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君匋

钱君匋（1907-1998），浙江桐乡人。著名书法家、画家、篆刻家、书籍装帧家。 曾任西泠印社副社长、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及上海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及上海分会名誉理事等。钱君陶的绘画，笔墨简洁，苍劲老辣，意境高古；书法篆、隶、草、楷皆工，尤以质朴灵动的隶书独步书坛；篆刻宗秦汉，在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后另辟蹊径，匠心独运，计白当黑，收放自如，边款长跋，诗文自撰，有过前人之处；收藏宏富，精于鉴赏。

在长沙的日子里

钱君匋

 “八一三”一声炮响，日寇便大举进攻上海。当时我住在日寇登陆的虹口唐山路，正好首当其冲。这一带的居民都纷纷向苏州河南岸撤退，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不久我就回到了老家浙江的屠甸，住不多时，金山卫日寇又报登陆，在这种情况下，估计故乡的沦陷不出一个月，到那时我们只好再想法他迁。

一个天气极其沉闷的傍晚，我们就上了仅有的一艘船，直奔湖州而去。夜色里的风声水声送我们到了袁家汇，住不到一星期，日寇的炮火又向这里扑过来了，破墙上的砖瓦都在炮声中颤抖，我们只得再卷起铺盖，向梅溪、鄣吴村一站站撤退，到了安徽的广德，只见广德城里是一盆大火，烧得正旺！我们在一位农民家中的空屋里住了一夜，竟被一批蒙面盗抢劫了，我的棉袍也被抢走。第二天起来，天寒没有衣穿，便向同行的张女士借得女式服装穿上，外面还加上她的女式大衣，战战兢兢地在茫茫的阡陌间拼命赶路。步行了一整天，到了歙县，找到了亲戚，承他好意，送一袭棉袍给我御寒，因为他的身体比我长大得多，棉袍也长大了好些，很不合身，只好临时把袖管卷起缝短，下摆也太长了，翻起来折转缝短，穿着不伦不类的装束再向后面撤退。经过景德镇、鄱阳，想到南昌投同学缪天瑞，渡过了鄱阳湖到达南昌，不料缪天瑞先一天已回温州。没有办法，再租汽车转到长沙。上了汽车之后，途中又有许多惊险的事情苦恼着我们，经过万载、浏阳，天下起大雨来，一直到长沙都没有停止。我有一句诗“一途寒雨入潇湘”，正是路上的写照。

到了长沙，在居之旅社住下，立即到开明书店长沙分店去找刘甫琴，他是经理，一见是我，身上穿着不合身的棉袍，头发胡髭又长又乱，面目黝黑，马上出个主意，要我先理发，再洗澡。这件不合身的棉袍也脱下来，按照我的身长袖长重新剪短改缝，随后穿上，就完全是两回事了。接着又去找儿童书局长沙分局经理楼纬春，纬春是楼适夷的胞弟，谈起来彼此都很熟悉。他这个人比较活跃，说定第二天请我吃饭，席设湘春街的李合盛牛肉馆，这是一席从头至尾各道菜都是采用牛身上的东西烹调的，做得非常精美可口。纬春邀了同行刘甫琴之外，还邀请了茅盾、田汉、蒋牧良等人。不料田汉来时，带了七八个朋友一起上楼，纬春一见，眉头一皱，有人便在他的耳际轻声说：“田汉为人向来如此，今天带八九个人来还是算少的，多的时候可以带一桌人以上。”纬春听了，只得要菜馆增加一桌，才解决了这个难题。

席间，话题不免谈论抗日，大家都是热血沸腾的人，争先恐后地发表了宏论，其中有人提议在长沙召开一次痛斥日寇暴行、号召群众起来抗日的大会，有人还提出地点可择八角亭的电影院。接着便请演讲的人，立刻有人提出请茅盾担任。茅盾是一个文绉绉的书生，听了要由他出来做演讲，似乎有些犹豫，因为他不善言辞，在大庭广众作演讲很不习惯，但是国难当头，号召抗战，实在是具有头等神圣意义的壮举，不能推辞，立即欣然同意。就在这个大会召开之前，忽闻郭沫若也到了长沙，于是有人提议请郭沫若也出席演讲。郭沫若对演讲是有天才的，是一位最佳人选，他的形象和声调都是第一流的，气势磅礴，具有鼓动的魅力，讲到激昂慷慨时，声泪俱下，使人的情绪也随着他爽利的动作，一浮一沉地波动，那种激情真是不可一世。会议的发起人马上派人去请郭沫若，郭沫若一口答应。开会那天，首先由茅盾演讲，茅盾带着文学家的风度出现在台上，比之郭沫若，完全两样，是一种静的姿态，庄严得很！他一上台，一种桐乡的口音，震撼着全场，好像是一位教授在讲台上授课，非常仔细地在分析抗日的道理，以及民众的团结，全民抗战的必要性，雄辩地说服了听众，使大家的抗日情绪高涨起来。听讲的大都是略具学识的阶层，大半还是能听懂他的桐乡口音，又因内容和大家所想的非常贴近，演讲一结束，掌声四起，还夹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大好河山”的口号。

接着郭沫若上台演讲，他把群众的情绪更推向高潮。郭沫若的嗓音非常大，发声洪亮，起落有致，会场鸦雀无声，更反衬出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如山间的雷，海上的风，全场上下都听出了神。演讲完了，掌声不绝。第二天报上一再渲染，引来不少热情的人访问，其中就有一位胡萍女士，脸庞长得很是俏丽，她先前是一位电影演员，年纪虽早过二八，但风姿却很婀娜动人，再加上那训练有素的谈吐举止，很得郭沫若的垂青。当时这位胡萍在长沙一家咖啡馆里当招待，郭沫若半戏谑地问：“你怎么会步起卓文君的后尘来的？”

“现在国难时期，”胡萍坦然地回答。“凡有利于抗日救国的事，都是应该去做的，更何况自身也要衣食。”郭沫若频频颔首，对胡萍颇有赞美之意，就直言相邀她去武汉工作。当时郭沫若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那工作的意义，当然较之间接抗日当女招待更具价值一些。胡萍欣然同意。

留在长沙和张天翼、蒋牧良、魏猛克共同支撑《大众报》的我，为筹措援助款项正乘车前往汉口找郭沫若，恰好碰到胡萍辞去了原来的工作也搭乘这班火车去汉口。胡萍与郭沫若是有约在先的，当然很高兴去接受新职，而我去汉口筹款却并不顺利，原来第三厅的财政状况很拮据，郭沫若爱莫能助，只得打道回长沙，《大众报》就此一筹莫展，陷入了奄奄一息的境地。

就在这个山穷水尽的时候，忽然接到巴金的弟弟李采臣从上海发来电报，告诉我他们准备在广州筹组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分社，代他哥哥巴金电请我一起去广州参加这一工作，我接到了这份电报后，就在大雪纷飞中离开长沙，踏着遍地琼瑶的雪去了广州。

    1994年8月16日上海

辑录:陈先枢 杨里昂 彭国梁

原载:《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