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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地

2020-9-25 09:26| 发布者: admin| 查看: 364| 评论: 0|原作者: 陈先枢 沈绍尧

湖南辛亥革命人物纪念馆

 

湖南辛亥革命人物纪念馆位于长沙县黄兴镇黄兴故居后花园,分上、下两层,建筑气势恢宏,前坪立有巨型湖南辛亥革命人物浮雕,令人仰止。纪念馆集中展示了湘籍人士在辛亥革命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和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相关事迹。上篇介绍辛亥革命湘籍人士,包括黄兴、宋教仁、蔡锷、蒋翊武,以及刘揆一、焦达峰、谭人凤、陈天华等60多位人物的生平事迹。下篇介绍湖南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进程和地位。2015年10月10日上午,辛亥革命湖南人物业绩陈列开展仪式在长沙县黄兴镇湖南辛亥革命人物纪念馆前坪举行。民革中央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刘晓致辞并为辛亥革命人物纪念馆揭幕。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是中国走向共和道路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在辛亥革命时期,湖南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涌现了与孙中山并称“孙黄”的革命领袖黄兴,还有蔡锷、宋教仁、蒋翊武等一大批革命志士从长沙走向全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清斗争。在长达十年的辛亥革命运动中,长沙始终是“两湖(湖南、湖北)革命”的中心之一。内地最早的革命团体“华兴会”在长沙成立不久,就和在武昌继起的“科学补习所”相约同时发难。嗣后,在创建“同盟会”和“同盟会”组织的武装起义及其他革命活动中,湖南籍的革命志上曾经在长沙本地和全国各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武昌首义的史册里,也纪录了众多湘籍革命党人的勋绩。武昌首义10天之后,长沙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响应,解除了武汉战场的后顾之忧,并立即派军援鄂,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因此,在长沙地区,特别是长沙城内遍布着辛亥革命遗迹、遗址,包括辛亥革命名人故居、辛亥革命活动遗迹遗址、辛亥革命名人墓葬和辛亥革命纪念地。这是辛亥革命志士留给长沙人民、湖南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一笔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它永远激励着中国各族人民振兴中华、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抱负。

人们参观这个纪念馆后,都有一个强烈感受:没有湖南人可能就没有中华民国,或者说不会这么快就取得革命的胜利。武昌起义前的多次起义,基本上都是黄兴发动、指挥,武昌起义从发起到后来的总指挥也都是湖南人。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湖南人无疑是当仁不让的主角。

辛亥革命湖南人物业绩展集中展现了辛亥革命中的湖南人在省内外从事革命活动的相关事迹。陈列以史为纬,通过文字、图片、实物、雕塑、场景、多媒体等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湘籍仁人志士对辛亥革命的伟大贡献。

 

 

武塘纪念亭

 

武塘纪念亭,因纪念毛泽东主席为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合作社所报材料写下长篇按语而建。1969年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批准长沙市革委会报告,于武塘村牛角岭筹建,1970年建成。纪念亭高12米,形态与桔子洲头纪念亭相近。 

1955年,在全国农村合作化高潮中,毛泽东主席全国各地报送的众多材料中,就《湖南长沙县武塘农业合作社是怎样从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的》一文写下1729字批示,是所有批示中文字最多的。文题原为《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社的严重问题及整顿巩固的做法与经验》,说武塘农业合作社在建社之初,由于在社务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中没有树立起贫农的领导优势,致使生产搞得不好,产生了中农占便宜、贫农吃亏的严重问题。乡党委发觉后,对这个社进行了整顿,通过“两查”(查生产计划、查禾苗好坏)、“三算”(算季节、算劳动力、算肥料),搞好生产补救,深入进行阶级政策教育,大力培养贫农骨干,形成以贫农为优势的领导核心,加强了社员团结,巩固了合作社组织。

汇编《中国农村合作社高潮》一书时,毛泽东主席将文题改为《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的》。

毛泽东主席的按语使武塘村成了全国明星,成了湖南省委工作组的乡村驻地,先后有张平化、毛致用两届省委书记在这里蹲点,华国锋、陶铸、王震、程潜等中央领导也曾到这里视察。春华镇则成为了全省农业高产典型,成就了“湖南农业看春华”美名,在全省“吨粮田”大会战中,连续三年获全省第一。

为了纪念这段辉煌经历,1970年,在湖南大学土木系的帮助下,于武塘村建起这座东向西的纪念亭,占地134平方米,翘角飞檐,内容丰富,气势宏伟。亭中为两层四角攒尖碑亭8.8米,宽7.4米,高12米,盖琉璃瓦,与长沙橘子洲头的纪念亭相近。正中2.85米1.4米0.3米碑座,框嵌汉白玉石碑一通,正面“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优势”,上有毛泽东主席头像背面镌刻毛主泽东关于树立贫下中农优势的行书《按语》全文。

亭两端有10.5米5米,窄处宽3.3米的回廊,分别设毛泽东诗词橱窗,展出20世纪50—70年代有关武塘消息的《人民日报》、《新湖南报》、《湖南日报》。

纪念亭所在院子原是一所学校,后为一家工厂仓库,日渐衰败。但纪念亭保护得还不错,祁阳石上镌刻的《按语》依然金光熠熠,橱窗中的旧报纸虽然已经发黄,依旧是清晰可读,只是四周树木长得太快,几乎将纪念亭淹没了,如果没有人指点,还难以找到。 

2005年,武塘纪念亭公布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公布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抛砖屋场

 

抛砖屋场坐落于春华镇武塘村大镜园。屋场为土砖构建,极为简朴,但是一处具有历史意义的老屋。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湖南省委工作组的农村驻地,先后有张平化、毛致用、华国锋、王震、陶铸、程潜、雷洁琼、胡愈之、周立波等在此住过。张平化书记等,一住就几年,小孩都认识他们。

他们刚来时,都分散住在社员家中,那时叫“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耄耋老人,总喜欢回忆那时情景,感叹地说:那是真正的“三同”啊——华国锋和我们扮过禾,毛致用和我们插过田,张平化一起铲草皮,王震帮我们栽红薯,我们同住土砖屋、同搞生产、同呷小菜饭。那些大人物,真走群众路线,真是密切联系群众。现在的干部,要变成那样,难啊。

随着来春华的干部越来越多,为方便下乡干部的工作、生活,也为了不太多打扰农户,平化书记决定在这建一栋住房,名抛砖屋场,作为省委工作组驻。抛砖屋场之名,是杜修经取的。杜修经是湖南著名民主人士,充满传奇色彩。早在1928年,他就代表湖南省委,四上井岗山。他一生三次入党,两度脱党,可谓一生坷坎,一生传奇。由于历史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身居党外,成为民主人士,最早来春华武塘村蹲点。

1963年,张平化书记决定,将省委工作组建在春华武塘的合兴队大镜园山脚。建房任务全权委托给合兴队队长黄松贵。平化书记再三嘱咐:建房水平按当地一般标准,不能超标。木就取当地杉树,瓦就地烧,砖用当地泥巴土砖,房子刷白就行。

以后张平化、王延春、李瑞山、华国锋、苏钢几位省委正、副书记一住数年的抛砖屋场,所有建筑费用,含全部建材、人工费,总共才三千多元。除当时物价便宜外,也足见省委之节约、住处之简陋。

一天,阳光灿烂,大家热火朝天建房。张平化和杜修经来了。张平化说:“我们建这栋房子,有人说,就叫省委工作组得了。我觉得,屋场还是应取个名字。杜老,您说,叫什么好呢?”那时农村建房都用土砖,墙砌一人多高后,下面把土砖一口口抛上去,砌墙师傅就一口一口接来砌。杜老望着这一抛一接场面说:“书记,这屋,是不是就叫抛砖屋场?”张平化先一愣,接着说:“好,抛砖屋场,我们就是来抛砖的,引全省之玉。”

杜修经深感平化书记厚待、知遇之情,在这里工作两年后,奉命调离。2007年,因病离世,享年101岁。

抛砖屋场建成后,张平化和其他省委领导就在这安营扎寨。1963—1966年,平化书记基本居住、生活、工作、劳动在这里。省里开会,他去一下长沙,结束后马上返回。那时省里的厅长、局长要汇报紧急工作,只得驱车春华武塘了。当时的中央农垦部长王震,中南局书记陶铸,来长沙就直奔春华。他们知道,平化书记不在抛砖屋场办公,就在田垅中插秧、扮禾,一找一个准。

省委书记、省长来了,省会文艺团体,几大剧团,都来了,都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休息时,就在田垅中为唱歌、唱戏。后来成为著名歌唱家的李谷一,当时是省花鼓戏剧院的年轻演员,社员吆喝她唱得最多的就是《刘海砍樵》。后来成为著名戏剧表演家的钟宜淳、彭复光,则为社员献上一段拿手戏《补锅》。有闲余,就教教老农学文化,教年轻农民学唱歌、学唱戏。而他们自己,也拜农民为师,在田垅,在山上,学扯秧,学栽菜,学种棉花。《湖南日报》曾发表专稿《春华当年好热闹》,再现当年春华干群齐心建设新农村的空前热闹场景。张平化经常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干什么事,我们都要走群众路线。当时,干群关系融洽,鱼水一家亲的场面,随处可见。从生产队、公社、到抛砖屋场的省领导,什么事都喜欢问群众。平化书记亲自去勘察,身边跟着的,不仅有基层干部,更多的,是请来的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农民。碰到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平化书记不是握手,而是作揖,弄得老农民不知如何是好。后听从随行的省文联主席周立波建议,平化书记才改为握手。

抛砖屋场有间劳动工具房,每人配有一把锄头、一根扁担、一个草帽、一套雨衣,从平化书记、程潜省长排起,每人一套,上面都贴有名字。那时干部参加劳动,绝不是摆样子,从这一细节,就足见真假。

当时担任公社文化站长的章资超同志,凭借当年所见所闻,写了《华国锋扮禾》、《毛致用插田》、《张平化请客》、《陶铸送稻种》、《程潜送藏书》、《王震栽红薯》、《周立波租房》等系列回忆文章,在报刊发表,亲切感人。抛砖屋场这颗沉睡几十年的明珠,闪烁出耀眼的光辉。

当年,湖南省委就是凭借抛砖屋场这个指挥所和春华这块“试验田”,引导、指挥全省的农村、农业工作。而春华,成为湖南省的农业高产典型,全省第一个跨“纲要”,在全省吨粮田大会战中,连续三年获全省第一,连续夺取金杯,成为金杯的永久得主,在全省流传 “三夺金杯”佳话。

后接任省委书记的毛致用,又来春华蹲点,真诚地拜谒抛砖屋场,聆听农民对当年的无限怀念。他也和平化书记一样,发扬我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作风,和春华人民商量更快发展蓝图。为彻底解决当地干旱困境,亲自争取国家水利投资500万元,在春华境内建起 “三湘第一槽”的春华高架渡槽,灌溉数万亩干涸的农田,使春华农业持续高产,处全省领先地位。“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把他的试验基地选在春华。春华农民说,是抛砖屋场给我们带来了好运,久久怀念那火红岁月。

 

 

上积塘

 

高桥镇上积塘是20世纪20年代湖南农民运动的产物,位于李维汉故居和柳直荀故居之间。据文史专家罗俊阳调查考证,高桥农民协会的创始人为周伯元。1926年,周伯元在大沙里罗家祠堂族学任教,是当地农民的知心朋友,过细了解农民的疾苦,帮助分析产生疾苦的原因,商量解决疾苦的办法。他说,政权是头等重要的,政权又要靠军权来支撑。当年712日,北伐军占领了长沙,一个月后,又占领了平江、岳阳。从而,高桥在周伯元的指导下,公开办起了农民协会。由尊阳都上义团(今凤山村)、同义团(今学士桥村)两团合办一个农会。会址设在罗氏祠堂内,推选罗九和任主席,吴道生任纠察队长。周伯元兼任生产委员,主管修圹坝、砍树荫。

农会成立后的头一件事就是修上积塘。上积塘在蔡家岭下的龙冲、傅家冲出水的汇合处。这里原是一块上百亩的荒地,过去有人作过堤蓄水荫禾,由于堤身堵水,泥沙越积越厚,上节早已积满,人称“上积塘”。塘下17户人家的900多石租(合今约450多亩)靠该塘灌溉。但淤泥多,蓄水少,受益田成了春天遭泥水害,夏季遭干旱的受害田。就在办农会的头年,当地遭遇大旱,退位还乡的清廷传胪萧云爵领头打醮、求神,也不见灵验,一连百日滴雨不下,塘下禾苗除河边淘沙浸救了几亩外,其余全部旱死。因此,当农会决定修上积塘时,全体会员一致表决通过。

但地主、地痞并不赞成。地主只认收租,不顾农民死活,地痞则在后面拍马屁。罗秀生为首修建上积塘,组织一班人对工程作了勘察,打算在北侧沿山墈开条两丈宽的水圳泻洪排沙,将低处的淤泥挑来作一丈高的塘基,增加蓄水量。将高处的淤泥卷上去抬出水面作坵田,一年可收租谷12石,作该塘的常年维修费。预计需人工1000个,以一天包吃喝一斗谷计算,塘下900多石租的田受益,每石租出谷一斗。主意一出,即伤了地主的神,萧传胪的侄儿萧纯白带着拒不出谷。此时,地痞“刘大抱鸡婆”出面为地主说话。农会按周伯元的安排,抓住了这个典型,以破坏修塘为由,给刘大戴上高帽子,打锣游乡,游遍了上下两团,“杀”了“刘大抱鸡婆”,给萧传胪那群猴子看。此后,对于农会的决定,再冒得半个人讲个“不”字。先从萧家动手,在萧纯白家里挑了92斗谷作伙食,修塘就这样开工了。

从头年八月扮禾之后开工,农民自带箢箕、锄头等工具,还要自带小菜,在傅家冲小罗家祠堂开餐。开始每天只9桌人,敲梆筒上下工。工地上开始打的是白底黑字农会旗,民国16年初,李诚明参加了由李维汉、柳直荀等领导人在长沙市周南女校举办的“农民学习班”,带回了新的农会旗,工地上就改为红底白梨旗了。修塘的民工直到古历1220日才下工,第二年元宵过后又上工。当时天寒地冻,有的农民赤脚草鞋在烂泥中劳动。周伯元先生也同大家一起挑泥,做宣传鼓动工作。工程到1927年4月春耕前才竣工,共花了7个月时间,投工4400多个,以斗谷一工计算,900石受益租,每石负担一斗不够开支,又增加6升,其余由农会统筹,秋后兑现。

马日事变后,反动派要抓周伯元,这时乡亲们才晓得他是共产党员。据说,周伯元参加了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跟毛主席打江山去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列举的14件事中,有“修塘坝”一项。他说:“无情的地主总是要从佃农身上取得东西,却不肯花几个大钱修理塘坝,让塘干涸,饿死佃农,他们却只知收租。有了农会,可以不客气地发命令强迫地主修塘坝了。地主不修时,农会却很和气地对地主说道:好,你们不修,你们出谷吧,斗谷一工。地主为斗谷一工划不来,赶快自己修。因此,许多不好的塘坝变成了好塘坝。”

1958年,上积塘得以加修,加高了塘基,最高水位时,水面达上百亩,使得500亩禾田受益,从此水旱无忧。

 

 

拨云山会议旧址

 

拨云山会议旧址位于金井镇观佳村与平江交界的拨云山。1945年4月的一天,观佳与平江交界的拨云山上,因日寇犯境,一座四进古寺,不仅无香客,连主持也不知去向。然其前后左右树林中,却有不少穿灰布军装的人,或擦枪,或打草鞋,或洗衣服。

寺堂内,附近保、甲负责人正和几位穿军服的人叙谈。不一会,一位30多岁的軍人笑容满面地向大家拱手说:“今天请大家赴会,既无茶又无烟,真对不起。”接着行了个军礼说: “现在请首长讲话”。旁边几位年纪稍大的,穿一样的军服,分不出谁是官,谁是兵。其中一位走到厅中小桌前,向大家拱手致意:“我是王首道,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大家对王首道的名字并不陌生,知道共产党是抗日的,情绪马上活跃起来。王分析了当时的抗日战争形势,说日本鬼子快完蛋了,但是你不打,他是不会倒的。他说:“我们经过不少敌占区,辗转到这里,目的是发动群众共同抗日。谁知这不仅找不到政府机关,连百姓也看不到,粮饷得不到供应。怎么办呢?只得向老乡们求援,请大家想想办法,筹点粮、油,帮帮我们,请于两天后送到这拨云寺。为防万一,会议不能久开,请帮忙到时送来。”说完便散会。

大家看到官长如此和蔼可亲,话语恳切,感到很舒坦,觉得这是爱民救国的好军队。乡民普遍反映,这支军队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与以往见到的军队完全不一样,愿想方设法支持,尽到抗日救国的一份责任。经过一番宣传发动,各保甲将粮、油、盐按时送到预约地点,圆满完成了抗日筹粮任务。

为增强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扩大对日战略反攻的前沿阵地,1944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以八路军三五九旅主力4000余人组成南下支队,由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委,挺进华南,建立抗日根据地。11月10日,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过黄河,驰骋豫中,飞越长江,进军鄂南,于1945年2月进入湖南。支队入湘后,改称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下属大队改为支队。

1945年4月13日,王首道在平江主持召开军政委员会议,月底成立湘鄂赣边区党委会、行政公署和军区,由王首道任党委书记、聂洪钧任行政公署主任、王震任司令员。接着又建立了中共湘东北特委和湘东北军分区,领导平江、浏阳、岳阳、长沙等县的抗日斗争,派罗振坤到浏阳帮助恢复党组织,400余名青年参军。

7月下旬,南下支队向湘粤赣边区挺进。24日,从平江县进入长沙县福临、北山、霞凝等地,抵达铜官一带。入夜,在当地群众帮助下,渡过湘江。25日至26日,张贴经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的《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公告》,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政策,全文如下。

 

去岁湖南沦陷,日军肆虐横行。皆因抵抗不力,政府抛弃人民。本军奉命援湘,消灭万恶敌人。实行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好人。工农商学各界,军队地方士绅。不分阶级党派,皆愿相见以诚。一致联合对敌,展开民族斗争。独裁贻误国事,专制违反民心。唯有迅速改革,方能耳目一新。实行三民主义,恢复中山精神。取缔贪官污吏,扶持好人正绅。厉行减租减息,改善社会民生。取消苛捐杂税,买卖务求公平。反对强迫兵役,欢迎志愿从军。保障人权财权,维持社会安宁。严惩汉奸特务,悔过可以宽容。中国有共产党,华北有八路军。广东广西一带,抗日起义纷纷。德寇正在瓦解,日寇亦将土崩。苏联英美中法,保障战后和平。世界进步很快,中国岂能后人。愿我三湘子弟,一致义愤填胸。起来保乡卫国,充当抗日英雄。倘有汉奸国贼,敢于阻挠军容。自当痛击不贷,勿谓三令五申。特此剀切布告,仰各一全遵循。

司令员  王震

政治委员  王首道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七月

 

八路军南下支队在长沙县及其周边时间不长,却对地方抗日斗争产生很大影响,有力打击了日伪嚣张气焰,鼓舞广大民众的抗敌斗志;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推动了长沙县的抗日游击斗争。从拨云山的秘密会议,到短期内迅速筹集粮食物品等,看出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拥护与信赖。

 

 

古樟树哨所

 

据长沙县林业部门古树名木资源调查,全县“胸径及年龄最大者为金井镇石板村的古樟树,测量胸径达294.9厘米,估计树龄在800年以上。四周有毛竹生长,树干已空心。

这古樟别于同类的最大特点是:胸径最大部分不在基部,而在地表以上约3米处,周边长出5根直径数十厘米的分枝,中空,可容数人活动,远看好像一片樟树林,为当年赤卫队的理想哨所。

1928年,按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指示,担任长(沙)、平(江)、浏(阳)、湘(阴)四县工农武装总指挥的吴本德,回金井双江,和吴文炳等人组建了湘、鄂、赣边区长沙第一赤卫大队,吴文炳任书记和大队长。他们发动群众,恢复农民协会,建立哨所,避敌锋芒,昼伏夜出,打击敌人。

1930年,赤卫队配合红三军团取得金井之役胜利,不少队员报名参加红军。贫苦大众为红军放哨、带路、送信、抬担架,把茶水、草鞋和煮熟的鸡蛋送到红军战士手上,帮助红军快速打下长沙。

 

 

长沙县烈士陵园

 

为纪念吴文炳烈士,1992年,在其故居原址——双江镇龙华山余脉之蛇山西麓建了纪念陵园(今属金井镇)。为纪念更多烈士,2014年将其扩建为长沙县烈士陵园,将县内所有零散烈士墓、烈士遗骨迁葬于此,进行集中保护。陵园三面环山,占地40多亩,由三部分组成。入口处是大型广场,开放式布局。21米高的烈士纪念塔位于陵园中轴线上,是陵园的核心区域,前有长长的阶梯,绕到纪念塔背后便是吴文炳烈士墓。中轴线东西两侧各为烈士墓区,共288个墓穴。

吴文炳,原双江乡金花园村蛇坡人,1887年9月6日出生于一个官宦人家。辛亥革命后,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影响下,他冲破封建专制枷锁,带头抨击满清王朝,创办崇德高等小学堂,被推选为校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妻子吴杨氏和儿子吴学谦也分别加入共产党、共青团。“马日事变”后,他全家和农协会员们一道坚持地下斗争。1928年春,中共长沙县委书记吴本德回到家乡,与吴文炳一道组建长沙游击大队,吴文炳任大队长兼书记,在双江华坡和金井河畔办起两个农会哨棚。县团防局多次围捕,并勾结土豪劣坤血洗尊阳区,致使100多革命者惨遭杀害。吴文炳带领游击队惩处了当地3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坤。他告诫队员:“我们是宣了誓的,革命不怕流血牺牲,无论情况怎样,我们都要坚持斗争到底。”这既是对赤卫队员的告诫,也是自己坚定不移的誓言。

一天夜里,吴文炳召集队员开会。不料叛徒告密,被团防局包围,20多人被捕,关押在长沙司门口监狱。敌人欲从吴文炳口中获取地下党情况,对他威逼利诱。吴文炳视金钱名利如粪土,痛骂不已。敌人酷刑拷打,他志如钢铁。他的鲜血染红墙壁,仍一字不吐。敌人将其儿子吴学谦等三名队员一并押进刑室,欲以骨肉亲情来刺激吴文炳。但四颗赤心同仇敌忾,视死如归。吴文炳和儿子及两名队员终被敌人残酷杀害。兽敌将其头砍下,四处游乡。乡亲们买通看守士兵,才偷回头颅,和身体缝合下葬。

1930年7月,尊阳区成立农民赤卫队,吴文炳之妻继承夫志,开展革命后勤工作,9月被“铲共义勇队”杀害。吴文炳烈士用鲜血、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他光辉的一生永远镌刻在长沙县革命斗争史册上。

2017年3月26日至4月4日,来此祭扫者超2万人次,既有来自邵阳、岳阳等本省市、县的,也有四川、湖北、山东等省的,还有不少海外华人。世界各地烈士后人到此寻祖、祭拜,场面令人感动。如来自美国旧金山的彭心印先生,在陵园烈士英烈墙上找到牺牲的外公和舅舅的名字,顿时热泪盈眶。他是位70岁的美籍华侨,一直在探寻亲人下落,终于在此找到,怎不激动。

 

 

杨开慧烈士生平业绩陈列馆

 

杨开慧烈士生平业绩陈列馆建于杨开慧故居与杨开慧陵园之间,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展示面积近2000平方米。迈入陈列馆正厅,杨开慧白玉石雕像、鲜红的党旗和毛泽东诗词“骄杨颂”综合造型令人肃然起敬。杨开慧这位出身湖南著名学者之家的闺秀,不仅是一个贤妻良母,毛泽东早年革命活动的伴侣,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她牺牲之壮烈更为人们传颂。大厅两侧陈列党和国家领导人题词。

陈列馆以“骄杨颂”为主题,从“忠孝传家的好女儿、忠烈为民的好学生、忠贞爱情的好妻子、忠义教子的好母亲、忠诚革命的好党员”5个方面,展示杨开慧烈士光辉而又灿烂的一生。还将杨昌济先生及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的生平一并展出,是爱国主义教育、缅怀“双百”人物杨开慧烈士和毛岸英烈士的重要场所。

杨开慧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信仰有坚定,坚信自己的夫君和同志都在做救国救民大事,坚信革命必定成功。作为女人,作为妻子,作为母亲,她亦娇柔浪漫,温情脉脉,有着牵肠挂肚的种种情怀,从纪念馆内为数不多的手迹中可以窥见。这些文字质朴,纯然是一个普通女性的内心独白,并无“头可断,血可流”,“愿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之类的豪言壮语。可在被捕之后,她却无比坚强,酷刑之下不低头,利诱之下不动摇。当被告知,只要公开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就可以恢复自由。她不为所动,从容就义。道德上的忠贞,人格上的魅力,永世感人。既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的坚强意志,也展示出“匹夫不可夺志”的传统道德观,絶不以人格尊严为代价而乞求活命。

杨开慧既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骄杨”,更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的“骄杨”。她生命虽短,却如花似锦,高山流水,永世飘香,感人至深。

杨开慧纪念馆景区由陈列馆、杨开慧故居、杨开慧陵园、杨公庙4部分组成,占地126亩,是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国家4A级旅游景区,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内有3处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11月16日起全部免费向社会开放,累计接待国内外客人1000余万人次。

 

 

刘少奇农村调查驻地旧址

 

青山铺镇天华村王家塘组,有处修建于20世纪40年代的单层砖混建筑。1961年4月国家主席刘少奇回湖南蹲点调查44天,其中18天就住在这。旧居座北朝南,5间平房一字排开,为典型的土砖青瓦江南民居。最东边为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的卧室兼办公室,房间里只有一个旧柜子、一张旧书桌、一个木架床、一盏煤气灯。相邻的依次为“座谈室”、“会计室”、“民兵室”和“保管室”,整个旧居面积不过160平方米。当年的国家主席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白天走村串户、访贫问苦,晚上在煤气灯下处理国家大事。旧居今为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对外开放参观。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1960年前后中国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为了摆脱困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号召。1961年春夏,从中央到地方组织了大量调查组开赴农村,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体力行,深入了解情况,寻求对策。

1961年4月1日到5月15日,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带着党中央新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携夫人王光美,在湖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听取基层群众意见,历时44天,为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打下基础。

1961年4月8日,刘少奇结束在宁乡王家湾的调查后,专程到韶山参观了毛泽东旧居。4月12日,经湖南省委推荐,来到当时全省的红旗单位——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今青山铺镇天华村)蹲点调查,在大队部所在的王家塘生产队几间低矮潮湿的土砖青瓦平房里,少奇同志一住就是18天,和干部群众座谈1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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