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学史》导论

一

    研究湖南文学史的任务，是清理并描述湖南文学演变的过程，评价其作家作品，探讨其发展规律，预示其未来走向。然而，本书的“湖南文学”内容是什么呢？

    所谓湖南文学，即指始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的楚国，而迄于本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湘籍作家、作品所建构的湖南文学，它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首橥用地理条件所引起的民俗、语言的差异，来解释文学现象，历代多有探索和发挥。较著者有班固《汉书·地理志》、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王夫之《楚辞通释·序例》等。其中李延寿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言虽简略，而肯定地理不同引起文学差异，则意旨甚为明确。至近代更有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把自《诗经》以至清代的作家作品划分为南北两派。至于南北文学之消长及其相互影响，则归之于战争、交通等种种社会原因。我们认为，文学与地理条件、风俗、语言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不同民族的文学有不同的民族形式。至于在同一个国家里，由于地区不同而使文学具有一定的地方色彩，也是必然的现象。然而，决定文学发展的，不仅是地理条件，更重要的是社会生活。近三四十年来，学术界出现了关于三秦文学、吴越文学、荆楚文学、湖湘文学、岭南文学、关东文学等地域文学的研究，也有不少省区正在撰写省区文学史。无疑，这是文学史研究方面一个值得重视的倾向。我们认为，中国有三十多个省市区，并不是所有的省区都能够写出有分量的省区文学史，而湖南省却具备写湖南文学史的“资格”。我们的根据荦荦大者有以下三端。

    其一，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肇源于湘水楚山。楚顷襄王十三年前后，屈原被流放到沅、湘一带；而当时沅湘的民歌以及音乐、舞蹈等艺术都极为发达，且具有鲜明的特色，这就为伟大诗人屈原的创作提供了极其优越、充分的条件。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屈原眼看自己的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也曾认真地考虑过出走他国，但最终还是难舍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湖南泪罗江。屈原的《离骚》、《九歌》、《招魂》等悲愤沉痛、缠绵悱恻而又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的诗篇就写作于沅湘一带。这些诗歌大量地采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如在《离骚》中，诗人驰骋想象，糅合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自然景象编织幻想的境界。其中关于神游一段的描写，诗人朝发苍梧，夕至县圃，他驱使望舒、飞廉、鸾皇、凤鸟、飘风、云霓为仪仗，上叩天阍，下求佚女，想象丰富奇特，境界扑朔迷离，场面宏伟壮丽，强烈地表现了诗人“上下求索”、追求理想的精神。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楚辞》开创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与以《诗经》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双峰并峙，对后世产生了无穷的影响。王夫之《楚辞通释。序例》说得好：“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戌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揜抑。”在湘水楚山奇丽的背景上，演唱着热烈宛转的歌诗，舞蹈着激情迸发的诸神，于是与北方文学《诗经》迥然不同的、全新的、富于生气和强烈感染力的诗歌风格，以及由此推衍的浪漫主义文风，当然源远流长，当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骚》）。

    其二，清以前的湖南文学虽然并不发达，但从清代以后，特别是近代，湖湘人文鼎盛，文学出现了蓬勃繁荣的景象，“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谭其骧《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据《中国文学家辞典》（三秦出版社），近代以前，“湖南人物，罕见史传”，文学并不发达。该书共收历代文学家一千一百四十四人，其中湘籍作家十一人，仅占同期文学家的0.9%。近、现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文学亦空前繁荣，此时期的湘籍文学家，跃至全国的9%，占全国上游。总之，从清初王夫之开始，经陶澍、贺长龄后，便形成了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湖南经世派群体，涌现了魏源、曾国藩、何绍基、吴敏树、邓辅纶、王闺运、王先谦、宁调元、易顺鼎、谭嗣同、陈天华等一大批文学家；并

且，继明代李东阳茶陵诗派之后，曾国藩为主将的湘乡文派又一次崛起。这些饱含乡土特点的作家和文学流派造就了湖湘文化朴实、勤奋、进取的特点，坚韧刻苦、经世致用、健于行的作风，以及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强烈的参与意识，哺育了以后湖南一代又一代的文学人才的成长。而这些作家及其作品，在全国都颇具影响。可以说，从清季以来，湖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的。

其三，对于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发展，湖南文学厥功甚伟。“五四”风雷激荡，湖南遥相嗣应，便出现了反帝反封建的、用白话文创作的新文学。在湖南最先提倡文学革命和白话文的，是毛泽东、徐特立、朱剑凡等为首的健学会。当时，长沙各学校相继出版了十多种白话文周刊，出现了许多新文学社团和新文学刊物。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曾罗列过湖南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出现的文学团体及出版物，指出：“在湖南，长沙是中心。”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文学得到长足的进步，锻炼了一批人才，当时及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就有毛泽东、萧三、丁玲、白薇、孙俍工、沈从文、康濯、叶紫、田汉、欧阳予倩、黎烈文、周扬、周立波、张天翼、蒋牧良、谢冰莹等，一时湖南文学天宇群星灿烂，光映神州。发人深思的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湘籍作家周扬、丁玲、萧三、康濯、周立波等奔赴延安，将湖南文学独特的氛围、姿质、色彩带到了宝塔山下，而同样是湘籍人士的毛泽东无疑汲取了自己对于湖南新文学运动的亲身体验，高屋建瓴，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此，毛泽东文艺思想如灯塔照亮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道路。这以后，经过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湘籍作家周立波、康濯、蒋牧良先后回湘主持省文联、作协工作、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湖南文学界逐步形成、发展成一支不可忽视的享誉全国的“文学湘军”。其中嬗变之迹，历历可考。总之，湘籍作家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

    湖南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至目前为止，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的南楚到明代，为古代湘楚文学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代表人物有屈原、阴铿、李群玉、胡曾、周敦颐、王以宁、乐雷发、冯子振、欧阳玄、李东阳等；第二个时期，从清代到中日甲午战争，为湖湘经世文学时期，其文学代表人物有王夫之、魏源、曾国藩、何绍基、郭嵩焘、邓辅纶、王闽运等；第三个时期，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为资产阶级文学时期。其文学代表人物有谭嗣同、陈天华、宁调元、易顺鼎等；第四个时期，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为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时期，其文学代表人物有欧阳予倩、田汉、丁玲、沈从文、张天翼、周扬、周立波、康濯、莫应丰、古华、谭谈、孙健忠等。

    根据史料记载，从新石器时期到西周这一段历史时期，在湖南境内生活的居民，主要是三苗和杨越，到荆楚人人湘后，荆楚人与三苗、杨越相融合，才产生了既受荆楚人南迁带来的中原商文化的熏染影响，又具有浓厚地方性楚文化和湘文化特色的湖南文化。具体到文学方面，这段时期除沅湘间流传着一些民歌及民间传说外，尚没有有记载的文人创作。自楚汉时期屈原流寓沅湘、贾谊谪宦长沙之后，流波所及，始开湖南文学风气。尤其是屈原的辞赋，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情感，写下了许多描述湖南山水景物、风土人情、民间祭祀、神话传说的辞章，表现了古代湘楚人的生活和情感，在开创了一个与《诗经》风格迥异的南方楚辞、离骚文学流派的同时，也奠定了湖南文学的基石。屈、贾一直是古代湖南士子引为骄傲的文章和道德的楷模。然而，古代湖南文学却落后于中原和东南地区，显得非常冷清、沉寂，一直到魏晋时期，湖南才出现了刘巴、蒋琬等名见于经传的本土作家。阴铿是南朝梁、陈时期的著名诗人，也是湖南出现的第一个真正称得上有成就的诗人。他的五言诗风格清丽，俊逸高远，自成妙境，开初唐沈俭期、宋之问近体之风，成为李白、杜甫心仪的前贤。只可惜当时在本土湖南却曲高和寡，没有继响。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的鼎盛时期，湖南文学也渐有起色，较著名的作家有诗人欧阳询、李群玉、胡曾、曹松、齐己，散文家刘蜕等。需要指出的是，当时著名诗人李白、孟浩然、王昌龄、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等都曾流寓湖南，并留下了很多不朽之作，伟大诗人杜甫还客死在湘江的一叶孤舟上。宋元明时期湖南著名的文学人物有周敦颐、王以宁、乐雷发、冯子振、欧阳玄、李东阳等。也可能由于长沙是宋代书院教育的重镇，也可能由于周敦颐及朱熹、张栻等在湖南薪火相传，弘扬理学，在这种巨大的感召力的驱使下，湖南的文学创作存在着学者化的倾向。这似乎不仅仅反映了宋代的士风，而是与湖南士子的姿质有关。这种崇尚学术功力、注重思想深度的倾向，对以后一代一代的湖南作家似乎都打上了难以磨灭的“胎记”。

    第二个时期是湖湘经世文学时期，时间跨度为从清代到中日甲午战争。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主潮逐渐由诗文转向小说，但在湖南却别是一番风景。由于工商经济不太发达，湖南文学仍以传统的诗文为主。衡阳王夫之，就是清初诗文成就卓著的大儒。爱国忧时的民族正气和缜密深厚的学术功力，交融在其诗文中，直接启迪了有清一代的湖南文风。至鸦片战争前后，一些士大夫被西方侵略者的炮声惊醒，他们要求改革弊政，富国强兵。学术思想上，他们反对宋学、汉学的厚古薄今、空疏无用、舍本逐末的学风，主张“经世致用”，以解决实际问题。在乡先贤王夫之“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的理论遥相倡导下，湖南文士得风气之先，经陶澍、贺长龄、魏源弘扬光大后，形成了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湖湘经世派文学群体。他们以功业自许，以实务为先，写诗作文则提倡介入生活。也就在这一时期，湖湘文化走向成熟，趋于繁荣。在散文方面，出现了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桐城古文湘乡派，

涌现了吴敏树、邓辅纶等一些著名作家，他们宗法桐城而不固守桐城义法，明确提出将“经济之学”纳入文学范畴，认为文章除了必须讲究义理、考据、词章之外，还应当力矫空疏，经世致用。在诗歌方面，出现了近代宋诗派的代表人物何绍基、汉魏六朝派的代表人物王闿运等名家。他们都是门人弟子甚众，文采风流，盛于一时，交相辉映在三湘天宇，造成了当时中国诗坛的奇丽景观。在戏曲文学方面．由于城市的扩大，更兼湘军裁撤归里，军功将士与商贾豪富往往呼朋结侣，出入勾栏戏院，刺激了戏剧的繁荣，遂出现了张九钺、张声阶、杨恩寿等剧作家。

    第三个时期是资产阶级文学时期，时间上为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甲午战败以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派的“自强新政”破产，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领袖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维新运动兴起。1898年的戊戌变法虽然很快流产，但却是第一次对中国三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的有力挑战，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这期间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他锐意革新，“一意以开发风气为先务”，在谭嗣同、唐才常等的帮助下，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如创办时务学堂和武备学堂，聘请梁启超担任总教习，讲授西文、数学等自然科学，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式人才；设立南学会，并出版《湘学新报》……湖南遂成为全国最富生气之省份。诚如陈宝箴在《时务学堂招生示》中所说：“湖南地据上游，人文极盛，海疆互市，内地讲求西学者，湘人实导其先。”反映到文学领域，辛亥革命宣传家禹之谟在《二十世纪之湖南》一文中，即号召人民学习“屈原以文章唤国魂，船山以学说倡民族”。在这一时期内．湖南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诗文、小说作武器，进行反清、反袁爱国宣传，对推动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前期，维新派诗人谭嗣同的诗文洋溢着炽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喷射出慷慨的战斗光芒，气势磅礴，语言畅达，使传统的诗文倾向社会化、通俗化。此外，易顺鼎、皮锡瑞等都力求新路，擅一时之胜场。后期的著名作家有陈天华、宁调元、八指头陀、易白沙等。其中，“革命党之大文豪”（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第25页）陈天华熟练地运用了人民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及浅显的白话文，写作了《猛回头》、《警世钟》等作品，为辛亥革命起义作了舆论上的准备，论者认为“较之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革命军》有过之无不及。”（冯自由《<猛回头>作者陈天华》）宁调元为南社主要诗人，他诗学杜甫和龚自珍，诗风苍凉雄放，慷慨多悲，语言却明白晓畅，雅俗共赏。八指头陀也是这段时期的重要诗人，他的一部分忧国忧民之作呈沉郁凝重之美，而一部分描山绘水之作则具清新素雅之态。

第四个时期是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时期，时间跨度是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本书暂写至1989年。这段时期堪称湖南文学史上空前的繁荣时期，名作大量涌现，大家星月争辉，作家群不断形成，文学思潮异常活跃。并且，也就在这一时期，倾向于自然淡雅、平易朴实、地方色彩浓郁的自成一格的湖南文学基本形成。这个时期又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五四运动前后到新中国建立。在五四新文化开创的湖南沃土上，经毛泽东、徐特立、黎锦熙等宣传、倡导，造成了很好的文化氛围，产生了一批饮誉我国现代文学史的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如田汉、欧阳予倩、成仿吾、沈从文、丁玲、周立波、张天翼、蒋牧良、叶紫、康濯、谢冰莹等，这些作家不仅在各自的文学领域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且对建国后的湖南文学创作影响深远。第二个阶段是建国后的四十年。在这个阶段的前期，亦即“文革”前，湖南文学初步形成了繁荣昌盛的局面。这当中老作家是厥功甚伟的。周立波自五十年代中期定居家乡，任省作协、省文联主席以来，热心指导文学青年，并以自己独具风格的《山乡巨变》等作品，影响和培养了一批中青年作家。他的继任者康濯在这方面也做得很突出。即便是解放后因政治上的“禁锢”中断文学创作的沈从文，也有其巨大的感召力，湘人中从暗中模仿到公开学习其风格、情调、笔法的人不在少数。这样，在湖南涌现了未央、周健明、谢璞、刘勇、任光椿等实力强劲的中青年作家，他们写出了一些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作品，逐渐形成了湖南作家群独有的思想风格和艺术特色。这个阶段的后期，亦即从“文革”到1989年，湖南文学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前进过程，湖南作家接受了“文革”复杂的动乱的人生考验，终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逐步形成、发展成一支不可忽视的创作力量，迎来了湖南文坛又一个绚烂的春天。其中古华、莫应丰、任光椿、孙健忠、叶蔚林、谭谈等，他们的创作始于六十年代，成熟于新时期。在古华、莫应丰等的带动下，接着又涌现了一批文学新人，像韩少功、彭见明、蔡测海、何立伟、刘舰平、水运宪等，形成了一支声震中国文坛的“湘军”。新时期的湖南文学，内容由政治型向社会型转变，主题由单向性向多向性发展，文学表现的范围明显地拓宽了。伤痕文学、反思小说、改革题材以及道德、伦理、爱情、风俗等文学主题相继出现。随着政治、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人们的思考更深刻，视野更开阔，文化交流更为广泛，湖南文学汇入了新时代的洪流，正呈现出灿烂的前景。

三

    我们撰写《湖南文学史》，其宗旨就是叙述湖南文学的发展历程，评骘湖南文学的名家名作，探索湖南文学的嬗变规律，揭示湖南文学的未来走向。

    在写作中，我们努力争取做到三个突出：

    一是突出湖南文学的地方特色。湖南文学史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的分支，从一定的角度说，它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的补充，但决不应该是中国文学史比照本省的复述。特定的历史地理及人文环境，给予了湖南文化特定的风貌。杜甫在《祠南夕望》诗中写道：“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刘禹锡更明确地道出了湖南地理山水给湖南文学艺术的影响，他写道：“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人秉是气，往往清慧而文。”湖南文学史应该具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基于此种考虑，有些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太重要的人物、流派，在湖南文学史上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如元代的冯子振，在各种通行本《中国文学史》中都“名不见经传”，其实他在当时不仅是声名赫赫的潇湘才子，在全国范围也是一流的散曲作家。对于这样的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发前德之幽光”，相较于通行的各种《中国文学史》，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详略问题了。

    二是突出论述湖南文学史上的流派和承继关系。有些流派，如明代的茶陵诗派、清代的湘乡文派，在各种通行本《中国文学史》上都语焉不详，其实它们当时在全国都有相当的影响，我们在本书中都将依据各种材料，展开较深入的阐述。有些重要的承继关系，如宋元间欧阳家族在湖湘文事中的作用，近代王闿运诸门人的转相传授等等，本书亦将叙及。我们试图尽可能地加强这种“纵”的叙述，突出地方文学史的体系性。

    三是突出介绍乡土文献和地下史料。近年来，由于检索工具的发达和地下史料的不断发现，丰富了文学史的材料。我们在写作中注意发挥地方优势，使地方文学史更具“厚度”。如长沙窑出土的器皿上的釉下唐诗，既是当时流传于湖湘的歌诗，其中又有些为《全唐诗》所不载；再如崇祯刊本《长沙府志》关于欧阳修人湘的记载，虽属孤文单证，但对于以后欧阳家族的介入湖南文事，确实能说明问题，当然弥足珍贵；再如民国时期长沙健学会对于进步文化氛围的营造，当时的地方报纸就有极多的记载。这些，本书都将尽量吸收，爬梳整理，以丰富内容。

    我省已故著名史学家杨慎之先生说过：“历史女神克里奥是不会和现实去争‘知名度’的，她有极大的耐心，去等待今天的现实成为明天的历史。”这是一种治史的清醒的眼光。治史难，治文学史亦难。比如对今天人物的评价，就要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学术上有始终如一的标准，尤忌有厚此薄彼之嫌。我们认为，其间最重要的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所谓历史主义，就是要求我们评介人物、论述问题时，要将其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和物质生活、生产条件下进行。所谓唯物主义，就是要求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要充分尊重客观事实，一切服从于科学性。这是我们的追求。当然，其效果肯定是未能尽如人意的。

湖南是祖国重要的内陆省，素以人杰地灵著称于世。它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优良的地区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证明湖南的政治动向，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影响到全国大局，因而它常常被推上历史舞台的中心。而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得好：“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也就是说，文章风格的变化，主要是受了社会风俗的感染，而文坛的盛衰则是和时代的递嬗有关的。反过来说，研究湖南文学史，也就可以深刻认识湖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发展，提示发展规律，总结经验教训，给本省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而且必将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中国文学史，为更全面更具体地了解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