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靴鞋业简史 胡炳乾
长沙市的制鞋行业，在前清时期以及清末民初，都是做布面鞋的，坡子街有杨同福，司门口有端履、徐五云，鱼塘街有龙干记鞋店。端履做官靴；杨同福、徐五云做素缎，面双染、单染布底鞋；龙干记做小脚窍头、小放尖脚女鞋。民国初年谭延主湘时，办了一个湘军（陆军）军鞋厂，技师是从上海请来的。当时，南阳街有一家南阳华侨陈嘉庚胶鞋店，卖新加坡胶鞋并有皮鞋。这时人民称皮鞋叫泽靴子，又叫西式皮鞋。接着，红牌楼上海人开的唐晋兴皮鞋店、登隆街瑞龙皮鞋店，从上海请来技师，生产马靴（民国时长官穿的）、西纹皮鞋和接头博士皮鞋等。当时，普通人们穿油鞋、木屐。后来做皮鞋的店子逐步发展起来了，司门口江进华，坡子街中西、三益，府正街徐维新、邹湘记、合盛利、强华等皮鞋店。做布鞋的店铺，有青石街（即现在解放路）胡顺兴、王文霞、周瑞和、周福荣、漆福记、云飞等鞋店，后又有美利长、五福、四明、美利时、大挽、健飞、伟大、福太等鞋店，司门口八角亭有和平、锦华、范协和鞋店，黄兴南路有合利长、大兴长、群力，北正街有湘记、胡桂记、吴祥记、美英利、陈万兴、盛后记，蔡锷北路有蔡锦霞等鞋店，解放路有经济、新利长、中华利等鞋店。 靴鞋业分干货、水货两部分，干货是以上做布鞋的店铺；水货是做油鞋木屐的，集中在织机街、化龙池、大西门、墙湾、盐道坪一带，店铺有集义顺、万利昌、凌福太、中华兴、同利长、义兴隆、义和祥、茂记、福生长、罗布云、新盛祥、庆昌恒、盛俊兴、柳真光、萧和祥、杨福兴等40余家，职工百余人。 另有挑皮担部分。他们没有固定门面，挑起担子满街走，或放在大街小巷、别人铺面和住户门口，帮人家上布鞋，修鞋子。挑皮担的是行业一些老人，收入也要“信碰”，接货多，就多赚钱，冬天和下雨无事可做，是行三坐七，非常可怜。当时，把他们的招牌叫“靠墙太”。民初以来有200多人，到了民国二十四五年，人数减少，逐步消失了。当时修皮鞋的人，大部分是外行，极少数是鞋业失业工人，背箱子的多。 在民国25年，上下统计有店铺300多家，职工近2000人。 在清末民初时，没有同业公会和职工会的组织，行业传统是分南、北、本、外四帮。本帮人数最多，占百分之六七十，因为你在那帮学徒出师，就加入师父那一帮，为会员。各帮有各帮的祖师，孙宾庙为南帮的孙祖庙，在樊西巷唐家湾；北帮指湖北人，祖师庙设在鱼塘街湖北会馆内；本帮庙设在衣铺街乐心巷；外帮是各地来的，叫外帮。各帮庙内都立有祖师孙宾的神像，每逢祖师生日，开会庆祝，烧香、点烛，非常热闹。开会时，争论、扯皮打架是常事。帮庙3年一次推选管公的人，叫大爷、二爷、值年。又有会员名册，立有红簿。学徒出师入会，缴纳入会金银元1元，登记红簿，为会员。我父亲胡桂生被本帮选为大爷，管过一届公，3年届满，交给了下手大爷喻庆华。我父亲胡桂生是个忠厚人，没有文化，做工出身，喜欢帮人家的忙，做公事。工人有困难或者出师要找事，就找他，借钱、打会都找他。因此行业上的人都喜欢他，叫他胡老磨。在1932年，行业的老辈们认为做皮鞋、布鞋都要用粮食、灰面、糯米，得罪了玉皇大帝，便打黄醮向上天请罪，请我父亲经手。而我父亲丢下自己铺子冒管，专门带了两个徒弟，在坡子街火宫殿办理打醮的事十余天，正式请道人设堂，进表，祷告天地，用的钱是店铺筹助的。 北伐后，靴鞋业工人成立了职工会，负责人是易炳章、张桐生，后来是鞋业工会委员长。这一来，同业铺店也相继成立了同业公会，负责人是张金生（都正街张进记老板）、胡桂生（药王街胡顺兴老板）、林佩凡（八角亭和平店老板），属于长沙市商民协会。这是靴鞋业最早的同业公会。当时老板与工人发生纠纷，传统的解决办法是邀茶，一吃十几块光洋。有了同业和职业两会，就可以调解协商，邀茶的习惯就没有了。 行业厂店的创建历史 长沙自清末民初以来，较大的和著名的鞋店在青石街（即现在的解放路）、司门口一带。马洪记鞋店是当时最大而著名的鞋铺，生产的产品是青素缎布底，双桥、单桥广式鞋和毛呢无口鞋，青素缎无口鞋。该店创建较早，老板马裕厚是南京人，回族。师傅也是南京、武汉请来的回族人，做工认真，产品规矩，上线规定每粒米长要做三针，而且缎鞋子上得好，两边无折印，因此得名。爱尔兰兼营戏装、百货，招牌叫爱尔兰鞋帽百货庄，做的鞋子比较高级，皮鞋做西纹皮和汉纹皮，布鞋是缎子绣花女鞋，女演员穿的不少。老板周赓雅当时也有名气。还有法兰西、朱玉华鞋店，也兼售百货。司门口端履鞋店是前清做官靴的著名鞋店，龙干记鞋店是做小脚女鞋著名。其他鞋店有周履中、任太记、宾太昌、恒升等中小鞋店。做皮鞋，最早的是唐晋兴皮鞋店，老板是上海人，师父都是上海请来的。生产的产品是马靴（民国长官穿的皮靴）和进口西纹皮的皮鞋、接头皮鞋等高档产品。还有上海人在登隆街开的瑞龙皮鞋店，还有本地人开的中西皮鞋店和三益皮鞋店，以及府正街合胜利皮鞋店、徐维新皮鞋店、邬湘记皮鞋店、强华皮鞋店。强华皮鞋店老板陈嘉恒，人很聪明，做皮鞋，有时修理篮、排球，不久做起球来，是长沙最早做球的厂。该厂的生产独特，赚钱很多，发了大财。徐维新专做运动鞋、篮球鞋、足球鞋和跳鞋。他是学校毕业的，因对运动鞋有兴趣。邬湘记是做湘雅医学院和雅礼学校中外籍教授穿的栲纹皮甩头开口靴，一般是按脚样定制的多。李桂记鞋店和黄义兴鞋店在黄兴路（过去的南正街和学院街）。他们两家是做批发布鞋的著名店铺，其冲毛呢鞋日产千余双，销南、华、澧、安和衡、永、郴、桂等地百货店。 以上是一些较早的著名鞋店。民国以来，又陆续发展了一些较大的鞋铺，药王街的美利长、五福、大捷、云飞、四明、美利时、伟大、健飞等鞋店，黄兴南路的合利长、群力、大兴长、范协和、陈云记、中华利、经济、二友，北正街的湘记、胡桂记、吴祥记、英吉利、陈万兴，蔡锷北路的蔡锦霞、王福记，南阳街的皇天、天宫、陈春记、陈宏太等鞋店。 水货部店铺是一些老铺子，新增不多。民初以来，业务比较发达。其时人民习惯穿油鞋、木屐，还做有打鱼穿的靴子，当时销河南、汉口较多，油鞋、木屐店集义顺有时送货到河南、汉口。民国20年后，因穿套鞋的人增多，穿皮鞋的人也多了，水货部油鞋、木屐业务下落。民国27年，业务有好转。当时有巴陵人来卖油鞋、木屐，但也只是昙花一现，不能持久。至长沙“文夕大火”后，就没有业务了。于是有些店铺将废汽车轮胎剖开做板车条和皮鞋底，把这个业务打开了销路，因此得以维持。靴鞋行业在民国25年是鼎盛时期，大约统计有铺店300多家，职工人数有2000之多。 专做童皮鞋的铺店，都集中在都正街一带，有美儿新、陆俊记、唐宗凡、李源记、常顺兴、骆再记、张正记等，都是一些作坊，做好批给大店子卖。他们请工人也不多，一二个师傅，带学徒。后来由于做童鞋利润不多，就陆续改做大皮鞋，因此童鞋一直缺货。 雇工方式及生活待遇 私人鞋店雇佣工人，在经人介绍进店之前，首先要请这个店里的老师傅吃茶，叫做进铺茶，包点碟子一大迭，全由被介绍进店的工人会账。如果这个工人是行业中素未知名的，老板为了笼络人心，也有老板亲自到场，代为会账的，这是极少数。吃进铺茶是当时行业中的习惯，不履行，工人互相之间也难以搞好关系。不过后来，因为少数大店铺的老师傅人数太多，吃进铺茶对于一个刚进店的工人来说未免破费太大，也有改发香烟代替的。工人进店之后，还要通过在名义上不叫试工的试工，即首先发一双比较过硬工夫给你做，做好之后，送给验收房验收。如果验收房发了工折，收了账，继续发工夫，就表示这个工人的技术合格，可以在店做工。如果验收房既不发工折，又不发工夫，就表示对这个工人不满意，不能雇用。此工人就得自动离店，另找门路。也有少数老板采用通知介绍人的方式要你另谋高就的，这是一种比较客气的方式，很少采用。 工人在手里的工夫，必须倍加爱护，不得有丝毫刀伤碰烂，否则就照价赔偿。搞烂鞋子不仅是个经济赔偿问题，而是关系到这个工人的技术水平和名誉等问题，因而是当时认为最丢脸的事。甚至也有工人当天搞烂鞋子，感到没有脸面继续做下去，即于当晚交回工折，自动离店，不再上班的。所以工人操作时，必须对工夫十分关心、爱护，收工时，一定要用自己的围腰把自己的工夫裹盖得非常严密，稳妥可靠之后，才放心离开生产岗位。此外，工人在手里做的工夫，任何情况下，别人都不能拿着，否则就违反行规，甚至引起斗殴。 雇用工人，主要看重在技术上，而雇用营业员比雇用工人的要求要全面。营业员一般要有点文化、口才、品貌端正，服装要基本整齐，对待顾客要有耐心、态度和蔼。刚进店的营业员经常走掉顾客，生意不成交，就被看作是做生意水平低。营业员每逢春节、端阳、中秋三节，得提心吊胆，有被两个山字打迭解雇出门的可能。春节之前，老板辞退工人、营业员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直接向被辞退的工人、营业员表明态度，也有采取对需要继续雇用的工人、营业员分别表态，并说一句请明年早点来的。至于没有受到这种表态的工人、营业员，就意味着已经被解雇，只有卷起被子走路。如果工人、营业员一旦被发现有小偷小摸行为，除自动离店外，就连在这个城市其他鞋铺做工都无脸立足，当时叫做丢码头。这也是行规，同时也是当时工人、营业员对自己品行要求高尚的表现。 过去皮鞋工人的工资高于布鞋工人的工资，全能师傅的工资一般高于制帮或配底工序师傅的工资，营业员的工资略高于生产工人的工资。但工人一般都实行计件工资，手艺高超、技术熟练又舍得发狠干的生产工人，其实际收入也佳，高于营业员。20世纪30年代，工资是以银元计，每人每月工资约在18—20元不等，也要看所在店的规模大小而异。沦陷时期和抗日胜利之后，由于日伪时期的“储备卷”，民国政府的所谓“法币”、“关金券”等货币不断贬值，因此工人领了工资，经常买不到生活物资，后通过协商，改为以大米计算工资。计时工资，约在每人每月二石四斗上下，计件工资同样改按大米计算，发放工资时，按当日报纸登载的三等大米牌价计算。工人、营业员的伙食全由店方供给，平日素菜饭，每逢初一、十五、初八、廿三，每月4次打牙祭。工人睡觉，除美利长、五福、大捷等大店子备有上下铺的床位外，一般都是睡在店子里工场的案板上，或店堂内开临时铺，晚开早揭。有些人说，“手艺行业，前世不孝娘，今世学得匠，吃一世的豆腐老，睡一辈子的冒边床”。 长沙和平解放后行业的基本情况 长沙和平解放后，长沙鞋业全行业厂店在党的领导和工商联筹委会的帮助下，恢复了同业公会的工作。同业公会以胡炳乾、张少华为代表，与工商联筹委会联系和新职工会联系，办理支前借款、工商业税收工作以及劳资协商会、靴鞋业分评会成立等工作。支前借款和行业工商税收，是由工商联筹委会和市工商税评会评定，再由行业分评会评定。评定各户税收，是一项艰苦复杂的工作。每评一次税收，分评会夜以继日工作。我是市评会委员兼行业分评会主任，为了搞好税收工作，总是通宵评议，经过艰苦努力，才能把税收入库搞好。后来建了大户查账户，才逐步走向正常。接着办理工商登记。旧长沙，由于国民党的军政机关曾经一度集中于此，使得长沙完全变成一个消费城市，繁华一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生活朴实，消费突然下降，企业的生产任务暂时不足。再加上一般老板眼看着其在企业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不能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随心所欲了，于是消极经营，致使企业濒临困难的境地，工资发不出。有一段时间，个别鞋厂几乎断炊。同业公会和新工会为了维护企业的存在，在工商局和劳动局的领导下，举行劳资协商。当时工商局方启同志和劳动局马群同志，经常到会指导协助工人当家作主，采取自觉减工资、度淡月、轮换在厂工作、参加修建飞机场国防建设等办法，以克服暂时困难，从而使私营企业得以维持，不致倒闭，工人不致失业。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制度逐渐形成，没有工作的人都有了就业机会，人民安居乐业，人与人之间差距大大缩短，加之皮鞋价格大为降低，穿皮鞋的人日渐增多，当时最为盛行的销售量最大的品种是青纹皮正胎底皮鞋，但是各私营鞋厂的实际生产能力大于销售能力的矛盾仍然不能得到完全解决。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广大消费者对于货真价实的信赖，已完全转向国营商业。为了解决当时私营鞋厂实际生产能力大于销售能力这一矛盾，在工业联社的支持下，1953年在行业成立代表户和做市面的加工订货。大捷代表户，包括美利长、五福、健飞、四明、湘记、大兴长、群力、新利长、周正记，北门蔡锷路的蔡锦霞代表户，自救二组和实践鞋厂、做布鞋的曾广材组等，集体承接市面加工订货。方式是由代表户承接，按户分配生产任务，完成以后再由集体交货，并结算货款。这个集体组织的建立，为下一步党对城市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1956年元月，长沙市根据当时手工业联社对城市手工业进行改造的规划，在行业成立合作社。当时的实践生产组和蔡锷路蔡锦霞代表户和都正街一带作坊，规划为一制鞋社；自救十组和南阳街一带皮鞋店，规划为二制鞋社；曾广材组包括樊西巷、黎家坡为三制鞋社；北正街一带规划为湘江制鞋社；大捷代表户规划为四制鞋社。但大捷、美利长等几户，为便于领导起见，将这几户的门市部的老板和营业员规划市百零贸处，实行公私合营。当时司门口为百零贸处一门市部，由我当主任。大捷鞋厂的陈松筠和大兴长的范律怀是规划四鞋社，但只有2个多月，四制鞋社被撤销。因当时职工群众根据其他行业对私营企业的改造情况，4个职工以上的户应走公私合营，向联社反映。上级同意将这几户公私合营，定名为大捷制鞋厂。 与此同时，原于同年元月归口市百零贸处的门市部营业员及鹤鸣、大中华、拔佳、永华4户商业户重新拨回，与大捷制鞋厂一起合营。经市轻工业公司安排陈松筠为副厂长，我为供销股长。大捷鞋厂改为长沙制鞋厂，1966年4月改为国营长沙制鞋厂。其他一、二、三鞋合作社改为长沙市第一制鞋厂（即现在的橡胶皮鞋厂）、第二制鞋厂和第三制鞋厂、湘江制鞋厂。 同业公会与我的情况 长沙市靴鞋业，传统是分南、北、本、外四帮，各帮有自己组织的祖师孙宾庙。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工人成立了工会，因此，同业公会也相应成立了。当时同业公会负责人为张金生（都正街张进记鞋店老板）、胡桂生（药王街胡顺兴鞋店老板）、林佩（八角亭和平鞋店老板）属长沙市商民协会，会长左益。工会理事长易炳章、张桐生。当时老板与职工在行规上经常发生纠纷，动辄是邀茶，就把南北四门的工人、老板邀来吃茶、讲理。每次会账的是老板，要花费银元10多元。后来成立了同业公会，如果劳资之间、同业与同业之间发生纠纷，就由同业公会出面与工会协商解决。这样也就不会闹得满城风雨，问题也容易解决，邀茶的习惯就没有了。 到了1930年以后，同业公会改造，理事长是美利长的朱海涛，常务是周贵吾、王菊林。最后几次改选，理事长仍是朱海涛（因他铺子大，又有钱），常务是我和刘生柱、范律怀。靴鞋业的劳资纠纷比较多，而且同业之间的小店历来对朱海涛的看法不好，认为朱海涛垄断行业，不关心小店利益，烂价等，使行业小店难以生存。后来相继出现了五福、大捷等，都是与美利长竞争。劳资纠纷也是美利长和几家大店多，因为他们雇请工人多。 1946年，商会要按行业成立区队，当时理事长是朱海涛，他就极力要成立，因为怕三青团把工人都吸收了，因此要成立同业区队，区队长是刘建勋（北正街建国鞋店老板）。因此在他的主持下，成立了靴鞋业16区队。在成立那天，派我代表同业公会参加，我去了，但在开会时就走了。我又不是团员，从未参加过他们活动。过了2个多月，由刘建勋送来3份聘书，聘请我和刘生柱、张少华3人为区队指导员。当时我认为，反正我未参加，也未想到后果，未将聘书退去。这个组织几个月后也就散了。到1952年反动党团登记时，我心中无愧，去公安局问了一下是否应该登记。西区公安局的答复是，你有这么一回聘书，登记一下好些。我还找刘建勋，问了一下组织情况，什么人是二分团团长，什么人是分队长，几个分队，才登记了。到1958年，肃反运动时，厂里硬把我搞成了历史反革命，并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但厂里仍然要我搞供销工作，经常出差上海、北京，至1966年文化革命，我才下车间，接半成品收发工作，到1979年才摘帽。 1949年下半年，我代表行业和张少华办理迎解工作，在药王街两头街口做木栅，做护厂保厂工作，办理支前借款和工商业税收工作，后来办理工商登记和行业劳资协商工作。我是工商税市联评会委员和行业税评会主任，搞行业税评工作确实是夜以继日，有时通宵评议，为了公平合理，争得面红耳赤。还要帮同业厂店搞好劳资协商。我搞了外边，自己铺子根本未管，让我爱人去做，铺子还有几个工人要事做，我也无法顾及，甚至要垮了。当时同业大小店铺都辞退工人，而我一个也留了，还修饰门面，迎接长沙解放。到头来，自己造成极大困难，后来还是找工人协商，他们存薪保本，做加工货，这样才使企业没有倒闭，工人没有失业。1956年，和职工一道进入公私合营长沙制鞋厂。（本文作于1982年） 原载：《长沙老字号》湖南地图出版社2009年9月 主笔、特邀编辑：陈先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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