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彦

辑录:陈先枢 杨里昂 彭国梁

原载:《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

王西彦（1914-1999），浙江义乌人。著名作家、文学教授。1937年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1948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福建永安《现代文学》月刊主编，桂林师范学院、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教授，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主要成就在文学评论和散文上，评论鲁迅、茹志鹃作品颇多见道之言；又以小说家的细致、传神笔墨创作散文，长于刻画人物。《第一块基石》、《炼狱中的圣火》为其代表作。

焦土上的火光

王西彦

    人在一生中的行动，往往会被偶然所左右。如果我在武汉时不决定到南昌办报，以后的生活道路就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我刚到南昌就发现自己的选择是一种失策。可是，我毕竟还是在那间小学校的小房子里，忍受了个把月炎热的烘烤，喂了每晚都一遂贪心的蚊子。其实，多流些汗和多失些血都无所谓，最使我感到难堪的是觉得自己受了骗，上了当。去年冬季我在浙东海边被莫明其妙地赶出那所师范学校时，非但并没有怀抱懊丧的情绪，反而有些庆幸自己能够及早脱离那个令人窒息的僻远小镇。但这次的情形却完全不同了，我的确是凭着年轻人的勇气要好好地做点工作的，不料结果竟是如此尴尬，如此浪费了自己的热情和信赖。当我冒着盛暑挤坐在西去长沙的长途汽车里时，心胸里充满悔恨和失望。

    出了长沙汽车站，我叫了一辆黄包车，直奔南小街一个朋友的寄住处。这位朋友就是原在上海复旦大学读财经系的金华人盛焕明，他毕业后进了银行工作，从上海调来长沙。个把月前我从武汉去南昌经过长沙时，曾到他的宿舍里看望过他，发现他和一位女同学分住在两间贴隔壁的小房子里，却有扇小门相通，原来彼此已经是一对有实无名的夫妻。只是很快那位女同学就跟随她的税务机关迁往湘西，而他的银行却还留在长沙，因此不得不独自一人寄住在一位同事家里。他就向同事借来一张狭狭的竹床，放在自己的房间里给我暂时安身。因为没有帐子，晚上我被蚊子所扰而睡不着觉，只好移用清晨的时间来补偿。每天一早他上班去了，我醒过来时总看见桌子上给我放着一盆洗脸水，还有一副油条加大饼。晚上他下班回来了，就问我怎样打发一整天的时间，例如到些什么地方和见些什么人之类。知道我几乎已经身无分文，他就给我几块光洋，有时则摇摇头说：“你这种东游西荡的日子怎么过呢？看你瘦得多厉害呵!回家乡去找个中学教员当当不好吗？”但他的劝告对我完全不起作用，我在心里暗暗回答他道：“黄牛角，水牛角，各归各！你有你的路，我有我的路，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刚到南昌不久，就曾写信给武汉《战时青年》编辑部的陈落表示自己的失望，而他也回信要我赶快回武汉去，大家商量一下上西北还是去四川；等我拖到决定离开南昌时，他却已经随同编辑部去了重庆。我还是决定先回武汉，再转西北。于是，一天傍晚，我告别了盛焕明，提着个小小的行李包，守候在拥挤不堪的长沙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等待从衡阳开来的火车。因为武汉已成为日本侵略军夺取的目标，粤汉铁路全线都受到敌机空袭的威胁，这时车站内外到处是惶惶不安的人群，南下北上的火车都不见影子。我只好挤出人丛，先在附近小面馆里吃了一碗菜汤面，随后就进了小吴门，到水风井的“中苏文化馆”去休息。谁知就因为这件事，我又一次碰上了偶然所起的作用。

    我曾在一篇回忆文章里①，记录下这场经历：

大概已经到了八、九点钟，我正打算重新上车站去，忽然大门口来了两个人。一位是历史学家吕振羽，另一位就是张天翼。吕振羽是我的师辈，我在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当学生时，他是历史系的教授，我们早就有过较多的交往。至于天翼，应该还是初次见面吧，可是我们都觉得彼此是旧识了，一经互通姓名，就紧紧地握手并谈起话来。这种情形，的确只能用“一见如故”四字来形容。从红扑扑的脸色上看，他们两位显然是刚上过馆子，很喝过几杯。大家在一间堂屋似的会客室里坐下，振羽同志看了一眼放在我脚下的小行李包，问道：“你这样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我简单地说了自己的打算。“我看你不要走了，”天翼像对一个老朋友似的说，“留在长沙和我们一起工作吧。”“留在长沙？”我很有些吃惊。“对！留在长沙！”他加重语气，“你去西北是锦上添花，留在长沙却是雪里送炭！”于是，他们两位就互相补充地说了一些长沙文化界情形，说明了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近况，又说到了刚刚创办的一个报纸和一所学校。报纸是办在小吴门外陈家垅的《观察日报》，学校就是办在邵阳南路塘田寺镇的塘田战时讲学院，都由中共湖南省委直接领导，都需要工作人员。“反正都是干革命工作，长沙的《观察日报》正需要人，就留下来吧。”天翼的态度更认真了，“一些朋友都上了前线，你就留着给我们做做伴，凡事也有个商量。”从他诚挚的声口里，我感到他对我的充分好感和信任，正由于他也早已赢得我的好感和信任，当晚我们经过一番商量，我就决定留下来“雪里送炭”了。

《观察日报》是由几个北平各大学流亡到长沙来的青年学生创办起来的，时间是1937年12月间，主要的负责人是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黎树苍（黎澍）和杨隆誉（杨赓），都是湖南籍。因为没有自己的印刷厂，只好托另一家报纸的印刷厂承印，诸多不便，以至出版了一些日子却不得不暂时停止，等到1938年3月间办起一个自己的小印刷厂后才重新出版。到了5月间中共湖南省工委正式宣布《观察日报》为省工委的机关报，从发行到组稿等方面，都得到党组织的大力支持。

大概在和吕振羽、张天翼两位谈话后的一两天内，我就从南小街朋友的寄住处搬进了报社里。这时的报社已经由长沙城内下碧湘街迁到小吴门外的陈家垅，离城约两华里。社址是一座资本家的三层小洋楼，四周树木成荫，环境幽静，刚好能容纳一个报纸编辑部和一所小小的印刷厂。我的工作是接编原由木刻家魏猛克和罗高（张先畴）负责的副刊“观察台”，也偶而写几篇关于文化或文艺方面的社论。猛克原是北平“左联”的旧友，这时好像已经离开报社；罗高曾和我共事过一个时期，彼此相处得很好。编辑部的负责人仍是黎树苍和杨隆誉两位；参加写社论和专论的有谭丕模、萧敏颂、杨东莼、于刚、李锐、李仲融、杨荣国等……（略）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情绪的确颇为兴奋。南昌的《抗日报》虽成泡影，长沙的《观察日报》却办得很有生气。我觉得自己的愿望得到了一个实现的机会。但我也知道报社处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里。陈家垅的对面，隔着一片田野的山坡上，就办着一个国民党的什么无线电训练班之类的机关，它的任务就在监视报社的活动。此外还有一件令人触目惊心的事情，就是从小吴门到陈家垅的路上，要经过一所国民党的陆军医院，它距离报社只有约半里路远。既然名为医院，总是为伤兵和病兵服务的了，可是偏偏有大批重伤兵进不得大门。他们在抗敌前线流了血，受了伤，好不容易被抬下战场，送到后方的城市里来，却被抛弃在医院的墙脚边和隔着条马路的山坡下，因生命垂危，无力行动，只能躺在或爬在那里呻吟、哀号、诅咒和詈骂，听凭日晒雨淋，蝇叮蚊螫，等待死神的来临。当你走过那里时，老远就能闻到一股扑鼻而来的血腥和肌肉腐烂的气味。这情景使我回想起不久以前访问鲁南重镇台儿庄战场时，在被炮火所毁的车站里，在半塌的站房一角，我曾和一大群多数失去臂和腿的重伤兵终宵共处的经历。如果说那是在前线，仓猝间救护人员的力量有限；那么现在已经抢运到了后方，为什么仍然要以同样的理由来给路人展览这种难以卒睹的惨象呢？

说到“难以卒睹的惨象”，我还应该在这里提一提10月19日鲁迅逝世两周年那一天，日本侵略者的“太阳徽”轰炸机给长沙市民所造成的灾难。前一天晚上，我刚给报纸写了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②，第二天就遭遇到敌机的大轰炸。屠杀无辜的飞机刚离开上空，不待警报解除，我就以一个记者的身份赶到现场去采访。从上午7时，到午后1时半，敌机分成三批对长沙轮番轰炸。我是第三批敌机施虐后才进城去的，在浓黑的烟团下，在强烈的血腥气里，在妇女和儿童的嚎泣声中，我从小吴门外的韭菜园，经过浏阳门，直到南门的天心阁，然后又跑回来。目睹耳闻种种惨状，壅塞在我心胸里的愤怒几乎达到爆发点。不久以前我曾经在邻近前线的徐州经历过日本空中强盗屠杀无辜的悲惨景象，现在竟又在后方的长沙经历了同样的场面。我绝不相信异族侵略者会不知道那些重磅炸弹和烧夷弹的直接受难者都是一些手无寸铁的善良老百姓，对他们的任意屠杀就是在制造丧尽理性和无视人道的滔天罪恶。但这些人形兽们居然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了，难道自以为能够逃脱历史的惩罚吗？因为这次采访所得的印象过分强烈而深刻，回到报社以后，做完编稿工作，我无法安心睡眠，决定要写一篇现场速写来对凶残的侵略者表示抗议。虽然和枪炮炸弹相比，文字的力量和作用显得微乎其微，但自己手里既然有着一支笔，怎么能甘心沉默呢？即使写出来的文章没有一个读者，我也要抒发一下心头的愤懑。于是，第二天提早起床，我坐在编辑室的小桌子边奋笔疾书，一口气就写成了那篇题为《十月十九日长沙》的速写，前面还题了四句算不得诗的短句：“今天，是伟大的先驱者——鲁迅，第二周年的忌日，——疯狂了的敌人，却在这天给长沙市民一场血的屠杀！”结尾处的最后一句是：“一个伟大的灵魂说过：‘血债要用同物来偿还！’”就发表在《观察日报》上。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每次重读它时，仿佛还能看见那个令人窒息的烟火世界，闻到那股浓烈的血腥气。

    就在长沙遭受大轰炸前后，有两件事情不妨在这里略作记述。第一件是周立波和舒群两位来到长沙，我们三人曾经在韭菜园一位熟人家里住过一晚，大家挤在一张床上，通宵长谈。我在一封写给正在香港主编《文艺阵地》的茅盾的信里，提到了关于立波的情形，他就在“文阵广播”栏里作了广播道：

    王西彦自长沙10月2日来信：“在这封信里，我打算告诉您一点长沙文艺界的新消息。很奇怪，长沙现在已经变成距前线最近的一个城市，武汉危急以来，这里理应发挥一点力量，可是却寂寞如死！天翼兄到邵阳‘讲学院’去了，他走时要我在长沙做点‘送炭’工作。这里文抗会的文艺研究会正在举办‘文艺通讯站’，只是一向的空气太沉寂，所以总做得不怎么热闹。最近立波从前线回来，他到长沙编辑《抗战日报》。我们见面后，便要他也帮点忙，共同帮助文研会里的许多文艺朋友来开展文艺通讯运动。现在决定的工作有四项：第一，每周开座谈会一次，讨论文艺上的一般问题作阅读作品后的评感，以及如何努力使文艺工作配合到抗战上去：第二，打算出版文艺壁报一种，用最通俗的笔写出最通俗的“小文章”，每周张贴一次：第三，出版《文艺通讯》旬刊一种，篇幅大概和四川的《文艺后防》差不多，或许还要小一点，内容以通讯为主，作为通讯员们的发表园地，现在已经集稿，不久就可以出版；第四，扩大征求通讯员，不一定限于所谓文艺工作者，最欢迎士兵、工人、农民来参加，写出他们的实际生活，要参加的请写信到‘长沙下学宫街18号文抗会文艺研究会’就行。长沙实在太寂寞了，这里的书店很不少，却没有新的出版物：如同《文阵》，这里的生活书店也没有。很多文艺爱好者都苦闷于没有新读物。《七月》停刊了，《自由中国》也不见出来，仅有的文艺刊物只有《文阵》一种，还没有买，想想这是怎么一种情形！”

    下面是编者写于11月15日的注：

    文艺通讯员运动，广东文学会（全国文艺家抗敌协会广东分会）曾努力干过；广州沦陷后，失去了“总站”，工作停顿，但据此信则长沙恰在此时干起来了。现在长沙亦危在旦夕，西彦、立波等想亦他往。希望这运动在另一个地方再接再厉地干起来。③

    这说明我的信写在大轰炸以前，但我记得立波并没有留在长沙，他和舒群一起又去了前线。至于文艺通讯员运动，我当时的确曾经努力过一阵子；即使后来文艺研究会不能活动了，《观察日报》迁到了邵阳，我也调到塘田战时讲学院去任教，《观察台》副刊改由天翼接编，我们还是通过报纸使这份工作继续了一个较长时期。第二件是《抗战日报》社曾经在皇仓坪远东电影院二楼举行过一次茶话会，我也被邀参加了；同时参加的有很多位文化界人士，记得最活跃的是身穿草绿色哔叽军装的田汉，他自然是随同第三厅撤退到长沙来的，和他在一起的是安娥，在参加者中间还有刚从广州逃出的欧阳山和草明，广州弃守是10月21日，自然在长沙大轰炸以后。听说欧阳山夫妇离长沙去重庆的旅途中，经过贵阳时遭遇敌机空袭，躲避警报回到原住旅馆，发现那里已在轰炸中成为一堆瓦  砾，从广州仓促带出的行李全部化为灰烬。……

    在这些日子里，长沙的空气非常紧张。武汉是在广州弃守后四天沦陷的，到了11月12日，湘北重镇岳阳也被南下的敌军攻占。当天晚上，长沙就被国民党军警放火焚烧，就是震惊一时的“长沙大火”。人们总还记得，抗日战争揭开序幕后，曾经有人提出“焦土抗战”的号召，也就是南昌的国民党军政要人所标榜的“不准敌人住江西的房子，吃江西的米，喝江西的水，走江西的路”那一套宏论的依据。在实践上，1938年6月间就发生过黄河花园口决堤的惨剧，使几十万人民溺死在滔滔洪水里；而现在，长沙不可计数的市民又葬身在熊熊大火中。据说，这是国民党当局仿效俄罗斯库图索夫元帅在拿破仑入侵时火烧莫斯科的故事，妄想建立一次奇功；谁知日本侵略军并没有从岳阳继续南下，使得这场大火成为万人诟骂的罪行。

当长沙城内的军警们身背武器、手提油桶奉命放火的时候，我们地处城外的报社已经仓卒撤离，去邵阳。启程前当运载全部工作人员和印刷器材的卡车停在湘潭县城外的公路上时，我们伫望长沙的方向，半空正被火光照映得通红。10月19日，敌人的重磅炸弹和烧夷弹已经使长沙市民受到了灾难；到了11月12日，国民党的军警又使幸免于难的长沙市民焚身火海。对无辜的人民来说，灾难的网罟实在太广大无垠了。

摘自《不由自主的选择》，《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4期

①  《面临撒旦的挑战——记和天翼同志在一起的日子》，1981年9月刊于《芙蓉》第三期，后又收入回忆文集《炼狱中的圣火》，1982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版。

①   即《悲痛以上的感想》。刊于《观察日报)1938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特刊”。

② 1939年1月1日出版的《文艺阵地》第2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