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圫大塘新石器文化遗址
南圫大塘新石器文化遗址，位于长沙县原暮云镇南圫乡大塘村（2015年划属天心区）。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距今约7100年的人类聚落遗址。原始宗教、彩陶、刻画符号是它的独特文化属性。远古长沙先民们在这片广袤神秘的土地上拓荒耕耘，生生不息，创造了灿烂的远古文明。 “大塘文化”是湘江流域新石器文化类型的典型代表，是在1985年年底的长沙市文物普查工作中所发现。1986年2月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对其进行了发掘，长沙县文物管理所对遗址进行了很好的保护。遗址区域文化堆积最厚处为1.5米。出土文物共分为两大类，即石器与陶器。其中石器以石英岩质砾石为主，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均有，绝大部分为磨制石器，计有斧、锛、凿、刀、镰、磨棒、砾石等。陶器以夹砂红陶与灰陶为主，还要少量的黑陶与白陶，器型主要有釜及碗，还有少量罐、盆、甑，这些器物多处可见刻画图案及彩绘图案。 大塘遗址出土的器物主要有陶器与石器，其中陶器数量众多，并且有较多的可修复器，但最为特殊的是一件出土自灰沟中的一件褐彩双耳陶罐残件，这件陶罐仅剩部分口沿，但其尺寸依然较大，残高9.2厘米，如若是个完整器，其通高至少有30厘米。陶罐的口至颈部装饰有褐彩绘三角水波类似舞蹈人物形态的格纹，系部彩绘变形叶状纹饰，肩部以下绘对称的高冠凤鸟，凤鸟以大叶脉纹相隔，鸟衔树枝，后部尾翼飘逸，线条极其流畅轻盈，可以说，这件陶罐是中国南方出土的最精美的彩陶之一，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陶器上刻画了“太阳”、“向着太阳、口含着禾苗的鸟”、“南方干栏式房屋”、“流水纹”、“花瓣纹”、“草绳纹”、“农田纹”等象形符号，明显地表现了太阳与农作物的关系。这一组颇具系统性的刻画符号，可视为长沙先民农耕文化在艺术上的表现，并说明其时已开始种植水稻。也反映出长沙先民对太阳和神鸟的崇拜。特别是其中有些符号，与后世的甲骨文颇为相似，可能是中国文字最早的母形。陶片上还有一圈“干栏”式高阁建筑图纹，表明7000年前的长沙先民已能建筑干栏式高阁建筑。干栏式建筑为流行于我国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一种原始形式的民居。《北史•蛮僚传》载：西南僚人“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阑。干阑大小，随其家口之数。” 干栏式建筑结构的特点在于，以木为主要构架，一般为上下两层，上层住人；下层通风透光，饲养牲畜或放置杂物。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畜的兴旺，干栏式建筑的格局也日渐扩展。 这件褐彩双耳陶罐，虽为残片，但弥足珍贵，它见证了远古时期长沙先民们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水平。2005年，南圫大塘新石器文化遗址公布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
月亮山新石器文化遗址
月亮山新石器文化遗址位于长沙县黄兴镇仙人市浏阳河北岸冲积平原上，具体位置在鹿芝岭集镇西北隅的台地上，浏阳河支流龙溪河从旁流过。遗址四周有大片稻田，断面上可见文化遗物堆积层，高出龙溪河河面约5米，面积5000平方米左。1976年对该遗址进行部分发掘，发掘面积100平方米，深约1米。 其文化堆积可分为早晚两期。文化层厚约0.7米，早期地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出土石器主要有长条形石斧、凿、锛、杵、镞、刀等；陶器主要有宽扁平足盘形陶鼎、细长颈袋足陶鬶、高柄喇叭足陶豆等。早期地层的文化内涵既具有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的特征，又包含有某些江西山背文化的因素，年代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 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其次为泥质灰陶，泥质黑陶和泥质红胎黑皮陶，并有少量硬陶。纹饰：主要有方格纹、绳纹、篮纹和附加堆纹，少量的凸凹弦纹、刻划纹、戳印纹、拍印的折曲纹。陶鼎数量最多，作盘口釜形，鼎足有多种形式，主要有瓦形、圆锥形、扁锥形、凿形等。圆锥鼎足上常有纵向的两个以至成排的捺窝、扁锥形鼎足上部有横向的成排捺窝。一陶鬶为泥质红陶，作长颈捏流瘦袋足冲天式。其他器形有豆、杯、罐、澄滤器、盆、碗、粗圆柱形支垫等。 晚期地层为商代文化层，表土层发现夹砂红陶大口缸片，上有附加堆纹、圆圈纹、戳印纹和锥点组成的大云雷纹等，其时代可能晚至商周。出土遗物主要有夹砂灰陶或夹砂红陶的绳纹陶鬲、尖锥足陶鼎、陶豆、石箭镞以及少量的玉制装饰件等。 2005年，月亮山新石器文化遗址公布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
鹿芝岭龙喜故城遗址
龙喜故城遗址位于长沙县黄兴镇仙人市浏阳河北岸鹿芝岭。鹿芝岭原名六子岭，民国初，邑人章某开药店于此，以“仙鹿采灵”之意，名店为“鹿芝堂”。于是六子岭谐音切义，演变为今名“鹿芝岭”。另传说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漫山跑麋鹿，遍岭长灵芝，故名鹿芝岭。 五代后汉乾祐二年(949)楚王马希广奏请析长沙县东境置龙喜县，次年诏准。相传这一年，隐帝刘承祐驾临此地微服私访，看到商贾云集、民风淳朴的古镇，龙颜大悦，喜形于色，于是赐县名为“龙喜县”。县治即在今鹿芝岭。龙喜县系从长沙县析出，其县境相当于后来的善化县。鹿芝岭，古名“六子岭”，又名“古城基”。《方舆记要》载：“龙喜县治在六子岭，现今土人呼为古城基。”清光绪《湖南通志》亦载：“府城东四十里六子岭有古城址，中有城隍庙、城隍坪诸遗迹。” 宋太祖登基，因龙喜县之名触犯新王朝之忌讳，令其撤销。遂于乾德元年(963)将龙喜县改名为常丰县，并将县治从六子岭迁至姚圫东湖村（今芙蓉区东湖街道）。龙喜县设置时间共13年。 鹿芝岭原有“五庙四庵”，城隍庙即为其一。上世纪60年代城隍庙改建成仓库，前门尚留门联：
威镇龙喜； 燮理阴阳。
另有资兴寺，又名观音庙，至今犹存（见资兴寺专文）。 民国元年(1912年)12月，一代民主革命先驱黄兴回湖南考察实业，在长沙逗留数日后，回旧居凉塘省亲，看望父老兄弟乡亲们。群众闻讯后跑到离凉塘10公里外的粟塘来迎接。黄兴脱下礼帽，频频向群众挥手致意，并在龙喜县故城鹿芝岭参加欢迎大会，五彩旌旗招展，震耳锣鼓喧天。黄兴讲了话。满面春风陪同乡亲们一直步行到凉塘，向乡亲嘘寒问暖，共叙家常，兴致浓浓聊到深夜。因忙于国事，黄兴仅停留两天就走了，此后再也没有回过故乡。人们怀念他，编出歌谣赞颂道：
深秋时节菊花黄，大好英雄返故乡。 携手缔造共和国，洞庭衡岳生荣光。
人民教育家徐特立，早年在㮾梨镇创办梨江高等小学堂，并附设速成师范班和女子班，招收贫苦子弟入学，常到鹿芝岭一带造访农家，殷殷劝学。后来他题有《龙喜故城》一联，联曰：
径接蓝田秀； 花开白果香。 1949年鹿芝岭尚有著名商行、药号、客栈各5家，其中农村国药局墙面绘神农骑麒麟，南杂店墙面塑犀牛望月之浮雕，古朴典雅，不失为小街特色建筑之标志。今鹿芝岭早已田连阡陌，渠港纵横。原故城东门，早已垦为林场，松杉蔽日，橘柚流丹。然瓦砾残砖、城墙基址，仍依稀可见。
湾塘南阳城遗址
南阳城遗址位于长沙县江背镇湘阴港村湾塘组一处稍高的台地上。遗址到处散落着从裸露在地表的片片青砖。考古工作者从出土的石碑，断定遗址为宋元时古城。村落周边散布稀稀落落的古窑遗址，当地人称之为“小瓦之乡”。 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记载，南阳城城址曾于1985年在长沙县进行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因当地人曾挖出过城墙砖和“南阳城”石碑，故定名为“南阳城城址”。 作为宋元时期的一座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集镇，南阳城因其大大小小的瓦窑而声名远扬，成为当时三湘大地上的制窑中心之一。紧邻浏阳河畔，便捷的水运更加速了它的繁荣。当时的南阳城拥有上百户人家，为了方便装卸货物，一条1500余米长的人工运河直通集镇中心。河内船只来往不断，庄上过往行人甚多，集市兴起，买卖兴旺。 有着悠久砖瓦烧制历史的南阳城古镇，虽经岁月的风尘，至今仍留存诸多历史痕迹。古风犹存的青罗底，精美的瓦当，老河岸处残留的砖码头，成为湘阴港村的访古寻幽的点缀。 当地村民说，这里曾经挖出过不少零散的青砖，甚至掘地三尺皆青瓦、青砖。 沿着乡间小道一路向上，两厢不时冒出不少废弃的老旧瓦窑，在郁郁葱葱的林木间若隐若现。但大多已破败不堪，人去楼空，只剩下满地的青苔。以前村上以烧瓦窑为生，大大小小的瓦窑、窑棚加起来有几十处之多。然而随着瓷瓦、彩瓦的相继诞生，土青瓦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没有了市场，现在村上也几乎没有人烧窑了。 2010年，为加强对遗址的保护，江背镇政府在遗址上立了一块石碑，其上的保护公告写着“严禁在古城遗址保护范围内动土搞建筑或擅自改变其原貌，对破坏古城遗址者将依法查处。”2014年，南阳城遗址公布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
回龙东汉至两晋南朝古墓群
1984年底至1985年初，长沙县回龙乡（今属黄花镇）发生令人震惊的古墓盗掘案，100多座东汉至两晋南朝时期的古墓被盗。该墓群处于捞刀河南岸的河湾地带，三面环山，中有数千亩田垅盆地。田垅边缘小山上，密布东汉至六朝时期的砖室墓，其中仙姑岭有一较大型的墓葬，其封土堆最大。被盗的100座墓，皆用青砖砌成，砖上都有花纹。调查落实被盗的文物有500多件，其中青铜镜就有40多件，另有银器、琉璃、玛瑙和青瓷器等，说明当时此地较为富裕，当若干个较大庄园。今文物部门已在该地确认古墓群7处，古窑址两个，皆立有保护牌。如： 易家冲东汉墓群，位于黄花镇新江村易家冲组银坡子西南麓，古墓处于群山之中，大小墓堆十几个，地形呈坡状，基本保存完整，八十年代初期修禾场，曾挖出带花边的清砖。 银龙村东汉墓群，位于黄花镇银龙村福盈冲组一山坡上，分布范围约4000平方米，自从确定为文物保护区后，再没有发生人为破坏和盗挖行为，周围环境保护良好。 吴家田东汉墓群，位于黄花镇黄花村长元组与吴家田组交界的唐家湾后山山顶，分布范围0.5亩，1958年修建二机台时已损毁外围石栏等外部设施，墓葬内部保存状况不明。
南朝买地券出土遗址
1977年夏，在今路口镇麻林桥的一座南朝墓中，出土一方买地券。墓主人徐副，年59岁，以醉酒寿终，于南北朝刘宋元嘉十年（433）葬于荆州长沙郡临湘县北乡白石里。其券镌刻在一块长33厘米、宽26厘米、厚2厘米的青石板上，券文直书17行，满行25—36字不等。全文493字，无一损漏，通篇可释，是今存南朝买地券中文字最完整、字数最多、内容最充实的一方。其字体真书略带隶意，文后有图形，其意不明。内容多为当时流行的带迷信色彩的方术语言，以“约地吏，勿复烦扰”，期将当时社会土地占有制带入“阴间”。从如下“丘墓茔城，东极甲乙，南至丙丁，西接庚辛，北到壬癸，上极青云，下座黄泉，东（西）仟伯（阡陌），各有丈尺，东西南北，地皆属副”之述，可看出这仅仅是块阴间买地券，墓主人期望在阴间地下还能管辖东西南北的大片属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湖南先属孙吴，两晋短暂统一后，依次归于东晋和宋、齐、梁、陈四朝。数百年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及人口南迁，湖南地区得以进一步开发，出现了一批世家豪族，自耕农地位不断下降，多沦为世家的依附人口。湖南各地所发掘的两晋和南朝墓葬，出土不少“买地券”，说明土地买卖、土地私有制已相当发展。 麻林桥南朝墓中买地券的发现，对研究刘宋时期的葬俗、方术及迷信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也为研究南朝时期长沙称国、称州、称郡的历史增添了实物证据。
腰塘新石器文化遗址
1985年文物普查发现广福乡（今属青山铺镇）梅薮村的腰塘塘边台地，有约2万平方米新石器时代遗址。1988年12月，文物部门对其中214平方米作了发掘，发现遗物堆积层厚0.3—1.5米。出土物中，石器有斧、石奔 、铲、箭镞等工具，陶器有鼎、罐、盘、壶、碗、豆、钵等，陶质以夹砂红陶为主，也有黑陶和少量白陶。更重要的是，发现约16平方米的半地穴式房基，基坑深入地面1米，呈口大底小的椭圆形。底径3.5×2.5米，口径5.24×4米，东、西侧有近似窗户的柱洞，坑口东侧边缘有直径20厘米的柱洞2个，西侧边缘有直径25厘米的柱洞3个。门道朝北偏西，宽1.25米，呈斜坡状，近地面有二级台阶。房顶盖茅草。房基底部平整，有一层似白膏泥的白灰面，上层有红烧土、陶片和黑灰土堆积物，估计为房顶焚烧倒塌后所致。“屋内”还有状似粟米的农作物颗粒和鹿角、兽骨，距今约4500年，史称腰塘遗址。 这种“房屋”，虽然还十分粗糙简陋，但却是长沙先民摆脱穴居野处状态的一个巨大进步，是长沙古人用自己双手建起来的能遮风避雨的“家”。这是长沙由新石器时代进入龙山文化阶段的飞跃性标志或明证。 腰塘遗址既有屈家岭文化因素，又具龙山文化特点，为华夏东南、西北两个古代文化方向的汇合。遗址下层相当于屈家岭文化晚期，年代距今4500-5000年；遗址上层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距今4000-4500年。腰塘遗址的古文化汇合、叠压关系，对研究长沙地区古代人类聚落有划时代意义。从腰塘遗址上层文化时期开始，长沙的原始居民聚落迅速发展。
希古台楚铸钱处遗址
唐元和八年（813）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载：“潭州长沙县云母山，在县北九十里。铜山在县北一百里，楚铸钱处。”这是最早记录“楚铸钱处”的文献。著名古钱币专家罗俊阳考证，青山铺附近有晋江山，产云母，即图志中的“云母山”。隐珠山有铜矿石露于土表，品位很高，山麓有炼铜遗址，名“昔古台”（今多称希古台）。旧传楚国在此铸钱，即图志中的“楚铸钱处”。所铸造的头像币，后称“鬼脸钱”。1980年代，当地村民周伯晋在翻土时曾拾得“鬼脸钱”。据272号《长沙发掘报告》：战国早中期墓中即出土鬼脸钱，这是最早的楚国货币记录，说明该铸币当时已流通使用。 “鬼脸钱”最初载于宋绍兴十九年（1149）成书的《泉志》，作者洪遵说：“此钱上狭下广，背平面凸……面有文如镂刻，不类字”，直到清末民初，学界才认为此钱是楚国货币。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写道：“鬼脸钱是在椭圆形的脸形上有阴刻文 ，看来仿佛一个人面，实际上乃是一个字，加上一个穿孔，嘴是穿孔， 是古文贝字的变形。”随声附和的人们跟着说， 是“晋”、“巽”、“丙”等，甚至说是“半两”，还说其文是“上承甲骨、金文，下启汉隶”。就现存的数百枚“鬼脸钱”看，除少数几枚因铸造时不小心将“嘴”铸穿外，绝大多数是不穿孔的。 “鬼脸钱”的纹饰是脸谱还是文字？我们不妨步其轨迹，探其源头去找答案。楚铸钱处——长沙“昔古台”是古越人生息繁衍的地方。古越人是勤劳的民族，至春秋战国时期，他们进行种植、制陶、采金、冶炼，实行产品交换，使用铅质货币。
又清嘉庆十六年（1811）顾祖禹初刊《读史方舆纪要》说：“铜官渚在（长沙）府北六十里，旧传五代时楚铸钱处。”“铜官渚”在长沙城沿湘江向北偏西60里处，再往北即岳阳。唐大历三年（768）冬，诗人杜甫因避安史之乱，携家来到岳阳，在《岁宴行》的名篇中记下了他耳闻目睹的事实：“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锡和青铜。刻泥为之最易得，好恶不合长相蒙。”1992年8月曾敬仪老师在唐代铜官窑遗址上，获得开元通宝钱柱形陶范，该范直径仅2.9厘米，如浇铸熔点1083度的铜币必会炸裂，显然是铅钱范，正为杜甫诗文作了物证。 唐乾宁元年（894）5月马殷带兵入潭州，后来建立楚国。据《十国春秋·楚武穆王世家》所载：后唐同光三年（925）“湖南地故产铅锡，用都军判官高郁策，铸铅钱，以十当铜钱一”，马楚继唐末之后，在铜官渚开铸铅钱是完全可能的。然而，清代诗人彭开勋在《铜官渡》一诗中，却说“不复鸣金铎，谁来铸铁钱。”他认为在此铸过铁钱是没有依据的。 综上所述，长沙县北有两处楚铸钱处，一在群山之中的铜山（今隐珠山），一在湘水之滨的铜官渚，两地相距近百里，铸钱时间先后相隔上千年。然而，明末董说却在《七国考·楚职官》中引“《图书记》云，‘楚设铜官，铸钱洲上，逐名铜官。’按《一统志》：‘铜官渚在湖广长沙府北六十里，有洲，旧传楚铸钱处’，即铜官洲也。”董说误将马楚铸钱处当作楚国铸钱处，当纠正。
东冈书院故址
东冈书院故址位于长沙县㮾梨镇（今㮾梨街道）浏阳河畔，今存遗址。明《一统志》云：“东冈书院在长沙县东榔梨镇，元中书左丞许有壬，父号东冈，尝读书于此，因赐额。”《元史·许有壬传》载，有壬之父熙载仕长沙时，设义学训诸生，既殁，而诸生思之，为立东冈书院，以为育才之地。 许有壬(1286—1364)，字可用，河南彰德府汤阴县人。年方二十，荐入翰林，授开宁路学政。元延祐二年(1315)进士，官参议中书省事。元统二年(1334)拜参知政事。至正六年(1346)召为翰林学士承旨，改御史中丞，迁集贤大学士，复拜中书左丞，兼太子左谕德。有《圭塘小稿》、《至正集》。 清刘正钧《㮾梨江望东冈书院故址》诗云：
东冈云树在，何处授经堂。 一段婵娟月，虚含几席光。 燕无昔日主，花剩比日香。 谁接元冲美，惟亲子厚乡。
许有壬是一位教育家，他不仅在㮾梨立东冈书院，还在长沙县乔口镇（今属望城区）主持修乔江书院。大明《一统志》云：“在长沙县北九十里乔口镇，旧有三贤堂，祀屈原、贾谊、杜甫。元元统年间邑人黄澹因设义学于此，诏赐乔江书院。”乔江书院建在三贤堂内，许有壬《修乔江书院疏》记述了它的原委：
乔江书院者，经始宋季，再建国初，皋比之座既虚，伊吾之声遂绝。星霜变易，宛有故基，风雨倾颓，鞠为茂草。义士窘于独力，学者叹其无从。主领黄文复先生以笃古为人师，以兴废为己任，买田筑馆，弗遑宁居，问道传经，渐知矜式。一篑不止则九仞有终，丈席仅完而万问未构。十室必有忠信，况连衽之成帷；众流可为江河，看盈科而放海。将见风移俗易，薰晋鄙而皆善良；义重利轻，化齐民而出俊杰，共成盛事，侧仔群贤。 编著：陈先枢 沈绍尧 来源：长沙县历史文化丛书《山水卷（下）名胜古迹》2018年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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