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照相业的老字号 朱振三
镜蓉室 中国照相行业历史不长，最初出现于沿海一些大城市。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广州珠江南岸开始有“宜昌照相馆”之设立。 长沙最初的一家照相馆是镜蓉室，创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设于当时市中心区的药王街。创始人瞿瑞卿，长沙西乡回龙洲人。瞿家境宽裕，曾饱读诗书，人称“瞿二相公”、“瞿秀才”，因久学不第，常往各地游览。到上海时，值摄影术传入不久，初开的几家照相馆轰动全城。瞿亦被吸引，常去像馆观看攀谈，逐渐与像馆中人建立起一定的友谊，进而了解到一些照相知识。回到长沙后，即着手筹设照相馆。后又多次去上海参观学习，并请来一位姓胡的师傅，购回照相器材。于药王街开设小型照相馆。瞿本人参与照相冲洗等操作。开办之初，很受群众欢迎。许多好奇者来店照相或围观，小小的店堂内外几乎整天挤满了人。因为当时国内各中小城市，仅有画像店，即用水彩或墨炭画成人像，或在瓷版上描画，经火成瓷像。但神态往往失真，且又收费昂贵。今见镜蓉室像馆用银版摄影，洗出来的相片逼真，价亦较画像便宜，所以拍照者日多，熙来攘往。但该店受技术设备条件限制，只能在天气晴和的正午前后的短时内，拍摄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约一年以后，瞿又陆续从上海请来二位技师，并着其青年子侄多人参与学习照相冲洗等工艺，人力得到充实，业务范围随之扩大，从此生意兴隆，获利不少。三五年后，由小小的照相室扩建成一家颇具规模的店面。1915年镜蓉室改名为镜中天照相馆，由其子瞿和生及姨侄萧春生主持店务。瞿瑞卿本人对于店中的经营管理很少过问，仍常出外旅游。瞿和生死后，其子外号“钱少爷”沉湎酒色，任意挥霍。店务由堂兄瞿紫照主持。此时继起的南绘素楼、白东波、金粟影等照相馆相继开设，镜中天的业务日趋衰落，到1933年已难支持，由瞿家亲戚朱巨和、朱登仕兄弟参股，继由朱登仕备价顶下来，仍用镜中天的招牌。原在镜中天的瞿照、李玉林等技师继续在店内工作。因朱亦是大少爷出身，对摄影技术既不懂，又不钻，经营不力，业务更差。后虽改名燕燕照相馆，力图振兴，终因管理无方而破产，将店子转让给戴康候作为新华照相馆分店，后来该店毁于1938年的长沙大火。镜蓉室——镜中天共经营30余年。 南、北绘素楼 正当镜中天照相馆兴旺时期的1910年前后，顾湘泉在福源巷开设南绘素楼照相馆，左顺臣在西牌楼开设白东波照相馆，李荣轩在药王街开设金粟影照相馆，周瑞庭先在走马楼后在南阳街开设二我轩照相馆。在此同时，还有日本人石井于金线街开设石井照相馆。石井本人主持照相冲洗，其妻亦日本人，担任修理。石井夫妻对于照相工艺非常保守，暗房冲印和修理都设在楼下密室，不让外人进去。石妻死后，才雇用中国工人张九芝等二人参与修理工作，其他工艺仍由石井本人操作。未几，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诞生，照相业务更为兴旺。南绘素楼、白东波、金粟影等照相馆均有大的发展，分别加雇人员，增带学徒，有的多至10余人。而石井照相馆却仍保持其原有规模。1926年后北伐战争胜利，长沙照相馆的业务更趋繁荣，大批军人涌入照相馆，拍摄复员相片，由于数量多，难于一一清点装套，只好用箩筐装着，让顾客自己翻寻。在市场景气刺激下，这些相馆的部分职工，先后自己出来或被人挖雇离店，在药王街、走马楼、府正街等处另立门户。北绘素楼、锦华丽、裕新公司、华丰、四明、光华等照相馆即于此时出现。除四明、光华两户外，上述4家（即北绘素楼、锦华丽、裕新、华丰）加上镜中天和金粟影，共六大照相馆，集中在短短的一条药王街。这条街成为当时长沙市的繁华街道之一。 这些新开的照相馆，多是占地很宽的新建二三层楼房的铺屋，每户雇用工人一二十人，多系由上海、宁波、汉口等地城市请来的技术较高的师傅，每人每月工资多达光洋四五十元，这在当时长沙的商业中是少有的。其摄影技术和设备亦有较大进步，如南绘素楼、镜中天、白东波等几户，已设有玻璃棚日光照相，所用的机具材料都是从英、法、德、比各国进口，感光片是英国依尔福大红牌、船牌玻璃干版，镜头是德国制造，既大又长（6—8市寸），感光极慢。拍照时，被照人坐在一张靠背椅上有只特备的叉子凳上，须紧靠背，让叉子把人头叉紧至不能移动，摄影师才将镜头上盖子揭开，并念念有词（数字），需要好几分钟才能照完，底片一律用大暗合，各装（4—16寸）玻璃干片一张。一般多照4、6、8寸，没有1—3寸的。如要小照片，亦须交付4寸相片的价款。他们用4寸片给你头部照小点，印像时少印出一部分，名曰4寸缩小。至1927年前后，才加用水银灯和电粉补佐日光照相感光的不足。到1934年前后，裕新公司、四明、蓉光几家新照相馆才部分改用电灯光照相，但仍以日光楼拍照为主，突破了过去只可在白天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照相的时间局限。照相品种亦由过去只能拍照，不能放大，只有无光纸半光纸，发展成为日夜照相放大，既有无光纸又有半光纸和大光绸文美术着色等多种多样。湖南省照相业历来重视修工，在价目上分全身、半身像，同样一份4寸像，照半身光洋一元，全身的只收八角。店内职工除工资外，伙食亦由企业免费供应，年终还要分红。当时赚钱较多的要算北绘素楼。 蓉光照相馆 蓉光照相馆的前身是光华照相馆。店主梁兆莘兄弟3人均出身于照相业学徒。梁兆鹏为长兄，原是南绘素楼学徒，出师后，转入锦华丽帮工。其弟梁兆莘入锦华丽学徒，即拜在梁兆鹏名下。后来梁兆鹏、梁兆莘又带其弟梁兆雄为徒，于1928年开办光华照相馆于走马楼曲园酒家楼上，当初是一个小店，带有6个徒弟，协力经营，业务发展很快。后又吸收学徒邹子庄等13人，加速培养技术人才，实力更为雄厚。当年湖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等大专学校的毕业像，都由光华独揽。在短短的五六年内，业务突飞猛进，获利甚多。因所租曲园酒家房屋不够用，改在府正街购地新建三层新型铺屋，开设蓉光照相馆，并代理新昌照相材料行长沙分行的业务。为了业务发展的需要，再次招收了学徒13人。这时的蓉光照相馆，既有光华作后盾，又有新建的第一流大型店堂，技术力量雄厚，原材料充足，乃大打开张，大肆宣传，以赠送五彩大像（即按原价照4寸美术像一分，加赠8寸彩色放大像一张）为号召，一时全市轰动，顾客蜂拥而来，从早到晚排座等候，两部大座机，十几个人连续不停地工作，仍照不完，乃一方面委托光华代照，并发售预约票。每天收入光洋1000多元，打破了行业的记录。该店以梁氏兄弟三人及第一、二批学徒，共计20余人为主力，连同全店其他职工共三四十人，每天操作到深夜一二点，赶制像片，这样忙了一二个月，共盈利光洋四五万元。 在蓉光照相馆大打开张，吸引大批业务之际，其他相馆亦从而仿效，但因人力不足，不能与之抗衡。个别店虽一度降价竞争，不几天便停止。其中实力较强的北绘素楼自恃企业名声大，高级军政人物上门照相的多，又有技术精通的技师戚家胜（江苏人），拍摄大型团体长片多，稳扎稳打，得以保持现状。 蓉光照相馆的业务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与梁兆莘的善于经营是分不开的。粱兆莘在主持店务期间，能刻苦钻研技术，在吸取新工艺、培养新生力量等方面，不遗余力。他本人文化水平虽然不高，对照相原材料上的外文不能理解，但对已经掌握的一部分工艺，经过反复实践，逐步有所提高。他常去上海、汉口等大城市参观学习，向先进同业吸取新的经验，购置新的机件，使店里的技术、设备不断更新。当时我市其他照相馆多沿用日光照相，每至下午四五点即停止营业，蓉光改用灯光，可日夜照相，质量亦大大提高。他在培训学徒方面，尤能尽心教诲，严格要求，除教导学徒操作外，对其作品，凡不符合要求的，一律限时返工。他先后培训出来的3批学徒30余人，后来多成为长沙照相行业的技术中坚。抗日战争胜利后，蓉光照相馆在中山东路复业时，仍有不少早已出师的学徒，留在该店工作，一直跟着梁氏兄弟数十年。从光华于1928年开业起，至1950年蓉光照相馆于府正街原址停业止，先后经营了22年。 凯旋门摄影社 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全市各照相馆均沦为废墟。原有店主多逃离长沙，工人则相率失业。约一年后，部分失业人员为了生计，由几个人一起，凑合一点破旧照相机具，利用火后空地余墙，搭盖起一些临时棚屋营业。几年后，少数小店，又发展成为粗具规模的正规照相馆，其经营者亦由失业店员、工人变成了小企业主。如朱泉馥、陈寿眉、王楚云、阳绍云和我，都是这样搞起来的。群众称我们为“火烧老板”。其中比较突出的为凯旋门摄影社。 凯旋门摄影社是由我发起创立的。我14岁（1934年）到镜中天照相馆当学徒。1936年到中山路新华照相馆帮工。1938年因新华毁于“文夕大火”而失业。次年邀同原在新华帮工的邓子云、任心田等7人各集资百元，在新华的火后废墟上搭盖起临时照相棚，起名新华光照相馆，业务还好。翌年移往中正路（即现在的解放路）口中国内衣公司火后临时盖起来的前楼，略加修葺，开设大明照相馆，仍系合伙经营。1944年，日寇攻陷长沙时，我已先期去广东采购材料，不能回长，只身逃难到广西全县，与由长沙逃出来的店中人员刘文华、陈甲三等人会合，大家均苦于无以为生。后与逃难到冷水滩的长沙蓉光照相馆店主梁兆莘兄弟商量，决计同往贵阳筹设照相馆，由我先去筹备。这年冬天，我与梁等在贵阳市合股开设长沙大捷摄影社。店内工作人员全是长沙原蓉光、大明照相馆的人。由于全店人员的共同努力，和在贵阳的湖南同乡的支持，大捷的业务颇好。1945年8月日寇投降，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纷纷拍照纪念，成为一时风尚，我店营业更加兴盛，获利不少。不久，我被推先回长沙筹备复业。旋与戴焕章、邓庚源、刘文华等人合议组识凯旋门摄影社于药王街，经过半年筹建，于1946年3月1日正式开业。这时照相业中先后回到长沙开业的有青年、蓉光、新新、金星、大明、天明、白宫、国泰8户，原来留长沙的有云芳、王开、湘亚等户。至1947年，全市共有大小相馆20多户，职工共约200人；并已组成长沙市照相业同业公会，由梁兆雄、陈寿眉、郑云发等人先后担任公会理事长；周岳林、陈更新、李应魁、段家莹等人主持公会会务。是时，同业之间竞争激烈，经常出现某某照相馆以打开张或成立周年纪念为由，张灯结彩，雇用乐队在店里吹吹打打，或上街游行，散发廉价照相及赠送五彩大像的传单，以广招徕。一些小户鉴于力量不足，便几家联合起来，与大户抗争，以致同业之间相互仇视，曾多次发生武斗，凯旋门的店房一度被同业捣毁。经过一二年的竞争，弱的垮了，强的愈强。当时凯旋门摄影社依靠自己的人力、财力和经营管理的优势，在竞争中得到相当大的发展，不到两年就跃居原执长沙照相业牛耳的云芳照相馆之上。直至1949年，凯旋门的业务一直为全行业之冠，店内人员达二三十人，全年营业收入光洋3万元左右。 云芳照相馆 在此之前，云芳照相馆的业务在同业中一度领先，因为当时的云芳有些优点，还非其他同行可比。 云芳照相馆创办人郑云芳于1924年在安庆创设云芳，店中工作人员全是自己的家属，至1937年已为安庆市照相业中的独资大户。抗日战争发生后，郑逃难来到长沙，先在北正街美西司澡堂四楼营业，仅100天，即遇长沙大火，一度转到乡间。不久回到长沙，利用民众俱乐部（今青少年宫）火后残垣临时营业。后迁交通银行残址。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在伯陵路（今蔡锷路）租用安徽会馆余坪，自建简易店房正式营业，备有摇头照相机，一度成为长沙颇负盛名的大照相馆。其时湖南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常去该店照相；各种重要会议的团体大像，几乎全归该店包揽，因此业务极盛一时。云芳照相馆先后经营43年。郑云芳本人于1950年病故。 郑云芳自幼刻苦学习，在安庆的日本人开的照相馆学徒时，日本人对技术严格保密，不让郑得知冲片药方，却令他做冲片杂务。郑暗中将各种盛药瓶子一一过秤，待日人配方后，再秤原瓶一次，从而得出各种药量，掌握了配方秘密。郑对照相工艺，几乎样样精通，可用手机分段拍照，再合印成整张团体长片，不露痕迹；又能在一张团体像上换人补人，宛如原照。既擅拍摇机长片，又会修理摇机。在开展业务方面，亦有独到之处，如云芳初到长沙，业务没有打开，他就主动到各大医院，先拍外景，进而在医师看病、做手术、搞科研活动时义务拍照，深受医务人员的欢迎，因而招来许多生意。他工作认真负责，遇到顾客照相时衣领、袖口不整，都细心予以指点关照。对每张照片他都详细检验，如发现稍不合格，立即返工，毫不吝惜。因此深得顾客好评。这些优良传统，足供同业学习。 其他 20世纪50年代初长沙本市照相业有大、中型照相馆14户，除凯旋门、云芳、蓉光外，还有蔡锷路的国泰、福记、新新、白宫，黄兴路的天明、青年，中山路的庐山、王开，府正街的蓉光，北正街的湘亚，登隆街的国际等。散布于市内外的小店，共约30户，计240余人。其中少数大户已改用灯光照相为主，其他各店则仍用自然光拍照。所用材料95%以上都是美、英、德、法、日、比利时等国产品。其中美国柯达公司，英国依福尔公司，德国矮克发公司，在中国各大城市都设有洋行，直接经营，或委托中国代办商如华昌、新昌、冠谌等材料行，代理业务。这些外商和代理商，在中国各中等城市也设立了一些分支机构，经销其产品。设在上海的唯一的一家国产筱纺纸厂，由于资金、技术、设备还不及外商，又得不到当时的政府的支持，其所产感光纸质量还逊于进口货，故产销量极少。国产药料也只有少量初级品种，主要是苏打、硫养、碳养3种。在照相机具方面，上海出产过铁木结构的座机，但外拍机，各种照相镜头，手相机均要由国外进口，每年流出大量硬通货。当时的政府对此从未重视。 附注：笔者于1934年进入长沙市照相行业，一直在本行业工作，不曾间断。本文所述各节，除1907—1934年的部分内容，系同业前辈所口授外，余均系本人的亲身经历。但因全凭记忆写成，漏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同行及熟悉情况的同志赐予补正。 （本文作于１９８２年） 原载：《长沙老字号》湖南地图出版社2009年9月 主笔、特邀编辑：陈先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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