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1920年，与郑振铎、叶圣陶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提倡“文学为人生”的主张。l937年来长沙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其主要作品有《蚀》三部曲，《虹》、《腐蚀》和长篇小说《子夜》，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风景谈》和《白杨礼赞》等。

烽火连天的日子

茅  盾

    1937年10月10日中午，我们到达长沙，达人和她的侄女小胖（这是她的小名）已在车站等候。我们又乘黄包车来到长沙城外白鹅塘一号达人的家，黄子通穿着一件直贡呢的袍子，迎出房来，看风度，一点不像是在外国吃了七年面包的洋博士。寒暄之后，黄子通就问：你们是坐黄包车来的吧，多少车钱？我说了一个数。他叫道，看，又给他们敲竹杠了。接着他就介绍长沙黄包车的特点：身穿长袍，漫天要价，拉车不跑。的确，我们坐上黄包车后车夫并不跑，而是一步一步地走，而且都穿着长袍。子通说，所以长沙的黄包车除了老年人和带行李的旅客，没有人坐。

    我把话引到孩子们上学的问题。达人说，长沙的中学是男女分校，我们已经替你们联系了两个，都是名牌中学，亚男去周南女中，阿桑上岳云中学。小胖又对两个学校作了补充介绍。她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流亡”到长沙，暂时在湖南大学借读，等平、津的大学迁来长沙后，她再回校。她对长沙各中学的情形比较熟悉。我说，那么明天我们就去报名。达人道：急什么，休息两天再去罢。我的女儿插嘴道：不是学校已经开学了吗？还是早点去好，免得功课愈脱愈多。又问：还要考试吗？小胖说：大概要考一下。黄子通说：我们已经托人对学校讲过，所谓考试也是做个样子。小胖说：还是准备一下好，周南是比较认真的。

    第二天，女儿要作考试的准备，儿子却不愿准备，就由我陪他去岳云中学。果然很顺利，由教务主任问了阿桑几个问题，再让他写一篇作文，就算录取了。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引起了一点虚惊。在教务主任已经同意我们去办入学手续时，走进来一个剃和尚头的中年男子，他得知我的儿子是新来的学生后，突然指着阿桑的头用浓重的湖南方言说道：这不行！我弄得莫名其妙。他见我不理会，又一叠声道：这不行！这不行！幸亏教务主任插进来解释道：这位是体育教员，他说令郎的头发不合规定，这里的学生一律剃光头。我看了看儿子的满头黑发，也顾不得征求儿子的同意，连忙说：这个好办，我们现在就去理发馆剃掉。那位体育教员一摆手道：不用去理发馆，学校就能剃，现在就剃。说着一转身就出了门，几分钟后领来一个提着白布小包的理发师。于是我的儿子就在那间办公室里剃起头来，而体育教员站在旁边看着。等到剃光头发，他在我儿子的光头上拍了一下，说了声：“好！”就出门扬长而去。后来听孩子说，这位体育教员是行伍出身，大老粗，是训育主任带来的人，而训育主任照例是省党部派来的。

    周南女中不同，认认真真考了亚男一上午，这是在我们到达长沙的第四天。不过亚男的功课向来很好，果然下一天学校就通知录取了。当我带着孩子联系学校的时候，达人为孩子们买了棉胎，缝了被褥。第六天一早，我就把亚男也送进了学校。我嘱咐孩子：每周给妈妈写一封信，星期天到黄先生家里去玩。

    回到白鹅塘一号，我对黄子通夫妇说：这几天打扰你们了，明天我就回去了。子通跳起来道：这不行，无论如何不行，我已与湖大讲好，请你去湖大作一次讲演，消息已经传出去了，只是这几天看你忙，还没有对你说，你明天就要走，这怎么行！你就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也要再留几天。我说：实在不敢多耽搁了，我担心上海战局发生变化；不过湖大的讲演我一定去，你看什么时间好？黄子通说：我这就去学校商量，说完拿起雨伞就走了。长沙是个多雨的城市，据说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日子有雨，我这次到长沙，就没有见过晴天。从黄子通的寓所到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要走半个多小时，还要渡过湘江，平时黄子通是坐包车代步，而且那位黄包车夫经他和达人的训练已能“健步如飞”而不再“踱方步”。但今天不是上课的日子，车夫不在，子通就只好自己冒雨走去了。快开晚饭时，他兴冲冲地回来了，进门就喊：办成了，后天下午两点。

    黄子通的寓所是独门独院，里面有一栋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子通夫妇住在楼上，楼下住着子通的弟弟（也是一位洋博士）和女仆等。院子另一头是房东家。房子很宽敞。次日下午，我正在楼上子通的书房里准备讲演的提纲，忽听楼下的女仆在叫：“沈先生有客。”一会儿达人走上来对我说，一位姓徐的老先生要见你。我走下楼，看见一位皓首老人，两眼炯炯有神。我不认识他，正想发问，他已站起来自我介绍道：我是徐特立。噢，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红色教育家！我紧握他的手问：听说您在陕北呀？他说，才回湖南几天，在这里筹备中共驻长沙的办事处①。我十分激动，因为徐老是我在抗日战争开始后第一个接触到的以公开身份活动的共产党人，而这样身份的同志已有十年不见了。我们一见如故地畅谈起来：国共合作问题，战争形势，以及到长沙的观感。他问我：你对长沙有什么印象？我说：这几天光顾了孩子上学的事，没有留心观察，但有这样的印象：战争的烽火似乎尚未照亮这里的死水塘，仅仅是积年沉渣泛起几个气泡，染上了一层抗战的色彩。譬如前天我带孩子顺路游览了市内的动物园，使人吃惊的是，在一个铁笼子里竟然关着一个疯子，任游人观赏！真是人畜不分了！徐老说：是呀，何键的十年统治已把湖南变成了地狱！但愿这场战争的烈火能把所有的污垢烧个干净。徐老还谈到文学，极力称赞我的短篇小说《大鼻子的故事》。谈了一小时，我送徐老出大门，临别时我问他：您怎么知道我到了长沙而且住在这里的？徐老微笑道：我有“耳报神”。

    湖南大学的讲演如期举行了，听众不少，但我已记不得讲的什么题目了。

    1938年1月3日我们到了广州。本来我们不打算在广州逗留，也不想惊动别人，可是在车站上一打听，北上的车票三天之内的都已售完，无奈，只好去找夏衍。夏衍在上海撤退后即来广州复刊《救亡日报》，继续担任主编。他答应帮我买车票，又要我为《救亡日报》写文章。我说，我“脱离”抗战有三个月了，实在无话可说，还是等我到长沙之后再给你写罢。但经不住他的软磨，最后还是写了一篇杂文《还不够非常》，就我在内地几个城市所见的“和平”景象发一点感想。

    过了两天，一个年轻的广东人叶文津给我送来了两张八号的车票。1月8日，又靠叶文津的帮助我和德浊总算挤上了北上的列车，并且还占到了两个座位。车准时开出南站，可是刚到西站就停下了，说是前面有障碍。这一等就是一天。许多广州旅客都回城里去了，只有我们这样的外江佬仍死守在车厢里。幸而傍晚车又开了，一路上走走停停，捱到12号总算到达长沙。

    我们仍寄住在黄子通家里，两个孩子已放寒假，就住在一起。现在需要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是带着孩子全家去武汉，还是我一个人先去探一探路？陈达人一家还有德沚都赞成后一方案。达人说：我和德沚有五年不见面了，我是不让她走的。德沚则要求我在汉口先把房子找到，“我们住得起旅馆吗？”她反问我。黄子通的意见是：快过阴历年了，你们旅途上也劳累了，在这里休息几天，等过了年沈先生再去汉口打前站。最后一致通过子通的方案。

    既然要在长沙逗留半月之久，我就把生活从“战时”状态改变为“平时”状态——写文章、访友和观察社会。长沙在这三个月中有了触目的变化：大街两侧的墙上贴了大幅的抗战标语和宣传画；打着小旗的女学生募捐队不仅在街上走，而且挨户拜访长沙的深宅大院；书摊上摆着《毛泽东传》、《朱德传》这一类的小册子，而且销路很好；拄着棍子的伤兵满街游荡，连宪兵都怕他们三分，戏园子里的观众他们占了三成；敌人飞机来过一次，放过两次空袭警报，因而挖防空洞大为兴盛，除了政府向老百姓收了300万防空捐外，官绅家里都掘了深坑；此外，抗日救亡工作也开展起来，国民党党部的官老爷又摇身一变而为“抗战官”。最后这一条，我未亲眼目睹，而是听张天翼讲的。

    张天翼是湖南湘乡人，抗战开始，他也像其他许多作家那样“落叶归根”，回了老家。他到长沙已经两个月，参加了当地的一些抗日救亡工作。他和我谈了不少长沙的趣闻轶事，其中就有那样的国民党“抗战官”。我告诉他，生活书店要我去编文学杂志，希望他能为创刊号写点东西，最好是短篇小说，现在大家都写报告文学，小说写得少了，而要办好一个文学刊物，没有小说是不行的。

    我在长沙见到的朋友，除了张天翼，还有田汉、孙伏园、王鲁彦、廖沫沙、黄源、常任侠等。田汉和廖沫沙在编长沙新出版的《抗战日报》。16日，以他们这些“外来户”为核心的长沙文艺界还为我举行了一次欢迎茶话会，徐特立也参加了。徐老在茶话会上的即席讲话，有几句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不赞成青年们离开湖南到陕北去，他认为目前在湖南工作比去陕北更重要。后来，我在写《你往哪里跑？》（即《第一阶段的故事》）的《楔子》的时候，就把徐老这个观点写了进去。

    我在长沙还遇到了许杰和朱自清。朱自清是随清华大学迁来长沙的。我们曾渡湘江到岳麓山聚会了一次，还游览了“爱晚亭”。

    在长沙小住时，曾应长沙文化界之请在“银宫”作了一次公开讲演。在讲演的下一天，有一个20多岁的青年来找我，说是昨天听了我的讲演，才打听到我的住址的。他爱好文学，想聆听我的教诲。我以为他是想问问写作方面的问题，或者拿出他的习作让我批改（这是一般的青年文学爱好者常常要求我的）。谁料不是，他与我纵谈了文艺上的诸多问题，从外国的谈到中国的，从古典的谈到现代的，所提的问题很有见地，尤其他对当前的战时文艺发表了甚为精辟的意见。他思路敏捷，许多观点很能与我一致。我不禁惊讶于这个青年人的才气。他觉得抗战以来文艺刊物太少了。我就告诉他，我有意思办一刊物，但须先到汉口去一次才能决定，如果办成了，希望他能支持。他告诉我他是湖南人，但在北平上的大学，抗战开始，才与新婚的夫人回到长沙，现在母亲和姐姐还在北平。他的名字叫李南桌。

    在长沙逗留期间，我写了五篇文章，三篇是还《救亡日报》的笔债，一篇是为《少年先锋》创刊号而作，另一篇是我得知钱亦石病逝上海后写的悼念文。《少年先锋》是宋云彬在汉口办的一个儿童刊物，他写信请我担任挂名的主编（另外三个主编是叶圣陶、楼适夷和宋云彬），并且要我为创刊号写一篇文章。

    给《救亡日报》的三篇文章，一篇是赞扬当时在文坛上十分活跃的诗歌运动，认为“就文艺的各部门而言，诗歌最能深入广大的民众。这一文艺的武器现在已开始发挥它的威力，它一定还要向前猛进。”我认为当前新诗歌的特点有三：一是步步接近大众化；二是并不注意技巧而技巧自在其中；三是抒情与叙事熔冶为一，不复能分。这篇文章题目叫《这时代的诗歌》，是我在路过广州时读了蒲风、林焕平、黄宁婴、雷石榆等人写的七八本诗集而发的感想。

另一篇投给《救亡日报》的文章叫《第二阶段》，文中我对“第一阶段”的抗战文化工作提出了一些带原则性的意见。文章说；“我觉得过去我们把抗战时期文化工作的范围太限于‘抗战’，太把题目看死了；我们歌颂我们将士的英勇，我们指斥敌人的凶暴，我们揭发敌人内部的矛盾，掀露出它的‘泥腿’来，我们又解说何以我们必得最后的胜利，一一我们做得很多，而且很好，但是太粘了‘抗战’二字‘死做’，现在有人慨叹于抗战刊物内容之‘差不多’，我觉得这‘差不多’的病源未始不在太粘住了题目。”文章又说：“文化工作的部门是众多的，有些部门的性质，似乎离抗战的需要很远，如果固执地要求此等部门的专门研究者以其所学来服务于抗战，未免为难。时代要求我们把力量贡献于抗战，但这并非说除了直接拥护抗战的工作而外，其他的文化工作就成为多余；直接工作而外，尚有间接者在；即使连间接也不是，但既属文化工作，则虽不切于目前的急需，自有存在的价值。抗战即使延长十年八年，终有结束的一天，而超时代的永久性的学术研究，则将为民族永远实用而享受。我们需要多数文化人从事于目前工作，——抢救民族的危亡，但我们也需要有少数的文化人——专门家，埋头于将来的永久的事业。”这篇文章是有感于当时接触到的不少大学教授的烦恼而写的，这些教授虽有满腔报国的热忱，却又为自己所学的专长报国无门而痛苦。 

    摘自《烽火连天的日子》(回忆录C二十一)

    原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①系指八路军驻湘通讯处。

辑录:陈先枢 杨里昂 彭国梁

原载:《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