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湖南商业

第三节 湖南纺织品业

纺织品包括棉纱、线带、布匹、绸缎、呢绒、针棉织品和服装、刺绣品等。旧湖南纺织品业以绸布业为主，经营商品包括棉布、绸缎、呢绒、夏布等。绸布业为民国长沙“金、钱、绸、纸”四大行业之一。棉花、棉纱一般由油盐花纱业经营。染布业（含土染布）、土布业（色织布）均系自产自销的行业，其中染布业在较长时间内属绸布业，后改为织染业。土布属染织业（均系手工业）。

针棉织生产始于清末，以织造袜子、毛巾为主，针棉织批、零商多数兼营百货，故属百货业，始终未成为一个自然行业。民国二年（1913年）以后，长沙主营针棉织品的批、零商号有夏德昌（有袜机200多部）、道德昌（有袜机300多部）、罗乾昌（罗巾）、黄合兴（江西人经营的纯批发商）、信记、信和、畅记、谦信、人和昌、大五洲、新世界、三友实业社、大德裕、大德昌等，其中大户有20多家。经营针棉织品的营业额约占其总营业额的50—60%。

    纺织品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中国古代巳广植桑麻，养蚕、采葛。宋、明以来，棉花及棉纱织品的生产和交换活动逐渐增多。到清代中叶，湖南各地经营棉布多系前店后坊，规模小，资本少，一个染锅，两副踩石，几张矮织机，设备简陋。以长沙为例, 布商从长沙四乡及平江、浏阳、湘阴等县农户手中收购土纱土布，加染成土靛色布或织成条格布零卖。绸绫则购自南京。苏州商人乘淮扬盐船带来的贡缎、京绒、缎带等，数量不多，仅供官绅需要，由绸布店经营。当时，棉布、绸缎售价均由店铺与顾客当面议定。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老利生毛青布庄首创明码实价“一言堂”，随后各店仿照，称之为绸布店“戊戍改革”。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长沙开埠后，洋货涌入，除洋竹布、洋官纱、泰西缎等舶来品外，国产丝绸增多，有华丝葛、小纺、盛纺等品种，西长街开设有万发丝织庄。经营绸布的大户聚泰、同泰、泰记、协泰祥、咸昌、大生、太和丰、万成、聚泰生、宝康、天孙锦、裕昌祥等陆续开张，绸布店增至50多家，多设在八角亭、坡子街、大西门一带。清末，南京人杨寿芝来长沙开杨寿记绸布店，主营批发，获利颇丰，致使苏州、南京商户接踵而来。苏帮大户有协泰祥、沈天成、罗元兴等，多设营业点或聚居在大西门正街。南京帮有聚锦祥、吴玉记、祥生、麻寿记、沙昌记等，多设福源巷、臬后街。本帮有九章、万生、聚生泰等，多设坡子街。

1900年以前不久，苏州帮在大西门开设的店号有协泰祥、沈天成、罗元兴等家。南京帮有聚锦祥（徐瑶轩）、吴玉记（吴玉书）、祥生（陈迪生、陈艾庭兄弟）、黄和记（黄和卿）、麻寿记（麻静之）、沙昌记（沙弼成）等。苏州帮除在长沙一地发展业务外，还在湘潭、益阳等地开设店号，在湘潭开设复章染坊的钱鹤汀兼营绸布批发业务，后来积资过纹银30万两，为苏帮中翘楚。这两帮客籍商人，都有他们的同乡组织，苏州帮为金庭会馆（该帮系苏州府吴县、太湖中的洞庭西山迁来的）。南京帮为上元会馆（该帮为江宁府上元县人），初期帮口很紧，界限很严，不与湖南人通婚，以后才有所改变。

    原有长沙帮绸布业商人，财力薄弱，集中在八角亭一带经营，有咸昌、九章、宝康、锦霞厚等10余家，形成一个绸布专业市场。苏州帮与南京帮在长沙兴起后，既供给这些小店以货源，又做赊销，还进一步投资合营，就为长沙市绸布业增添了财力与物力，促进了长沙绸布业的发展。

民国初期，军阀混战，时局不靖，绸布业不景气，省城店铺由170余家减至110余家，其中染布店由57家减至40多家，绸布店由110家减至67家。次至民国十年（1921年）北洋军阀陆续撤离，绸布业渐有起色。介昌改名裕纶，并分出一批年轻人另组建大盛绸庄，李溪亭任经理，业务日益兴隆。原太和丰绸布号改或振新绸布号，继又改名天申福绸布庄，该店首开绸布店经营毛料、呢绒的先例。同年浏阳人丁义生等来长沙开设丁三泰、裕同和、美利、乾徳泰等店，专营浏阳夏布、土布，兼卖土丝棉，多设于西牌楼、褔星街(今褔庆街)一带，此为浏阳人来长沙开布店之始。江西人王美才见绸布业生意好，乃集资银元18万组成华丰绸庄，因苏州、南京及本帮联合抵制，相与抗衡，几年后华丰店歇业。此时长沙绸布市场的绸绫品种增加。如湖绸湖绉、文华绸、电机纺、美丽绨、毛葛、华丝纱等。呢绒、哗叽大量涌入。洋布充斥市场，土布销售不减，绸布业生意兴隆。

    绸布业同业公会，初建于清光绪末期，以聚昌厚绸布庄店主刘华之等倡立于白马巷。民国元年（1912年），太和丰老板候溥泉发起，由行业各店募款，扩大组织，改名绸布业公所。公举正副总管及值年6人，3年一换。

    苏州帮、南京帮是长沙绸布业中一支外来的新生力量。开始，只有一些小户，由江苏扬州十二圩用运盐船带一点商品到湖南出售。以后逐渐发展，大户也纷来沓至。有的小户通过辗转经营，也逐步成为大中户。苏州帮以大西门正街为基地，主营批发门市；南京帮则以臬后街、三兴街为基地，主营批发。

    20世纪20年代长沙绸布大店首推“介昌”和“大盛”。“介昌”店堂宽敞，设铺房、外堂、内堂、小花厅等营业场所，分别接待各种类型的顾客，又开辟了赊销业务，对殷实顾客，发给往来子做赊销。当时，风气未开，官僚眷属，多不出门购货，该店又采取了送货上门的方式，方便顾客。由于人齐货足，经营有方，业务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介昌绸庄的新创局面，充满了活力,但因该号是由好些店子结合拢来的，仍然存在着这一帮与那一帮的隔阂。经过一段时期，矛盾愈演愈烈。当“介昌”营业一年之后，改牌“日新昌”，以郭仲安、魏伯藩为首拥钱炳卿为经理，离店组织了时新昌绸庄。李溪亭、魏韵篁、刘之洵、易玉成、萧桂初5人，静观局势变化，也准备另起炉灶，先期向江西袁州(今宜春)采办了夏布（当时门市经营商品，少不了夏布，而夏布又必须隔年采购），佃好“介昌”对门另一码头（即后来大盛绸庄地址），跃跃欲试。在分配红利时出现了纠纷，李等五人遂决然离店，独立经营。“介昌”以“日新昌”的牌号延续下来。陈萼泉拆股离店。余下徐、饶两家，和新加入的吴伯熙、吴仲武兄弟（长津轮船公司的大股东，也是绸布庄苏州帮的后代）以及南京帮的麻静之等，仍与振新、大纶昌、时新昌、瑞福祥、公平等同为八角亭新型大店之一，但此时锐气已经大减。

    大盛绸庄，系由介昌绸庄分化而来，以李溪亭、魏韵篁为首，和易玉成、刘之洵、萧桂初等人组织的。他们财力薄弱，但善于经营，日益走上繁荣的道路。抗日战争前夕，成为行业中的一个大户。长沙大火的前一年（1937年），该店营业额高达银元300万元，创行业历史纪录。该店从1921年创业到1951年公私合营，历时30年，虽经过两次改组，经历了“大盛”——“福记大盛”——“兴记大盛”3个阶段而盛名不衰。

    1930年以后，随着“九一八”事变发生，民族危机加深，加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中国财政经济陷于困境，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引起物价波动，原料涨价，产品滞销。当时棉价高于纱价，纱价高于布价，白布价高于色布价。由于百业凋敝，购买力低，丝绸销路更受梗阻，绸价几与布价相等。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多做业务多亏本，不做业务又坐吃山空，真是进退维谷，长沙市绸布业在这一惊涛骇浪之中，有的倒了下去，有的勉强生存下来，也是经过了许多波折。

    天申福绸庄由于店底丰厚，经营得法，得以渡过这一难关。但与其有关联的大纶昌绸庄，则因管事人玩忽职守，经理李某悄然离店，以致企业发生严重危机。张笠华继任经理，亦无法挽回颓局。3年之内，耗去股本70%，只得增资改组，更牌为瑞丰绸庄，由天申福申庄负责人徐惠民出任经理，振作精神，重整旗鼓。大纶昌支店则改为九福绸庄，另行组合，由沈锡龄任经理，于1931年开业，稳步经营，勉可维持。

    在一这片萧条声中，唯有大盛绸庄，不仅没有亏本，反而获利颇丰。其原因是，申庄主持人李溪亭善于观测市场变化，掌握主动，遥控店中的批发业务，采取快进快销的办法。而门市零售价因受物价暴落的影响较小，故业务尚能历久不衰。

    原有南京帮的批发店，到了这个时期，除“吴玉记”改牌为运昌公司继续经营外，其余都不复存在。长沙帮经营的批发店，以大盛联号——美记匹头号（经理李溪亭）业务最为发过，独步一时，但也改招牌为信丰匹头号，经营方式和人力配备，亦有所调整。

    另有一家设立在药王街的美丰绸庄，原以青布业大户徐梓珊的财力为支柱，又有部分花纱业的股份，声誉较好。但在这一经济风暴的冲击下，未及开展业务，即行负债清理，由债权团进店监督经营，半年后竟以分货了债而结束。

    1936年来到，狂飙过后，渐庆来苏。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长沙市绸布业又呈现了另一种纷扰竞争的局面。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长沙市绸布业主要有两种动态。一是以大盛绸庄为代表，继续进取，企图乘时牟利；一是以天申福绸庄为代表，徘徊观望，但愿保本求安。在长江马当要塞封锁以前，大盛绸庄经理兼申庄负责人李溪亭预见到货源将断，货价势必猛涨，每日由上海庄运进各种棉布百余件（每件50—60匹），连绵不断、囤于长沙，除存于本店以外，另租数处堆栈存放。马当要塞锁后，改由邮寄大宗包裹（由上海和兴邮包公司承运），经温州、金华、南昌转口，有的直寄长沙，有的寄存江西萍乡九和绸庄（大盛联号），然后再转运长沙。丝绸品则作轻便包裹交邮局直寄店中，避免海关完税，李溪亭在作好进货的安排后，立即赶回长沙，控制批发售价，防止外埠套购，暂时少做业务，甚至采取封盘办法（停止批发业务），等待货价上涨，等到适当时候，便敞开业务大门，迎接本省各地以及远道而来的顾客，如陕西西安、河南洛阳、四川万县等地都有批发商上门。同时又从浙江金华和本省衡阳等地陆续购进货物。1937年，该店的批发营业额高达200万元（约合棉布30多万匹）。当时国民政府虽已迁往重庆，武汉仍为经济活动中心，长沙则为后方，旅客麇集，门市业务甚为发达，全年营业额高达100万元。批发、门市业务均创历史最高纪录。在这以前，大盛还买进了八角亭青石桥（今解放西路）街口两处地皮，拆去旧屋，连成一片，准备另开支店。

    天申福绸庄及其联号瑞丰绸庄等，在一个时期，慑于时局变化迅速，主持人以少出少进、稳健经营为宗旨。但随波逐流，仍然做了不少的业务。整个长沙市绸布业在这时出现了从来未有的虚假繁荣景象。可是好景不长，没有多久，这个行业和其他许多行业一样，遭受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1938年10月，时局突变，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日本侵略军深入到湖南岳阳新墙河北岸，国民党军事当局惊惶失措，于11月13日凌晨纵火焚烧了长沙城。长沙绸布业除福康绸庄已于事先将全部货物迁往沅陵外，其余各家因受大盛绸庄坚持不迁走的影响，很少作全盘撤退打算，在大火发生时，所有存货，大部付之一炬。

    火劫之余，老一辈资本家，心有余悸，不敢出山。一些由学徒出身的青壮年从业人员，分得店中残余存货，纷纷起而复业，有的远走浙江金华、宁波进货，搞批发业务；有的在原有门市废墟上搭盖简易房屋，恢复零售业务。日新昌绸庄以谢润海为首的10人在南正街(今黄兴南路)开设全记绸庄（所谓“十全其美”）。瑞丰绸庄梁文骢等拥老辈葛凎源为经理，在八角亭开设丰记绸庄（入夥16人，每人6百元，合计9600百元）。日新昌另一部分人，以戴树梅、李寿赓为首组成益新绸庄。大盛绸庄以周咏鸿、萧祥林为首，组成复盛绸庄。“天申福”分别以彭憩南、欧继吾为首组成福昌绸庄；以侯实甫为首，组成振新绸庄（后改天伦）。这一批新生的小型门市店财力虽然薄弱，人力却相当整齐，它们在长沙火后的艰难局面中奋斗，逐步发展成为复兴长沙市绸布业的中坚力量。当时，专营批发业务的有“九成”、“裕丰”等家，系由原大盛绸庄及其联号信丰匹头号的班底组合起来的，以老一辈任经理，青壮年出外采购，以后辗转变化，形成了大盛绸庄、天成绸庄的骨干力量。

    抗日战争后期，获得初步恢复的长沙市绸布业，进一步适应战时环境，采取敌来我退，敌去我回的灵活经营方式，抓住了每一个有利时机，争取自己的发展。于是，又陆续集中力量，回到了原来长沙绸布业的繁荣地点——八角亭一带复业。由于财力有限，加之时局动荡，一般都采用新型油漆木板牌楼门面，引人注目，以广招徕。当时著名翻译家兼记者曹靖华路过长沙，写过一篇《八角亭的文明》的报道，使长沙绸布业的人们很受鼓舞。

    1944年，长沙沦陷，绸布业中的小型店号多疏散到附近乡村，大、中型店号则纷纷向外地迁避。当时的疏散路线大致分为两路：一路由长沙→衡阳→桂林→贵阳；另一路由长沙→湘乡→蓝田→新化→安化。前者是省外路线，敌人跟踪追逐，奔波转折，损失较重。后者是省内路线，避开敌锋，逐步转移，损失较轻。

    丰记、益新、复盛、全记等几家疏散时是走的省外路线（后来复盛、全记至桂林绕道靖县折回溆浦）。由九成、裕丰、福记（均大盛班底）组成的大信绸庄和瑞成匹头号等家是走的省内路线。这些店号经过一年多的流离转徙，不能定点营业，结果都因亏损而被迫停业，丰记在贵州遵义结束；益新在四川綦江结束；大信在安化结束；复盛在淑浦结束。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到1946年初，长沙绸布业逐步得到恢复。新组成的各店调整人力，增筹资金，又呈现了一种新兴的气象。当时八角亭一带的大型门市店有如下儿家：

    兴记大盛绸庄：由原大信绸庄的魏韵篁、李笃斋重新合作，另加入老大盛股友萧桂初组成。

    福盛绸庄：系由原复盛绸庄的两个支号合并而成。经理周咏鸿，副经理萧祥林。稍后萧祥林另组福和匹头号，仍兼福盛绸庄副经理职务。

    益盛绸庄：经理黄松年，副经理欧继华。

    意新绸庄：经理戴树梅，副经理李寿赓。

    介昌绸庄：经理谢润海，副经理陈惕冰。

    阜丰绸庄：经理葛淦源，实际由梁骢负责。

    天成绸庄：经理郑增荣，副经理周润富、罗呤溥（均大盛前期学徒）。

    在大型门市店外，另有几家专营批发的店子，设在药王街、西牌楼一带，业务活动亦较有力， 如：

    庆丰匹头号：经理黄梅陔（兼阜丰绸庄批发主任）。其资金以津市帮王善庆为主要后台。

    协丰匹头号：经理李素奇。系由庆丰分出。

    厚孚匹头号：经理马春楼（后转为长沙中药厂）。

    荣记匹头号：经理陈世村。原经营皮革呢绒业。

    长沙市绸布业历来以合资经营为主。在抗日战争前后出现了两家独资店。

    一是琳琳绸布店。开设于中山路。经理陈棣村，初期在国货陈列馆内与人合伙开设牌名福华的小型布店，以后逐步发展，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设庄，积资渐多，在中山路购买房屋地皮，开设琳琳绸布店，在长沙市北区独步一时。

二是恒昌绸布店。开设于青石桥（今解放西路）。经理彭汝霖，原系经营皮革呢绒业，抗日战争前后改营棉布匹头，逐步发展，并在上海设庄，在青石桥建筑新屋，经营门市，业务一般。1949年，彭本人出走香港，由店员支持到公私合营。

第四节 湖南纸张、笔墨业

今日文化用品业，昔日主要是纸业和笔墨业，开始以纸、笔、墨、砚（称文房四宝）为主，其中以纸业最为发达，形成本帮（长沙）、西帮（江西）、浏帮（浏阳）、邵帮（邵阳）四大帮口，以本帮、西帮历史较久。纸业亦为旧时长沙“金、钱、绸、纸”四大行业之一。

    湖南盛产楠竹、芦苇、稻草等造纸原料，加之文教事业发达，对纸张的需求量很大，故纸业十分发达。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中国实业志》记载：“湖南造纸业由来已久，散布于衡阳、浏阳、益阳、邵阳、新化、桂阳等地，内中浏阳之纸，尤负盛名，且为湘省输出大宗。”国民时期，全省75个县，有58个县产纸，浏阳、邵阳等地系重点产区，所产玉版、官堆、时仄、报纸、毛边、账连及玉书黄、五色腊尖、绉纹、粉尖等纸甚多，两县年产文化用纸三四十万担，尤以浏阳产量大，其大贡纸、二贡纸、报纸、磅纸、放匡、放切（竹纸）等品种，色白、光滑、细嫩、拉力强，质量较好，畅销国内外。

    早在清乾隆元年（1736年），长沙即有纸店10余家，规模都不大，业务较小。光绪三十年（1904年）长沙开埠，洋纸（机制纸）、印刷机、油墨等大批输入，促使纸业经营日盛，纸业号店日增。辛亥革命兴起，新文化日臻繁荣，纸业生意兴隆。抗日战争前夕，长沙纸店达120余家。纸业行会，设在小乐嘉巷，始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称作“纸业公所”。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改称为“集义同庆会”。整顿行规，立有碑记。行会设总管，3年一换；值年6人，每任1年。祀蔡伦为祖师，并祀福禄财神和梅葛二仙（相传梅、葛系颜料祖师），每逢农历三月十五日和九月十二日举行祀会，大办酒席。会章条规多为对员工、学徒的限制。对外帮开业限制严、征收重。

    长沙批发店号多设城西洪家井、坡子街、小西门、金线街一带，也有兼零售或带小作坊，处理残损水湿品及裁切卷筒机制纸的。民国时期省城有三四十家批发户，专营纸张（分土纸、机纸）、文具、油墨、印刷器材，或主营一类，兼营他种。其中资本多、业务大的有粟锦星、大吉祥、熊彩章、邓以大、协成永、新昌、合记等家。 批发号多雇工三四十人，少亦10人以上，分上街、驻庄、营业、管账、下河、打杂等，职责明确。土纸到省内外产区（福建汀洲、上杭等地）采办，机纸、文具则从沪、汉以至港澳批进。主要销售于本城零售商、印刷厂、报社以及外埠各地和集镇。

   “本帮”纸店，以粟锦星开业最早，历时100余年，相传4代。创办者系长沙人粟葆荪。清道光年间（1821—1850），设邵阳分店，在滩头、六都寨、龙山、武冈、蓝田、新宁、洋溪等产区设庄收购，并在滩头办加工厂，雇工百余人加工色纸，运销省城、外县，远及汉口。

    邓以大纸店，于1927年开张，由邓龙高以银元1万开办，主营土、机纸，兼营文具、油墨、印刷器材及颜料，品种多时达500以上。该店讯息灵通，设有行情日志，快销图利，盈利倍增，开业15年，店底达10万银元。长沙人柳菊生所开协成永纸店，与日商交往，又揽有当时军界巨头数十万银元作周转，分别在沪、汉、渝等市设店。在上海开柳菊记银号，搞证券买卖。资金调度灵活，纸业生意很大，以日货居多，时称南方巨商。后因场面太大，费用浩繁，柳菊生又好应酬，挥金如土，一次在上海被绑票，去赎身银元5万，日渐亏累，于1933年倒闭。新昌文具纸店系合伙经营，经理熊明发，专营文具、油墨、仪器、印刷器材批发业务，开纸业中专营文具的先例。历时11年，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

    “西帮”纸店始于清嘉庆年间，《生计志》曾有记载。1915年，西帮袁大生纸号和公成纸号开业，独资专营福建汀洲、上杭土纸批发，品种只有花胚、连史、南扣、重纸等。店主袁竹平颇精纸业，深入产地进货，以“大生乾记”、“大生祥记”头二牌纸，远销省内外而名盛一时。“西帮”帮口紧，与闽纸产地人员熟、关系好，购货价廉物美，外帮人难插手。本帮粟锦星纸店曾一度在汀洲、上杭设庄，终因不能进档而收场。1938年“文夕”火后，西帮仍有两家（公成、恒康纸店），店号虽小，势力仍强，尽用江西籍人，闽纸业务仍为其所左右。经过几十年经营，西帮店获利较丰，如袁大生纸庄财产曾达30万银元。

    “浏帮”以经营土纸为主。清代浏阳主产迷信用折表纸，较粗糙，曾有江西人李福荫设庄收购，由长沙转运汉口销售。抗日战争期间，机纸来源断绝，文化用纸奇缺，以土纸代替，致浏阳纸业迅速发展。大多厂家更新设备，扩大文化纸生产，品种有浏报、大二贡纸、浏磅（代道林纸）、色标语纸等，年产3万担左右。1938年，浏帮商人直接来长开纸店，先后有篯记、裕华新、新安祥、周令仕等几家，设大西门河街一带，资金不多，有的只营代销，雇工三四人。1949年后多结束回乡，仅3户转入公私合营企业。

    “邵帮”亦主营土纸。抗日战争前，邵阳人来长开纸庄者，有莫任记、李寿记、萧成记3户，并无资本，有的系当经纪人说合买卖，从中收取佣金。以后因机纸缺乏，土纸复兴，业务发达。1942年，文化用纸生产增至30万担，还有大量迷信用纸，解决了当时长沙以至省内土纸货源。因此邵阳人来长开业者增多，计有文友、文记、大昌、裕农、义隆、新生、五福等家，品种齐全，货销省内、汉口、沙市等地。

    零售纸店多带手工作坊，主营纸制品和纸张。从批发号进货，门市零售，兼做成品批发，有的为机关团体做公文账簿，有的专做学校课本，有的经营寿屏对联、字画、高级信笺等，一般雇工二三十人不等，多系临时季节工和多带学徒。纸店员工，亦商亦工，作坊分印刷、裁切、糊裱等。店堂除零售外兼开捶、折橙、装订，不卖就做，人手不闲。学徒进店，先工后商，故纸业店员均有手艺。据1948年同业公会统计，共115户，其中48大户均附作坊，或有铅、石印机。余属小店。

    清代纸店少而业务小，称为“红纸铺”，零售为主。品种有奏本、考卷、红格纸、红书、红套、庚书、请帖、信纸（封）、老式账簿、笔、墨、砚池，还有玉书黄纸、金银箔纸、各色土腊光，以及贴门钱、门神画等迷信品。木刻雕板印刷，色暗粗糙。红色是苏木水，黄色是黄浆水，黑色是墨烟木炭水，蓝绿色是树叶水。手工制作，效率很低，操作者尽被沾染，面目受到影响，几不可识。1900年有乐中堂、华兴等店从日本进口四号铅字印刷机和三号石印机，从沪、汉雇技师检字排版，手摇机器印刷，两店年产值达百万银元。因而，各种机制纸、油墨、颜料不断输入。不久推广电动印刷机，促使纸业兴隆。各店纷起仿效，先后有师古斋、青莲室、缦云、文英阁、松岚、松雪、吟章、刘松华等数十家，遍及市区主要街巷。大型的湘鄂、湘省印刷厂，也于此时出现。

    纸店增多，竞争激烈。师古斋、青莲室、缦云、文英阁等店耗资兴修宽敞店堂，请名人写招牌，以字画、古玩、装饰而招徕。行人经过，伫立而观，文人雅士，多愿交往；加上精工制作，创出几种优质名牌产品。又热情交接文人书法家，待以制礼，订立笔单，给予实惠，使社会名流广为推介，增添不少主顾，名利双收。元顺长、松岚、大新、申昌庆等店则多做机关、团体、部队等单位生意，酒色拉拢，金银行贿，里外勾结，开标先泄底，交货打折扣，以少报多，用次充好。抗日战争时期，省政府、九战区等单位有关采购官员，大都被元顺长纸店买通，名种用纸，均为其包揽。由该店开出发票，送货验收、盖印、出纳付款、主管签字等，各个环节畅通无阻。每印制库券、田赋券、证券、选票、符号等大批业务，明曰开标，暗已有主，几家纸店联合，各显神通，勾通内线。

    长沙理问街（今蔡锷中路）的集义生纸店历史较久，民国元年开业，店主熊葆荣别具匠心，以营迷信用纸牟利，兼做小学课本文具，品全量足，货真价实，接待殷勤，博得信誉。特别是对远道而来的农村主顾，款待餐宿，不取费用。货单上柜，清点成件，代办托运，不出差错。经营40多年，店誉昭著，获利颇丰。

    走马楼天灯巷的周公益纸店经理系江西丰城人周麓生，以印刷账簿、课本为主，兼做门市，并承印晚报，雇工60多人，印刷质量较好，受工商企业及大、中学校欢迎。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转入长沙美术印刷厂。

    此外，尚有夫妻小店数十家，各带学徒一二人，木版印刷，主营小学生课本、文具及迷信纸制品，小本求利，有的仅能维持生计。

    纸业价格，名为公会议定，实际行情多出于批发大户，但纸价历来波动较少，故谓做纸业为“腊肉骨头，吃不饱，饿不瘦”。大品种叫大头货，利润较低，土纸及机纸中的报纸、有光纸、道林纸等利润一般为5%，色纸、文具等利润略高，约15%，冷门货利润更高一些。零售纸店利润主要来自加工，故纸店均搞手艺，精打细算，节约利废，降低成本。如创立名牌产品，则利润倍增。批发有赊销习惯，期口45天。到期付款，主顾到期只付一半，上搭下扯，年终结清，抹零少尾，还要再赊一笔。外埠带现钱的多，故对外埠顾客招待殷勤，酒席宴请，宁肯少赚，以求现款。批发店号年初搞“开张鸿发”，盛宴往来户，席间老板或管事出示货单，价格略高，乞求受理，各往来户均照单要货，给予照顾。

    纸店厨工各有四五人，实多系管仓员，身强力壮，业务懂行，对纸张性能、等级、产地、时价等了如指掌，分类堆码，整齐清楚，货物出进，手续严明，厨工送货，力资归己。

    由于纸张行业的发展带来了笔、墨、砚石等业的繁荣。清咸丰十年（1860年），省城笔业条规称：“我等笔业一行，虽为小道之观，实为大成之意，开设30余户。历分西南两帮。两帮店主共成一会名曰正业堂。”开始有詹彦文，接着有詹有乾、彭三和、桂禹声、花文奎、王贵和、任益顺笔庄，其中以位于南阳街的彭三和笔庄为最著名。该店毛笔做工精细，讲究信誉，清末民初已成为商界有名的大户，民国九年（1920年）彭三和毛笔参加马来西亚国际博览会获二等奖。彭三和的笔，詹彦文、詹有乾的墨主销西北、华北、东北及香港，其他笔墨店规模也较大，利润较厚，故营此业者增多。民国二十四年(1935)出版的《中国实业志》(湖南省)载：长沙纸店97家、砚池店5家、笔墨店40家，邵阳纸业49家，常德色纸业20家，衡阳粗纸店3家、皮纸行l4家、烧纸店5家、笔墨店6家，岳阳纸业5家、书笔业l0家，醴陵书纸业13家、纸业12家，洪江纸张行号6家。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长沙笔墨店达50余家，其中较大的还有彭国兰兄弟二人在八角亭开的“湖南制笔公司”。其他砚石业、书业、账簿业、印刷业当时都属文化用品，但未形成统一的文化用品行业。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长沙政府机关、团体、学校、工商大户逃难他乡，文化用品市场随之萧条。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后，全城一片废墟。绝大多数商店倒闭，少数小商户，在废墟上搭门板、摆地摊小本经营，文化用品商店仅有南熏阜、湘记纸店。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长沙先后有经营文化用品的大、中、小商店150户开业。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以后，受内战影响，货币贬值，物价暴涨，加之苛捐杂税繁重，使刚刚恢复的文化用品业又发生困难。纸业因洋纸不能入口，营业减少，当时经营土纸的寿记、福记、文友、文记、大昌、裕农、和记、义隆、新生、成记等店号营业尚可。据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同业公会调查，长沙文化用品零售店有115家，其中带铅石印机作坊的有48户。1949年初，纸业经营更加困难，据当年6月纸业同业公会致市商会的报告称：“入春以来，营业衰落，交易停顿，存货比值不及成本的1/3，报请停业的已有40多家，其余亦势将崩溃。”

    1949年8月，长沙市人民政府成立后，对民族工商业采取保护扶植政策，使文化用品市场得以迅速恢复。据1950年工商局调查统计，长沙文化用品行业拥有各类大小店铺537户，从业人员1994人，其中批发商44户、384人，批零兼营商29户、157人，零售商104户、402人。钢笔兼修理商76户175人，个体小商小贩284户、87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