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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辛亥革命和立宪运动时期的长沙

2020-10-11 16:55| 发布者: admin| 查看: 4387| 评论: 0|原作者: 阳信生|来自: 名城长沙网

第五章   辛亥革命和立宪运动时期的长沙

戊戌维新运动中,湖南作为是全国最有朝气的一省,涌现了在一批富有民主思想和牺牲精神的知识分子。1900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运动的失败,更促使了长沙的许多知识分子抛弃了对于清王朝的幻想,开始由改良走上革命道路。20世纪初年的新政,促使了长沙地区民族资本主义近代经济的发展,形成了长沙最早的资本家群体,从而为长沙地区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在新政中,长沙一大批知识分子东渡日本求学,更进一步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熏陶,他们从日本归国后,在长沙组织革命团体,进行一系列革命活动,使长沙成为当时民主革命运动开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同时,随着新政的展开和清政府“预备立宪”湖南也涌现了一批知识分子积极开展立宪运动,推动新政和立宪的发展。因此,20世纪的长沙,成为全国政治气氛最为浓厚,政治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长沙涌现了一大批为国家前途命运奔走呼号、舍生忘死的革命志士,也出现了积极为立宪摇旗呐喊的立宪勇士,长沙革命风潮和立宪运动风起云涌,声势颇壮,影响至为深远。长沙不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之一,还是中国宪政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两者交相辉映,上演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有力地推动了湖南乃至全国立宪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发展。

第一节    长沙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一、长沙民主革命运动形成的社会条件
革命的发生、发展无疑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思想积淀和现实条件。近代湖南由于湘军的崛起,几乎担负了近代中国摆脱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梦想和希望。杨度所写的《湖南少年歌》中就有“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做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将做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迈之句。而“湘人性素好动,尤饶侠气,平日毫无异人之处,一遇压抑,则图抵抗,每以生命为孤注。”[]湖南人性格尚侠,民风强悍,敢于“霸蛮”,有人甚至称“湖南民风之盛,甲于全国”[]。长沙是湖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历史悠久,人文底蕴深厚,民风强劲,是近代湖南乃至中国开化神勇、进步迅速之地,是近代湖南变迁的缩影。特别是长沙以“心有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性格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开风气之先,独步一时,故有“革命摇篮”之称,成为近代湖南革命运动和立宪运动的发源地。
风气的转移和社会的变动往往与经济的发展如影随形。可以说,长沙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为长沙近代政治、社会的变迁提供了现实土壤。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现代化的机器生产相联系的,也是近代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深处内陆,受外界的影响相对较小,长沙的近代化启动比较晚,1874年湖南机器局诞生亦不过是昙花一现,没有引起经济领域的太多波澜和深刻改革。长沙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从戊戌维新时期开始的,由于巡抚陈宝箴等省政大员的大力提倡和实力推动,王先谦等地方巨绅的大力支持,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近代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面貌。长沙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等近代企业建立后,长沙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一定的发展。20世纪初,特别是长沙开埠前后,长沙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不断提速,湖南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形成,长沙已经成为湖南乃至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迅猛、近代资本主义因素最为活跃的地区。随着近代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长沙固有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为长沙社会改革孕育了条件、奠定了基础,长沙民主革命运动便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长沙近代教育的发展对于长沙新思潮的产生、传播影响直接而深远,孕育并催化长沙立宪和革命思潮的形成。戊戌维新运动中,以湖南时务学堂为代表的新式教育开始产生。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湖南新政受到严重挫折,但新式教育并没有就此一蹶不振。20世纪初年的新政时期,湖南的新式教育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在这一时期的湖南巡抚中,除了俞廉三相对保守外,赵尔巽、端方等人思想开明、见解高于当时一般的官员,他们积极推进湖南的教育改革,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正是在他们的大力推动下,书院改学堂尽管遭遇顽固势力的顽强抵抗,但亦能顺利进行;长沙新办学堂雨后春笋,走在全国前列,新学在长沙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学堂风气亦以趋新为主要特征。
长沙新式教育的发展在全省独树一帜,引领风气,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长沙聚集了一大批忧时愤世、锐意革新的志士。而此时民主革命思想开始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新式学堂宣传民主革命,培养革命人才,这引起守旧派官绅的极大恐慌。王先谦反对湖南巡抚赵尔巽“锐意兴举学堂”之举,认为此举使得“邪说朋兴,排满革命之谈,充塞庠序”,“地方风气,日益败坏,无术挽救,徒呼负负耳”。[]为此,王先谦还在致友人信中称:“循是不改,唐才常之祸必旦再见。天心国运,如此凑泊,如此作成,非人谋所能补救也。”[]叶德辉则称支持兴办新式学堂的赵尔巽、端方等人为倾覆清廷的“罪魁祸首”。这从反面说明了长沙新式教育的发展为长沙民主革命的酝酿、发展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绅士阶层的分化成为这一时期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也为社会变革提供了现实前提和社会氛围。绅士阶层是一个介于官民之间的特权阶层,是文化精英和社会精英,在近代中国社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由于国内危机的刺激,特别是受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强烈刺激,以在野的士大夫和年轻知识分子为主的绅士阶层分化加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
甲午战争的爆发及中国的失败,对于许多士大夫而言是创深巨痛,一个庞大的老大帝国竟然敌不过一个“弹丸小国”,让人倍感屈辱,特别是对因为湘军崛起而拥有巨大自豪的湖南士大夫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这成为了湖南绅士阶层分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此背景下,很多不甘屈辱、不甘落后的湖南人重新振刷精神,以救亡图存。特别是那些接触过新学、具有强烈救世意识和抱负的士大夫思想开始了急剧的转变。正因为如此,包括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在内的绅士逐渐觉醒过来,积极投身戊戌变法运动之中,形成了长沙地区的维新派群体。他们利用新办的时务学堂、南学会、《湘学报》、《湘报》等新政机构,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正是在维新派的影响和感召下,这些年轻知识分子学业和思想大有长进,并逐渐成为改革政治、变革社会的骨干力量。
戊戌变法失败后,越来越多的人对清政府感觉失望,革命思想逐渐萌芽。包括毕永年等在内的部分绅士由于对清政府的强烈不满,成为叛逆和激进的力量,开始走向了民主革命道路。这是最早转向革命的新式知识分子。时人认为,“自戊戌政变后,一班爱国人士都认识清廷不可靠,非革命不足以图存,尤其是湖南的革命风潮,一天高涨一天。”[]而八国联军入京之祸,“湘人鉴于亡国灭种之惨祸即在眼前,群思起而救国。”[]特别是经历了自立军起事失败的刺激,很多人开始意识了勤王起义没有出路,只有利用暴力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才是唯一的选择。很多湖南志士就是在艰难的探索中不断思考中国的革新道路的。如杨笃生(即杨毓麟——引者注)、秦力山等经历勤王起义失败后,思想上有很大的转变。而黄兴“看到戊戌、庚子两次的失败,更加坚定了根本推翻清朝政府的意志,决心从事排满革命,而且深深地感到武装革命的重要性。”从此,他们“决定以根本推翻清朝、光复中华、建立共和政体为以后革命的奋斗目标。”[]
可以说,新知识分子觉醒并开始成长,这是对社会变迁影响至为深远的一大动向。绅士阶层的革命化成为此一时期社会阶层分化中最典型、最突出的一大现象,这也是此一时期社会发展变动的缩影。在变动极为剧烈的20世纪初年,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以绅士为主要构成的知识精英阶层,发生了急剧的分化,他们对革命给予了一定的同情和支持,有一部分人则直接站在了清政府的对立面,充当了清政府的掘墓人。而近代长沙乃至湖南绅士阶层的分化之速、新旧斗争之激烈在全国都具有典型性,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者队伍的壮大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长沙革命条件的日渐成熟,与长沙地区的士风民气密切相关。湖南人素有敢作敢为的性格、舍生取义的道义感和对于国家深厚的责任感,很多仁人志士心怀天下,有志于刷新政治、奋起救亡、振兴国家。长沙作为湖南的政治文化中心,历来以士风民气“强悍”、“嚣张”而著称。中国近代史上,三湘志士汇聚长沙,谋求祖国富强与民族独立,谱写了一曲曲荡气回肠、浩气长存的英雄壮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长沙维新志士谭嗣同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豪情,成为近代中国“流血变法第一人”,为探求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国富民强之路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以唐才常等为代表的维新志士决心继承谭嗣同等维新志士的事业,他们有感于国势不振、国家处于生死危亡关头,决定联络社会各界发起勤王运动,并组织长江流域会党发动自立军起义。自立军起义最终失败了,但它却是湖南近代革命思想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长沙乃至湖南维新志士思想转变的一大契机。众多维新人士因此放弃了勤王的想法,走向了民主革命道路。这为长沙地区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民主革命力量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长沙革命氛围的形成与长沙开埠后民众民族意识不断觉醒有关。长沙民气嚣张,曾被称为是“保守大本营”,排外思想比较严重。但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并开始渗透到长沙,引起了民众和社会各界对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强烈不满。1904年长沙开埠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加深,内忧外患,革命的种子在社会各界中不断萌芽、成长。为革命的发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和重要的现实条件。
当然,长沙革命派的形成与民主革命条件的日臻成熟,与湖南留日学生这一群体的壮大和影响不断扩大具有非常直接、密切和深刻的联系。他们中产生了长沙最早的民主革命者,而且,留日学生一直是长沙民主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和最实际有力的推动者。
辛亥革命时期,留日学生无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推动力,东京等地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发源地和中心。而湖南籍留日学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湖南派遣留学生始于戊戌变法时期,秦力山、蔡锷、唐才质等于戊戌变法后应梁启超等之召赴日留学,是近代湖南最早的一批自费留日学生。清末新政中,湖南的公费和自费留日学生大幅度增加,黄兴、杨度、俞蕃同、胡元倓、陈润霖等是湖南比较早的留日学生。1902年左右,湖南留日学生群体的开始形成。湖南留日学生群体数量多、影响大。1904年全国留日学生3000余人,湖南省便有800余人,占全国1/4。[]直至清朝灭亡前,湖南留学人数约占到全国留学人数的1/4。长沙作为湖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包括自费、公费等多种形式的留学生中长沙籍人士最多,影响最大。以1902年湖南抚院首次官费派遣学生留日学师范的12人为例,长、善两县就有4人,而属于长沙府的其他属县的有6人。[]
舆论宣传直接影响着革命事业的成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非常重视革命舆论宣传工作的作用。留日学生的方面活动主要是从革命舆论宣传开始的。第一批留日学生戢翼翚等在1900年便组织了《译书汇编》社,从事翻译工作。他们相继翻译了欧美资产阶级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以及日本学者福泽谕吉等人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哲学、历史等方面的名著。1902年,湖南留学生出版的《游学译编》月刊等杂志,作为宣传革命的武器;而后,各省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翻译并宣传民主革命学说。留日学生在卢梭、孟德斯鸠等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和留日学生激进派的影响下,日益倾向革命,留日学生革命群体逐渐形成。而其中湖南籍的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杨毓麟、刘道一、姚宏业、仇亮、田桐、程潜、程子楷、覃振等,成为了留日学生革命群体中的重要骨干。
在留日学生的革命宣传活动中,长沙籍留日学生的革命宣传具有特殊而独特的意义。他们大力传播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在开通风气,启迪民智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的革命宣传活动不仅在留学生聚居的地方影响很大,而且对于长沙地区民主革命浪潮的形成,乃至对全国民主革命的兴起和发展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由长沙籍志士主持或参与的革命书报很多,影响很大。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当数1902年11月24日黄兴、杨毓麟、杨度等湖南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办《游学译编》。该刊“专以输入文明、增益民智为本”,翻译了不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著作和宣传民主革命的文章;同年底,黄兴、杨毓麟、蔡锷、张孝准等人发起成立湖南编译社,专门从事译述,并负责《游学译编》的出版发行。他们编撰出版的书籍有章士钊的《疏黄帝魂》、杨毓麟的《新湖南》、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黄藻的《黄帝魂》等等。这对于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来说,在民主革命宣传方面,秦力山、黄兴、杨毓麟、章士钊、黄藻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秦力山(1877—1906),又名鼎彝、邮,号俊杰,又号力山,别号遁公、巩黄,善化县(今长沙)人。1898年考入善化县学。维新运动中,长沙开南学会,秦力山经常去南学会听讲演,对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人士非常崇敬。戊戌变法失败后,秦力山应梁启超之召,赴日留学。在日本期间,日读法国福禄特尔、卢骚(梭)等学说,及法国大革命史,结识孙中山、章太炎等人,渐心醉革命真理,民族观念油然以生。1899年冬,梁启超赴檀香山,延秦力山分任横滨清议报笔政。秦力山发抒政论,文名渐显。后返国参加自立军起义,起义失败后,秦力山与康有为绝交,其思想愈加激进。1901年5月10日,他与沈翔云、戢元丞、杨廷栋、王庞惠等人在孙中山的资助下创办的《国民报》月刊。秦力山自任总编辑。该报以“破中国之积弊,振国民之精神,撰述选译,必期有关中国大局之急务,毋取空琐,毋蹈偏私”为宗旨,然其内容比较激进,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具有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刊物。《国民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亡华阴谋,批判清朝专制统治者的昏庸卖国;提出“民权为致强之本”,要“斩之以刃,荡之以血”,用暴力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国家。该报文章还第一次明确提出,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领导,建立资产阶级政党,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平等之国”。[]《国民报》鼓吹民族主义,“大倡革命仇满学说,措辞激昂,开留学界革命新闻之先河。”[]特别是该刊第四期上发表章太炎驳斥改良派的《正仇满论》,影响颇大。秦力山还曾与孙中山、章太炎一起讨论过土地问题。他主张“举全国之地,重新分配”,“不问男女,年过有公民权以上者,皆可得一有限之地”[],表现了较早探索土地制度改革的意向。1902年,秦力山与章太炎等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年纪念会”。此会虽被清驻日公使要求日本警署解散,但在日本留学生中形成了很大的影响。不久,《国民报》因经费短缺停刊,秦力山回国,在上海“助戢元丞续办《大陆报》,复与同志筹办《少年中国报》”,因短于办报经费而未能成功。他又在长江中下游运动会党。1904年,他赴香港,与陈少白等革命人士“欲运动驻粤湘籍防军反正,尝往来广东三次”,因此遭到清政府通缉搜捕。1905年,秦力山经新加坡赴缅甸,“谋取道入滇有所活动”。在缅甸首都仰光,他应当地华侨之邀,为华侨的中华义学修改章程,并撰写中华义学的序文,为中华义学确定了民族主义的教育宗旨。同时,他还撰写《说革命》一文共6万余言,大力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接着,他又到加德满都,与云南革命志士李瑞伯“筹商云南起义方法”。再至滇缅边境的干崖,担任当地土司刁安仁倡办的军国民学堂任教务,在当地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他还劝说刁安仁“自率男女学生十余辈东渡日本留学”。[]同年冬十月,秦力山因病在干崖逝世。
黄兴(1874—1916),原名轸,字廑午,又字克强,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县)人。黄兴幼入私塾,光绪十九年(1893年)开始,先后就读长沙城南书院、善化县学、湘水校经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成绩优异被保送入武昌两湖书院读书。在湘水校经堂读书时,他便“觉科举之制贻害无穷”[];在武昌两湖书院学习期间,“课程余闲,悉购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接触到西方民主启蒙革命时期的民主学说,敏锐地认识到“世界趋势决非专制政体所能图强,亦非郁郁此间所能求学”,逐渐萌发了民主革命思想。他曾与两湖书院学监梁鼎芬辩论“忠君与爱国”的问题,他认为:“忠君者,忠于一人,乃狭义者;国者,为我国万万同胞集合团体而成,此广义也。”[]1900年,唐才常和林圭等在汉口从事自立军运动,黄兴曾与闻其事,“协助他们运动清军中的湘籍军人不加阻碍”[],这是他第一次运动军队,初步了解了当时清军的内部情况,为其后来运动新军发动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不久,自立军起义失败,黄兴“益知专制恶毒,决非革命不可。”[]彻底抛弃了对以张之洞为首的汉人官僚的某种幻想,坚定地走向了反清民主革命道路,并利用各种方式大力宣传革命,鼓励人们坚定革命信念。其时,黄兴“曾声泪俱下的力劝秦(力山)、杨(毓麟)放弃保皇幻想”,秦、杨痛定思痛,“兼以深受黄兴澎湃热情之感动,方使认定黄兴主张正确,表示全部接受”。[]。并发出“朝作书,墓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的豪言壮语,坚定了投身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斗争的信念。可以说,黄兴是由改良向革命转变最早、转向民主革命最彻底、民主革命思想最为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
1902年初夏黄兴被张之洞选派到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留日期间,黄兴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社会科学名著,广泛接触西方自由、民权、革命等学说,对比中日情势,受国家民族危机所激,对清政府昏暴统治产生了强烈的不满,积极思谋以革命之策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其时,中国留日学生“全体多不满意于清廷之政治,傲然以未来主人翁自居”,爱国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形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浪潮,留日学生比较集中的日本东京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大本营和发源地。黄兴积极参加留学生的爱国活动,被推为中国留日学生会馆评议员,逐渐成为留日学界的领袖之一。他与杨毓麟、樊锥、梁焕彝等创办《游学译编》,向留日学界和国内学界广泛介绍西方学术、教育、军事、实业、理财、内政、外交、历史、地理等,宣传西方先进的政治学说。黄兴还发表了《记十八世纪末法国之乱》等文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大力宣传民族革命、民主革命思想。他还与张孝准、杨毓麟、魏肇文、陈范等湘籍留日学生组织“湖南编译社”,从事译述,出版介绍西方各种政治和社会学说的著作,这对开通民智、激发民众的民主革命意识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还协助湖北留学生创办了《湖北学生界》,传播反清民主革命思想。同时,黄兴从事组织军事团体和培养军事人才工作,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1903年春,黄兴联络湘籍留日学生成立“土曜会”。该会以“军国民革命的路线为号召”,“以破坏现状为出路”,鼓励大家“挺身杀敌”。俄国拒不从我东北遵约撤军的消息传来,黄兴慨然曰:“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唯有实行革命,始可救亡于万一耳。”[]拒俄运动中,黄兴一直站在运动的最前列。1903年4月29日,黄兴与留日学生500余人集会声讨沙俄罪行,组成拒俄义勇队,准备开赴东北抗击沙俄侵略军。在拒俄运动中,黄兴黄兴还被推选为义勇队的教导官。义勇军每天清早秘密集合到大森练习射击,由黄兴给大家教授枪法。不久,义勇队改称学生军,后又改为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黄兴自愿充任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1903年5月31日,黄兴以“运动员”身份启程返国,自告奋勇回两湖地区策动革命,开始投身实际的反清斗争。
尽管黄兴在日本留学只有11个月的时间,但却是其民主革命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正是通过系统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以及反清斗争的实践,黄兴的民主革命思想完全趋于成熟。留日期间,其民主革命思想更趋坚定,充满革命豪情。据李书城回忆,“他曾说,他的远祖在清初曾写过遗书,要黄氏子孙永不出仕清朝。有一晚,他与一些同学争论得很激烈,气急得说不出话来,竟将手中的小茶壶掷地摔碎,表示他已下决心从事排满革命,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动摇的。”[]陈天华曾一度有君主立宪主张,发表救亡意见书,“其宗旨专倚赖政府对外与对内之政策,而将北上陈于政府”。黄兴、宋教仁与其“大开谈判”,“辩难良久,尚未解决”,经过黄兴反复劝导,陈天华最后打消北上请愿之议。[]此一时期,黄兴不尚空谈,在留日学界积极从事积蓄革命力量,培育革命种子,组织军事训练等实际工作,“与人接洽,得同志甚多”,在其周围聚集一大批留日学生。而在从事革命宣传和组织革命活动的同时,黄兴并未放松学业,“以为图谋革命,学问决不可废”,对于各门课程的学习“不敢少懈”。黄兴笃实厚重的性格,以及对革命事业的执着和长远考量,在留日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这为他在国内开展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杨毓麟(1872—1911),后易名守仁,字笃生,号叔壬,长沙县高桥人。杨毓麟早年在长沙城南书院和校经书院读书。戊戌维新运动中,他是湖南维新派中的活跃人物之一。特别是其为主编辑《湘学报》,广为介绍新知、主张变革,对于开通民智、转移社会风向影响很大。1900年,他东渡日本留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后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科。自立军起义时,他回国参与其事。事败后,再度东渡日本,思想产生了很大的转变。留日期间,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影响,追求民主民生民权,思想愈加激进,痛感中国必须彻底推翻帝制,创建共和国体。他常与蔡锷、杨度等人到孙中山寓所拜谒,共商天下大事。1902年冬,与湘籍留日学生杨度、黄兴、梁焕彝在东京创立湖南编译社,编辑出版了《游学译编》,并担任主编。该刊以译述国外学术、教育、军事等为主,兼发其他富国强兵的文章。1903年,“拒俄”运动爆发后,杨毓麟加入到留日学生所组成的“拒俄义勇队”,日夜筹划宣传鼓动,不遗余力。《游学译编》更是公开刊登宣传鼓吹革命的文章。在“拒俄”运动中,但因日本警察的武力干涉,拒俄义勇队被迫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杨毓麟和陈天华被推为本部任事。以后,他又和黄兴、陈天华等人均被推选为该会的“运动员”,分头回国进行发动和筹款工作。杨毓麟回国后主要负责江南一带的联络和筹款工作。最能体现此一时期杨毓麟思想深度的,也是他革命宣传影响最大的论著当数1902年冬他以“湖南之湖南人”笔名在日本东京发行《新湖南》一书。该书分“绪言”、“湖南人之性质及其责任”、“现今大局之危迫”、“湖南新旧党之评判及理论之必出于一途”、“破坏”、“独立”等六章。该书受当时名闻遐迩的《新广东》启发,“广东倡之,吾湖南和之;广东鼓之,吾湖南舞之。吾于广东,如骖之靳也”,以爱中国,爱湖南为号召。在绪言中,杨毓麟称“湖南者,吾湖南之湖南也。铁血相见,不戁不竦,此吾湖南人对于湖南之公责也。抑亦吾湖南人对于汉种之公责也。作《新湖南》,用遍告湖南中等社会,以耻旧湖南人之甘于为奴者,以谂旧湖南人之不愿为奴者,以待十八行省之同褫奴服,而还我主人翁之位置者”。并称“吾四万万人之血,尚足以没胡人之顶,请自我湖南始;吾四万万人之血,尚足以熏白人之脑,请自我湖南始。”“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呜呼!破坏之活剧,吾曹安得不一睹之?破坏之悬崖,吾曹安得不一临之?”[]此书正式出版发行后,流传甚广,声震海内外。冯自由在《新湖南作者杨笃生》篇中称:“(杨)复著《新湖南》一卷,鼓吹湘省脱离满清独立之说甚力,与粤人欧榘甲著之《新广东》同风行于世。”[]1905年5月8日,清廷军机处致函各省督抚严行查禁《革命军》、《新广东》、《新湖南》、《浙江潮》、《黄帝魂》、《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悖逆”书刊20多种,可见其影响力。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黄帝子孙之嫡派黄中黄、支那汉族黄中黄、爱读革命军者、孤桐、章邱生、民质、无卯、韩天民等,湖南善化(今长沙)东乡人。1901年寄读于两湖书院,结识黄兴、并结为挚友。1902年春,受时局刺激,考入南京陆师学堂,以寻求富国强兵之策。其时,其革命思想逐渐形成。1903年4月3日,为响应拒俄运动,南京陆师学堂发生退学风潮,章士钊为学潮领袖,率领学生三十多人,转至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的爱国学社。章士钊“蚁附爱国学社,公言革命”[]。在爱国学社,章士钊与同为爱国学社社员的章太炎、邹容、张继等人来往密切、志同道合,以兄弟相称。受邹容等人著书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启发,当从友人王侃叔处闻知孙逸仙的事迹后,倾慕有加,利用在南京陆师学堂学过的日语,将日本志士宫岐寅藏的新作《三十三年落华梦》摘译出来,改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用黄中黄的笔名,于1903年发表。《大革命家孙逸仙》是当时国内第一部介绍孙中山的著作。由于孙逸仙流亡日本时仿照日本人取名字的方法,改名中山樵,以中山为姓,以樵为名。但章士钊日文水平不高,在翻译该书时,贸然将中山当作名,与孙连在一起为“孙中山”。孙中山这个名字从此便流传开来。在《大革命家孙逸仙》出版之前,因受清廷歪曲丑化,孙中山被误解为“汪洋大盗”一类人物,留日学生界对其也不熟悉,绝少将孙的名字与中国民主革命联系起来。章士钊在该书中系统介绍孙中山革命思想和实践。他在该书序言中称孙中山为“近论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认为“论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有孙逸仙中国始可为”。章太炎、秦力山分别为该书作序,章太炎把孙中山比作刘邦,誉过于郑成功、洪秀全,尊之为“民辟”(辟在古代是诸侯君主的通称);秦力山将孙中山比作“天赐之勇者”[]。此书一出,“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以该书的出版为契机,孙中山的革命事迹逐渐为留日学界和全国乃至全世界所熟知,初步确立了孙中山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领袖地位,为其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领袖打下了基础。孙中山开始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象征和代表。这对于发展革命组织和培育革命领导力量、进而推动民主革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03年5月27日,章士钊入《苏报》馆主笔政,大力改革《苏报》,使其由一份兜售黄色新闻的报纸转而以“鼓吹革命为己任”。该报刊登了章士钊的《释仇满》、《汉奸辩》、《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读革命军》等,章太炎的《序革命军》、《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等极具革命色彩的文章。6月30日,清廷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将章太炎逮捕,7月1日邹容激于义愤自动投案入狱,爆发了引起巨大震动的“苏报”案。《苏报》被封禁后,章士钊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在上海创刊《国民日日报》,号称“《苏报》第二”。[]章士钊撰写了题为“《苏报》案”的长篇述评控诉“野蛮腐朽政府”对章、邹的迫害,讴歌革命志士的革命勇气和革命精神。当时,长沙人沈荩因参加自立军起义和在北京策动反清活动被杖毙,引起了革命志士的强烈愤慨。该报详细报道了有关沈荩之死的惨状,发表了不少悼念沈荩的诗文。章士钊还亲自撰写了沈荩事略,揭露清廷的惨无人道、腐朽昏庸,激发民众的革命热情。在全国民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章士钊还建立了大陆图书译引局,先后出版了《革命军》、《苏报纪事》、《沈荩》、《黄帝魂》、《攘书》等小册子,并将赵声的《保国歌》印数十万份,派人走数千里散之,“一时长江上下游之兵若匪,人手一纸,刃其词若流”[]。在民主革命宣传、扩大革命影响,特别是动员下层民众积极投身革命方面,章士钊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藻(约1877—?),字菊人,善化(今长沙)人。1900年参与自立军起义,事败后逃亡上海,转而鼓吹反清革命。1903年,他辑录当时报刊反清论著数十篇,编成《黄帝魂》一书,署名“黄帝子孙之多数人撰述,黄帝子孙之一个人编辑”,由东大陆图书印刷局印行。该书有25篇、45篇等刊本,曾多次重刊,是辛亥革命时期比较早且传布较广的革命宣传品之一。
秦力山、黄兴、杨毓麟、章士钊等的思想和宣传活动对于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扩大革命的影响,以及发展民主革命力量,确立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地位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从留日学界,扩展到国内学界,并促进了全国民众的觉醒。
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扩大革命的影响,《游学译编》在上海广智书局设总代表处,在长沙金线街矿务总局设分处。长沙分处主要负责寄售留日学生出版发行的革命书刊,这对于宣传民主革命思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了留日学界这支重要力量外,民主革命的另一种重要的支持力量无疑是会党。湖南和长沙地区会党活动的兴盛也为民主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会党力量强大,容易组织,可以成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早期的革命党人非常注重对会党的组织、发动和改造。
中国秘密社会发端于明末清初,湖南地处内陆,是南、北秘密社会碰撞交汇之地,也是会党最多的省份之一。近代以降,湖南境内的秘密社会主要有天地会、哥老会、白莲教、青莲教等等。哥老会、洪江会、洪福会遍布全湘。哥老会是湖南地区主要的会党力量。从哥老会的分布比例看,湘北、湘西北、湘中地区占有绝对优势。1900年,湖南赵必振所撰《自立会人物考》共收录246名骨干成员,其中湘籍会员将近一半,绝大部分哥老会员是长沙、浏阳、湘潭等地人。在长期发展中,湖南哥老会逐步形成了以岳阳府、长沙府、常德府、宝庆府、衡州府为中心,势力遍及全省各地的网络。会党起义不断,对清王朝统治构成了巨大的冲击。据吴善中所撰《哥老会的起源与崛起》一文所列材料统计,从1864年到1894年间,湖南省境内总共发生大规模哥老会起义事件61起,其中长沙府19起,岳州府9起,常德府8起,宝庆府、澧州各6起,衡州府、永州府各3起,沅州府、辰州府各2起,永顺府、永绥直隶厅、桂阳州各1起[]。
湖南的哥老会具有以下特征:其一,组织系统相当完备。一般来说,哥老会的组织机构设有“内八堂”和“外八堂”两个部分,如自立会的“内八堂老大爷”为正龙头、副龙头、总堂、座堂、陪堂、盟堂、礼堂、管事、值堂、刑堂、盟证、香长;“外八堂老大爷”为心腹、圣贤、当家、红旗、光口、巡风、大满、幺满[]。其二,蔓延速度十分惊人。湖南真正意义上的秘密社会出现在清朝嘉庆年间,1796年青莲教在湖南出现,1813年天地会在江华布道。随后,两派分别开始了南下和北上,1851年两者在湘南、湘西南一带交汇,发展比较迅速。而湖南哥老会的最早文字记载当在1859年,1866年湘军解散,哥老会始盛,到了1886年与两广接壤的东安、城步、郴州就已经出现了哥老会领导的起义,可见哥老会蔓延全省不超过30年。其三,入会人员特别繁杂。清末,天地会、青莲教入湘时,主要的参加群体是湘南地区的客籍移民、雇工、小贩、犯人、衙役、游医、占卜人员、失势地主、失意文人等。哥老会兴盛时期,中国的殖民地化加深,湖南出现了农业萧条、手工业萎缩、民船运输业衰竭的严重局面,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失业的水上运输工人、矿工、无业游民、被裁撤的散兵游勇、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饥民纷纷加入哥老会,其中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占有多数。饶怀民曾经对参与萍浏醴起义的主要会党头目的家庭出身进行过统计,其中24名头目中,农民13人,手工业者3人,小商贩4人,自由职业2人,矿工1人,无业游民1人,农民和手工业者占总数的67%。这些病态社会里的不幸的人们都成为其最可靠的来源[]。其四,涌现了一批高素质的会党领袖。辛亥革命时期,湖南高素质的会党领袖辈出,比如王秀芳、马福益、龚春台、焦达峰等等,他们不仅具有指挥作战的能力,还接受了西学的洗礼,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王秀方是第一代首领,又名王四爵主,绰号王四脚猪,长沙府属湘潭县马家河凿石曹家湾(今属株洲县)人。l866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船工家庭,自幼跟随父兄往来于长江上下。嗣加入哥老会自开山堂,后被推举为哥老会首领。因参与自立军起事,事泄被清吏逮捕,英勇就义。马福益继之为第二代。马福益派名祖伏,字继波,号梓熊,原名福一,又名乾,改名福益,长沙府属醴陵县省元乡兴城里下冲保人。l891年,创立回龙山会,自称四路总统,拥众万余人,势力及于湘、鄂、赣、闽4省。龚春台是湖南哥老会的第三任首领,原名谢再兴,亦作醉兴,又名章年,张章年,号月楼,湖南浏阳县人,爆竹工人出身,萍浏醴起义失败,龚春台逃匿。焦达峰可称为湖南哥老会的第四任首领,湖南浏阳县人,号大鹏,字掬森,又称焦煜,流亡日本改名冈头樵。早年加入洪福会,嗣入洪江会,率领会党徒众开展各种革命活动。
作为下层群众的秘密结社,会党从未间断过自己的反抗斗争。因此,许多志士都把会党作为十分重要的生力军,进行深入的组织、发动。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会党积极参加长沙起义,主动发起了萍浏醴起义,参与了长沙抢米风潮,形成了一次又一次反清革命高潮。湖南会党之所以有如此强劲的革命力量,与湘籍志士的发动、改造密切相关。辛亥革命酝酿发展的十余年间,有一批湘籍志士自始至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会党工作,他们或直接加入会党、或向会众宣传革命思想、或完善其组织体系,将自发、分散的会党斗争纳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
戊戌变法期间,毕永年就开始了联络会党的工作。他经常奔走于湘鄂等地,密结江湖会党,与哥老会首领杨鸿钧等策谋匡复事业,且投身会中,后被封为龙头之职[]。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湖南志士为躲避政治迫害而东渡日本,他们身在异乡、不忘革命。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在东京共商拟于长江沿岸利用会党举义,借以夺取武汉为基地;深悉会党情况的毕永年“见总理于旅次,对于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之起兵策划,有所商榷”,为此孙中山特派毕永年偕日本人平山周赴湘、鄂各地视察哥老会实力。毕永年、平山周及林圭在内地活动一个多月,据二人报告,湖南有哥老会会员约12万人,“所见哥老会各龙头多沉毅可用”[]。1899年秋,为统一内地会党的行动,毕永年再次内渡,在湖南召开英雄会,推举龙头李云彪、杨鸿钧、李坤山、王金宝、刘家福、张尧卿、何玉林7人为代表和兴中会接洽。10月上旬,毕永年带领他们到香港共商大计,决定组建兴汉会,推孙中山为总会长,遂特制总会长印章,由日本人宫崎寅藏赍往横滨。随后湖南会党首领由毕永年带往日本,晋谒孙中山,“请示方略,事后均分别礼遣回国,嘱各候命进止”[],这是哥老会主动连络革命党的开始,“其思想乃大变化”[]。
1900年,唐才常在上海成立“正气会”,旋易名为“自立会”,联络长江中下游会党,设富有山堂,发富有票,入会者达十余万人。又邀结社会名流和会党首领开“国会”于上海张园,以容闳和严复为正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与此同时,?唐才常派遣林圭、沈荩等在汉口创设自立军,为了联络会党,他们“毁家资,广交游,重任侠……召集各会首领,激之以义,动之以财,感之以信诚,饵之以爵位”,于是长沙、常德、澧州等地的会党分子纷纷加入。后来,自立军分成前、后、左、中、右5路,其中安徽大通为前军,秦力山、吴禄贞统之;汉口为中军,林圭、傅慈祥统之;常德为左军,陈犹龙统之,他发展了一大批会党成员,宋教仁、胡瑛、覃振等人先后加入,并积极投身于领导会众的斗争。为加强组织纪律,自立会“五祖旧章”规定,凡有不孝父母、越礼反教、临阵退缩、扰乱码头、私造谣言、欺兄灭弟、调戏兄嫂、引水带线、挑灯拨火、私传口号等行为者,杀无赦;凡有穿堂乱法、瞒天过海、口吐红痰、挖汤撇油、私卖香规、私看内财、红面视兄、强良(梁)无理、贪财爱宝,同穿诱鞋者斩。自立会新章规定,泄露军机,滥引匪类、浸吞公款、恃众抗议、擅毁教堂、不遵节制、掳奸劫夺、酗酒行凶等格杀勿论。凡入会者,“必须五个联名具保”,有违反规定者“五人同坐妄保之罪”[]。自立军起义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8月21日晚,张之洞派兵围捕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20多人,次日晚加以杀害。随后,湖南、湖北等省追缴富有票,捕拿自立会员,并株连亲族,前后捕杀达千余人。自立军起义虽然失败,但许多革命志士看到了会党的重要性。焦达峰等认为,秘密会党处于社会最底层,受尽压迫和歧视,素有“反清复明”、“兴汉排满”的传统观念,是现存的比较雄厚的革命力量,“于是遂决定与会党‘歃血为盟’”[]。他们于1902年加入姜守旦的洪福会,次年元月在浏阳组织了革命机关,后在日本东京组织共进会机关,积极联络会党参与反清起义。

二、黄兴创立华兴会和领导长沙起义
长沙革命无疑是与黄兴联系在一起的。黄兴发起成立的华兴会和1904年长沙起义是长沙民主革命的滥觞。留学日本弘文学院的黄兴在学校似乎没有十分出格的表现,[]但此时的黄兴已经完全转向反清民主革命了。1903年夏天,黄兴参加拒俄义勇队,自告奋勇以“运动员”身份回国从事革命活动。他带了4000多册《革命军》、《猛回头》等革命小册子踏上回国革命的征途。黄兴留驻上海期间,恰遇正在此地为明德学堂聘请教员的胡元倓。胡元倓大喜过望,立即邀请黄兴等到明德中学任教。他还聘请了张继、周震麟、苏曼殊、陆鸿逵、王正廷等具有新思想的人物担任教员。黄兴亦正谋求回湖南来建立革命据点,开展革命活动,故欣然接受胡元倓的邀请。返国时过武昌,“值端方督鄂,请其开办学校,宗旨不合”[]而罢。在武汉期间,黄兴应邀到母校两湖书院发表演说,猛烈抨击清政府腐败无能,号召革命救国;被粱鼎芬悬牌驱逐出境。但黄兴毫无畏惧,将4000多册革命书籍散发后,从容登上返湘轮船,尽显革命者的风范。
从此,黄兴与明德学堂结下很深的缘分,从这里他开始了真正的艰难的革命家生涯。明德学堂亦被称为是民主革命的摇篮和重要基地。在明德学堂,黄兴任教体育教员,并教历史、博物、地理等课程。后又主持明德学堂第一期速成师范班。当时,张继担任历史教员,周震鳞、苏曼殊等亦在学校任教,明德学堂聚集了一批志趣相投、富于革命思想的仁人志士。他们集结在黄兴的周围,大力鼓吹反清革命思想。黄兴还邀约湖北革命志士吴禄桢、李书城等来明德聚会,商议在湖南筹划革命准备事项,一致认为建立革命组织为当务之急。黄兴以明德学堂为讲堂,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传播革命的火种。在历史课上,他从孟子“民贵君轻”思想中,引申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上博物课时,他从解剖鲤鱼入手,讲述鲤鱼跳龙门的神话,抨击封建专制政府,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在上地理课和为学生题词中,他用“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等言词来激发学生的爱国意识和革命热情。课余,还与张继、周震鳞等人“演说满清压抑汉人种种虐政”,经常给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使得明德学堂成为培养革命力量的大本营。“湖南革命人物,以出自明德等校为多”,明德师生中有数十人参加了华兴会、同盟会,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黄兴亦言,在明德学堂、经正学堂期间,“未专任何种教科,不过籍教地以发抒革命学说,激发学者之爱国热忱。此次革命,两校中同学颇不乏人。”[]黄兴等革命党人还以明德学堂为掩护,策动各界参与革命,秘密开展反清革命活动。黄兴等人大量翻印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书籍,广为散发,在军、商、学各界大力宣传反清革命,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湖南得到了广泛传播,为革命团体的建立和革命影响的扩大奠定了思想条件和社会基础。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六日(1903年11月4日),黄兴在长沙城内保甲局巷彭渊恂家以庆贺30岁生日为名举行秘密会议,与陈天华、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周震鳞、彭渊恂、胡瑛、张通典等20余人发起成立革命组织,定名为华兴会,公开用“华兴公司兴办矿业”入股名义,进行革命活动(“矿业”代革命、“入股”代入会)。此为长沙正式革命组织之始。华兴会及其创始人为湖南最早的革命者。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成立大会在连升街龙璋的西园住宅举行,到会100余人。黄兴被推举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黄兴在成立大会上发表《革命发难之方法》的演说:“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今就湘省而论,军界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潜濡默化,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固结,惟相顾而莫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使能联络一体,审时度时,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会议决定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革命方针,在长沙发动反清起义。据刘揆一回忆,“癸卯秋,开第一期速成师范班,即由克强主持,吴绶青(禄贞)、李小垣(书城)皆来湘小住。”“迨十一月,揆一回湘,公(黄兴)乃邀合吴禄贞、陈天华、杨守仁、龙璋、宋教仁、秦毓鎏、周震麟、叶澜、徐佛逊、翁巩、章士钊、胡瑛、柳大任、张通典、谭人凤、王延祉、彭渊恂、萧翼鲲、柳继贞、彭邦栋、陈方度、何陶、萧堃、朱子陶、任震、陈其殷、吴超尘及予弟道一等创立华兴会于省垣连升街机关部,公被举为会长。”华兴会是中国内地成立最早的革命团体,其成立促进了长沙地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使长沙成为湖南革命的中心,并成为全国革命运动的重要地区之一;而且,华兴会的成立以及而后开展的革命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两湖革命运动的勃兴,并对同盟会的组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筹资举办明德学堂的胡元倓、龙璋等人对黄兴等人的革命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明德学堂教员在课堂上鼓吹反清革命,讲义中有宣传革命内容,这引起保守势力的警觉和激烈反对。在学堂担任教员的王先谦门徒刘佐楫以教员陆鸿逵在学生课卷上有措辞激烈的评语,通过王先谦向巡抚赵尔巽密报,称明德学堂师生“倡言革命,蓄意造反”。湖南当局决定严查,明德学堂面临倾覆的危险。赵还令逮捕黄兴。据皮锡瑞日记载:“陆、王一气,王开三俞、黄轸、胡元倓、周震鳞、梁焕奎、翁巩八名付陆,皆须斥退”[]。后黄兴因张鹤龄、龙璋等开明官绅的保护而得以逃脱。围绕明德学堂的斗争日趋激烈之时,胡元倓另立经正学堂,以保存进步力量,掩护革命。青年毛泽东也曾对明德学堂的办学加以推赞:“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明德继起,校旨相同,光绪末年的明德学生,在省城学生界,颇负时誉。大抵当时的学生,好干事,不怕死,是他们的特色。反抗官厅,不服压制,是他们外发的表征。”[]明德学堂师生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华兴会成立后,立即着手策划反清武装起义。为团结革命力量,黄兴等人在伍家井开办“东文讲习所”(又称东文学社),为华兴会培训党的骨干力量。同时,确定借助会党的力量,设立“同仇会”,作为联络会党的机关。很快,华兴会会员发展到了四五百人,分布省内外。华兴会会员利用同仇会、新华会、爱国协会等组织团结发动了一大批革命志士参与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
1904年春,黄兴、刘揆一在湘潭茶园铺矿山岩洞内,与洪江会首领马福益会晤,商榷起义事项,决定当年十月十日(11月10日)西太后七十生辰之日,趁全省官员在皇殿行礼时,预埋炸药于其下,将官员们炸毙,乘机起义。起义的主要计划是:(一)省城以武备各校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要,会党为辅;(二)省城外分五路响应,以会党为基干队伍,军学界人为指挥。马福益当即指定谢寿祺、郭义庭组合浏阳、醴陵武装;申兰生、黄人哲组合衡州武装;游得胜、胡友堂组合常德武装;肖桂生、王玉堂组合岳州武装;邓彰楚、谭菊生组合宝庆武装,静候华兴会派遣指挥与监军;(三)以黄兴为主帅,刘揆一与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议定后,黄兴还指派宋教仁、胡瑛设支部于武昌,结纳同志,运动武昌、汉阳、夏口(汉口)新军,呼应长沙起义;又指派会党刘月升、韩飞等数百人,陆续加入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军队,做策反工作。由于联络广泛,以致国内其他地区,远在日本倾向反清的留学生,也主动联系,陆续来湘,参与谋议。1903年考入湖南武备学堂附设的兵目学堂攻读军事的陈作新亦在新军中开展秘密活动,拟以兵目学堂枪炮配合华兴会长沙起义。
茶园铺会晤后,马福益积极进行所属会众的发动工作,并在雷打石附近之五龙山某寺正式开堂。开堂后几天,黄兴由长沙致书,并派遣刘撰一先行,由张平子和万武随后运送白马一匹和酒、肉、布匹若干礼物赠予马福益,并交给马福益手枪两支,子弹数十颗,长枪三支及不少子弹。马福益得到黄兴要求加紧准备候令发动起义的明确指示和枪支等礼物,非常兴奋。他选择会党成员中身体强壮和有才干者,命他们统率会众,半夜在山林中训练、演习。他和自己的得力助手游得胜、肖子升也亲自持枪教会众联系使用,试图把部队改造成现代作战部队。为筹备起义各项工作,马福益还经常骑马巡视各地。
为加强对马福益所部会众的组织领导,黄兴等决定仿照日本将佐尉军制,编列各项组织。黄兴任大将,兼同仇会会长;刘任中将,掌理陆军事务;马福益任少将,掌理会党事务。1904年9月15日,浏阳普迹市沿旧习举行牛、马交易,往来客商及各色人等熙熙攘攘,纷至沓来。马福益乘此机会召集会党,开堂拜盟。黄兴事先也命刘撰一、陈天华等到普迹市集会,利用这种场合举行授马福益少将仪式,并拨给马福益长枪20支,手枪40支,马40匹。议定待上海所购军械运到,即行起义。
然而,由于各种活动均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兼有败类告密,起义事泄露。官方迅即派出兵丁、差役分头搜捕。10月中旬,原定参与长沙起义的游得胜、肖桂生、何少卿等人先后被捕。湖南巡抚还派兵四处捉拿黄兴、刘揆一等。1904年10月4日,黄兴住地被军警包围,正在明德学堂小学部读书的黄兴的儿子黄一欧出门报信于明德学堂,后躲藏至长沙圣公会楼上。10月26日,黄兴乔装乘轿逃出长沙,逃亡上海。刘揆一也随即乘间远走。马福益逃避至广西。同年11月7日,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华兴会骨干集会于上海,谋在武昌、南京等地再举。不料,11月20日,万福华因在上海枪击前桂抚王之春案牵连,黄兴、章士钊等被捕入狱,旋经营救,黄兴等获释,避走上海。而后黄兴被迫出走日本。
长沙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遭遇重大打击,处境极为艰难。当时,马福益潜伏至湘桂边界躲藏。他感于起义因叛徒出卖而夭折,痛心疾首,派人到武汉、长沙、上海等地联络华兴会,力图卷土重来。而后,马福益率部化装成商贩和走江湖的戏班,返回湖南境内,密谋发起萍浏醴起义。不料,马福益部在萍乡境内陷入清军的包围之中。1905年秋,马福益在株(洲)萍(乡)铁路的萍乡车站因伤被俘,后被押送至湖南长沙,由湖南巡抚端方亲自审问处置。马福益坚贞不屈。后端方担心夜长梦多,害怕湖南各地会党乘机发难,迅速下令将马福益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
虽然长沙起义最后流产,但起义震惊两湖,影响波及国内外。孙中山称,“其事虽不成,人多壮之”[]。长沙起义还被称为“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湖南人之革命思想实籍此……播下种子,植其根基,”革命风潮“则已弥浸泽三湘七泽矣!”[]华兴会已经成为领导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而且,华兴会的影响力、辐射力不断,不仅在两湖地区,且在全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推动全国革命团体联合和革命形势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也不得不承认,长沙起义失败,不少革命党人被捕,黄兴等革命领导者被迫逃亡,极大削弱了革命党人的势力;清朝湖南当局为防范革命党人在青年学生培育革命力量,任命著名劣绅俞诰庆为长沙善化48堂学务处监督,在省城长沙“整顿学风”,开除进步学生,长沙地区革命运动一时陷于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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