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沫沙

廖沫沙（1907年－1990），原名廖家权，湖南长沙人。作家。1922年入长沙师范学校，曾和贺绿汀一起办文学刊物，并担任湖南学生联合会秘书干事。1927年到上海，在田汉主办的上海南国艺术学院文学系旁听。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3年加入“左联”。1938年至1949年在重庆、香港等地作新闻编辑工作，同时也为各报刊写稿。1949年调入北京。60年代他和邓拓、吴晗开《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文化大革命”中他和邓、吴三人被认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遭到迫害。1979年平反。

略记《抗战日报》

廖沫沙

一

    我是1937年10月回到长沙的。从8月到10月，我从北平到烟台、济南、南京、武汉，经历平津的炮火和敌人在南京、武汉的轰炸，沿路看到人民群众的苦难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腐朽溃败，愤慨非常。

    田汉到长沙比我稍晚，我见到他时，听他说要出版一种宣传抗日的报纸，我就十分高兴。在报纸出版以前，我常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看望徐老（徐特立是八路军驻湘代表），见他成天奔走和接待来访的人，忙碌异常，而我却等着报纸出版，十分焦急。

有时也跟几个老同学或老朋友如陈润泉（已故）到文抗会去看看，见那里也是聚集着许多人，没有什么工作好作，就懒得去了。

二

    1938年1月报馆才成立，馆址设在皇仓坪的一个电影院的楼上，报纸的名称定为《抗战日报》。计划的内容和形式，大体与上海的《救亡日报》相类似（当时上海《救亡日报》已由上海迁广州），作为《救亡日报》的姊妹报出版；内容方面也是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的报纸，准备多刊载抗战的宣传文章，容纳各党各派的抗日言论；形式也比照《救亡日报》，四开版，每日一张，报头《抗战日报》四个字横列。版面是：第一版登重要的文章和抗战的要闻，第二、第三版登抗战的宣传文章，第四版登国际新闻。正文用新五号排字。

    报纸由田汉主编，经费是由大家凑的，主要是得到共产党组织的支持；当时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是张治中，报馆虽然向他请求过津贴，是不是有结果，我已经记不起，但是我记得争取国民党政府的补助，只是为了取得它的公开合法化的承认，而不是指望它在经济上真正有什么补助。

三

    《抗战日报》是1938年1月28日创刊。定这一天正式出版，是因为这一天，是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日战争的纪念日。在创刊号上，田汉发表一篇回忆“一二八”抗日的文章①，其中特别写到参加过上海抗战的张治中，目的是争取与鼓励他积极抗战。

    在《抗战日报》发表文章的人很多，其中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徐老为《抗战日报》写过好几篇文章。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当时虽然是抗日战争的初期，国民党反动统治表面上容许各党各派参加抗战，实际上却扣得很紧。徐老刚到湖南时，因为敬仰他的人多，还能公开演讲，偶尔也能在报纸上发表言论。但是这种公开活动的场所和机会愈来愈少。徐老的工作是很忙的，平时也很少写文章，但是为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他不仅亲自给《抗战日报》写过好几篇文章，而且还组织其他很多同志为《抗战日报》写稿。

    郭沫若先生不久也从武汉来到长沙。他一到长沙，就到报馆来找他的老朋友田汉，在郭老停留长沙的期间，也给《抗战日报》写过好几篇文章，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

    《抗战日报》的第一、二、三、四版的篇幅，除国内外要闻以外，每天容纳的文章约一万五、六千多字，这样的文章，基本上是依靠外面的投稿。所以每天组织人写稿和处理投来的外稿，任务是很繁重的。处理稿子的人，最初还有王鲁彦和我，但后来有几个来路不明的人，企图夺取版面的控制权，怂恿XXX出面来无事生非，在报馆里闹了一场，他就离开报馆怠工走了。那时郭老已经和田汉到武汉去参加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报馆编辑部剩下的人没有几个；有一个时期主持四个版的编辑工作几乎只有罗全平和我两人，他只管发新闻稿中的战报和要闻，就是第一版，其余各版都归我发稿。因此夜以继日我都是伏在写字台上。

    但是在抗战时期，报纸的出版很得到读者的欢迎，不但投稿的人很踊跃（都没有稿费），而且有自动到报馆帮助工作的。自动来帮助工作的人中，有两位一直帮助到报纸停刊(1939年初)，一位是南开大学学生黄仁宇，另一位是朝鲜同志安炳武。黄仁宇跑外勤采访，安炳武作内勤写稿。此外，还有一些青年、少年和热心抗战的妇女自动来帮助工作。所以《抗战日报》也特别开辟了几个专刊，例如“抗战妇女”、“抗战青年”、“抗战儿童”等等，“抗战儿童”就是田汉的长子田海男主编的。他当时是明德中学的学生。报纸出版以后，销数不少，而且报纸的内容和形式在当时长沙的报纸中是别开一面。和《抗战日报》具有同样特点的还有一个《观察日报》，是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主办的，直接受着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这两家报纸是抗战初期湖南报纸中两支突起的异军。就是因为他们是“异军”，国民党政府对它们十分厌恶，但又无可奈何。两家报纸也遭到同样的困难，就是经费奇窘；《观察日报》因为没有白报纸停版过好几次，《抗战日报》虽然没有停刊，但也常常因为没有钱买纸或连借纸都借不到，只好减缩印数。尽管如此，我们一直苦撑到这年7月底，因为长沙遭到敌人的大轰炸，国民党准备放火烧长沙，才在人心慌乱中休刊。

四

   《抗战日报》停刊不久，武汉就沦陷敌手。国民党慌手慌脚，敌人还没向长沙进兵，他们就一把火把长沙城烧掉了。这时，《抗战日报》的工作人员，把一些残余的印刷机和铅字载上木船，沿洞庭湖溯沅江而上，搬迁到湖南省西北角的沅陵。因为那里已定为湖南战时首府，就在1938年底，《抗战日报》又在沅陵复刊。

    这次复刊，是完全得到共产党的支持的，不仅在经费和物资的运转上得到党的支持，而且在人力上也得到党的增援，来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周立波、欧阳山、草明，来参加发行和印刷工作的有《新华日报》撤退的几位同志。我也邀集了几位老同学王文秋、彭少麟、林岳松等先后赶到沅陵。    

    报纸虽然复刊，但困难的局面不减于长沙时期。经费和物质的艰苦，不用去提，最重要的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政治上的压力逐步加紧。首先是发行上的阻碍，沅陵以外的邮寄几乎是不可能，沅陵城区的发行也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中阻挠。为了在沅陵城区能够多发行几份，不但动员全报馆的人（包括编印两部分的工作人员），都亲自送报给订阅户，而且有时还通过中共的地下力量来发行。

    有一次，记不清是报纸发表毛主席的《沦持久战》还是《论新阶段》，这是通过党的组织得到的重要文献，我们的报纸全文转载了。这一天的《抗战日报》，除开我们自己直接分发的份数以外，其余外寄的是一份都出不去。

    就为了发表这篇文章，国民党省党部派人来传我去谈话，国民党书记长亲自盘问了我半个多钟头，大概是他见我穿了身黄哔叽军服，听我说在郭沫若的政治部第三厅任职。才让我走了。

  这是1939年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势还没有完全恶化，国民党还没动手直接来迫害报纸。

    但是，这样的时候并不长久，在1939年三、四月，我离开沅陵到长沙、桂林不久，《抗战日报》就被压得出不下去了。

    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湖南。报纸是什么时候停刊，我记不清楚。我只记得在当年七、八月到桂林的时候，在救亡日报社遇到周立波，他是在我以后离开沅陵的，那时《抗战日报》已经停刊。

① 文章的题目是《一二八—一八一三抗日名将张治中将军印象记》。

辑录:陈先枢 杨里昂 彭国梁

原载:《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