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湖南商业

第四节 唐代湖南商业

湖南地区粮食的大批外调，始于隋唐。到唐中叶，湖南已成为唐王朝的主要粮食供应地，每年都有大量的粮食北运，故《旧唐书·刘晏传》有这样的记载：“潭、衡、桂阳，必多积谷。关辅汲汲，只缘兵粮。漕引潇湘、洞庭，万里几日, 沦波挂席，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 唐代长沙成为中国南方农副产品的重要集散地和交换中心，沿江一带形成了一些集市，城内货肆行铺林立，初步形成了一座商业城市。唐大历三年(768年)，流寓长沙的大诗人杜甫写下了“茅斋定王城廓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市北肩舆每联袂，郭南抱瓮亦隐几”的诗句。说明唐代长沙城已有较为发达的集市。

    集市的出现是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明显标志。而城市经济的发展必须依托于两大前提：一是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二是交通的改善。隋唐时期，湖南地区人口增加，农业发展，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供应基地。茶叶生产和技术有了新的发展，贸易频繁。手工业，以长沙窑为代表的釉下彩瓷器风靡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丝织业、矿冶业均有不同程度的进步。这为商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的保证。

    当时湖南对外商道较为便捷,沿湘江入洞庭，顺长江而下可达扬州、宁波等地；往北通中原的商道，即所谓“零桂之漕”的路线,即从长江进汉水、荆襄,迏中原； 西通巴、蜀之路，多由长江而上，也可通过澧水和沅水的支流酉水，与巴蜀沟通；通岭南之路,一是通过汉水，从江西的江州、赣州，过大庾岭至广州；二是从巴陵、潭州逆湘江上,通过灵渠、漓水到达两广。唐王朝多次派人浚修年久淤塞的灵渠。《旧唐书·地理志》载,成通九年(869年)，桂州刺吏孟威主持修灵渠，“以石为铧堤，虽四十里，植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于是“渠遂汹涌，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唐代长沙驿运在汉代的基础也有扩展，从杜甫“杜陵老翁秋缆船，扶病相识长沙驿”、“他日临江待，长沙旧驿楼”等诗中可得到印证。交通的开通，促进了湖南商业的发展。当时的湖南已参与全国漕运大循环之中，商品物质源源不断外运。唐元和年间宰相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载：“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唐中叶著名理财家刘晏担任盐铁转运使时，南至扬州，写信给宰相元载说：“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长乐，此安社稷之奇业也。”

     正是在上述基础上，湖南的商业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唐前期，湖南地方官吏采取抑商政策，元和以前“旧法”规定“虽年丰，贸易不许出境”。由于唐政府多次诏令各地开放市场，“有无须通，所在州县，不得闭籴”，元和末，崔宁任湖南观察使时，取消旧法，“在圃于民”，使商贾流通，促使了湖南商贸的发展。湖南地区闭塞的状态被打破了，长沙成为“湘岭要冲”、“百越、巴蜀、荆襄之会”。

晚唐长沙窑是中国釉下彩陶瓷的发源地，也是世界陶瓷“丝绸之路”的起点，其陶瓷产品远销世界各地。水路交通十分便利的优越条件，使长沙窑产品有能力大量运往当时繁华的国际贸易都市扬州和对外贸易港口明州(宁波)及广州等沿海城市，再转运到全国和世界各地。国外出土的长沙窑陶瓷器绝大多数是从扬州、宁波等地启运的，也有逆湘江而上经灵渠到达广州的。安徽等地出土的长沙窑陶瓷器也并非长沙直接运入，而是来自扬州、宁波等地。可见，扬州、宁波、广州等地是长沙窑陶瓷器重要的集散地和转销地。为适应外销的需要，长沙窑陶瓷器上的景物、文字．多表现销售地的风土人情．以适合当地人的口味。如长沙窑窑址出土有一种瓷背水壶．小口卷唇，直颈、扁平体，壶二侧向内凹陷，高约20厘米．一般施黄釉绿彩或全绿釉，釉色鲜艳浪漫，具有明显的中亚、西亚风格和浓郁的游牧民族的色彩。1983年，在扬州出土了一件题有阿拉伯文字“真主最伟大”的长沙窑背水壶。可见，这种背水壶是一种专供外销的产品。在外销的长沙窑陶瓷器中，以褐斑贴花瓷器最多。这种贴花图案大多具有浓厚的中亚、西亚风格，如有胡人乐舞、狮子及对鸟椰枣图案。这类陶瓷器主要销往中亚、西亚地区。有的瓷器则以同佛教有关的莲花作为装饰，主要销往印度和东南亚等地区。

长沙窑陶瓷器上有关商业、商人的题诗，也能反映出当时长沙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如“人归千里去，心画一盔中，莫虚前途远,开航逐便风”，反映出商人开拓市场、千里奔走、一往无前的积极心态。另一首诗“小水通大河，山深鸟雀多，主人看客好，曲路亦相过”，则反映商人们四处贩运、寻找市场的顽强精神。在商品上直接做广告是长沙窑商的一大发明。陶瓷器上所书的文字除诗文、联句、谚语、俗语、成语外，还有不少广告宣传文字。如朝鲜出土的长沙窑瓷壶上就书写有“卞家小口天下有名”、“郑家小口天下第一”。以姓氏作商号的名称,可以说是湖南商号命名的最初形式。长沙还出土有釉下褐彩“陈家美春酒”题字壶，“陈家”即为商号，而“美春”即为商标。

集市的出现，是当时商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日益增多的城市居民生活的需要。只要有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就必然有市场的存在。长沙集市是随着商品的生产和交换逐渐繁盛而发展起来的，同时又促进了长沙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杜甫《发潭州》诗有“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之句；杜牧《送薛种游湖南》诗赞美“贾傅松醪酒，秋来美更香”。不少商人“出门结伙伴”，组成商队,“经营遍天下”。元稹《估客乐》诗中“求珠驾苍海，采玉上荆衡”的描述，这正是荆衡之间湖南广大地区商贸繁荣的极好写照。

第五节 五代时期湖南商业

五代时，马殷占据湖南，以长沙为都城，建立了楚国。《资治通鉴》卷二六七载，马殷“土宇既广，乃养士息民”，在政治上采取上奉天子、下抚士民的保境息民政策，同时奉行奖励农桑、发展茶叶、倡导纺织、重视商业贸易的经济政策。马楚利用湖南地处南方各政权中心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与中原和周边的商业贸易，采取免收关税等一系列重商政策，鼓励进出口贸易，招徕各国商人,开创湖南“招商引资”的先河。清吴任臣著《十国春秋·楚武穆王世家》载：“是时王关市无征，四方商旅闻风辐辏。”

    《十国春秋·高郁传》载，为了便于发展境内外商业，马殷采纳大臣高郁的建议，铸造铅、铁钱，在境内流通。马氏执政仅50余年，光长沙市内就发现五代墓500余座，墓中出土有“天策府宝”和“乾封泉宝”等铁钱和铅钱。由于铅铁钱比较笨重，携带不便，商旅出境外贸易，大都“无所用钱”，往往在楚就地购买大量产品．然后远销各地。这样，就能用境内生产的多余产品，“易天下百货”，国家因此富饶。

据《南唐书·楚国传》载,为发展茶叶贸易，马楚政权采取了“令民自造茶”、“听民售茶北客”的宽松政策。马殷曾接受高郁的建议，让百姓自己制造茶叶“以通商旅”，而政府收取税收，每年收入“凡百万计”。同时，又利用在全国各地设置的商业货栈——回图务，组织商人收购茶叶。《旧五代史·马殷传》载,茶商号“八床主人”，运往各商业销售点，转卖给中原地区的商人，换回战马和丝织品，获利甚厚，“于中原卖茶之利，岁百万计”。茶税成为马楚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八床主人”是至今所发现历史文献中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湖南商号名称,已有千余年历史。

马楚时期商业的繁荣还与当时手工业和矿冶业的发达有关。以丝织业为例，《资治通鉴·后唐庄宗记》载，五代“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后，“民间机杼大盛”。湖南棉纺业也发轫于五代，楚境内当时已种棉，楚王马希范宫内秋冬时节的地毯是用“木棉”织成的。《资治通鉴·后晋高祖记》说：“木棉，今南方多有焉。于春中作畦种之，至夏秋之交结实，至秋丰其实之外皮四裂，中踊出自如绵。土人取而纺之．织之以布，细密厚暖，宜以御冬。”在矿冶业方面，楚潭州境内丹砂矿的开采风行一时，据宋陶岳《五代史补》说，当时州的东境山崩，“涌出丹砂，委积如丘陵”，楚王马希范丹砂涂壁，“凡用数十万斤”。

由于马楚政权的重商政策．楚国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一方面，“富商大贾，布列在位”，是商人汇聚之区，不少商人担任了重要官职；另一方面，已出现纸币的雏形。《十国春秋·楚穆武王世家》载：楚国“市肆以契券指垛交易”。“契券”即是一种交换媒介，“垛”指储存商货的库场。潭州已成为南方最大的茶市，城市化水平有了较大的发展，长沙城一跃变成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大城市。

第六节 宋代湖南商业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为世人所公认。在这一商品化浪潮中，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占有主导作用。而湘江之畔的潭州，也位居先进城市之列，居民数量在20万以上。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就曾列举宋代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6处，潭州(长沙)位列其中，其它5处是：汴京、京兆府(西安)、临安、福州、泉州。北宋诗人张祁《渡湘江》诗曰：“晴日花争发，丰年酒易酤。长沙十万户, 游女似京都。”生动地描绘了潭州人户之繁，商业之盛。

宋代，随着坊市制度的崩溃，夜市的解禁，城市商业得到空前发展。商铺与居民杂处，面街而居。同时,宋代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重心南移的最后完成，经济得到开发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湖南成为宋代理学的策源地和全国的教育中心之一，湘籍学者周敦颐是为理学的先驱，北宋长沙岳麓书院和衡州石鼓书院名列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列。南宋时，湖南书院大兴，各地共有书院50余所，建制数目仅次于江西、两浙，长沙成为学者的中转地和聚集地，来长沙就读的学生更是无以数计，有“马饮则池水立涸，舆止则冠冕塞途”之称。文化教育事业的昌盛，带来了市井的极大繁华，长沙城内兴起了夜市、早市、庙市，经营各类商品的大小店铺、酒楼、饮食店、旅店以及金银钞引交易铺遍布城内大街小巷。宋代著名话本《碾玉观音》中有这样的描写：“不则一日，到了潭州，却是走得远了。就在潭州市里，讨间房屋，出面招牌，写着‘行在崔侍诏碾玉生活。’”宋代长沙城的旅店风貌略见一斑。

    宋代潭州市井中酒旗广告也算得上一景。唐宋诗词中有不少描述长沙酒旗的佳句，如唐李群玉《长沙春望寄涔阳故人》诗“依微水戍闻疏鼓，掩映河桥见酒旗”，宋范成大《泊湘江鱼口滩》诗“趁客卖鱼双浆急，沿江沽酒小旗寒”等。宋代词人王以宁在《水调歌头·裴公亭怀古》中所吟“人在子亭高处，下望长沙城廓，猎猎酒帘风”更把长沙城廓与猎猎酒旗融会在一起，与唐代诗人杜牧的“水村山郭酒旗风”有异曲同工之妙。裴公亭建在橘子洲头，元至元以后荡毁。从词人的绝唱里，我们可以想象宋代长沙城亦和南京、汴京等其他大都会一样，是一处酒店业特别发达的城市。业主旗帜高悬，竞相招引四方豪饮之士，酒旗在南风的吹拂下，猎猎作响，迁客骚人、市井百姓就饮餐桌，手捧流香四溢的酒杯，开怀畅饮，好一幅长沙的《清明上河图》。

与文化教育事业相关联的产业也迅速发展。如长沙的刻书业就盛行于书院兴旺之时，北宋长沙坊刻的《百家词》127卷保存至今。同时，服务于文教事业的造纸业、笔墨砚石业也

盛极一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潭州城内已形成多处制墨业的集中地区。元陆友《墨史》卷下载：宋代长沙多墨工，“州之大街之西，安业坊有烟墨上、下巷；永丰坊有烟墨上巷。”尤以著名墨工胡景纯制造的胡氏墨“千金獭髓”最为有名。胡氏善取桐油烧烟，称“桐华烟”，用以制墨，质地坚薄，不求外表装饰，大者不过数寸，小者圆如铜钱，磨于砚中，光泽可鉴。画工极为珍爱，用以点睛，有“瞳子如点漆”之誉。其技艺世代家传，子孙多为墨工，兼为墨商,成为制墨世家。可见，潭州城不仅形成制墨一条巷，而且形成了自己的名牌，“桐华烟”极有可能是胡氏墨庄的商号。

    宋代长沙仍旧是南方著名的米市、茶市。当时，湖南的农业、手工业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位居全国前列。南宋叶适《水心文集》说：湖南“地之所产，米最盛，民计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这就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

    宋代湖南境内基本上形成了以潭州为中心的交通网络，故潭州有“湖岭一都会，西南更上游”之称。潭州湘江沿线还建有码头、驿馆、递铺，把潭州与各地沟通起来，诚如陆游《入蜀记》所云“北来因鼎粟，南至山渠(灵渠)船”。还有供农民出售柴草和饲料的草市，“通货”、“驿步”，“草市”三门由此而得名，这是潭州交通便利的写照。

    商业繁盛使商税大幅度增长。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城市商税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据统计，宋代税收在2万贯以上的有71座大中城市，其商品销售税要占全国商税额的36％。据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南宋初，“闽、湘、广三市舶司抽贡及和买可得二百万缗”，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0％。潭州是商税增长较快的城市和地区之一。《宋会要辑稿·食货》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全国岁收1万贯商税的城市共计204座，而潭州在州城及各县商税为9．2万贯，比成都的8．9万贯商税还要多。排在襄州、扬州、苏州、福州、广州之前，仅次于杭州、开封、楚州，在全国居第4位。潭州又是湖南地区商税最高的地区，仅酒税一项就达7．2万贯，其次是岳、鼎、澧州。

    随着交通的拓展和经济的发展，两浙、闽、广一带的商人涌入湖南进行贩茶、贩盐、贩米贸易的日益增多。每到产茶时节，这些客商就“聚在山间，般(搬)贩私茶”。南宋范成大《骖鸾录》记载：潭州槠州市(今株洲市)，地当舟车来往之中，居民繁盛，“交易甚伙”。潭州城内的商品贸易更为兴盛，铜器、茶、茶具及各种农副产品大量涌向市场。长沙茶叶研制精致，品位极高，宋代士大夫多把它作为珍品，并以此互相炫耀。宋人周密《癸辛杂识》称：“长沙造茶品极精致。工值之厚，轻重等白金。士大夫家多有之，置几案间，以相夸侈。”可见，这是一种附加值极高的茶叶珍品，产量不多，但却已销往全国各地。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潭州》也映证了这一事实：长沙之南楠，其树如棠，楠采其芽谓之茶。湘人以四月摘杨桐，捣其汁，伴半而蒸，尤宜暑月饮之。清康熙《岳麓志》载,在溁湾市道旁的兴化寺，“门连城市(指潭州城)，车马骈填”，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宋会要辑稿·食货》又载,潭州城郊的乔口镇，是各地商旅必经之地，潭州的土产物货从这里源源不断输往各地，“而驯致收客旅往来之税”。

     当时潭州乃至湖南地区大宗的商品仍是茶叶和粮食。潭州是湖南地区产茶最多的州，《宋会要辑稿·食货》载有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湖南各州县产茶数，总数为l76万多斤，而潭州所属各县为l03万斤，约占总量的60％。

南宋湖湘学派代表人物张栻对商业“义利之辨”作了新的阐发，他在《孟子说序》中认为：“无所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无穷也。凡有所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在。此义利之分也。”不像以往仅仅把“利”同所谓商贾货殖等同起来，而是以道德良心上的“无所为(欲)”和“有所为(欲)”区分义与利。这种思想对宋代商业伦理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催化的作用,“灭私欲，则天理明”的信条也成为商业道德的行为准则，即提倡以义求利，诚信无欺，买卖公平，货真价实，反对不正当竞争，以求得同业共同发展。长沙商业从此深受这种文化的熏陶。

第七节 元代湖南商业

宋代奠定的这种商业伦理思想可从沅陵县双桥出土的长沙元代印刷广告可得到印证。广告声称其产品质量可靠，可当场试验，并把“红字高牌”作为店铺信誉、商品质量的象征，体现了湖南商人诚信无欺、以义求利的经营作风。1985年，在湖南沅陵双桥元墓中出土了两张元代潭州油漆颜料广告实物，今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这种印刷品广告可兼作包装纸用，很可能是油漆棺木时遗留在棺中的。广告系用黄色毛边纸制作,一尺见方，完整无缺，四周印有花边图案，右上方的文字为：“潭州升平坊内，白塔街大尼寺相对住危家，自烧洗无比鲜红、紫艳上等银朱、水花二珠、雌黄，坚实匙筋。买者请将油漆试验，便见颜色与众不同。四远主顾请认门首红字高牌为记。”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的有完整广告文的印刷广告实物。这则广告活生生地勾画了元代长沙油漆店主的推销艺术。广告文字不长，却把产品生产、销售的地址、产品的质量、店铺的商号都展示出来，尤其令人玩味的是，它提醒消费者，产品是过得硬的，可以“将油漆试验，便见颜色与众不同”。由于“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古往今来，都免不了有假冒商家招牌的情况发生，所以广告的制作者提请客户注意，一定要“认门首红字高牌为记”。由此可见，这家油漆店已具较强的品牌意识, 红字招牌上冠以“危”姓,即为商号。在升平坊里，油漆颜料业也不只此一家，甚至可以推测，升平坊是元代长沙的油漆业的生产、销售中心。激烈的市场竞争，致使业主出“独此一家”的奇招，充分表露了业主的市场开拓意识。

    这张广告的左上方另有字体略小的字2行。一行为收购原料的广告：“主顾，收买银朱，请认元日。”另一行为：“祖铺，内外图书，印号为记。”印号即为商标。这两行广告文的上方还有朱印3枚，正中一枚为一完整篮形图案，开植物图案商标的先河。下2枚稍小，一正方形，一呈垒冢形，印迹在清与不清之间，难辨其功能。著名学者刘志一认为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防伪标志”。

元代实行重商政策，商税很轻，最高三十税一,最低六十取一。随着南北的大一统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湖南商业有相当的发展。当时湖南地区的茶叶、棉布、矿产品都大量进入市场，商业十分繁盛。潭州“李日新”商号“自具工本”煎烹的矾，十分之八作为商品投入市场。“淮商载盐而来，载米而去”的贸易有增无减，每年运销湖南的淮盐达数千万斤。长沙城的商贸也不断发展，《元史·食货志》载,当时扬州的商船，溯江而上，“远及长沙”。长沙与全国各地的商业联系日益密切，《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记载的元代沿长江的新兴商业大城市中便有潭州。元代诗人陈孚在咏潭州的诗中有“百万人家簇绮罗，丛祠无数舞婆娑”之句，也印证元代潭州市井的繁华不逊于前代。

第八节 明代湖南商业

明代是湖南商业的又一大发展时期。据《李东阳集·杂记·浮居户》和李鼎《李长卿集》载,明代江南的“浮居户”(船户)大多从事长途贩运，“江湖东西货贵贱，朝游楚州暮吴县”，楚地出现了“日夜商贩而北”的景象，长沙则成为湖南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和江南的重要商埠。

元末明初的战乱，使湖南原有居民大批流散，政府实行“招抚流亡”政策后，江西等地居民大量迁入，此即所谓“江西填湖广”。明前期吏治比较清明。如清光绪《湖南通志·名宦六》载，洪武中，长沙府同知甄谊“勤劝课，兴学校，禁强暴，卓有政声”。再加上一系列注重生产的政策的施行，使湖南地区农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人口激增，到明中叶湖南地区七府二州总计人口达191万多，其中长沙府达42万多。教育之发达，书院之兴盛，以及政治文化名人之涌现均超过宋元。这一切都为湖南商贸的繁荣提供了良好外部环境。特别是明前期实行轻税和平抑市价政策，更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旋即诏令“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并令“每三日校勘街市度量权衡，稽牙侩物价”。据明万历刊《湖广总志·户口》载，洪武十三年(1380年)又规定“自令军民嫁聚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明代湖南商贸活动得以畅通无阻正是府治实行这些政策的结果。

根据明崇祯《长沙府志》卷六所记述的情况，今日长沙城市的结构布局在明代就已定型，志中所记盐仓街、清泰街、苏家巷、碧湘街、学院巷、大椿桥、晏家塘、河街等大小几十条街道位置已与今无异，而且街名一直沿用至今。还有织机巷、金线巷等专门的手工业区，可见当时长沙纺织业之盛。长沙城市的市场网络也初见雏形，周边有溁湾市、渔湾市、赛头市、全塘市、仙人市、小埠市、暮云市、榔梨市、涝塘市、新康市等卫星市场，交通四通八达，长沙在明代显然已成为湖南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和商业城市，其“江南重要商埠”地位业已形成。

    明统一中国后，长沙府立即着手重建长沙城，西城有四门，沿湘江新辟码头7座，分别是驿码头、草码头、义码头、通货码头、德润码头、鱼码头、木码头。还有专业性的通货门和驿步门，以通商贸和驿递；东有三门，南有一门，以陆路连通浏(阳)、平(江)、湘(阴)、潭(湘潭)、醴(陵)诸县。

嘉靖年间(1522-1566)，任长沙府推官的翟台主持疏浚了湘江的西湖桥段，辟成港口，停泊舟楫。商民为感激推官的功德，特将港口取名为“翟公套”。万历年间(1573-1619)，善化县知县唐源又倡议“开河通商”，启用长沙、善化两县“解银每年三十余两，又每年登报赎银计五百五十两”，招募民工，把南湖(位于今妙高峰南坡下南湖路一带)通往湘江的小港疏浚为能行商船的大湖港。眀崇祯《长沙府志》中所载唐源所撰《开河通商议详纪略》中论述了“开河通商”的“四利”：1.“港开成可容百船”，“柴米蔬菜称是”，方便城市居民生活；2.“货物易售，不但利民，且利商”；3.以工代赈，安排众多“余力”，此乃“贫民衣食之薮”；4.“聚以四方之财，供一方之利”，“转瘠为饶”。

在长沙的带动下,湖南地区的商业城镇和交易中心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在湘北，濒临洞庭、长江的岳州巴陵，是湖南对外的重要门户和沟通巴蜀与东南苏杭一带的枢纽。据明隆庆《岳州府志·职方考》记载,其地“处百粤、巴蜀、荆襄之会，四通八达”，系“湖湘重镇，吴楚名区”。地处沅水下游和洞庭湖滨的常德府城武陵，由于是湘西的门户和商品集散地，明代已发展成具有相当规模的经济城市。嘉靖《常德府志·地理志》记载：常德府城“周迥一千七百三十三丈，约九里十三步”，有大街、十字街、上十字街、下十字街、县街、河街、新街、仓口街、后街、马路街、北门街等，纵横交错，相当繁荣。此外，以府城为中心，周边30里之内，有新口市、河袱市、渡口市、上桥市、余家港市、瓦屋张市、栗冈市、冈市等卫星市场，形成一个有相当大规模的商业网络。

    交通促进了流通，商品吞吐量迅猛增长，长沙米市和茶市比宋元时更为庞大。明代长沙商品交换仍以大米和茶叶为大宗，而且商品交易量和贩运距离都大大超过前朝。明包汝楫《南中纪闻》中说“楚中谷米之利……散给天下几遍”，长沙城实际已是远近闻名的大米市。明张萱《西园闻见录》载,宣德(1426-1435)年间，苏州、松江一带发生灾荒，而湖南粮食却大丰收，浙江、湖广等地的大商人云集长沙，坐庄收购大米，贩运至苏、松等地，湘江河上运粮船只“数百艘一时俱集”。明顾起云《客座赘语》说,南京是人口稠密的工商城市，民米亦仰仗于湖广、江西，若“湖广、江西亦荒，米客不至，则谷价骤踊，而人情嗷嗷矣”。可见湖广稻米的丰歉已起着调剂市场米价的作用。湖南盛产茶叶，唐五代时推行的以茶换马的贸易方式一直流传到明代。《明史·食货志》载：“湖南产茶，其直(值)贱，商人率越境私贩。番人利私茶之贱，因不肯纳马。”那时湖南贩运到西北地区的黑茶多产于安化，而从长沙集中转运到陕西泾阳，再加工成砖茶销售。由于湘茶的私运动摇了汉茶的官营，万历年间遂有“禁湖茶”之议。但欲禁而不能，屡禁而不止，最后采取折中办法，规定以汉茶为主，湘茶为辅，湖南民营茶商从此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载：“楚之茶有湖南之白露、长沙之铁色。”所谓“湖南之白露”就是指长沙县高桥镇所产绿茶，所谓“长沙之铁色”就是指长沙府安化县所产黑茶。其时高桥、安两地有茶庄数十家，有的茶庄就冠以“白露”、“长沙铁色”之名。长沙市博物馆藏有明代高桥天华春茶号招牌。到明后期,长沙已与广州、九江、杭州并列为全国四大茶市。

    除米市和茶市外，明代湖南各县土特产和手工业品的贸易也很繁荣，如棉布、葛布、苎麻、土绢、蓝靛、白蜡、桐油、楠竹、麻油、茶油、纸、蜜等的产销量都很大。而长沙成为名符其实的商埠，恰如明崇祯《长沙府志》风俗卷所云“民物丰盈，百货鳞集，商贾并联，亦繁盛矣。”

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思想到明代开始发生了动摇，“工商皆本论”逐渐成为明代经济思想的主流。张居正的“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以利农”，黄宗羲的“夫工固圣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等主张都先后为统治者所采纳，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九节 清代前中期湖南商业

清初湖南启蒙思想家王夫之更继承和发展了上述思想，使其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王夫之不仅在哲学上发展了“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而且大力倡导“留心经济之学”，在经济思想上颇有见树，成为我国较早论述商品流通作用和市场调节理论的学者。他在《宋论》中认为“商贾负贩之可不缺也，民非是无以通有无而赡生理”。只有商品流通才能“生人之用全，立国之备裕”，从而把过去的“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的简单论证推进了一大步。在反对封建官僚地主集团的斗争中他站在新兴商人一边，指出“惩墨吏，纾富民，而后国可得而息也”。他充分认识到价格对市场供求的调节作用，主张让市场价格自由涨落，“乃当其贵，不能使贱，上禁之弗贵，而积粟者闭粜，则愈腾其贵，而怀金者不售，则愈益其贱”。他在《黄书·大正》中论述了商业促进“极其瘦薄”的乡镇经济发展，为农民提供“盐、鲑、布褐、伏腊、酒酱”之类生活资料的社会功能，赞扬了商品流通对社会经济的重要影响。王夫之还批判了宋明理学提倡的“去人欲，存天理”的不切实际的道德观，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主张满足人生的物质要求。这些无疑都对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王夫之的厚商兴商思想，正是明末至清代前期长沙地区自然经济逐渐向商品经济潜变的印证。鸦片战争前的长沙社会虽然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自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开始向其反面转化，成为商品经济的起点。突出表现为农产品的商品化趋势。《皇朝经世文编》卷四七说,当时东南各省，“烟户稠密，需用食米甚多，历系仰给客米接济。三五日内客贩不到，米价即昂”。这里所指“客米”，正是湖南洞庭湖等地区所产的谷米。

   “湖广熟，天下足”首见于明代李釜源撰《地图综要》内卷：“楚故泽国，耕稔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越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清乾隆时还有过“湖南熟，天下足”的说法。当时整个湘北地区已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地。长沙米市渐与九江、芜湖、无锡米市齐名。乾隆年间(1736-1798)，清政府开始实施“轻徭薄赋，加惠商民”的政策，据《清文献通考》记载，加惠商民政策的侧重点有三：一是免征粮食税，以使“商贾趋利，挽输源源接济”灾区，平抑灾区粮价；二是整顿税关，以防法外苛取，克剥商人；三是减轻市税，如规定“各省及市集落地税具在府州县城内，人烟凑集，贸易众多，且官员易于稽查者，照旧征税，不许额外苛索，亦不许重复征税；若在分镇村落则全行禁举，不许贪官污吏假借名色，巧取一文”。

    这种政策促进了经济作物向专门的商品生产转化。清初巴陵(今岳阳)的棉纺织业、湘潭的麻纺织业十分发达，已不是单纯的农家副业性质，而是独立的小手工业作坊了。清乾隆《岳州府志》载，大批的“吴客”(江苏一带的商人)为主的包买商以长沙等地为据点前往巴陵收买布匹．而且还将“苏花”(太仓棉)等原料和资金分贷给织布者，收购制成品。其后长沙、衡州商人也加入了这种“包买商”的行列，“布归横塘、新墙，客惟衡州、长沙人矣”。这已是商业资本控制生产的初步形态了。由于江苏及长沙商人商业收购活动的促动，有些巴陵人干脆把纺织工场开到了长沙。据浏阳县训导吴敏树《畔湖文集·巴陵土产说》记载，“长沙有巴陵小布行，以此其后二三都及冷铺三角嘴诸处产棉，而一都人工作布。绝精匀，谓之都布。二三都谓之三都布，男妇童稚皆纺绩。”

    自康熙三年(1664年)置湖南省, 长沙即成为省会。至乾隆年间(1736-1795)，长沙已是中国南方的重要商埠，商贾云集，百货流通，竞争十分激烈，成为清代四大名镇之二的汉口镇、佛山镇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清同治《长沙县志》记载了这期间长沙商品流通的盛况：“秋冬之交，淮商载盐而来，载米而去；其贩卖皮币玉玩好，列肆盈廛，则皆江苏、山陕、豫章、粤省之客商。……北客西陕，其货毡皮之属，南客苏杭，其货绫罗古玩之属，繁华垄断，由南关内至臬署前，及上下坡子街为盛。”

到嘉庆年间(1796-1820)，长沙城已“带江十余里，瞰廓数万家”，“城内人烟稠密，冠盖纷纭，闾阎林立，商贾云连”。清初实行海禁，全国对外贸易的正常发展受到阻碍，但湖南反而受益。因为清政府仅开放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内地的土货出口，西方的洋货进口，都须在广州进行。清乾隆《广州府志》载，清乾隆刊乾隆年间广州“人多务贾，与时逐”，“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东西二洋，倏忽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这样，便在广州——内地——广州之间形成了一条商道，湖南则是这条商道的必经之地。因此，长沙、湘潭、衡阳、郴州等城市成为中西商品交流最先受益的地区之一。诚如清同治《醴陵县志》所说,南京等地所产的绸缎“南泛湖湘，越五岭，舟车四达，悉贸迁之所及耳”。苏杭一带相当数量的绸缎正是经过湖南这条商道远销东南亚、南洋和欧洲的。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量很大，不得不用大量的白银来支付货款。因此，在鸦片战争以前很长一段时期里，湖南地区的对外贸易格局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

清前、中期,省城长沙虽为湖南商业中心,但其他各地商业也获得了某些发展，除传统的墟场定期交易外，在一些交通口岸、要冲，形成颇为繁荣的商业中心。乾隆《湖南通志》记载：“楚南民朴，所需者日用之常资，故富商大贾亦不出其间。惟米谷所聚，商贩通焉。其余则小肆店而已。盐集于长沙，徽商也。湘潭，则衡、永、郴、桂、茶、攸二十余州县之食货，皆于是地取给，故江苏商客最多；又地宜泊舟，秋冬之交，米谷骈至，樯帆所舣，独盛于他邑。衡州以上，商多豫章，以地近而贸易至也。岳州地处省北，货裁取给一郡，即商船停泊亦少。惟常德为黔、蜀之通衢，澧州居辰、沅之总汇，舟车担负必集于常，而松杉、桐油、盐米之类必集于澧之津市。洞庭以西，市镇之殷繁无过于此。”

    湘潭距长沙仅百里之遥，湘江、涟水流经其境，无礁石湍流之险，古驿道分五路通向毗邻县、省，是粤、桂两省通往北方古商道的必经之地，到明末已形成商埠。乾隆《湖南通志》云:“衡、永、桂、茶、攸二十余州县之食货，皆于是地取给，故江苏客商最多；又地宜泊舟，秋冬之交，米谷骈至，樯帆所舣，独盛他邑。”嘉庆《湘潭县志》载,不仅湘东、湘南产品都往湘潭集散，西南各省货物去西北各省亦多经“湘、沅”而集湘潭，“城总市铺相连几十里，其最稠者则在十总以上。甲乙之货云屯雾集，为湖南一大码头”。湘江水运极其繁忙，舟楫络绎不绝，自“杨洲至小东门岸，帆权集连二十里，廛市日增，蔚为都会”。湘潭曾一度成为全国药材集散地之一，有“药都”之称。药材行商号有所谓“八堂”,即全美堂、崇谊堂、崇庆堂、崇福堂、福顺堂、聚福堂、怀庆堂、公正堂。药材交易大多数经过这些药材行成交。

    岳州(今岳阳)，地处大湖南北要冲，《清经世文编·户政》载,乾隆年间，“十分其民而工贾居其四”。工商业人口已相当集中。衡州(今衡阳)，地处湘中，同治《衡阳县志·货殖》载,“长沙未设巡抚布政使时，商贾皆主衡州，以通广西，书坊墨栈皆以长沙为子店，至今仍之。”特别是“衡烟”贸易十分兴隆。乾隆、嘉庆年间衡阳城内，“大商以烟草为货者，有九堂十三号，每堂资本出入，岁十余万金。号大于堂，兼通岭外，为飞钞交子，皆总于衡烟。”郴县(今郴州)，地近粤省，至嘉庆年间商业亦有相当发展。据嘉庆《郴县志》载：“郴地南通交、广，北达湖、湘，为往来经商拨运之所。沿河一带，设立大店栈房十数间，客货自北至者，为拨夫为雇骡，由南至者为雇舡。他如盐贩运盐而来，广客买麻而去。六、七月间收获，九、十月收茶、桐油，行旅客商，络绎不绝，诚楚南一大会冲也。米码头则米贩泊舡之所，朝夕给应，郴人赖之。乡村墟场，各有定期，往往千百群聚，携货交易”。乾隆《湖南通志》对常德也有记载:“大江啮城，舳船帆楫，时上下商贾所聚，百货辏集，人语欢声，辄喧午夜，……旧称鱼米之乡，良有以也。”

从以上记载看，清前、中期长沙、岳阳、湘潭、郴州、常德等城镇，均已成为湖南境内重要的商业城市。各类货物云集，牙行铺栈林立，各地商人及山西、陕西、苏州、杭州、江西、广东的客商，往来其间。贸易则以米为大宗，其他如烟、茶、桐油、鱼、盐、布疋、杂货、木材亦占有相当比重。

其时湖南商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经纪商的大量涌现。经纪商旧称牙人,其组织称牙行。

明嘉靖二年(1523年)制定的市场法中已有“牙行”一类，规定选有资产的人户充任，由官府发给印信文簿，称为“牙帖”。领帖需交纳帖费，连同每年所纳税银，统称牙税。明崇祯《长沙府志》卷五有“湘潭牙行获利逾干金，而靛行倍之”的记载。清同治《长沙县志》载，清沿明制，到雍正四年(1726年) 长沙城外有粮食、鱼、煤炭、白炭等牙行35家；至嘉庆二十二年(1817)新增牙行60家，其中有盐行、茶麻行、纸行、靛行、铁行、石灰行、枯饼行等。牙行兴盛又带动了店铺的发展。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长沙城外各市镇共有门摊l89家．其中经营粮食的门摊最多,占85％。其余还有土果铺、靛纸铺、香饼货铺、姜瓜货摊、杉木货摊、铁锅钉货摊等。咸丰八年(1858年)汉口开埠后，长沙牙行增长更快，多达100余家，包括粮食行、茶行、鱼行、纸行、靛行、铁行、盐行、白炭行、煤炭行、帽行、牛行、石灰行、土果行等l0多个行业。许多牙行由城外市集移至城内，如土果行集中在今下河街一带，粮行集中在今草潮门一带。

    长沙牙行按经营方式不同大致分为3种类型。一是专替卖方代理的牙行，通常有较大的仓库和栈场，服务设施完备，如粮行、渔行等。牙行常利用买卖双方不熟悉市场行情的情况，从中牟取额外利润，如货未脱手，卖主急需钱用时，牙行可放高利贷，当货售出后又不及时付款，以图利息。二是专为买方代理的牙行，一般与买方订有契约，订明品质、价格、数量、交货日期等．既大量预收货款．以图利息，又靠压级压价、大秤进小秤出等手段获取暴利。三是代购代销兼营的牙行，一般拥有雄厚的资金，从誊代购代销经纪业务，有的还自营购销，获利颇丰。牙行中产生过许多著名商号,如土果行保太和、惠然、公和、镇昌、恒泰等,均享誉一时。

清代前中期，长沙城商品市场已十分繁荣，在长期的经营中各行各业都产生了许多名老商号。据陈先枢主笔《长沙老字号》一书整理的资料，这些名老字号有：顺治六年（1649年）创立的“玉和”酱园；康熙十一年（1672年）开设的“鄢复兴”膏药店；康熙十五年（1676年）开设的“南协盛”药铺；乾隆四十年（1775年）开设的九芝堂药号；嘉庆元年（1796年）开设的“戴同兴”酒店；道光六年（1826年）开设的“三吉斋”南货号，以及康熙（1662—1722）年间开设的“董同兴”刀剪店、乾隆（1736—1795）年间开设的“清汉楼”香粉坊、嘉庆（1796—1820）年间开设的“吴大茂”针号等，都是闻名遐迩的名店。清前期的这些名老商号以外地客商居多,如玉和、九芝堂、戴同兴、三吉斋、吴大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