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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长沙弹词的源流和发展

2020-10-3 21:09|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107| 评论: 0|原作者: 陈先枢|来自: 名城长沙网

  第一章 长沙弹词的源流和发展

  一、湖南曲艺的种类及长沙弹词的历史

  弹词是曲艺的一个大类。曲艺作为说唱艺术始于唐代的“说话”、“变文”。自唐代以降,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湖南一些重要城市,尤其长沙已是歌伎卖艺之所,除民族民间传统歌调之外,江浙等地时兴的小令、小调也陆续传入。至宋代,曲艺在长沙已相当流行,到清代已形成自己的特色,并趋于更高水平。明末清初湖南著名学者王夫之曾作《愚鼓词》27首。愚鼓即渔鼓,是湖南的主要曲种之一。到清代中叶,不但有了更多的专业艺人,而且出现了印刷唱本的作坊。湖南有38个曲艺种类,大致分为歌唱类和说诵类两个类型。歌唱类曲种32个,分为有伴奏和无伴奏两类。有伴奏的曲种如长沙弹词、丝弦、渔鼓、祁阳小调、嘎琵琶、太平南曲、地花鼓、薅草锣鼓、华容番邦鼓、围鼓、丧鼓、说鼓、对鼓、跳三鼓、三棒鼓、长沙大鼓、单人锣鼓、花鼓坐唱、嘎堂套、春锣、干龙船、师门傩歌、赞土地、莲花闹、九子鞭、梯玛神歌,计26个;无伴奏的曲种有雷却、甘结、排话、古老话和圣谕、独角戏,计6个。说诵类曲种有款古、评书、笑话、快板、顺口溜、三句半,计6个。外地传入湖南的主要曲种有相声、数来宝、快板书和大擂拉戏4个。代表湖南特色和艺术水平的曲艺品种,主要是弹词(有长沙、益阳、湘潭、浏阳等支派)、丝弦(有长沙、常德、津市、武冈、辰溪、浏阳等支派)、小调(以祁阳为主,各地都有)、渔鼓(有衡阳、邵阳、零陵、常德、湘西等支派)、杂曲走唱(如顺口溜、单人锣鼓和相声)等。少数民族曲种有侗族的嘎琵琶、款古,土家族的薅草锣鼓、梯玛神歌,瑶族的嘎堂套、雷却、甘结,苗族的排话、古老话等。其基本唱腔多源于本民族的民歌,或直接用民歌曲调演唱。

  弹词是一种把故事编成韵语,有白有曲,以弦乐伴唱的说唱文学,南方各地均有流行。长沙弹词因用长沙方言说唱,故名。长沙弹词,系清初由江苏传入,它的主要伴奏乐器是月琴,早期还有渔鼓伴奏,清末湖南长沙等地称这种演唱方式为“道情”。演唱以韵文为主,说表为辅,音乐曲调与渔鼓的关系比较密切。流行于长沙、益阳、湘潭等地,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清代戏剧家杨恩寿的《坦园文录》中,记述了长沙弹词先人张跛在同治二年(1863)演唱《刘伶醉酒》时的情形:“以板鼓唱道情”,“惟肖惟妙”。在其《坦园日记》中也有3处相似的记载。清人杨笃生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版发行的《新湖南》中著文描述清康熙甲子年(1684)湖南兵祸连年,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遭遇:“……昔日遗黎所著有《下元甲子歌》托于青盲弹词,以写岳祸之惨黩。首尾数万言,读之令人痛心酸鼻,所谓呕起几根头发者,村农里妇妪,至今能呕吟之”,说明长沙弹词艺人说唱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曲目,最晚也有330余年的历史了。长沙弹词多为一人自弹月琴说唱。后来有了两人对唱,即一人弹月琴伴唱,一人以渔鼓筒板和小钱击节。早期都为街头流动演唱。内容多为“劝世文”和短篇故事;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进入书场、茶馆,坐棚说唱中长篇故事。可以说长沙弹词是以长沙茶文化为依托而枝繁叶茂的。

  二、长沙弹词溯源

  见之史籍的长沙弹词历史虽然只有300多年,但它的源头——民间说唱却可追溯至2000多年以前。绵邈的楚文化繁衍着早期的民间说唱。战国时代的楚国民间歌舞就包含了曲艺文化的萌芽。爱国诗人屈原流放长沙时曾吸取沅湘一带的民间文艺而创作诗篇《九歌》,其形式已带有曲艺的某些因素。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

  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辞鄙陋,因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已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

  屈原亲见楚地流传的祭祀歌舞而写成《九歌》,说明楚地民间歌舞对文艺的强烈影响,湖南沅湘之间的“乐鼓”在萌生着湖南的民间曲艺。

  到汉代,楚地的歌谣十分盛行,著名的“楚风”曾为朝廷所重视。《汉书·礼乐志》记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慰,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品,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艺文志》也说:“自孝武立乐府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盛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可见楚之歌谣来自民间,能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风俗习惯。民间歌谣对湖南曲艺产生过很大影响,从现存长沙弹词传统曲目来考察,从脚本创作、音乐曲调乃至表演风格都吸收了楚地民间歌谣的养料。

  从民谣演化而来的小调更接近于弹词。小调是带有伴奏的一种抒情民歌,词、曲都是既定的,或是从山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是由丝弦小曲从外省流传过来,渗入花灯、地花鼓当中,与地方语言相结合成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一种民歌。这种小调曲调优美缠绵,柔和细腻,曲目非常繁多,它常常以“四季”、“五更”、“十二月”或十段歌等多段词来演唱一个中心。

  长沙风俗歌谣也成为长沙弹词的养料库。长沙地区春节期间民间风俗活动很多,有玩龙灯、舞狮、赞土地等活动。玩龙灯活动中要唱《收灯歌》,舞狮时要唱《赞狮子》,还有《送财》《赞土地》等。《朝拜歌》又称“嚎福”,是祈求消灾免祸或“还愿”去朝香时所唱的一种歌曲。还有在“惩魔”(即“冲傩”)时唱的一种“猎山歌”,巫师以“牛角”代猎枪,扮成猎人形象,唱山歌“山弥山(巫教信奉的佛法弥陀菩萨住的地方)狩猎”。这种猎山歌本身多为情歌,歌词颇为风趣,演唱以锣鼓伴奏,并模仿猎人的吆喝声,每句唱词,前面是一字一音,后面有较固定的“甩腔”。另外,丧事中有孝歌、夜歌子等。自古以来,长沙先民就信鬼神好祭祀,祭祀时必载歌载舞以获得鬼神的高兴,因此,宗教音乐和歌曲也十分丰富,如《枝枝树》《天上人间》《看四方》等。

  这种民间文艺的历史十分悠久。唐代刘禹锡在《竹枝词引》中说:“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这时的民间宗教音乐开始由娱神转向娱人。一方面进入宫廷,成为以管弦乐为主的“丝竹”音乐;一方面仍存留于民间,成为管乐器和击乐器为主的“吹打”音乐。纵观长沙民间音乐的发展史,可将它分为3个时期:第一时期为丝弦音乐传入以前(元、明以前)的粗吹锣鼓时期,乐器主要由管子等吹管乐器(元代以后加唢呐)和打击乐器组成;第二时期为丝弦音乐传入之后(元、明时期)的细吹锣鼓时期,乐器主要由丝弦乐器和打击乐器组成;第三时期就是明、清以来至今仍在沿用和发展的综合的“吹打弹唱”,它是粗、细结合,演奏起来,音响刚健,风格粗犷,既善于表现威武雄壮、波澜壮阔的场景和热烈火炽的情绪,又善于刻划肃穆、庄严、宁静的意境和轻快活泼的情趣,其表现力十分丰富。因此,明、清以来,长沙地区的民间音乐,一方面直接被曲艺和戏曲音乐吸收,构成长沙曲艺和长沙戏曲的主体音乐;一方面又以独立的演奏艺术形式,在民间继续流传和发展。长沙地区至今仍在民间节日、庆典和丧事中所用的音乐,主要还是这种古老的民间音乐。

  丰富的民间音乐,表现了长沙地区劳动先民对音乐的喜好。因此,长沙自古以来,就有很多的乐班。从有文字记载的乐班来看,唐朝长沙城内就有“应福”、“长寿”等吹打乐班;宋、元有“宝盛茂”、“芝兰香”、“天喜”等民间职业乐班和“积善堂锣鼓”、“苏州丝竹”乐班等;明、清长沙还设有“琴庄”、“琴友社”等。至民国,长沙地区的吹打乐班(又名响房)遍布城乡,著名的有:史家巷的“多福堂”、湘春街的“双凤堂”、北正街的“吉庆堂”和“鸿庆堂”、通泰街的“湘庆福”和黄土岭的“福生堂”等。还有众多不挂牌半农半艺的农民吹打乐组织。1910年,长沙成立“国乐业公会”,有城乡乐师300余人入会。

  长沙的民间音乐,在千百年来的流传过程中,还不断吸收外来音乐,以丰富自己的表现力。如长沙的丝弦音乐,就是金、元时期从长江下游地区的民间音乐中吸收过来的。

  古长沙地区的民间音乐,其表现形式大都短小,难以表现大型的传说和故事,而丝弦音乐却善于长篇的表现。它的伴奏乐器全是丝弦,如扬琴、琵琶、三弦、月琴、大筒、胡琴、板鼓和板胡等。另外,丝弦音乐相对于吹打音乐,显得十分雅致,深为士大夫、文人学士和小资产阶级,甚至下层市民所欣赏。因此,明、清两代,丝弦音乐在长沙地区十分盛行,并为长沙弹词所吸收和地方化。

  关于弹词的渊源众说纷纭,这是因为民间对各种曲艺的称呼并不严格,其传承、转变的情况也缺乏清楚的记载。大致而言,弹词起源于早期的瞽人诵诗,唐代说唱艺术“变文”可能是弹词的前身,而有籍可查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宋代的陶真,到南宋已很流行。南宋淳熙七年(1180),著名词人辛弃疾任湖南安抚使时,曾在长沙和友人听过长沙曲艺艺人的演唱,写下了《贺新郎》这一千古传诵的佳词。词曰:

  柳暗凌波路,送春归,猛风暴雨,一番新绿。千里蔚湘葡萄涨,人解扁舟欲去。又墙燕、留人相语。艇子飞来生尘步,唾花寒,唱我新番句。波似箭,催鸣橹。 黄陵祠下山无数。听湘娥,泠泠曲韵,为谁情苦。行到东吴春已暮,正江阔潮平稳渡。望金雀,觚棱翔舞。前度刘郎今重到,问玄都,千树花存否?愁为情,么弦诉。

  这是一首送友人归临安(今杭州,当时为南宋国都,称为行在)的词,辛弃疾初到长沙,借送友的题目,抒发了自己转任湖南的感受。上半阕把长沙的暮春景色,描绘得依稀如画,并把送客的离愁别绪,尽情抒发。下半阕笔锋一转,借湘妃词泪洒斑竹,哭招舜帝魂的故事,写到南宋偏安,国破家亡的惨痛。希望朝廷能奋起抗金,收复失地。“前度刘郎今又到,问玄都,千树花存否?”意在言外,余韵犹存,含蓄蕴藉,不愧名家。词中所说的“么弦”即琵琶、月琴的第四弦,听到的“泠泠曲韵”无疑是长沙在南宋时即有曲艺说唱活动的可靠佐证,有可能就是“长沙弹词”的前身。

  而正是从这时起中国南方的弹词曲艺已趋成形,说唱艺术由唐代的“变文”发展为“说话”、“鼓子词”、“诸宫调”、“唱赚”等。宋末有了弹词《西厢传奇》,但只谱词曲,尚无说白。至金董解无作《西厢弹词》始有曲有白。明代学者杨慎有《二十一史弹词》传世。清代弹词更为盛行。如《天雨花》《笔生花》《再生缘》《凤双飞》《珍珠塔》等都是分成章回的大部分弹词,并衍成多种曲调。大约到了乾隆中期以后,弹词主要流行于江浙一带,地域文化的特征愈来愈明显,和北方的鼓词形成明确的分野。大约在康熙以后传入湖南,并与湖南原有的民间说唱相融合,形成自己的风格。在发展过程中,其叙事体制由原来的七言叙事体为主变为模仿戏曲表演的代言体为主。清代弹词成了一种新兴的俗文学。

  长沙弹词的“同胞兄弟”长沙丝弦,其形式主要分为小调、牌子丝弦、板子丝弦三类。演奏者有两类,一为以此为业的民间艺人,多为盲人、盲人弟子等;二为自娱自乐的市民和村民。丝弦音乐的曲调音乐性强,旋律优美,长于抒情,因此,自清代流入农村后即与长沙曲艺紧密结合,丰富了长沙曲艺的音乐部分。流行于长沙地区的曲艺还有渔鼓、评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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