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须才，才亦须世——《湘绣史话》序

    在枫叶微红的时候，湘树兄踏着枯枝落叶，垂顾听涛馆，将他的大著《湘绣史话》送给我看，问我愿不愿写篇东西作序。于湘绣，我当然是外行，但看了这部书后，耳畔似飞针走线，眼前幻溢彩流丹，很有点感受。遂将“羡鱼情”写出，请湘树兄和读者指教。

    写学术著作，上者求卓特之观点，中者示丰富之材料，次者求新颖之写法。这是“得失寸心知”的“老生常谈”。我以为，《湘绣史话》的作者是取法乎上，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指导下撰论的。这表现在，其一，全书以史为经，贯通全编，从古代的传说记载，叙述到楚绣，到马王堆汉绣，再叙述到元明清的刺绣和晚清湘绣，再写到现在，嬗变之迹，昭然可辨。记得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具保存完好、迄今两千一百多年的西汉古尸，并出土了一大批具有极高艺术水平、技艺精湛的帛画、漆器、丝织品和绣品，这当然极大地震动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界。然而作为“三楚苗裔”的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一抒“自豪”之情，就出现了“马王堆汉绣为外来品”的说法。有人并引经据典，援王充《论衡》“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推断整个马王堆绣品是墓主人利苍受命南下时随身携带或从京城采购而来的。对于这一“历史之谜”，作者以扎实的史料为依据（如举楚墓出土的“中织室钵”印玺，又如分析长沙汉墓中信期绣、长寿绣、乘云绣之图案、针法等），从文化形态、艺术风格、工艺特点等方面，多层次地论述了江陵、长沙楚绣与马王堆汉绣，又与湘绣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从神秘、绚丽的楚文化中探索到湘绣的历史渊源，粉碎了那些“越世高谈”。其二，在叙述时，注意了横向材料的丰富性，辩证地取舍材料，以显示观点。如第三章《发轫之初》之第一节《光绪年间的湘绣》，作者引用了史志的记载如《善化县志》等，也引用了杂记佚录如《沪渎羁居记》等，还引用了大量的民间口耳资料。又如书中介绍了李仪征潜心研究掺针绣法及其对胡莲仙技法的影响等史实，有力地纠正了“湘绣学苏绣而后起”的偏见。可以说，在这些地方，摆材料处，亦是见观点处，亦是作者的大功力处。其三，注意时代背景的分析，如前叙第三章之第一节，就指出：“在清政府结束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以后，湖南产生了大量的新贵封建官僚，他们需要大量黼黻品级一类的东西来装潢身份，因而使湖南很早就设立了绣庄。”无疑，这样的分析提，出了很有见地的学术观点，透过那“地铺白烟花蔟雪”的五色云丝，我们看到了作者那双冷峻的富有历史批判意味的眼睛。

    昔辛稼轩以“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来形容云树葱茏的青山；其实，好的论著也应该具有理论深度，如烟云缭绕的丘壑。《湘绣史话》虽然是通俗读物，但却得深入浅出之妙。如第二章《湘绣之源》，从时代和文化渊源的五个方面探讨湘绣的产生，就颇具理论色彩。第一节《长沙的山川形胜》从长沙的地胜说到绘画、书法、音乐、工艺等姊妹艺术的发展，加深了读者对湘绣产生的历史土壤的认识。特别是第七章《精湛技艺》中对双面全异绣的赏析，作者不仅仅停止在叙述此一工艺镂心刻意之技法和精美绝伦之外观上，而是将其放在民族文化的整体氛围中去考察，旁征博引，用东晋六朝的画论和西方莱辛的理论来探索其特质，鞭辟入里，精警得神。

    具有可读性和趣味性，也是该书的一大特点。作者少年时即随杨应修等名师学艺，又长期生活在湘绣制作的天地中，具有一定的艺术创作实践经验和较系统的美学素养，因而能够搜集到大量关于湘绣的趣闻轶事，有名匠行状，有绣庄兴衰，有工艺演变，有珍品遭遇，沙里淘金，搜集堪见功力，免致湮灭，录存弥觉可贵。

关于湘绣史的研究，五十年代末期，湖南省社科院已故学者杨世骥先生曾著有《湘绣史稿》，湘树兄所著算是第二部专著了。这第一部到第二部，整整走了三十年，堪称“举步维艰”。我记得清代湖南政治家郭嵩焘曾写给左宗棠一副对联，上联云：“世须才，才亦须世”。的确，个人的成就和时代之间，有着谜一样的关系。所以，我在《湘绣史话》问世之时，谨以此语为湘树兄贺，也以此追忆先辈学人之劳绩，更以此赞美这风和景明之时代。不知湘树兄与读者诸君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