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维新运动时期长沙近代化的发端

第五节  维新运动前后长沙城市近代化的开端

一、长沙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初步变化

戊戌维新运动前，长沙还只是一个维持着传统的城市运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消费性的商业城市。从1895年到1898年，发生在长沙的维新运动使长沙的城市结构、城市功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社会风俗和居民生活方式也开始发生变革，从而使长沙开始了从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化的历史进程。

长沙一系列近代企业的创办既是长沙城市经济结构近代化的标志，也是长沙城市近代化发展的动力。如前所述，从1895年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开始，他就与湖南士绅通力合作，以长沙为基地，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工矿企业。1896年在长沙建立了总揽全省矿务的湖南矿务总局，接着，又创办了湖南第一家近代轻工业企业善记和丰火柴股份公司、湖南第一家近代民用机器制造和电力企业湖南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同时，从事锑矿提炼加工的湘裕炼矿公司和大成炼矿公司于1896年和1897年相继成立；从事石印机制造的陈万利机器厂和专门印刷报刊书籍的《湘报》馆印刷厂也相继建立；长沙还出现了专门为农业和矿山提供抽水机租赁服务的长衡福湘水利公司。长沙的近代通讯和交通业也是在维新运动时期发端的。1897年4月，湘鄂之间电报干线全线竣工。5月，长沙电报分局成立。近代邮政也开始在长沙酝酿，到1899年成立了长沙邮局。而湘鄂善后轮船公司的创办标志着近代内河轮船航运业在长沙的诞生。此后，又成立了民营的鄂湘溥利轮船有限公司。

随着近代企业的创办，长沙城市开始出现了近代基础设施建设和近代公用事业。当时，湖南的官商士绅为发展近代工矿交通的需要，曾在长沙修筑码头、驳岸，以停靠轮船。1897年，朱昌琳主持疏浚北门外新河港口，使新河沿岸出现了码头、街市和行栈，成为长沙北门的繁华之区。次年，宝善成公司仿日本式样制，造人力车。而宝善成机器公司的发电厂使长沙用上了电灯。南北厂总装灯800余盏，还供不应求。皮锡瑞1897年从江西回到长沙时，看到“水风井电气灯烂烂然”，感到既新奇，又高兴。[]长沙电报分局的设立，使湖南终于与各省有了电讯联系。当时，满怀激情的维新志士还曾设想，在长沙开辟市场、设劝工博览场、修筑道路、疏浚沟恤，以进一步促进长沙近代经济的发展。

长沙近代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使长沙在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长沙城市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其经济功能逐步加强。甲午战争前，长沙作为湖南的省会，其行政中心的政治功能是其主要的功能；作为一个消费性的商业城市，其商业、手工业、典当业、传统运输业等，主要是为庞大的统治阶级及其统治机构的消费服务。长沙境内的商品除输出的茶叶和大米以及输入的食盐外，其余商品基本上与外部没有太多联系。其经济功能依附于政治功能的特点非常明显。维新运动期间，长沙兴起的近代工矿业和轮船运输业，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交通工具和技术，按照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组织生产和经营。如湖南宝善成机器公司，购置了蒸汽机、刨床、车床、发电机等机器设备。轮船局开办时就集有商股银5万两。和丰火柴公司，官、商投资共3万两。湘裕炼矿公司和大成炼矿公司的开办资本都在3万两以上。这都是传统的一家一户的商店、作坊和船户不可企及的。同时，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这些企业与外部的联系也十分密切。矿务总局分别在湘阴、汉口设立转运局，以转运销往汉、沪等地的矿砂，其矿砂还大量运销欧美和日本。由长沙开出的轮船，行驶于汉口和省内各重要口岸。和丰公司年产火柴1万余箱，分销省内外。大成炼矿公司是湖南矿务总局与广东商人胡贞甫合作创办，为引进合作资本，主持矿务公司的提调邹代钧与上海方面的代理汪康年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和协调工作；胡贞甫为更好地合作，还专门派人到日本去学习新的炼锑技术。[]而《湘报》馆印刷厂开办前，熊希龄也多次派人或委托人到上海购买印刷机器和铅字等。这些都表明，长沙城市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在传统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的同时，近代经济已经开始显现出其生命力。同时也表明，长沙城市的经济功能也增强了，并与外部发生了密切联系，长沙开始成为辐射全省的工商业中心。

其次，长沙近代经济的兴起，使长沙城市的空间布局也发生了变化。清前中期的长沙城，位于湘江东岸，东南地势较高，西部沿江一带低平潮湿。省、道、府、县各级官署、富商巨室的公馆邸宅、书院、会馆和祠堂庙宇为城区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官署、贡院和公馆、园林主要分布于东、南部的高敞之地。又一村一带湖南巡抚衙门所在地，为城市中心区。沿江一带是贫民居住地。商店行栈主要集中于潮宗门内和小西门内太平街至坡子街、药王街一带。城垣之外，主要为贫民和农民居住之区。长沙城市的这一空间布局，强烈地反映出城市的政治功能在支配着这里的一切。维新时期，这一状况开始有了改变。当时，长沙新办的企业，如湘裕炼矿公司、大成炼矿公司、宝善成公司发电厂（南厂）等都设在长沙城区之外的南门外临江一带，南门外的灵官渡则成为装卸矿砂的码头。于是在长沙南门外开始形成长沙最早的工业区。小西门内外原就是商号荟萃之所。维新时期，临江建造了轮船码头，商业更为兴旺，并沿着坡子街、药王街逐渐扩展到司门口、八角亭一带，开始形成长沙城市商业区的雏形。而长沙城市中心，也随之开始由行政首脑机关驻地向繁华热闹的商业区转移。这也表明长沙城市的经济功能在不断加强。这些都为20世纪初年长沙工业区和商业区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基础。

再次，近代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又导致了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的变化。随着近代经济的产生，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积极投资创办新式企业。曾任矿务总局提调的张通典谈到：“湘省风气大开，火柴、煤油、轮船、制造，皆绅士禀请……矿务局之开，通省欢跃，绅商集赀具禀，请开者八十余起，计矿山百六七十处”；又，“集货开设民厂、创立制造公司之举，与湘省诸大绅言之，皆极踊跃，今冬可集十万金，至明春当可收齐三十万”。[]这部分商人、地主、官僚投资于近代企业，表明他们至少是部分地从封建剥削转向了资本主义剥削，开始了从封建阶级向资产阶级的转化过程。长沙早期著名的资本家朱昌琳、龙璋、陈文玮等，就是他们的代表。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兴起，长沙的早期工人阶级也应运而生。一部分城市贫民和流入城市的破产农民，被招进近代企业，从而转变为雇佣工人。如湖南矿务总局与广东商人胡贞甫合办的大成炼矿公司，使用外国先进炼炉和日本技术进行生产。工厂总有8个炼炉，每个炼炉每班需要6个人，每天分4班进行生产，因此该公司的第一线冶炼工人就有将近200人，如果算上其他工序和工种的工人，该厂应该至少有300工人。而善记和丰火柴股份公司更是一个劳动密集的企业。该公司刚开工时就有工人800人左右。其中女工就有六七百人；工人最多时达1000多人；而其制盒的工作全部外包至厂外，公司附近贫民赖此为生者达数千人。特别是这个企业是一个以工代赈的项目，被招进厂的工人大都是农村涌入城市的灾民和破产农民。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传统农民向近代工人转化的历史趋势。

长沙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还表现在传统绅士阶层的分化和近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在新的的因素和政治变革的刺激下，传统的绅士阶层不可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现状。即使如叶德辉这样比较保守的绅士，也开始有保留地接受新式企业和新式教育的出现。在维新运动的高潮中，长沙绅士阶层的分化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由绅而商，一种是由绅而学。前者以王先谦、张祖同、黄自元等为代表，他们属于上层绅士阶层，本来就有较高的声望，又有投资于近代企业的资本，因而在维新运动中他们踊跃投资于新式企业，成为了绅商阶层。如王先谦、张祖同、黄自元创办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张祖同还与刘国泰、杨巩等创办了善记和丰火柴公司。后者以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毕永年等为代表。所谓由绅而学的学，并不是指原来的传统教育，而是指维新运动中兴起的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包括学堂、学会、报纸等。这部分绅士一般都是年轻的下层绅士，也没有能力投资和经营近代企业。谭嗣同和唐才常也曾在家乡浏阳筹办过矿务，熊希龄更是长沙维新运动的初期参与内河轮船航运和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的创办，但他们只是代表官府参与其中，并不是自己投资和经营。他们热衷于兴民权，而兴民权必须开民智，因此，他们致力于举办学堂、开设学会、刊发报纸来达到开民智、兴民权的目的。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是他们热心新政的成果。这部分绅士已经开始从旧的绅士营垒中分化出来，再加上他们通过时务学堂和南学会培养出来的一群没有传统功名的学子，如林圭、李炳寰、田邦璿、蔡钟浩、蔡锷、杨昌济等，从而在长沙形成了一个近代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这也是长沙能够成为维新运动中全国最活跃的省份，并成为二十世纪初立宪运动的重要基地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策源地之一的重要原因。

二、长沙城市政治功能和管理方式的变化

近代经济的兴起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演变必然也要在城市的政治功能、城市的管理方式等方面表现出来。

维新运动中长沙城市政治功能的变化主要不是表现在政治机构的变革，而在于市民政治参与意识的萌发和政治参与途径的初现。如前所述，南学会不仅没有“兼地方议会之规模”，甚至连对地方事务的干预功能都是非常有限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谭嗣同、梁启超等在提出创立南学会的动议时确实有把南学会办成地方议院性质的政治权力机构。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一设想不可能实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设想的提出本身就反映了一种近代城市市民政治参与的意愿，而且这种意愿与当时维新派所津津乐道的地方自治理论联系在一起，这就更具有近代色彩。维新派的政治设想是想通过南学会参与到地方政治决策中来。《南学会总会章程》中规定：“各会友于地方风俗利病、兵马、钱粮、厘金、矿务、法律、刑狱等事，如有考查确凿，有裨治理者，许达本会转咨课吏馆衡定，察请抚宪核夺施行。”尽管这一规定并没有实现，但其政治参与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所表达的政治参与的愿望也是非常强烈的。而且，在南学会的讲论和问难中，演讲者和提问者所涉及的问题也明显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其实，维新运动时期，长沙成立的各种学会都或多或少表达了维新派希望参与政治的愿望，维新派也正是试图通过学会这种组织形式提供一些政治参与的途径。

维新运动期间，长沙城市近代化还突出表现在城市管理机构的创设，这就是湖南保卫局。关于湖南保卫局创设的过程、职能和动作方式，前面已经有了详细的介绍。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说，湖南保卫局的近代化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地方自治的城市管理思想。黄遵宪在后面回忆他创办保卫局的初衷时说：“既而念警察一局，为万政万事根本。诚使官民合力，听民之筹费，许民之襄办，则地方自治之规模，隐寓于其中，而民智从此而开，民权亦从此而伸。”[]按照他的设想，保卫局的最高议事机构为“由本城各绅户公举”产生的绅商董事会议。“凡议事均以人数多寡定事之从违。议定必须遵行章程，苟有不善可以随时商请再议”。[]这种基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的地方自治思想，无疑具有非常明显的近代意义。尽管，保卫局存在的时间内是否完全按照黄遵宪的设想在运作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地方自治思想自觉地运用于城市管理，这本身就是维新运动中长沙城市近代化进程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点。

第二，分层分区的城市管理模式。清代城市，“省会及府属地均隶州县管理”。但该州县主要只负责城市的治安，其他城市公共事务如市场、道路、消防等则由行会和城厢街团管理。当时的长沙府城内有长沙和善化两县，在城市管理方面，两县职责不分的问题突出。而一些公共事务则由行会或由上层士绅把持的街团所控制，随意性很大，不可能形成规范的层级管理。湖南保卫局成立后，将整个长沙府城作为一个整体来管理，设立一个总局；以下按照地段、街道分为6个分局和32个小分局；每个分局和小分局都有明确和固定的管理范围。[]这种分层分区的城市管理模式改变了以前职责范围模糊，管理随意性大的弊端，适应了维新运动后长沙城市近代化发展的需要。

第三，明确规范的城市管理职责。湖南保卫局的职责主要有清查户籍、巡查街巷、侦查探案、清疏交通、处理偶发事件、调解纠纷等，这些职责基本上就是近代警察承担的职责，其中如清疏交通、监督卫生、维护市容等职责则适应了城市近代化发展的需要。而且，保卫局这些职责的履行都有严格而规范的具体要求。如统一着装，统一配发警棍和警笛，巡查必须配有“凭单”等。另外，保卫局的有关章程规定，巡查没有“局票”不能擅入民户，非现行案犯需持票往捕，侦探不得“抉发人家隐事，播扬人家小过”等。这些规定都体现着近代人权精神和法制原则。

戊戌维新运动期间，长沙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开启还表现在文化教育、社会习俗和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

维新运动中，长沙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学堂、学会和报刊。这些近代学堂、学会和报刊一方面是维新派宣传民主思想和维新变法思想的重要阵地；另一方面时务学堂、南学会和《湘学报》、《湘报》具有明显的近代文化教育和新闻机构的属性，是维新运动中文化教育近代化进程的重要表现。特别是南学会附设的藏书楼，“凡古今中外有用之书，陆续购置，其尤要者多置数本，以便有志向学者恣观各书”；该藏书楼通过购置和会友捐献的方式，收藏了大量中外图书，其中大量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同时，藏书楼还订购了大量时务报刊，供读者阅览；藏书楼规定了详细的书报购置、登记、分类、入藏、保管、借阅的制度，允许社会各界人士“领取阅书凭单入内浏览”。开放一月以来，前往阅览者“计每日有数十人之多”。[]因此，南学会藏书楼已经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藏书楼，已经具有了明显的公共图书馆的要素，被认为是“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先声”。[]

更具重要意义的是，这些学堂、学会和报刊的创办为长沙士民提供了一种新的交往方式和聚会场所。除南学会藏书楼允许一般民众“领取阅书凭单入内浏览”外；南学会还定期放映幻灯片，“愿来听者，须先一日领取凭单”即可观看，因而前往观看者甚众，“多拥挤向前，人气殊不可当”。[]时务学堂的也经常向民众开放其“各种图器”，如“大天文镜”（望远镜）、大显微镜等。而南学会每次集会讲论，除讲论会友外，“其余诸友可于开会之日齐集会讲”，而且“无论官绅士庶，既登会籍，俱作为会友，一切平等，略贵贱之分”。[]因此，南学会成为长沙城内官绅士庶进行交往的一个重要场所。除了集会讲论外，皮锡瑞等士绅也经常利用南学会进行一些聚会，交流讨论时局和新政事务。《湘报》也试图尽量贴近一般民众。为扩大读者面，《湘报》“取值极廉，仅收工本纸张之费，无论贵贱贫富士农工商皆可阅报”；[]《湘报》还进行过一次改版，主要是对“论说文字”，“用俗语编成”，“其词虽浅，其理却精，俾士农工商皆可购读”。[]这种办报思路不仅使《湘报》赢得了大量读者，而且为一般士民通过《湘报》表达自己的观点提供了条件。《湘报》刊登的文章除本馆撰稿人所撰和报馆特聘的“报友”投稿外，还有大量一般士民的投稿。《湘报》还专门将一般士民投稿而暂时不能刊登的文章列名公布并致谢。同时，《湘报》还以“照录来函”的形式刊登读者来信，以沟通编、作者与读者的联系。以上说明，维新运动中的学堂、学会、藏书楼和报刊已具有近代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的萌芽。

三、长沙城市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长沙维新派士绅还大力提倡移风易俗、革除传统陋习，使长沙城市的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发起成立“不缠足会”、“延年会”，反对妇女缠足的恶习和奢侈浪费、因循苟玩的旧生活方式。甚至有激进者还提出剪辫易服、废跪拜礼和婚姻陋俗的主张。在他们的倡导下，新的文明风气和生活方式开始在长沙出现。湖南不缠足会成立后，参加和捐助者踊跃，更有不少妇女响应号召，放绑松足。如长沙县清泰都和尊阳都妇女百数十人在许黄萱祐等的带领下于1897年“联为此会”，还“选刻歌词，相为劝勉”，“幼者、弱者、壮且老者，一律放足，今逾一载，居然健步如释重囚”。[]“浏阳汤茂才、纪彝等设立分会，入籍者已数百家”。[]谭嗣同还为湖南不缠足会起草了《湖南不缠足会嫁娶章程十条》，除规定不缠足会会员不得与缠足者通婚外，还提倡破除旧的婚嫁礼俗，建立新的婚嫁时尚。如“破除不肯远嫁之俗见”，“女家不得丝毫需索聘礼”，“男家尤不得以嫁妆不厚存非薄之意”；主张婚礼从简，倡立女学堂，提倡资助女子入学。[]延年会则要求会员免除一些不必要的请客、拜客和与宾客无聊闲谈等习俗；请客也不要奢侈浪费；凡办公地点均不得饮酒会客，非休息日不得博弈、听戏、撞诗钟，虚文酬谢答之信函也皆免绝，居处不净、衣服不洁皆在禁例，还要求会员学做体操，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等。

与此同时，西方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开始在长沙城内悄然出现。黄遵宪曾向陈宝箴建议采用西方作息时间，“用礼拜日休息”。[]其实，《湘报》就是按照西方作息时间，每周礼拜日休息，不出报。西医西药也开始在长沙得到认同。《湘报》第39号刊登了《湖南宜开医院说》，认为“近二十年来西医之游中国者，如天津有北洋医院，广东有博济医院，香港等处有华英医院，华人之就医全愈者，岁以千计。利诚溥矣，法诚备矣。”因此，该文提议，“先于省城拓一广厦，购置化学器机，精选西医，聘为院长”，并“拨时务学堂聪颖子弟，中文通达，西文说明者数人，入院学习，考验有成”，以期三年内培养出一批西医医师。[]长沙街头也出现了西药店。另外，西餐洋酒、西式旅馆和公共澡堂等西式生活服务也在长沙出现，反映了长沙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细微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