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现代长沙弹词的发展 清末弹词已形成自身固有的形式和特征，清末徐珂编纂的《清稗类钞》中《弹词》条对此作了精辟的描述： 弹词为盲词之别支，其声调惟起落处转折略多，馀则平波往复，至易领会，故妇孺咸乐听之。开场道白后，例唱开篇一折，其手笔多出文人，有清词丽句，可作律诗读者。至科白中之唱篇，半由弹词家自行编造，品斯下矣。 戏剧有配角，而弹词无之。 弹词之插科，彼业谓之倏头。倏头之佳者其必迟回停顿，为主要语作势，一经脱口，便戛然而止。科白之能解人颐，非简练揣摩不可，其妙处在以冷隽语出之，令人寻味无穷。然亦有过于刻画，尚未启齿，而已先局局者，下乘也。 弹词家开场白之前，必奏《三六》。《三六》者，有声无词，大类《三百篇》中之笙诗。《三六》每节为三十六拍，不得任意增减，音节紧凑，无一支蔓。自业滩簧者增加节拍，使之延长，弹词家亦尤而效之，古意益荡然无存。或曰，《三六》，即古之《梅花三弄》也。 善弹词者之唱篇科白，悉视听客这高下为转移。有名书场，听客多上流，吐属一失检点，便不雅驯，虽鼎鼎名家，亦有因之堕落者。苏州东城多机匠，苦辈听书，但取发噱，语稍温文，便掉首不顾而去。故弹词家坐场近城东，多作粗鄙狎亵语，不如是，不足以动若辈之听也。然有时形容过刻，语涉若辈，彼业谓之千。则揶揄随之，甚且饱以老拳。 书场口碑，多出之听专。书者，中以轿役为多，倒面汤，逐客令也。捉漏洞，冲口即出，不稍假借。而且场地愈合宜，则听专书者亦愈多，弹词家于此等处，必兢兢惟恐失若辈欢。若辈又好与说书行生兜搭，得其欢心，则招呼尤殷勤。所谓先生者，亦必笑颜承迎，与之酬答，此辈之势力可知。毛儿戏场，遇旦角登场，则怪声四起，有猫叫声，有狗吠声，有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声，场上女伶，于发声之尤怪异者，亦必回眸以一笑报之。仅此种怪声，多发自看白戏之马夫、龟奴。 清代中叶以前，主要演唱“劝世文”之类的短篇曲目，内容多为宣扬道教教义。后逐渐讲唱故事，称为“小本”，稍后有手抄本，到清末始有坊刻本问世。早期多为街头流动演出，称为“打街”，也有艺人在长沙至湘潭的轮船上演唱。清末长沙弹词风行一时，光绪三十二年（1906）浏阳人张新裕创作的长沙弹词《三荒记》描写当年浏阳县境迭遭春荒水祸，地方武装又对农民残酷镇压，逼迫农民揭竿而起的故事。同时，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曾运用长沙弹词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如陈天华的散韵夹杂的弹词作品《猛回头》，在当时就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唱词云：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 英吉利，假商通，毒计中藏。 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 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 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 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 这中国，哪一点，我还要分。 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 夺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这是典型的长沙弹词，它用极为通俗、生动的唱词痛陈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危急形势，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据杨源浚《陈君天华行状》记载，湘赣之间，三户之市，“虽目不识丁者，闻之皆泣下”，“稍识字者，即朗读《猛回头》”。至有小学之“少年，募资广刷，其感化力之深类是”。 因弹词为一人单独说唱的曲艺形式，故无班社，只有行会组织。著名行会有永定八仙会，亦名“湘子会”，为长沙弹词艺人行会组织，设长沙堤下街。组建于清代光绪初年，长沙的弹词艺人均须入会，并缴纳会费。入会艺人每年二月初二日聚茶会，二月十五日设酒菜祭“韩湘子菩萨”。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韩湘子寿辰，会员必集合秉烛焚香敬奉供品，向韩湘子神像祝寿叩拜。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会员亦聚集为去世的祖先焚香化纸以托思念。民国二十年（1931），该会改组为“长沙市渔鼓弹词业公会”，据《长沙市指南》记载，民国二十三年（1934）时有会员61人。 长沙弹词一直采用艺人个体收徒、口传心授的方法进行传承。收徒时，要举行拜师会。其程序：设香案，师傅上坐，徒弟叩头，师傅训诫：“埋头苦干勤学练，字正腔圆韵口甜。他年得道成名日，无愧师傅授真传。”同时，鼓励徒弟博学：“树大根深山又高，人要从师井要淘。井淘三道出好水，人从三师艺更高。”最后授以口诀：“曲不离口，琴不离手”，“字正腔圆，气贯丹田”以及“快而不乱，慢而不断，生而不紧，熟而不油”等。 这种师承关系在发展过程中主要形成了四大流派，即由廖福兴所创的廖派、由周寿云所创的周派、由舒三和所创的舒派；现在著名长沙弹词盲老艺人彭延昆先生，在精心继承前辈演唱艺术的基础上，博采众长，规范整理了长沙弹词的九板八腔、十八套曲、方言十三辙，在唱腔上融会了湘剧高腔、昆曲、小调、山歌等多种演唱音乐元素，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彭派，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长沙弹词的演唱艺术。在演唱技巧上，彭延昆的“现场问答”独树一帜，堪称一绝，使长沙弹词与时俱进，更加贴近民生。 民国十年（1921）开始，艺人舒三和等在长沙怡和码头一带搭简易布棚演出，开始坐棚演唱，曲目多为《说唐》《杨家将》等中长篇。曲目底本为散文、韵文相间。表演时说唱结合，唱为韵文，说为散白。短篇曲侧重于唱；中长篇侧重于说。著名长沙弹词艺人鞠树林活动于清末民初，生卒年月不详，原籍江西，后在长沙湘剧班中习“武场”（打击乐），同时研习、说唱弹词。他改革以往弹词演唱中每句必带若干衬字的旧习，变拖泥带水为干净利索。同时吸收湘剧音乐融入弹词中，解决了弹词唱腔较平、变化不大的呆板格局，极大地丰富了弹词音乐。据后辈艺人称，长沙弹词音乐的“九板十三腔”就是鞠树林定下的，对长沙弹词的定型和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著名艺人舒三和、周寿云、江一圣等皆出其门下。舒三和（1900—1975），长沙人。18岁拜鞠树林为师学唱弹词。1927年在大西门怡和码头坐棚演唱，先后担任永定八仙会和渔鼓弹词业工会的值年、总管。抗战时任长沙市杂剧抗敌宣传队副总队长，抗战胜利后自设潇湘书馆演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聘为长沙市、湖南省戏曲改进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各种慰问团的演出活动。1958年长沙市曲艺队成立，任队长。对弹词艺术继承之后多所革新发展，整理加工、改编创作了数十篇（本）曲目。演唱代表作为“三打”：《武松打虎》《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东郭救狼（打狼）》。创作和演唱在市、省、全国会演中屡屡获奖。颜运生（1917—1966），湘潭人。12岁开始在民间赞土地、唱夜歌、打地花鼓以糊口。16岁时自学月琴，同时将所读的古典通俗小说向群众讲说，颇受欢迎。1936年在湘潭至长沙的轮船上讲书。1937年，正式拜湘潭弹词艺人彭云清为师学弹词演唱。出师后加入“永湘八仙会”，专以说唱弹词为生，为湘潭弹词业代表人物。此外还有谭海鹏、李青云、谭水利等。 20世纪50年代初期，长沙市仅有一处供民间艺人演出的火宫殿书场，而散居全市的百多名艺人，只得在车站、码头、公园、轮船或走街串巷流动卖艺。当时，被人誉为“开口笑”的曲艺艺人欧德林，就在中山公园（今青少年宫）一块露天场讲评书、说笑话，还兼卖五味姜。1956年，人民政府号召艺人组织起来，舒三和、欧德林等组成了我市第一个曲艺艺人自愿结合的曲艺演出团体“长沙市弹词说书组”。1958年，以这个弹词说书组为基础，建立了我市第一个全民所有制的曲艺演出团体长沙市曲艺队，由欧德林、陈茂达、杨平音等曲艺艺术骨干17人组成，并在黄兴中路大众游艺场内新建一个专供这个曲艺队演出的曲艺厅，厅内设百余人品茶听书。随后，散居四区的零散艺人也组织起来，成立了东区红光曲艺队和西区湘江曲艺队等自负盈亏民营曲艺团体。以说唱《施公案》《彭公案》《五美图》《九美图》《十美图》《封神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东周列国演义》《岳飞传》《水浒传》《济公传》《杨家将传》《薛家将传》等传统长篇大书为主，简称“二案、三图、四义、五传”，是长沙弹词、评书艺人“怀抱琴弦，口出圣贤”的当家书目。它们取材于明、清时代长篇章回、公案小说和民间刊印的木刻唱本，经过艺人增删整理和口语化加工，使案头文学变为口头文学。这些既有改朝换代的历史内涵，也有金弋铁马的战斗画面和离合悲欢的爱情故事，为听众所喜闻乐见。随着社会的进步，到上世纪60年代，长沙曲坛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说新书、唱新书的高潮。艺人们争相说唱的新编长篇书目有《烈火金刚》《桥隆飙》《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湘西剿匪记》《林海雪原》《红岩》《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红灯记》、《南海长城》《奇袭白虎团》等，给旧书场赋予了新内容。 这个时期弹词成为反映现实、歌颂新人新事的“轻型武器”，其积极作用不应低估，但由于表演形式比较单调，艺术表现力有较大的局限性，难于有力地表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场面。如当时要排练一出反映泥木工人罢工的长沙弹词《霹雳一声春雷动》，一人弹唱很难表现出泥木工人大罢工的气势与场面。于是长沙市文化局决定要通过《霹雳一声春雷动》的创作，推动长沙弹词这一曲艺形式的艺术革新。这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需要多方面的艺术专家的参与和投入。当时长沙市文工团团长范正明便召集井燕媚、汪励、田运隆、伍青萍、黄岗玉等导演、作曲、编舞人员开会，经过认真细致的研究，在这个节目上的艺术革新，达到了如下几点共识： 1．将单个说唱改为8个弹词姑娘的群体说唱，强调导演的艺术处理； 2．突破“坐唱”形式，根据内容和气氛、场面的需要，可以活动起来，进行一些辅助说唱的表演，但不能混同于一般的“表演唱”； 3．在传统弹词调的基础上进行革新，既保持传统风貌，又使唱腔单乐具有时代感，更加动听悦耳。在唱的方式上，可以发展对唱、合唱、重唱； 4．加入小型的民族乐队伴奏； 5．八位弹词姑娘的服装，要求庄重、素雅、美观、大方； 6．唱词配以幻灯字幕。 根据以上的要求，他们团结合作，在10天之内就完成了曲本，音乐创作及导演的案头工作。在工人业余文艺骨干中挑选了匡冰芝、张紫云等8名皎皎者担任演员。长沙市文工团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全身心地投入排练，进行艺术辅导。由于准备工作充分，专业与业余的亲密合作，这一节目在一周之内就排出来了。首场演出便获得全场观众的热烈欢迎，被誉为“长沙弹词艺术革新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很快就被省总工会选拔为参加全国第六届工人业余文艺会演，而且被列为重点节目。 196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所有曲艺团、队均被解散，大众游艺场曲艺厅亦被撤销，著名评书艺人欧德林被迫害致死。从此，长沙市曲艺界结束了自己的演出组织和有国营书场的历史。 “文化大革命”以后，长沙曲艺艺人纷纷重操旧业，一时间，长沙城内，出现了县正街、燕子岭、水月林、坡子街、黎家坡、贾谊祠、三王街、东站路、砚瓦地、识字岭、湘春街、劳动新村、马益顺巷、解放四村等20多个书场，每天下午和晚上，每处书场门庭若市，聚集品茶听书的不下百人。艺人彭延昆、黄仲甫、张有福、张伯莲、陶凤球、雷桂芳、刘银华、罗克武、黄桂秋、戴云等成为这些书场的主角。他们手执琴弦鼓板。为久别曲艺的长沙听众再展歌喉。为了丰富上演曲目，艺人们在说唱长篇书目中，引进港台新版武侠小说，如《白发魔女》《书剑恩仇录》《七剑下天山》《萍踪侠影》等，这些书目虽不出英雄落难、侠女情仇的俗套，但书中十八般武艺的描写和不乏真善美战胜假丑恶的内容，为听众在文化休息中一新耳目。艺人们称这一时期为长沙曲艺界的第二个春天。 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经济发展大潮，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的欣赏和娱乐兴趣发生了很大变化，歌厅、舞厅、录相厅等文化娱乐场所遍及长沙市的大街小巷，在简陋书场以琴伴曲的演出，无法与这种具有浓厚现代气的新兴文化活动相抗衡。一度蓬勃兴起的20多个民间书场，顿时门庭冷落，数十名艺人不得不停腔歇板，从而结束了长沙民间曲艺在书场演出的历史。此后，刘银华、彭延昆等少数弹词艺人，坚持不放下手中的月弦，他们在困境中寻找着适合自己演出的机会。1996年9月，彭延昆在湖南有线电视台举办的“湘音俚语”曲艺比赛中，以传统曲目《武松怒打观音堂》和新编曲目《游长沙》再现于荧屏，将听众久疏的民间说唱送进了千家万户，使湖南三大曲种之一的长沙弹词未成绝响。 多年来，彭延昆致力于长沙弹词的抢救整理和传承。他一个个地寻找当年和自己一块唱弹词的老艺人，录下一些经典的弹词唱段，制成光碟。他谆谆教诲出一大批弟子，让长沙弹词余脉相承。在这些弟子中，李迪辉(1947—)、任军(1968—)、黎瑞华(1945—)、雷济菁(1980—) 等以学习研究长沙弹词音乐理论为主；谢红(女，l962—)、聂晶平(女，l960—)、罗树慧(女，l960—)系近年承师学习长沙弹词演唱。刘淑纯(女，l964—)现在湘鄂边界一带流动从艺。彭延昆建立了一个艺术团，将弹词艺人集中起来，打破弹词只由一两人演唱和只使用月琴伴奏的旧例，众人分角色演唱，配以各式乐器，让表现形态多样，表现内容更为丰富、更具新意，表演技巧在“谐”字上下工夫，以便与时俱进，富有时代感，让青年观众接受。长沙商贸旅游职业学院旅游系组建了一支长沙弹词表演队，校方精挑细选了12名漂亮的女生拜彭延昆为师，省曲协主席、著名相声演员大兵主持了这个收徒拜师大会。彭延昆激动不已，即席演唱了新编弹词段子，他唱道：“曲苑小天地，人间大舞台。丝弦小调迎宾客，相声小品乐开怀。湖湘辈有人才出，芙蓉曲韵百花开。”2006年，年届七十的彭延昆当选为长沙市曲艺家协会主席。 目前尚健在的长沙弹词艺人还有：盛敏安、宋润桃(女盲人)、屈炳炎、陶凤球(女盲人)等。 2006年长沙弹词入选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撰文：陈先枢 原载：《长沙弹词》岳麓书社2016年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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