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墓

左宗棠墓

左宗棠墓位于长沙县黄兴镇杨梅集镇浏阳河对岸的跳马镇柏竹村（2015年划属雨花区）。地处杨梅河大桥南约2公里处公路边，葬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从《重修左宗棠墓碑记》碑后登数十级石阶而上，墓碑镌刻“清太傅大学士恪靖侯左文襄公之墓”。墓冢为圆顶，墓前有石砌平台，配以拜台、石鼓、石香炉。原墓前有石人、石马、华表、石桌、御碑亭及墓庐，庐内树碑，为黄自元所书。1974年墓被毁，石人、石马、碑亭等亦被毁，墓庐拆改为民房。1978年墓内出土瓷制墓志一方。今墓为1988年长沙市政府斥资，长沙县政府负责重修。两侧华表上的墓联，系左宗棠嫡曾孙婿梁赐龙主持左墓修复时所作，联云：

汉业唐规，西陲永固；

秦川陇道，塞柳长青。

左宗棠（1812—l885），字季高，清长沙府湘阴县人。道光十二年（1832）中举人，后屡试不第，曾作乡村塾师。太平天国起义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府。咸丰十年（1860），由曾国藩保举，清廷特旨任为四品京堂襄办军务，招募“楚军”5000人，赴江西、浙江前线与太平军作战。次年任浙江巡抚，后升闽浙总督。同治五年（1866）在福州设马尾造船厂。旋任陕甘总督，次年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平定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授协办大学士，举办兰州机器制造局等新式企业。光绪元年（1875）任钦差大巨督办新疆军务，率军讨伐阿古柏政权，收复新疆。建议新疆设省并进行经济文化改革，促进了新疆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俄伊犁交涉中，主张“先之以谈判，继之以战阵”，迫使沙俄交回所侵占的中国领土伊犁。光绪七年（188l），任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中法战争中，授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指挥抗法战争，不久病逝福州。有《左文襄公全集》。

道光十六年（1836）春，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吴荣光之召，主讲醴陵渌江书院。这时，左宗棠年25岁。道光十二年（1832）中举后，与湘潭富室女周诒端成婚，因家庭贫困，赘居妻家。后来他曾二次赴京参加会试，但都落第回乡。心怀大志的左宗棠并没有因家庭的贫寒和科场的失意而气馁，仍然在致力于有益国计民生的学问，关注着国家的命运。

来到渌江书院后，尽管这里“修脯至菲，几无心给朝夕”，但他仍是从严要求，认真执教。同时，在书院，在家中，刻苦钻研学问，而着重于舆地之学，并开始编绘地图。

就在这一年，当代名臣两江总督陶澍巡阅江西事毕，便道回安化故里省墓，道经醴陵。醴陵知县在给陶澍准备行馆时，特地请左宗棠写了几副对联，其中之一曰：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乡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上联写的是道光十五年（1835年）道光皇帝召见陶澍，询及陶澍家事时，知其少时侍父读书之所滨临资江，江中有石如印矗立，特为题赠“印心石屋”四字匾额的故事。下联则表达了湖南人民包括自己对陶澍的颂扬和企仰之情。陶澍平生于此事极为得意，曾特地将此四字摹刻，嵌立于南京和他青年时代游览过的长沙岳麓山。今见此联，大为激赏，询知为左宗棠所撰，“因属县令延致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从此，左宗棠与陶家结下不解之缘。

道光十八年（1838），左宗棠第三次入京会试落第回乡，特绕道南京谒见陶澍。“陶留住署中，每日令幕友与之谈论，如是者旬余。”然后出见左说：“汝之言论志向，我俱明白，将来勋业当在我上。”陶认为左前途不可限量，更为器重，于是当面聘左的大女儿孝瑜给自己的儿子陶桄为妻，二人结为儿女亲家。不久，陶澍去世，其子陶桄年仅7岁，左宗棠乃受托赴安化陶家，设馆教授陶桄，并帮同料理陶宅家事。他在陶家先后八年，得以博览深研了陶家的藏书，对他学业的长进起了很大的作用。

左宗棠青年时代的志向远大，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林则徐，正是他最为崇仰的人物。1837-1838年林则徐任湖广总督，严禁鸦片，雷厉风行，成效卓著。后以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领导了抗击英国侵略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因投降派的陷害，充军伊犁，在新疆兴水利，辟屯田。道光二十六年（1846）被重新起用。

左宗棠对林则徐的为人、功业早有所知，极为敬仰。道光二十八年（1848），林则徐任云贵总督时，因左宗棠之友胡林翼的推荐，曾邀左去他的幕府。左因事未能去，但给胡林翼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达了对林则徐极为敬慕的心情。

道光二十九年（1849）冬，林则徐由云南辞官回乡，路经湖南，特派人专赴湘阴，约左宗棠来长沙一晤。十一月二十一日，神交已久的两人终于在长沙湘江舟中见面了。其时，在长沙湘江东岸，一批湖南官员正等着会见林则徐,而林一听左宗棠到,立即邀请登舟,辞谢众人,将官船渡至西岸。

这是左宗棠与林则徐仅有的一次会见,却是一次极不平常的会见,对左宗棠的生平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次会见中，林则徐极口称许左宗棠为“不凡之才”、“绝世奇才”，“略分倾接，期许良厚”。二人不分尊卑，同桌共饮，“抗谭今昔”，无所不及。古今形势、人物外，兼及新疆时务，包括屯政，水利等。二人宴谈通宵，至“曙鼓欲严，始各别去”。临别前林则徐手书一联赠给左宗棠，联云：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

左宗棠个性极强。他自幼志大言大，每写成一篇文章，必自鸣得意，夸示同学。在他20多岁时，穷困得依居妻家时，还做了一副对联张挂起来：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受命为钦差大臣率军出关平定回民起义，他采取“先捻后回”、“先陕后陇”和抚剿兼施的政策，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平定了陕甘全境。

光绪三年三月（1877年4月），按照左宗棠的军事部署，刘锦棠率大军由乌鲁木齐南下，一举攻克达板城，阿古柏集团内部乱作一团，阿古柏本人也在一次斗殴中为部下所杀。光绪四年（1878年）初，南疆回归祖国。左宗棠决计乘胜收复仍为沙俄霸占的伊犁。

沙俄一边通过压力和讹诈，逼迫清朝使臣崇厚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一边在伊犁地区将俄军增至l. 2万人，同时还向远东派出了一支由20多艘军舰组成的舰队。

面对沙俄的挑衅，左宗棠毫不畏惧，于光绪六年（1880）春拟订了一个三路出击、收复伊犁的计划。5月底，左宗棠以69岁的高龄，亲自率大军出关，誓与俄人决一死战。当时投降派攻击左宗棠，说他近70岁的老翁，出关定难生还。左宗棠闻此语，嗤之以鼻。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他吩咐部下为自己订做了一口棺材，舆榇出关。全军将士见主帅气概如此豪壮，士气倍增。由于有左宗棠军事力量作为后盾，清政府在与沙俄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时，收回了部分权益。

伊犁问题虽最终是在谈判桌上解决的，但如果没有左宗棠积极的军事准备，中国政府是难以收回这部分权益的。左宗棠一生从未主张过和议，更未与洋人谈判过，故而有人说：“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惟有左文襄。”

1996年，左宗棠墓公布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彭寿松家族墓

彭寿松家族墓包括彭定太、彭寿松、彭荫祥三人的墓，位于黄兴镇今干杉社区北西组屋后山头，呈点状分布。墓园较简约，墓周苍松翠柏，墓冢经彭氏后人修缮。圆顶形墓冢由花岗石砌成，腰椎形墓围亦由花岗石构建。墓围正中嵌下方上圆的墓碑三通。墓围前敞口处竖石柱横以石栏。墓前立碑介绍墓主人生平。今为不可移动文物。

彭定太、彭寿松、彭荫祥系清朝末年民国初期湘籍爱国将领。彭定太因战功卓箸历任游击、参将、副将、总兵、花翎记名提督简放福建总镇,诰授建威将军。于光绪二十二年（1897）在福州去世。彭寿松，光绪三十四年（1908），加入哥老会。宣统三年（1911）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彭寿松加入同盟会，另组军警特别同盟会，被推为会长。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彭寿松一度出任福建都督府总参议长兼警务总监，彭寿松被张敬尧诱捕。6月14日在长沙被杀。彭荫祥是彭寿松弟寿蓉之子。荫祥时任福建军警同盟会副会长兼机关秘书长，积极联络组织革命志士，并组织参与福州起义，襄助伯父调度指挥，素有战功。光复后任福建都督府参事、延建邵道尹，后任广东实业银行监理官。

彭寿松（1866—1918），号岳峰，长沙县干杉人。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随左宗棠入闽，彭寿松随父彭定太来到福建。彭寿松曾捐资充任候补县佐。光绪二十九至三十年(1903—1904)任福建保甲局总办，以其强悍、大胆在福州官场崭露头角。后因在湖南会馆殴打一同乡，被布政使参劾革职。

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彭寿松加入同盟会。广州起义失败后，彭寿松利用湘军和“哥老会”的旧关系，建立军警特别同盟会，自任会长。彭寿松的反清活动引起当局的注意，福建布政使尚其亨故意将寿松推荐给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彭寿松便到汉口任职，借此联络湘鄂革命力量，彭寿松到汉口后，积极联络湖北革命党人，还到宜昌进行活动。武昌起义前夕，以接家眷为名，动身回闽。返榕后，便全力投入武装起义准备，介绍清福建提督孙道仁加入同盟会，设法让屏山弹药库守兵凿垣偷运弹药。九月十八日（11月8日）晚，彭寿松带领由各山堂哥老会会员及闲散官兵组成的起义队伍上于山。翌日拂晓，率领由各学堂学生组成的炸弹队与清旗兵作战。二十一日（11日），福州光复，成立福建军政府。彭寿松任参事会会长。不久，任同盟会福建支会会长。后参事会改为政务院，任院长。

民国元年（1912年）7月1日，政务院取消，设参议厅，彭寿松任总参议兼福建警察总监，统辖防卫军，督办全省禁烟事务，控制全省军政大权。在福建省议会选举中，擅准湘籍旅闽人士特定议员专额10名的要求，引起闽籍人士反对。同盟会会员蒋筠和《民心报》主办黄家宸反对尤烈，被彭派人暗杀，还查封报社，从而遭到多方反对。袁世凯乘机命岑春煊为福建镇抚使，撤去彭寿松原兼各职。

彭寿松离闽后，避居汉口租界。袁世凯称帝时，彭寿松企图炸毙鄂督未果。1917年回长沙继续从事反对北洋政府的活动，孙中山任命彭寿松为湘鄂民军联络部部长。彭寿松全力联络湖北羊罗洞一带会党，集众数千人。1918春，北洋军阀张敬尧控制湖南。彭寿松将所部布置在湘、资流域，自己潜回长沙购运军火。3月22日，彭寿松被张敬尧诱捕。6月14日在长沙被杀。

彭寿松家族墓今列为不可移动文物。

张百熙墓

张百熙墓位于春华镇洞田村(今百熙村)泉井冲，墓坐北朝南，三合土、卵石封顶，后立碑三通。碑文曰：“张百熙(1847—1907)……清廷六部尚书及政务大臣，在任官学大臣时，奏请变更科举，兴办学堂……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寥寥数语，见其历史功勋。

墓地位于泉井组崔壶鹏山之南坡，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前有拜坪、祭台、石人、石马，庄严肃穆，占地百余平方米。墓冢居高临下，两翼青山拱卫，环以常绿阔叶林，风光秀丽。墓前有近百米青石板台阶，直通山麓水泥路。

张百熙（1847-1907），字埜秋，亦作冶秋，长沙县北山人，出生于沙坪乡照屋壁（今划属开福区），成长于大鱼塘洞田（今属春华镇）。同治十三年（1874）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山东、广东学政，直南书房侍读学士，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工、刑、吏、礼、户和邮传部尚书，政务、学务大臣等职。

一人任尽六部尚书者，历代罕见。清廷最后准备拜其为宰相，然张百熙却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2月18日在京城逝世，享年60岁。按其生前愿望，清廷决定将他归葬于生他养他的湖南长沙洞田村，并昭谕全国悼念。

其灵柩回籍时，数十辆马车运灵护卫，沿途地方官均以“用示笃念荩臣至意”，浩浩荡荡，跋涉几千里，走了一年多。次年八月才达洞田村口。因山冲路窄，灵柩只能由人抬至泉井冲崔壶鹏山上，择吉时下葬。

张百熙为官三十余年，积极主张变法自强，直言进谏，曾严劾李鸿章“阳为战备，阴实主和”。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时敏学堂，任《清会典》总纂官。后兴办学堂、设立报馆，创办了医学堂、译学馆、实业馆。1901年12月，清廷派吏部尚书张百熙兼管学大臣，主持拟定《钦定学堂章程》。从蒙学（幼儿园）、小学堂、中学堂到大学堂的各级学堂章程，统一了全国教育体制。选派40余人赴欧美日本留学，官费留学生由此开始。

1902年1月至1904年1月张百熙任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校长，制定详细的八章八十四节章程，规定大学堂分大学预科、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级。预科又分为二科，一曰政科，设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财等目；二曰艺科，设声、电、化、农、工、医、算等目，预科三年毕业。大学专门分科相当于现代的学院，科下分目相当于现代大学的系，大学院相当于现代大学的研究生院。当时共设7科35目，是我国第一个以政府名义规定的完整学制。一改沿用千余年的科举制度。

为了办好大学，张百熙广揽人才。如他选定直属知州“桐城派”著名领袖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开始吴汝纶不愿出任，张百熙便穿着大礼服跪下不起，说“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吴汝纶才应允。当时海内著名专家学者云集门下。1902年12月17日，大学堂举行入学典礼，宣布正式开学。后来北京大学即以12月17日作为校庆日。

张百熙的死因至今是个谜团。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百熙六十寿庆，京师大学堂赠寿联祝贺：“长沙一星主寿；司徒五教在宽。”不久，却传来张百熙辞世的消息。京师大学堂又以挽联悼念自己的创办人：“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私淑艾者，先后属公门，咸欲铸金酬范蠡；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久太息，艰难值时事，不堪赋鵩吊长沙。”两联同读，于其死不无意外之感。

其时，守旧派对新学很抵触，某些顽固分子，便借教育工作中的缺点或失误，捏词上报。朝廷不察，张百熙由此受到“申斥”。按清制规定，凡大臣有错误而性质不是严重的，就予以申斥，由太监代为执行。此次执行的人，是干预国政、卖官鬻爵、深得慈禧信赖的太监总管李莲英。当年长沙县王先谦任国子监祭酒，对李莲英许以重金，得任江苏学政。江浙为人材渊薮，学子中榜登科很多，馈谢师恩的因此也不少。王先谦卸任后，竟不履约，径返长沙，李莲英为此极为愤怒。此时湘籍在京任职大臣，相继凋零，在职者仅原管学大臣张百熙一人，张百熙与王先谦同乡，交谊甚厚，李莲英因而迁怒于张百熙，趁此“申斥”之机，最后连斥其滚下去。一代大臣只得从大殿滚下。张百熙声振天下，凛然可尊。今受小丑之辱，情何以堪。野史载，张归家后，便吞金自尽。有的说死于心肌梗塞。“四维不张”的慈禧政体，不到四年也随之而亡。

2005年，张百熙墓公布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公布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杨玉科墓

杨玉科墓位于果园镇今古井社区（原高楼村），东邻新明村，南界春华镇，西与黄花镇、田汉社区、杨泗庙社区相通，北与浔龙河村相邻。杨玉科在云南抗法战争中牺牲后，谥武愍，光绪帝下旨在杨玉科长沙故土造墓园，规模达五亩。石人、石马、石龟分列坟墓两侧。20世纪50年代后，附近修筑河坝、水塘，用了碑石、石人、石马、台阶等部分构建，今仍能见到。

杨玉科（1838—1885），清朝著名爱国将领。字云阶，祖籍长沙县东乡高楼村。其祖父杨纯修从长沙到云南兰坪，开采矿藏，攒了一些钱。受“士农工商”排名影响，杨纯修觉得还是种地、读书是正道，便在兰坪买了些地，做起了农民，杨玉科便出生在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营盘镇沧东村委会西营村的一个农村家庭。

后家境逐渐破落，其父曾请先生给他，因厌学没有学成，却在村里劫富济贫，至当地富人厌恶，便到较远的村寨王员外家拜师学艺。员外问他：“你是学文还是习武？”杨玉科答：“我愿习武。”于是王员外建议他投军报国，并赠纹银三百两作为盘缠。杨玉科用这些纹银招兵买马，结伴投奔清军，途中剿了不少悍匪，名声大振。不久得重用，派他去镇压大理城内的反清义军。杨玉科用计，很快攻占大理城。

光绪十年（1884）八月二十二日，法国侵略者发动“马尾海战”，侵占安南（今越南），进犯我国。时任广东高州镇总兵提督的杨玉科奉命率广武军三营出镇南关（今友谊关）抗法。他镇守谅山府属的观音桥，设伏三道，痛击法军，连战皆捷，使法军闻风丧胆。次年（1885）二月，镇守谅山的清军西线主将广西巡抚潘鼎新放弃谅山，逃回镇南关内，法军轻易占领了谅山，并重兵北伐。杨玉科在关外作战，失去后援，遭敌重围，气愤地说：“吾百战余生，今得死所矣！”，仍毫不退缩，与敌军浴血奋战，法军最终败阵而逃，杨在追击法军过程中不幸中炮身亡。

杨玉科曾“开山筑路，兴商通贸”和“解囊助教”，光绪三年（1877）捐资在边远的兰坪县澜沧江岸创建第一所学校——“沧江书院”，还把自己的府邸捐给当地政府办学，建立“大理西云书院”，后改为“西云书院”，是滇西最大的书院，今为大理一中。

云南大理留日音乐学者李燮羲号召“人人学当武愍公”的同时，在1907年出版的《云南》杂志第四期上，以剑虹之名，创作出《云南大纪念》歌曲，在红土高原之上，以万众怒吼之声，为杨玉科将军唱颂歌，为我中华儿女，为滇军英勇将士鸣不平。《云南大纪念》歌词二则曰：

快哉安南役，快哉安南役，歼孤拔，滇军奏奇绩。滇军真勇绝，宣关围，四十日，城破在旦夕。斑师诏，真痛惜，到而今，金马碧鸡已非昔。我滇人，我滇人，大纪念，快哉安南役。

壮哉武愍公，壮哉武愍公，镇南关，为国血流红。名誉战死雄，招国魂，谁作主，法路已修通。铁血外，无主义，竞生存，人人当学武愍公。我滇人，我滇人，大纪念，壮哉武愍公。

杨玉科为国捐躯后，朝野震动，清政府追赠杨玉科为“太子少保”，谥号“武愍”，故称杨玉科将军为“杨武愍公”,光绪帝三次谕赐祭文，宣付国史馆立传。在大理府和广西镇南关建立杨武愍专祠，地方官员四时八节要朝拜。同时下旨在长沙建造杨氏祠堂，面积三亩，上、下两栋，中设天心，内有五只麻石乌龟，另有高2.2米、宽1米的青石碑，篆刻将军事迹。祠前有麻石构造的凉亭，一只麻石龟，一块青石碑。石阶均为两尺多宽的麻石。

杨玉科墓今列为不可移动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