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湖南商业

第三章 湖南各行商业

第一节 湖南百货业

百货业从苏广业演化而来，随近现代人们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之变化，以及手工业、轻工业之发展，洋货之倾销而兴起，为近现代湖南商业之一大行业。据1925年《长沙市工商业及救济事业的沿革》载：“前清咸丰、同治时轮船、火车均无，只有广货店。广货之来路系由广东韶关转运郴州，由郴州民船直达湘潭，省城商人办广货由湘潭批发而来。”前清时有丝线、颜料店兼营日用品，卖针、线、扣、夹、花边等，以苏、浙、粤货为主，后卖洋货，生意日兴。继后有专营苏广货店铺开业，或摆摊点，多挑货担，摇鼓叫卖。江苏扬州又名广陵，出产座钟、胭脂、水粉，苏州产顾绣、花边、妇女用品，上海出镜箱、首饰、文具、梳篦、漆器、苏席，百货俱全，品种繁多，故昔名苏广业。这时的苏广货店铺以专营店居多，如李富春的袓父在三兴街开设了李褔星扇店。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长沙开埠，日、英、德、美等国外商来长设行开店，外货由沪进口，轮运长沙倾销。苏广业扩营洋货，占购销十之七八。故有专营苏广洋货之店铺，称洋货号，继分批发、零售商。清宣统年间，省城有苏广洋货批零店共40余家，其中经营批发有永安福、恒昌福、福源祥、瑞和、祥记、黄合兴、恒昌阜、厚德恒广货号等。店铺因洋货倾销日增，大店号多设八角亭、红牌楼一带，如天自福、逢源长广货店等扩大门面，大肆装修，仿上海时新，安装大型玻璃宝笼橱窗，陈列样品，五光十色，造成闹市。小店二三百银元资本，如雨后春笋，遍布街头巷尾，货物日益翻新。

    行会始见于清末，同业有魏桂松等人首倡集资购置房产（今青石井街），立同业公所，办财神会及供行业内联谊聚会。民国元年（1912年），裕兴祥洋货号与日商大石洋行因退货纠葛，大石行打伤裕兴祥号店伙。同业公愤，报都督署与日领事交涉，断大石行赔偿医药费用，罚酒席60桌，鸣鞭炮20万响道歉。公所初创即露锋芒，威信颇高。惟公所房小，借江西会馆万寿宫摆席鸣炮，因万寿宫会首不允，沿街鸣炮而去。同人不悦，共议按店捐募款项，另购长沙药王街三进房屋一栋，改名苏广业公会，设会长、总管、执事各一人。同业开会，联谊团结，融洽感情。分批零设议价组织，价格划一，不得烂价。各店按月缴捐、入会费由会掌管使用。

    洋货输入，外商悉有调查。据民国二年（1913年）6月《实业丛报》4期载：日农商省委员太田外世雄对长沙市场有详细调查报告，谓“长沙为本省商业中心，复为消费焦点，凡外国输入品，多先输卸于此，然后散销于他市镇”。历述长沙市销、商情、外货等实况，力主输入布伞、肥皂、牙刷、袜子、卫生衣、汗衫褂、被面布、帽子、毛巾、香水、灯具及罩、玻璃器、玩具、装饰品、镜、花边16种日用品，垄断市场。经营洋货者均牟利多，如永安福洋广货号老板梅景福，因卖洋货成巨富。梅与德商韩礼生甚密。民国四年（1915年）欧战爆发，德商撤离，全部货物降价一二成由梅收进。不久，战事吃紧，外货断绝，德货价涨几十倍，梅成富商，永安福号资本增值银元20余万，后改营颜料业。其他店铺因营洋货盈利亦巨。梅景福在长沙学宫门正街建有豪华公馆，旧址犹存，被列为天心区保护建筑。

    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后，以营洋货为耻。省城学生联合各界提倡国货，严禁外货买卖。同年7月7日在教育会坪举行焚毁日货示威，万民称快。行业员工纷起成立国货维持会、锄奸团，登记日货在途库存数，有暗地买卖者罚款封门，致数月后日货绝迹于市。因有国货之振兴，沪搪瓷、水瓶、胶鞋、日用化妆、针棉织品等轻纺工业相继建立，产品质量不次外货，如“五洲”固本肥皂、三星牙膏、碟霜、大中华胶鞋等，均比洋货好。此后苏广店号批零均以国货为主。民国九年（1920年）张敬尧督湘时，兵痞横行，强赊勒买，营业维艰。据民国10年2月23日《生计志》载：“苏广业原267家，现仅存136家。”无奈市面骚扰，店铺关门，另谋生路。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北伐军进长沙，秋毫无犯，商民称庆。商会改组，名商民协会，同业公会改选会长。次年（1927年）初成立苏广业店员联合会，隶市总工会领导。该会成立后，即向资方提出店员八小时工作制，并呼吁救济安插事业同人。得总工会及各行业支援，几经谈判，达成协议：同意店员日工作8小时，轮流上班，分批休息；确定同业工会集资1万银元，交店员联合公会经营管理，租赁两歇业铺面做门市，全部安插失业人员。谈判告胜，同人鼓舞。“马日事变”后，工运遭禁，店员会亦解散，但店员八小时制、例假轮休、学徒出师工资待遇等沿袭至今。

民国十九年（1930年）后，时局乱后趋稳，沪、汉、穗、津等市轻手工业复兴，品种质量日新月异，粤汉、湘赣铁路通车，公路河运成网，长沙货运畅达。不久，湖南国货陈列馆开幕，上海国货公司长沙分公司营业，苏广业全部经营国货，遂改名百货业。继后有上海中国化学社及家庭工业社，华丰、益丰、铸丰搪瓷厂来长设发行所；广生行设双妹花露水门市部，致长沙百货店铺日增。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百货店260余家，批发集中臬后街、朝阳巷，大店铺多在八角亭、司门口、红牌楼，中小店集于中山路一带。据民国二十四年《湖南国货月刊》27期载：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长沙百货业极形发达”，批发号24家营业额600万银元，380余人；门市店235家（夫妻小店未计）营业额1141万银元，1730余人。为扩生意，多揽经销,五大洲百货店与上海三友实业社签约，改牌特约经销处，经销西湖牌毛巾、被单、抬布，三角牌药品及混纺条花呢等产品； 太平洋百货庄与天津毛纺厂签约经销抵羊牌毛线，名“湘记经理处”。

    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出版的《中国实业志》(湖南)载：长沙广货业229家、洋货号333家，常德苏广百货业65家，衡阳洋广货店93家，岳阳京货业20家，湘潭苏广百货业30家，醴陵百货业25家，洪江苏广洋货号28家，邵阳百货业26家。

1936年，长沙大德昌、太平洋百货号均设分店，扩大营业。因沪品北运阻滞，厂商延期付款向长推销；穗产胶鞋、电筒、布伞、电池等大量涌到，致长沙百货业买卖活跃。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吃紧，厂商脱货求现，长沙大德昌、大五洲、裕阜长、太平洋、人和昌百货号大批收进，各进货10—30万银元，赶运长沙。不久沪、宁沦陷，物价暴涨，沪品奇缺，西南黔、滇、川、陕等客商云集长沙采购，故长沙百货批发业务极盛，各大店均在百万银元以上，盈利亦巨。还有乘机新开店者，如大丰昌百货庄。次年（1938年）初中国内衣公司开业，与上海内衣公司特约经销，三层大楼，耗资7万，独揽内衣生意，尤以纹皮、麂皮大衣、茄克走销俏，日营业额2—3千银元。大五洲百货店同期开张，集资银元5万，日营业额上千。此为长沙百货业之鼎盛时期。

“文夕”（1938年）一炬，各店均焚。国货陈列馆关闭，上海设长国货分公司迁重庆，新世界商店货运株洲，大德昌、大五洲号庄撤至沅陵，太平洋店分迁衡、邵，裕阜长、人和昌、正义昌、公信昌、谦信等批发号均撤离长沙，损失十之八九。火后，部分店号回城搭棚营业，国货陈列馆经修缮后，附设商场亦先后开张。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4月，省政府饬令恢复百货业公会，登记注册，抽捐征税。批发大店如大德昌、大而康、大兴长、裕丰长、同兴昌、大达、谦信、新昌隆、汪建记、振湘、大公永批发号，陆续在衡阳复业，业务占该市十之六七，几年独成一帮。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日军侵长，长、衡百货业均外迁他地，多撤至贵阳、重庆。

    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后，各业待兴，百货业各店纷筹恢复。10月同业开会，改组同业公会理监事会机构。一年后各店铺修葺重建一新，先后开业。八年离乱后，人心思定，市需增多，加之沪品价落，厂商仍以赊销延付办法扩大业务，货源丰富，生意兴隆。次年（1946年）同业登记，共百货批零大店61家，中小店未计，年底增至118户。时美货大批涌人，充斥市场，摊担骤增，店铺营业下降。加之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国37年（1948年）6月，有31家店号申请歇业，实则有的店铺裁人减支，营业未停。

    昔百货业进货多自产地厂商，以沪、穗为主。批发号按其业务大小各派1—3人驻沪，聚居一新客栈，结成一帮，互通消息。店庄电传行情，讯息灵通。国货直接向厂商购进，外货通过经纪向洋行采办。厂商、洋行均设“跑街”至客栈主动与庄客做买卖、谈生意。粤货购自广州、韶关，铁路、公路通车前，多肩挑土车由郴州入湘，民船转运；大批则由穗轮运到上海转长，海上往来。北京绒球、京花、装饰品，多由丝绒铺北上推销湘绣后捎回；天津毛绒多订店经销；苏州卧席、福州漆器、温州折席等货，每年由沪庄派人专程采购。大件笨重商品如搪瓷、胶鞋、玻璃制品、蛤蜊油等，均木箱包装，每箱三四十打，多用帆船运输，历20天，后改联运。胶鞋10打一箱，搪瓷盆5打改木架麻包，绒袜改用牛皮纸，每包由500改50打，轮运武汉，火车运长。批发销货外县约占十之六七，运及南、华、澧、安、益、沅、津等城镇，设专人分管各县客商，日必联系，沟通情报，洽谈交易。零售大店均各自向产地进货，中型门市亦多派人直接采购，仅小店从本埠批发号购进。抗战中物资匮乏，货源困难，沪品多经浙宁波、金华中转，或经杭州、萧山、嵊县、诸暨，甚至绕香港走海陆丰、沙鱼冲、东莞转运。间常派人至广东芦包、梅县，福建漳州、建瓯、南平，浙江金华、兰骆等地进货，“有货是宝，到手即财”。

    批发店号多合伙集股，推能者经理管事，统管购销业务和用人。时批发进货赊销为多，一月两比，一年三比，十二月初放45天开期，比期付款。因信誉紧要，自清末长沙百货业驻沪设庄后，几十年无一家倒账。偶有一两户银根紧，到期付不了现的，行业以莫怀德、苏寿嵩为首组织大户支援，代兑到期庄票，以维持行业信誉，因而上海厂商对长放手赊结，多给延期优待，每年派人来长探行情，签订购销合同。该店日必通报，随时掌握商品俏滞、价格涨落、银根紧松、折息高低等变化，看准大胆批进，有时一次进货达资本一二十倍。对市场消费、年成丰歉、时局变化等亦时加体察，以图看准拿中，如欧战爆发外商撤走时，有大量收进颜料、人造丝、毛线、开士米、穿扣等货；抗日战争中多方抢运上海货物，结果大赚一笔，均预测远见之功。销货求快，脱货求财，惜售蚀本，微利保本甚至有时亏钱也卖。

零售经营重推介接待。店堂装饰，商品陈列，经常翻新。橱窗陈列有专人设计，按商品花色、外型、图案折叠摆布，美观大方，清新醒目。行人路过，无不一拭。同时影院报纸广告，贴海报，发传单，举行纪念活动招徕生意。顾客进店，主动笑迎，耐心推介，和气议价，大小买卖，一视同仁。自国货陈列馆商场开业统一划价后，行业推广明码实价“一言堂”，改昔行业陋习。

百货业下还有细分的专营店，主要有鞋帽、针扣、钟表、眼镜、雨伞等。如长沙市鞋业，颇具规模,在前清时期以及清末民初，都是做布面鞋的，坡子街有杨同福，司门口有端履、徐五云，鱼塘街有龙干记鞋店。端履做官靴；杨同福、徐五云做素缎，面双染、单染布底鞋；龙干记做小脚窍头、小放尖脚女鞋。民国初年谭延闿主湘时，办了一个湘军（陆军）军鞋厂，技师是从上海请来的。当时，南阳街有一家南阳华侨陈嘉庚胶鞋店，卖新加坡胶鞋并有皮鞋。这时人民称皮鞋叫泽靴子，又叫西式皮鞋。接着，红牌楼上海人开的唐晋兴皮鞋店、登隆街瑞龙皮鞋店，从上海请来技师，生产马靴（民国时长官穿的）、西纹皮鞋和接头博士皮鞋等。当时，普通人们穿油鞋、木屐。后来做皮鞋的店子逐步发展起来了，司门口江进华，坡子街中西、三益，府正街徐维新、邹湘记、合盛利、强华等皮鞋店。做布鞋的店铺，有青石街（今解放西路）胡顺兴、王文霞、周瑞和、周福荣、漆福记、云飞等鞋店，后又有美利长、五福、四明、美利时、大挽、健飞、伟成、福太等鞋店，司门口八角亭有和平、锦华、范协和鞋店，黄兴南路有合利长、大兴长、群力，北正街有湘记、胡桂记、吴祥记、美英利、陈万兴、盛后记，蔡锷北路有蔡锦霞等鞋店，解放路有经济、新利长、中华利等鞋店。长沙的伞业属于前店后厂的手工作坊性质，分为“纸伞店”、“布伞店”两大类。从清末到民初，长沙纸伞店又有“本帮”和“衡州帮”之分。本帮设店于老照壁“栅门内”（老照壁临近清抚台衙门，后改督署，栅门拆除甚晚）和北门口、南门学院街、鸡公坡等地。衡州帮几家则开设在老照壁“栅门外”炮坪巷一带。本帮中开设在老照壁的有李恒茂、恒茂兴、王谦泰、吴恒泰等多家；开设在北门口的有陶恒泰、陶恒茂、吴振兴3家。衡州帮开设在“栅门外”炮坪巷一带的几家，范围小，经营时间不长。以上各家都是号称制作加工老油纸伞的店子。

    1949年8月人民政府成立后，重建百货业公会筹委会，对长沙行业普查登记，共329家（包括夫妻小店）。次年元月审查发证，批发店57家，零兼批18家，纯零售256家，合计资本旧人民币121亿元，1446人。同年振湘源批发号转入利华橡胶厂，另12家批发店转入电珠、织染业和棉织业。零售店按区分14小组，成立店员工会。

第二节 湖南金、钱业

银首饰业和钱庄业是湖南老商号中两个经济实业较雄厚的行业。金银首饰业排在旧时长沙“金、钱、绸、纸”四大行业之首。清乾隆年间长沙街头就有专营金银首饰和珠宝的金银店。最早的首饰店是清乾隆年间江西人开于坡子街的余太华银楼。咸丰年间年间又有曾任两淮盐运使、加布政使衔的长沙富商黄冕在苏家巷口开设“永泰”金号。光绪年间有名的金店有江西人开设于红牌楼的“李文玉”金银首饰号等。民国年(1917年)又有江西人在清泰街开没余天宝金号。同年，同福金号在常德府坪街开业,也为江西人所开。从他们刊发在长沙《大公报》上的广告，可知其业务范围。广告称:“××街石库门面发兑条锭、叶金，加炼×字足赤，兼收各路荒矿砂金，选聘名师精造金银时款首饰、中西酒具、各种器物，承岂宝星徽章，镶嵌珠宝，镀金砝蓝，包金点翠，无不精益求精。”一时间长沙、常德等城繁华地段，金饰店鳞次栉比，一派珠光宝气。

民国时期湖南大中城市妇女和儿童爱着饰物，包括头饰、手饰、脚饰和服饰，妇女的首饰有耳环、戒指、手钏，富者以金、玉为质，穷者以银、铜为质。有钱人家的妇女别胸针、戴项链、缠丝带、系头巾者亦不少。儿童则不分男女，贫富均戴项圈、手钏、脚圈，高档为银质，低档为铜质，闪闪发光，摇拽有声，悦目动听。项圈吊牌上镌刻“长命百岁”或“南无阿弥陀佛”等吉祥字语。有的金银首饰店门前还挂有“四时恒满金银气，一室常凝珠宝光”的对联，吸引了不少殷实之家。据1922年《湖南生计志》“省城行业兴败调查”记载，当时长沙金银首饰店已有52户。多集中在坡子街至八角亭一带,故坡子街每年举行的火神庙会也要由这些殷实的金银首饰号支撑着,1927年火宫殿会董中有“李文玉”、“余太华”之名,1938火宫殿会董中又有朱义新金银首饰号之名。

长沙还有不少承接来料加工的首饰加工店。在白马巷一带挤满了打戒指、项链、镶嵌珠宝玉石的铺面和摊担，全都采用传统的手工技艺，其雕琢之精湛、纹饰之纤细令人叹为观止。

l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李文玉”、“余太华”、“同丰”3家金饰店店主及员工合捐l万元慰劳前线战士，再度显示长沙金饰业在长沙实业界中的地位。1938年“文夕大火”，长沙金饰业损失惨重，“余太华”收藏的440颗汉印，顷刻间全部熔成了铜块和铁饼。仅此项损失就远远超过了所烧掉的金银首饰。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金融业的发达，旧金融业有3部分，即当铺、银号（票号）、钱庄。当铺、银号（票号）、钱庄，均以银钱作资本，获取高额利润。

    当铺：历史较早，富者（或隐名官吏）聚资开设。各阶层人士需要现款时，可将实物交当铺，按价值打折扣贷以现款，订明期间，按当铺规定的利息计算。到期不赎回实物者作为死当（除续当、再当外，无申诉权），将实物拍卖，以偿还本息。各地经营范围不同，大概是古玩、珠宝、字画、衣物、用品等等都可，但主要对象是贫苦人民。他们三餐不继，不得已而为之。清代前期湖南典当业就十分繁盛，康熙三十一年(l692年)长沙始有当铺，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湖南有当铺l36家，到晚清光绪年间发展到201家，居全国第六位。其中大多数集中在省城长沙，且规模较大，资本雄厚。民国以后典当业日渐衰落。

    银号（票号）：资金雄厚，经营者多为豪绅富商，其后台股东是不能见面的大小官吏，以不义之财投资获利。清朝捐官盛行，当官之后，本利必然多倍收回，掠取之款又投资于银号。多数买官者不是富翁，通过关系向银号借款，金额视官阶大小而定，上任后分期归还本息。数目巨大的，由银号派人担任官吏的账房，经管官吏的财务，监督借款本息的收回。另一方面，官吏外任，商品流通，南来北往，银号随之在各省设立分支机构，进行调控，其对象主要在官吏与有联系的商人之间，与民间交往少，联系不密。中国第一家票号是清嘉庆年间(1796—1820)，山西平遥富商雷履宽开设的“日升昌”票号。票号开设不久即在长沙设有分号，主营汇兑，兼营存款、放款，营业对象多为封建官僚、地主和一般商人。继山西票号之后，上海、云南、安徽票号也在长设有分号。同治二年(l863年)，长沙票号开始承汇湖南应解京饷、协饷、战争赔款和外债等，业务十分兴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后，票号上述汇款多由钱庄承汇而渐趋衰落。光绪三十一年(l905年)长沙尚存票号分号9家，以后由于银行兴起，竞争激烈，加之对官僚的放款不断发生倒帐事件，票号亏损，各分号陆续从长沙撤走。

钱庄：是地方性的普遍性的商号，经营范围灵活、琐碎，与各行各业联系密切，相互依存，与官方联系较小。大、中、小型俱有，八仙飘海，各显神通，时盛时衰。晚清帝制崩溃，票号黄金时代一去不返，钱庄蓬勃发展。新兴的银行业由沿海城市向内地扩展之时，在长沙，银行与钱庄却鼎足对峙，优胜劣败之局未定。战火频繁，钱业似野草春风时起时落。

    前清时期官办的吏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和票号的经营对象，主要是大小官吏、豪绅、北方大商人，资金虽然雄厚，但与本地工商业联系不深。土生土长的钱庄业，经营灵活，对全省各县和乡村联系密切，且兼亲带故。店型大、中、小，顾客上、中、下，经营手续简便，营业时间从早到晚，存款巨细兼收，放款灵活多样。元宝、纹银、铜板、铜线、纸币、银元互相兑换，便利流通。官商合办的湖南官钱局发行票币，钱庄用庄币代替硬币，流通各省。票号虽大，如去各县收购茶叶、山货、竹木等时，其款项还要经过钱庄调拨。

    裕沅长钱庄是这一时期有名的钱庄，江西周扶久开办。周号称中南七省的大资本家。清朝规定报财产时，自报7000万两。他主要经营盐业、钱业，在扬州开设裕通和盐号，掌握盐票50张。每张盐票每次可运盐2000担，经营一次可获利三四千两。盐票转让可值万两。他运盐经销各省，分支机构遍布各地，有长沙裕沅长钱庄、益阳裕恒益钱庄、常德裕通恒钱庄、湘潭裕通沅钱庄，每店资金百万两。经营时不收存款，专营放款，其庄票（代替硬币）流动于各大城市以及湖南各县，在他有分店的地方，随时可以兑现。因此，票号汇兑还要通过他手，可谓称雄一时。

    鸦片战争前，长沙有经营货币兑换和银钱存、放业务的钱号数十家，湘潭、衡阳、常德、芷江等地，亦有多家钱号。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进入湖南，在湘潭、长沙一带经营钱号、银号的江西客商相率返回原籍，钱业衰落。同治末(1874年)，湘籍官吏分布各地，其中不少拥有巨资，他们返回家乡后，有的投资经营庄钱业，以省城饶太和、多福、沈自福、杨广生等号最为著名。当时，民谚有“饶太和的钱，生生的盐”，极言饶太和钱庄的钱多。因经营银钱业有利可图，有的商号放弃原业转而专营钱庄。钱庄除经营货币兑换外，主要经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有的还发行市票，铸造铅丝银。光绪中叶，湖南时和岁稔，藩库充实，厘金、善后两局每年余银数十万，钱商因其存款多而无息，争相与其交易。至清末，钱庄发展到100多家，大的如常子诚开设的裕孚钱庄，以及裕沅长、天申福等。业务的发展，需要相互联系，调剂余缺，乃群集于福禄宫，逐渐成为一个交易所。

    福禄宫地处下坡子街，内有财神殿，塑立财神菩萨赵公明像一尊，前后戏台两座。20世纪50年代时神像、前坪和大殿仍在， 至80年代初，只存留石秤一方和光绪十四年（1888年）初及光绪二十四年、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2年，石碑2块，一块刻有100多家招牌，另一块刻着人名（钱庄沿习下来的树碑刻名，每家店子入会要捐一笔会费，店员入会每人要出几块钱。入会后，刻名于石碑上，同时，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财神菩萨生日时，聚餐一次，不收钱，死后七月十五烧包一份）。20世纪90年代后福禄宫遗迹荡然无存。

    清末湖南其他城市钱业也称兴盛，钱商获利者每积资巨万。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湖南洋务局因征解赔款提尽厘金、善后两局存款，且为期甚迫，长沙钱庄一时周转不灵，破产倒闭或停业者有十多家。但湘潭仍有大小钱庄百余家，衡州、常德、益阳、安化、洪江、津市、芷江等地均有钱铺多家。

光绪三十年(1904年)长沙开为商埠后，市场迅速发展，湘潭较大的钱庄多迁来长沙。宣统三年(1911年)起，湖南官钱局票币贬值，钱庄业乘机操纵汇价，获利更巨。

辛亥革命后，外国商人纷纷来长开设洋行（在河街一带），或者委托中国工商业者代理经销，触角遍及各县，较之清朝，规模日大一日。洋货输入，如水银泻地，无孔不人。在经济侵略的同时，他们乘军阀割据之机，各自支持各地军阀，导致军阀混战，战祸连年，民族工商业遭到摧残。民国元年(1912年)全省有钱庄374家。民国四年(1915年)底，全省有钱庄1210家，其中省会长沙112家。民国五六年间，长沙钱庄增至270余家。此时票号已经没落，银行虽已应时而兴，但信誉尚不及历史悠久的饯庄，钱庄业仍执商界之牛耳。

    民国七年(1918)3月，湖南银行宣告倒闭，所发票币几乎变成废纸。当时钱庄所遭之损害，长沙犹能挣扎，外县已全失恃依。民国十年(1921年)，长沙钱庄减至42家，常德、醴陵、湘潭、衡阳、邵阳等地，钱庄停业倒闭情况更为严重。民国十八年(1929年)以后，政局稍定，钱庄业渐见复苏。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全省有钱庄l56家，其中长沙86家。在经过激烈的实力竞争之后，长沙钱业座次排定，“春茂”、“谦和”、“裕顺长”、“万裕隆”名列在前4名，号称“四大金刚”。尔后银行虽日益增多，并未取钱庄而代之，经过几起几落，直至1950年才完全由国营银行所取代。

民国时期，钱庄业务主要以放款盈利。放（贷）款方面，有短期信用放款（凭往来借据记账，按钱业公会每月初一、十五议价计息），到每年年底前发放定期放款，期限1—3个月，利息面议，到年底结清短期放款，平常时间长期放款也有，金额不大。抵押放款，以仓库储存的实物（如谷子等）和不动产抵押，也有长期短期之分，金额较大。贴现放款，如甲店向乙店赊进商品，订明以后兑付货款，出具票据。乙店需要现款时，将甲店票据向钱庄贴现，扣除利息，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