家兼爱、非攻的主张出发，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他指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本质，德、意、奥、俄、法、英六大强国以及日本“扩充军实，惟恐后人”，“朝野上下，除厉兵秣马而外，几无他事”；战争的性质是为了掠夺更多的殖民地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俄且试其侵略之旧图焉，法且洗其前耻焉，英且藉杀其势以莫予毒焉，日本且雪其责还辽东之愤焉”，“群之相攻，国之相伐，亦遵此尽量、均求、赡欲而行者也”；帝国主义战争犯下了滔天罪行，“九天之上，九渊之下，尽杀人之战场也”，英、法、日本这些自诩为文明之邦的国家，“犹草木鸟兽，啖之饮之，刲之剖之，炙之剔之，从心所欲而已”，“残忍险恶，至于此极”，“战之过去，工商凋残，疮痍载道”，“两败俱伤，暴骨盈野”。 [ ]

易白沙既然推崇尚同于民的墨学，宣扬民为主的民主思想，必然会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孔学进行批判。他在《青年杂志》亦即后来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中国传统学术和思想进行了初步清理，尤其是针对尊孔逆流，在《孔子平议》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孔学的看法和认识。他一方面指出：孔子当春秋之世，“主张君权，于七十二诸侯，复非世卿，倡均富，扫清阶级制度之弊，为平民所喜悦。故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有其适应和代表所处时代之要求的一面，对其所具有的历史地位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孔子在春秋之时，“虽称显学，不过九家之一”；从汉武帝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的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以后历代专制君主、独夫民贼、野心家“皆傀儡孔子”。这就是二千年来尊孔的大秘密，从而揭去了孔学头上的神圣光环。同时他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也与孔子学说自身存在的弊端有极大关系，并具体指出和分析了孔子之咎：“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易白沙强调指出：必须把原始的孔子学说与被统治者利用的正统儒学区分开来，“使国人知独夫民贼利用孔子，实大悖孔子精神，孔子宏愿，诚欲统一学术，统一政治，不料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惜哉！”在文章中，易白沙还通过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考察，揭示文明的产生是人们集体创造的结果，如果要“以孔子统一古之文明，则老庄扬墨、管晏申韩、长沮桀溺、许行吴虑，必群起否认，开会反对；以孔子网罗今之文明，则印度欧洲，一居南海，一居西海，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各家的贡献，不能归美于一家，更不能统一于一家，学术、政治均是如此，由此提出了“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的响亮口号。 [ ] 《孔子平议》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的第一篇比较系统地评价孔子的论文，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历史的分析和批判，“不仅较为准确在揭示了孔子学说固有的主要弊端，而且由此较为深刻地揭示出孔子之道与君主专制主义的内在关联，从而将对政治问题的考察深入到了对文化问题的考察”；“破解了中国两千余尊孔之大秘密，为改造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提供了历史依据”；呼吁发扬学术民主，鼓动思想自由。对当时那些长期被儒家“正统”思想束缚的人们破除旧观念和旧思想，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对反击尊孔复古的政治势力也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他在批孔的同时，对孔子所具有的历史地位给予了必要的肯定”，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 ]

在《帝王春秋》一书中，易白沙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全面揭示了几千年封建专制帝王政治上的反动，思想上的愚昧，生活上的荒淫，从人祭、杀殉、弱民、媚外、虚伪、奢靡、愚暗、严刑、奖奸、多妻、多夫、悖逆等十二个方面的罪恶一一罗列出来，以求“探其病源，以示救民之道”；并指出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袁世凯政府与封建帝王无异，在他们身上集中了历代帝王的种种罪恶，必须将专制主义的余毒和专制帝王的近代继承者彻底推翻。该书在易白沙逝世的当年出版，孙中山亲自为之作序，流传甚广，名扬一时。易白沙也以新文化运动的杰出斗士而名垂青史。

（五）章士钊的调和立国论及其对公民自由的关注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善化县人。20岁以前在家乡受传统教育，1902年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次年在上海加入爱国学社，任《苏报》主笔，1904年加入华兴会，后留学日本、英国。1911年回国任《民立报》主编，1913年7月任江苏讨袁军司令部秘书长，次年在日本创办《甲寅》杂志，1917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1924年，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抗战期间任国民政府参政员，建国后曾在政务院、人国人大、全国政协和中央文史馆任职。章士钊虽出生长沙，却长期在外奔波。享年92岁，一生多姿多彩。他在思想领域的耕耘，最应为后人所称道。此处主要介绍他1910－1919年间的主要思想言论。 [ ]

此前的章士钊是一位热情、激进的革命者，言辞、情绪和思想取向都很极端，“其言词之间，略无忌讳”。 [ ] 辛亥革命爆发后，章士钊立即回国，重端报人饭碗，先是任《民立报》主编，对临时政府的一些错误措施毫不客气地进行批评；因其言论不见容于国民党人，另办《独立周报》，继续履行舆论监督职责；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创办和主编《甲寅》杂志，在冷静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调和立国”论的思想主张。

章士钊认为，袁世凯的专制统治是“强人之同与己也”，“故专制者，兽欲也。” [ ] 章士钊也严肃地批评了革命党人的激进主义错误，“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又其中有所谓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负责任，肆口谩骂，用力排挤，语若村妪，行同无赖。” [ ] 章士钊并用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中曾出现过极端的例子，证明走向极端，拒绝调和，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章士钊认为，思想和制度等方面都应作出相应的转变，建立以调和、宽容为基础的多元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

首先，章士钊认为，“社会化同以迎异则进，克异以存同则退”，先秦以后，中国政治和学术文化停滞不前，就是因为尊孔而吃了大亏，所以抛弃好同恶异的专制思维，树立化同以迎异的观念。这是根本前提。

不好同恶异、化同以迎异的关键，是要培养对抗力，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苟一国焉，而无此对抗力，则其政象为专制……养成对抗，必如斯宾塞言：‘圆满一己之义务，而不侵害他人。’惟其圆满己之义务，故‘不肯屈服强者之指命’；惟其不侵及他人，故得保持平等之权利。” [ ] 这是正义的基础，也是调和立国的基础。

章士钊认为，最能体现对抗力的制度是政党政治。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就是两党政治或多党政治。“凡国家能获政党之福音，必其国内有两大党，而亦仅两大党，政纲截然不同，相代用事者也。”因此，“今之政党，当以今之政府为对立党，对于彼等之失策，尽力以攻之……彼而倾跌，我乃代之。” [ ]  又说：“且政党不单行，凡一党欲保其势力之常新，断不利他党之消灭，而亦并利他党势力之微弱。盖失其对待者，已将无党之可言，他党力衰而己党亦必至虫生而物腐也。” [ ] 所以必须设法保护反对党。“愚之所谓有容，乃在使异者各守其异之域，而不以力干涉之，非欲诱致异者使同于我。”“总之，愚为政本，只论同异而不论是非。若以同为是，以异为非，即是好同恶异。” [ ] 只论同异，不论是非，这是两党政治的根本，只有如此，才能使立国之道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章士钊以其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深入了解和深刻领悟，总结民国初年我国政治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从而提出调和立国论的重要思想，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令中国知识阶层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

言论和财产自由是现代公民全部自由的基础，这一时期的章士钊对此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南京临时政府的《民国暂行报律》，因于言论自由有障碍，章士钊主张“根本的取消”，并大声疾呼“民国当求真正之言论自由”，认为应“灌输真正之自由理想于国民之脑中，使报律两字永不发于国会议员之口。” [ ] 当民国元年，湖北省议会通过决议，要没收汉冶萍公司时，章士钊立即撰文反对，他指出：这是商人资产，不可没收，因为“近世生产之发达实为资本凝集之结果；苛资本动摇，则生计状态将立见退步也”；进而指出其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使以后所有商业微，有资者相戒裹足不敢焉，此不谓自杀之愚计可得矣！” [ ] 要保证这些自由，章认为必须建立完备的法治体系和司法独立制度，并成为他毕生所坚持的信念。

章士钊的以上言论和思想与前面那些新知识分子相比，在学习西方文化尤其西方政治文明问题上，更加冷静和理智，所提出的主张也就更具建设性和操作性，充分显示出其思想上的成熟性。

四、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新探索

（一）毛泽东在长沙的求学活动

毛泽东因东山高等小学堂老师的推荐，1911年春节过后，毛泽东考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预科班学习。长沙辛亥起义后，毛泽东一度在湖南新军当了半年兵。1912年春，退出新军后的毛泽东决定继续求学。经过比较，特别是考虑到父亲要求其从商的意见，进了湖南高级商业学校。但仅仅学习了一个月，就退了出来。随即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但因为这所学校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所以毛泽东不喜欢它，特别是在读了校长符定一借给他《御批通鉴辑览》之后，觉得在学校读书还不如自学，半年后便退学了。

1912年7月，毛泽东离开高等中学后，寄居在长沙城区新安巷湘乡会馆，开始了在湖南图书馆为期半年的自学生活。这所全省藏书最多的图书馆，如一座知识宝库，展现在毛泽东面前，馆里的各种书籍和报章杂志绝大数是他见所未见和闻所未闻的，让他既惊且喜。在了解馆藏情况后，毛泽东确定了重点阅读的自修计划。为了执行计划，尽可能多地看书，毛泽东每天都到图书馆看书，总是第一个进馆和最后一个出馆，如饥似渴而又聚精会神地贪婪地阅读。在这里，毛泽东读了许多反映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成就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代表作，如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尔的《逻辑》和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和进化论方面的书，还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以及古代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通过在图书馆的自学阅读，青年毛泽东获取了大量的新知识，进一步打开了眼界，受到了近代启蒙教育，并获得了观察社会的新角度与新的思想武器，产生了要改革“不合理的现象”，“就靠青年”的认识。毛泽东在省图书馆度过了半年“极有价值”的自修生活。

毛泽东的自修生活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寄居的湘乡会馆也因许多退伍或被遣散士兵的入住而不得安宁，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决定选择教书作为自己未来的职业。从报纸的招生广告，毛泽东得知湖南第四师范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廉，便报考了该校。1913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湖南第四师范，被编入预科一班。1914年2月，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合并，毛泽东到一师后被编入预科三班，同年秋入本科第八班学习，至1918年6月毕业，毛泽东在该校学习了五年多时间，是他读书最久的学校。

毛泽东充分利用一师较好的环境和条件，如饥似渴的学习。他专攻社会科学，一心一意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改造社会的道路。他有一套完整的自修计划，国文、历史、地理、哲学、伦理学、教育学是他最感兴趣的课程，甚至缺席那些不大感兴趣的课而去自修感兴趣的课。在学习时间上，他抓得特别紧，晚上学校规定的自修时间短了，他就自备一盏灯坐在床上看书，看得兴起时，可以通宵不眠，有时则在通宵不熄的走廊灯下看书。在读书方法上，他反对读死书，主张多讨论、多交流，1915年7月在给萧子昇的信中曾说：“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苟舍谈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 [ ]

毛泽东读书，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即看、思、写相结合。他批阅过的书籍很多，这从他留存下来的《伦理学原理》即可看出。毛泽东在这本约10万字的书中，写下了12000余字的批语，留下了用红、墨笔打记的圈点、杠、三角、叉等称号。批语写在书页的天头地脚及字行之间，最小的像七号铅字，甚至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毛泽东是其老师徐特立“不动笔墨不看书”这一读书法的真实践行者，也是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一教诲的真实践履者。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密切关注时事，特别关注中国和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省内外的各种报刊成了每天必读的功课。除自己订阅和到学校阅报室阅览外，还经常向人借阅报刊。在同学们中就有了“时事通”的美誉。

（二）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中心的青年学生群体的聚集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的校长先后为张干、武绍程、尹集馨、彭振枢和孔昭绶。其中，曾两任一师校长的孔昭绶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具有民主教育思想，对学校教育教学进行了全面改革，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忠实执行者。一师还有一批学识渊博、道德高尚的好老师，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黎锦熙、袁仲谦、王立庵等，他们均对毛泽东十分赏识，也给予毛泽东多方面的帮助，对青年毛泽东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有着很深的影响。

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中，毛泽东日益深切地感到，“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 [ ] 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毛泽东急切的求友之心，从1913年就有了，1915年11月9日在给老师、同乡好友黎锦熙的信中说：“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 [ ]  当时毛泽东在一师已结交了一批志道合的朋友。1915年9月中旬，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名义发出《征友启事》，“愿效嘤鸣以求友声”，希望能结交到其他学校的朋友。启事发出后，一度引起长沙城内各中等学校师生议论纷纷。在启事中，毛泽东诚恳地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他联系，并指明要结交对学问、时政感兴趣，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驱的青年做朋友。经过两年多的广泛交际，毛泽东与蔡和森、萧瑜（萧子昇）、张昆弟、陈章甫（陈昌）、陈绍休（陈赞周）、罗学瓒、何叔衡、萧植蕃（萧三）、邹彝鼎（邹鼎臣）、李维汉（李和笙）、周世钊（周敦元）、罗章龙、柳直荀等一一相识相知。至新民学会成立时，这个青年学生群体得到进一步的扩充，其基本会员有21人。这些人大多是湖南省第一师范的学生，或同班或同年级或高年级，也有外校的，如罗章龙、柳植荀等；有长沙籍的，也有外县的。他们是求学于长沙的青年爱国志士，气血方刚，才华出众，因志同道合而走到了一起，并团结在毛泽东、蔡和森的周围。在这些人中，毛泽东、蔡和森是杨昌济最为赏识的两位，“一个毛泽东，一个蔡和森，将来一定是国家栋梁。” [ ] “还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在湖南一般先进青年中就盛称毛、蔡之名，而奉之为表率。 [ ]

蔡和森（1895～1931），原名和仙，字润寰，号泽膺，学名蔡林彬。湖南湘乡永丰镇（今双峰）人。1913年秋由湖南铁路学校转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第六班学习， 1915年秋转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专修科文学部学习，1917年6月毕业。在一师学习时，蔡与毛泽东同年级，两人结为挚友。他们都善于作文，在当时的一师很出名，“两人的共同点是深切关心社会问题和如何挽救危难的中国，而对于自己的生活问题却很不在意。” [ ] 蔡和森家境贫寒，经常饿着肚子，毛泽东、萧子昇知道后，以共同研讨人生、改造社会问题为由，请其到楚怡学校与萧子昇同住，由萧提供生活费。其友谊之深，如同手足。1918年4月，他们经过充分的酝酿筹备，共同创办了新民学会，在湖南青年中产生了深远的感召力。1919年12月，蔡和森率领一批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蔡和森后来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领导人。

萧瑜 (1894～1976），又名旭东，字子昇。湖南湘乡人。1911年秋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第三班学习，比毛泽东高三个年级，于1915年秋毕业后，到长沙楚怡学校任教。萧子升与毛泽东的相识是在湘乡县东山学校，两人在一师同学两年多。萧毕业后，两人仍经常来往，相互研讨学习方法、交流学习心得，书信往返频繁，从《毛泽东早期文稿》中所收毛泽东致萧子昇信来看，1915年7月至1916年7月即达13封之多，是该书中毛泽东写信最多的对象。“相违咫尺数日，情若千里三秋”， [ ] 可见当时两人友谊之深。1917年暑假，两人还一起一文不名地徒步游学湘北。1918年新民学会成立时，萧子昇任总干事。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是民国初年湖南青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策动者之一；在全国性的勤工俭学运动中他亦扮演重要角色。在法国召开的新民学会蒙达尔会议上，萧子昇主张温和革命，后来更是坚持无政府主义信仰。萧子昇和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同是杨昌济所器重的得意弟子，三人品学兼优、志趣相投，有“湘江三友”之称。

陈昌（1894～1930），字章甫，湖南浏阳人。1911年入长沙中路师范学堂（后改名为湖南省第一师范）二班就读，1916年后相继受聘于长沙女校、周南女中和第一师范附小教地理课。陈是毛泽东的好友。毛泽东发出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时特地写明：“来信由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章甫转交。”1917年寒假，毛泽东应邀来到陈章甫的家乡浏阳考察，期间在陈家小住，朝夕相处，谈古论今，指点江山，深感热血青年救国救民责任之重大。毛泽东通过征友和在第一师范的活动，为创建新民学会作准备，陈为此东奔西走，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18年暑假过后，蔡和森等新民学会成员先后出国，陈想去日本，但毛泽东希望陈能留下来协助工作，还特意写信给蔡和森，商量陈的去留问题，蔡和森也同意他留下，“帮办会务，为学会立其基础。”此后，陈与毛泽东同在长沙天鹅塘青山祠一起生活，亲如一家。

萧三(1896～1983)，原名子暲，字植藩，萧子昇之弟。湖南湘乡县人。1907年入东山高等小学，1911年考入湖南第一师范预备班，是毛泽东学友，毕业后一度任教湘潭黄氏菱溪小学。1917年秋赴上海学办童子军，10月回长沙创办湖南童子军教练所。1918年任教于一师附小，4月和萧瑜以及毛泽东、蔡和森等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罗学瓒（1893～1930），字荣熙（云熙），湖南湘潭人。1912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该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为同班同学。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后为第一批会员，并成为骨干。

周世钊（1897～1976），字敦元，别号敦元、东园。湖南省宁乡县人。1913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18年秋毕业，与毛泽东同窗五载，情谊甚笃。受徐特立老师的言传身教，矢志从事教育。1918年夏加入毛泽东发起并领导的新民学会，兼工人夜校管理员，积极支持和协助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

张昆弟（1894～1932)，号芝圃,湖南桃江县人。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入学不久，受进步教师杨昌济、徐特立等人的教诲，与蔡和森、毛泽东结为好友。1918年4月，参与创建新民学会。1919年10月，去法国勤工俭学。

何叔衡（1876～1935），原名启璿，字玉衡，号琥璜，学名瞻岵。湖南宁乡人。清末秀才，曾任教于宁乡云山高等小学，以后又就读于长沙省立第四、第一师范。1914年与毛泽东相识于长沙，二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1917年暑假，毛泽东、萧子昇游学湘北五县时，在何家住了两天三晚，受到热情招待。1918年4月，何叔衡与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成立新民学会，曾任执行委员长。

李维汉（1896～1984），原名厚儒，字和笙，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二部，1917年暑期毕业，留校任初级部主任。在第一师范期间，同毛泽东、蔡和森同志等相识，1918年同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志一道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以上均为毛泽东在一师同窗学友。毛泽东发出《征友启事》后，1915年9月27日在写给萧子昇的信中说：“至今数日，应者尚寡”。据后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在尚寡的应征者中，毛泽东提到了罗章龙、李立三两个人的名字。

罗章龙（1896—1995），字仲言，号文虎，曾用名敖阶。湖南浏阳人。1912年就学于长沙第一联合中学（即今长郡中学）。是1915年毛泽东征友启事的最早响应者，两人在省立图书馆见面后，整整谈了三个小时，很投机，毛泽东表示“愿结管鲍之谊”，自此后两人多次见面，各有诗篇互相酬答，并成为新民学会的创建人之一。

李立三（1899－1967），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先后入渌江中学、长郡中学和广益中学就读。经罗章龙介绍，响应“二十八画生”征友声明，同毛泽东见了面，并提出了一些问题，请李立三谈谈见解，但李没有提任何建议。所以毛泽东后来与斯诺谈话时，称李立三为半个朋友。李立三广益中学毕业后，到护国军当兵。李没有参加新民学会，但1919年9月参加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柳直荀（1898～1932），湖南省长沙县人。1912年考入长沙广益中学，后考入雅礼大学预科。期间，结识了进步人士杨昌济，以及毛泽东、何叔衡、张昆弟等人，在毛泽东等人影响下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三）毛泽东、蔡和森等青年学生对救国救民真理和改造社会道路的探索

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长沙求学期间，正是清王朝刚刚覆灭，共和初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湖南和它的省会长沙是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纷争、复辟与反复辟斗争异常激烈、南北军阀不断混战的焦点地区之一。这些博爱、倔强、聪颖、好学而又胸怀大志的青年学子，基于对现实的深切体验，深感改变社会“不合理的现象”的必要性，他们在长沙求学的过程同时也是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改造社会的道路过程。这种探索，以毛泽东最具代表性，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群体共同的思想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救国图存，是作为青年学生的毛泽东最强烈的愿望与抱负。面对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事实，毛泽东激起了对国家的责任感和外出求学的欲望。在东山学校入学考试的题为《言志》的作文中，毛泽东纵情地抒发了救国救民的抱负，以致于具有维新思想的李元甫校长把他看作是有“建国才”的学生；此后他还专门写过《救国图存论》的文章；在借阅了《世界英雄豪杰传》后，毛泽东表示“中国积弱不振，要使他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要像美国一样，“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为此，给自己取名“子任”，用意是“以挽救祖国为己任”。 [ ] 毛泽东的这种救国图存的思想，在随后的读书生涯中越来越强烈和炽热。1915年夏，发生了反对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反帝浪潮，毛泽东在一师学生集资刊印的《明耻篇》一书封面上题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 ] 表达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强烈不满与愤慨，发出了爱国救亡的呐喊。次年夏，传闻日本内阁有所变动，毛泽东担心有人放松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警惕性，在7月25日致萧子升的信中，尖锐地指出：“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本诚我国劲敌！”并认为：“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励以待日本”。 [ ] 其忧国救国之情，跃然字里行间，力透纸背。

反封建是学生时代的毛泽东的又一重要思想特征。早在东山学堂读书时，毛泽东就曾在《新民丛报》第四号《新民说》“论国家思想”第三段末的批注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均为“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 [ ] 为表示与清政府彻底决裂，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倡议并带头剪掉辫子，他后来回忆道：“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主张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是怎样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啊！” [ ] 辛亥长沙光复后，毛泽东毅然投身行伍，以实际行动支持以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为目标的辛亥革命。1916年初袁世凯帝制自为时，毛泽东和一师进步师生经常到小吴门附近的船山学社参加反袁活动，还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三人的反袁言论编印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的小册子，在校内外散发，或寄赠给友人。陈昌在收到此书后，在日记中写下了他的感想：“夫康氏素排议共和，今又出而讥议帝制，其所谓时中之圣。斯人若出，民国亦云幸矣！”1915年以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和迷信为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在老师杨昌济的介绍下，毛泽东等人成为《新青年》的痴心读者。正是受《新青年》的影响，毛泽东开始接受激进民主主义思想，赞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勇敢、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的精神。1917年在致黎锦熙信中，他对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张提出了批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 [ ]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的最后一年，杨昌济为他们开设了从伦理课，讲授《伦理学原理》。在《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毛泽东写道：“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 [ ] 进而认为必须“改革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只有“时时涤旧，染而新之”，才能“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 [ ] 这些批语，明白无疑地表达了其反对封建传统观念和专制主义的束缚和压抑，强调个人价值，提倡个性解放的思想。青年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与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精神相一致的，是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结果。

这一时期，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最为突出的内容是对改造社会的理性探索。其改造社会的思想，首先是基于他对中国数千年历史的一种独特感悟，“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 [ ] “国民之愚”、“民智之不开”，这是从国民素质方面寻找民族、国家落后的原因，显然是受了进步思想家梁启超等人的影响。在通过对中外社会状况的比较分析后，毛泽东进一步认为，中国社会的积弊主要在于国人“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因为“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形，二者不洁，遍地皆污”，加之中国“社会之组织复杂，又有数千年之历史”，这就使得那种“伪而不真，虚而不实”的思想和道德逐渐沉积为传统，最终形成了“民智污塞，开通为难”的局面。如何进行社会改造呢？毛泽东认为“今日之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不主张全盘西化，认为“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毛泽东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转换国人的思想和道德才是根本之策，亦即从本源上予以解决。应当以“大本大原为号召”，“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通过普及哲学、伦理学，使社会“人人有哲学见解”，“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则“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在这里，青年毛泽东改造社会的思维逻辑十分清晰，即：由启迪者用真理去“开拓民智”，被启迪者顺应感召成为理想的国民，寄希望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当然也不无遗憾地打上了浓厚的英雄史观的痕迹。虽然如此，他对民众力量并不蔑视和轻视，认为“天下之生民”一经开发，“其力甚大”，已经充分意识到民众在社会改造中的主体地位和所蕴含的巨大能量。 [ ]

在政治思想方面，毛泽东和当年许多同龄的先进青年一样，也受着当时各种救国思潮的影响。一开始，毛泽东接受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对表兄文运昌送给他的讲康有为变法运动的两本书（其中一本为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毛泽东熟读到可以背出来，这时他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超”，在其所读过的《新民丛报》上，他曾写道：“立宪之国，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其明显的政治取向。到湘乡驻省中学堂读书后，毛泽东成了于右任、宋教仁主编的《民立报》的热心读者，很快为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的反对清朝政府的救国宣传所吸引，曾写文章贴在学校墙壁上，公开提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的主张，但对革命派与改良派主张的区别还较模糊。在入伍当兵期间，读《湘汉新闻》报时，他第一次知道了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还读了江亢虎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了深厚兴趣，认为它是救国救民的好办法，但江亢虎鼓吹的是社会改良主义。其后，毛泽东在继续求学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的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代表作，受到了近代启蒙教育，加上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老师的影响，开始相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逐渐消退。在一师范学习期间，对毛泽东的影响最大的是杨昌济，杨昌济对于新文化运动和新思潮特别感兴趣，正是由于杨将自己所订的《新青年》赠送给毛泽东，使毛泽东后来又成为了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1936年，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说，五四前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从一师毕业后不久，毛泽东到了北京，在这里他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大，思想越来越激进。但这时他的思想还是很混乱，他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也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但这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和帮助下，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者的方向发展。” [ ] 他在1919年4月回到长沙，向新民学会会员报告北上经过时，即号召大家注意和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准备迎接革命风暴。青年毛泽东就是这样随着形势的变化，眼界的开阔，在学习中进行思考，在思考中进行比较，在比较中进行着自己的选择，在救国救民的道路探索中不断与时俱进。对这一令人既感陶醉，又感迷惑的过程，毛泽东自己曾经有过如下描述：“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

（四）毛泽东、蔡和森等青年学生群体的社会实践活动

当时正是清王朝刚刚覆灭，共和初立，国内军阀连年混战，日本侵略日紧，帝国主义大战正酣时期。面对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现实，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中心的学生群体，在对“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等大事进行探讨的同时，又学以致用，躬亲实践。他们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热心社会活动，并在课余和假期进行农村调查，主办工人夜学，从事学友会工作，组织工读同志会，成立新学会，开展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将救国救民的理想付诸行动，在社会实践中增长才干，检验和修正自己的主张。

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传到毛泽东就读的第一师范后，全校师生义愤填膺，开展爱国反袁活动。一师进步师生编印了揭露日本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明耻篇》一书，毛泽东和他的一些同学曾广为寄赠、推荐。这年署假，毛泽东等不停地演说，写文章，开展救国宣传。1917年北洋军阀败退长沙之际，毛泽东和一师的同学们组织学生志愿军进行了一次护城护校斗争，智缴了部分北洋军阀败兵的枪支。此后一段时间，长沙城一直不得安宁，毛泽东在一师志愿军的基础上组织警备队，并任队长，还成立了妇孺救济会，在保卫学校和街道安全，以及帮助附近居民方面起了很大作用。1918年春夏间，南军与北军混战达到高潮，长沙城内动乱非常，毛泽东继续指挥警备队，重点保卫学校，使学校得以安然无恙。

湖南一师开办工人夜学，始于1916年12月。初由教职员开办，因教学事务繁忙，1917年上学期末未能很好坚持。鉴于中国“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此时“固应以学校教育为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欧美号称教育普及”，社会教育功不可没；“设此夜学，可为吾等实习之场”，对师范生尤其有着特殊意义；同时还可打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鸿沟。因此，毛泽东提出以学友会教育研究部名义由学生主办，“商之校中职教员先生”，“无不赞成。 [ ] 当时，夜学的主要对象是校内工友，第一师范附近电灯公司、造币厂、黑铅练厂等几家企业的工人，粤汉铁路的武昌至长沙和长沙至株洲段铁路的工人及人力车夫等。夜学根据学员程度的高低，分为甲、乙两班。毛泽东组织第一师范高年级同学邹彝鼎、叶兆桢、罗宗翰、张昆弟、周名第、周世钊、李声澥、田士清等担任教员，并亲任历史课，对学员“教以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在夜学工作中，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不仅教授认真，而且在生活上对学员们关怀备至，与工人建立了真挚的感情。这就使他们获得了联系工人群众的初步经验。

为做到“周知社会”，毛泽东特别重视社会实际这本无字之书。在长沙求学期间，他经常利用节假日，走入社会，进行社会调查与考察，了解社会，了解百姓。1917年夏天，学校放暑假后，毛泽东和萧子昇不带一点盘缠，以“游学”的方式，步行近千里，历时达月余，历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城乡。在走访那些经历各异、生活环境不同、经济政治地位有别的各色人物时，毛泽东写下了大量的笔记，获得了鲜活而丰富的社会知识。此后，毛泽东又多次外出游历：1917年寒假，应同学陈绍休的邀请，前往浏阳文家市铁炉寺，在那里呆了一个学期，走访了周围的农民；1918年夏初，毛泽东又与蔡和森游览洞庭湖沿岸部分地区，经湘阴、汨罗、岳阳、平江回长沙，历时半个多月，了解各地教育情况和同学们参加工作后的情形，也参观一些名胜古迹，熟悉当地民情风俗。

湖南一师范学友会创立于1913年，初名技能会，1914年改名为自进会，1915年11月改名为学友会，191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其宗旨是“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会长由校长兼任，总务受会长指挥，实际主持工作。毛泽东在其中任过文牍，后被选为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连任两届，开创了学生担任该职的先例。毛泽东在学友会工作期间，表现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和出色的组织才能，为促进一师同学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发展做了大量工作。通过主持学友会工作，毛泽东取得了许多工作经验，他的组织才能、办事能力得到了初步体现，也为未来的事业发展作了准备。

1918年夏，在一师毕业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等还曾组织工读同志会，寄居在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的半学斋，与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熊子容、周庭藩等一起从事半工半读，进行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试验。一面自学，一面进行社会改造问题的讨论与探索。每天赤脚草鞋，拾柴挑水，用蚕豆拌和大米煮着吃。他们不愁穷、不怕苦，在做好从社会上接来的刻写、抄写和撰稿任务后，照常读他们所爱看的书，讨论他们共同关心的哲学、时局、社会改造等问题。这种所谓的“新社会生活”，类似于现实版的“桃花源”，由此也可见其受过乌托邦主义政治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