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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湘学研究报告之历史文化篇

2020-9-16 16:28| 发布者: admin| 查看: 283| 评论: 0|原作者: 杨锡贵

  历史文化篇目录

   一、湖南历史研究

   二、市州历史文化研究

   三、学术史研究

   四、湖南民俗研究

   五、方志整理

   六、文献整理与研究

 


2017年度湘学研究报告之历史文化篇主要梳理本年度学界关于湖南历史、各市州历史文化、学术史、民俗、方志、文献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年度热点事件、人物方面的研究情况另有专文,此处不再涉及。


一、湖南历史研究


2017年度湖南历史的研究成果,近代部分颇丰,当代部分有突破,古代部分稍嫌不足,湖南重要历史人物研究则进一步深入,尤其是在湘籍人物群体研究及其研究视角方面颇有令人欣喜之处。

1.古代湖南历史研究

本年度古代湖南历史研究,有两项重大成果,即关于先秦时期的湖南宁乡炭河里文化与五代十国时期湖湘马楚政权研究,但有关学术性研究论文基本厥如。

向桃初《古国遗都炭河里》以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考古发掘材料作基础,探讨了位于今宁乡的炭河里文化。他认为宁乡炭河里遗址是西周时期生存于沩水流域乃至整个湘江下游地区的一支地方青铜文化(炭河里文化)的政治中心——都邑所在地;宁乡青铜器群就是以炭河里古城为中心的炭河文化的人群集团制造或使用之物,是炭河里文化物质文明的重要内容,标示炭河里文化所属的古代人群社会已进入“国家”社会发展阶段;炭河里古城不仅可以破解湖南商周青铜器之迷,对于湖南先秦地方史及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等问题也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罗庆康《马楚国研究》一书,在对马楚国兴亡过程进行梳理后,分别从疆域与人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习俗、人物、历史作用与地位等方面分别进行了深入研究,既全面地叙述了马楚短期繁荣,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其不足,认为马楚由养士息民而强、因穷奢极欲而亡的历史忍人耐味,堪为镜鉴。

2.近代湖南历史研究

2017年研究近代湖南史的论文,份量较重的有11篇,涉及晚清、民国湖南地方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方面的问题。

1)政治史研究

善城隍即善化县城隍之神,又称定湘王,原为国家神,后转化为地方神。太平军攻打长沙城时,善城隍因护卫之功被敕封“永镇”二字。庞毅《城隍如何守城:善城隍与晚清湖南地方政治》一文,聚焦善城隍保护长沙城和敕封的故事,对晚清敕封神明与地方政治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官方敕封虽系缘于长沙民众的请求,但更是为了安抚在战争中做出贡献的商民,以达到联合地方力量维护社会稳定之目的。地方神明能够成为地方政府解决地方问题的原因,不仅与清王朝统治能力日渐式微有关,还与地方神明的内在发展以及地方社会力量的增强相关。对于利用地方神明来解决地方问题,不同的地方官员的态度可能并不一样,晚清政府对不同神明的态度亦并不相同。

刘志刚《百年迷局:晚清至民国洞庭湖围垦区地方权力结构的生成与变迁》一文,选取晚清至民国洞庭湖围垦区来探讨政府与地方精英在淤洲围垦中展现的权力博弈关系,经历了政府与地方精英的共赢、共谋与共生三个不同的阶段。光绪年间,形成了官垦招佃、精英承佃、政府管理、精英协理这一官绅“共赢”的权力格局;清末民初,形成县府与下层精英结合、省府与上层精英勾连的利益“共谋”关系;自20世纪 20 年代初开始,湖区官员与精英出现身份同一的“共生”现象。而后,国民党又以精英官僚化作为主要的治理之策,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地方权力结构,但国家权力因私有化趋向使其逐渐失去合法性,最终与劣化精英走上共恶偕亡之路。

吴小珍《民国地方选举中的组织化博弈——以 1940 年代湖南县市为考察对象》,考察了此一时期湖南地方选举中的组织化博弈情况,认为竞选者为了成功当选,普遍倾向选择组织化竞选策略,政党依托、宗族支持、帮会助选成为其主要表现形式;竞选者之间的实力大小差异,包括政治地位、经济实力、社会知名度及人脉关系等则是影响组织化博弈的个人因素;在实际选举中,出于规避选举失败风险等方面的考虑,一般会借助于多种组织化力量,整合竞选资源;组织化博弈中,愈演愈烈的党团斗争致使地方政治生态日趋恶化以至陷入无序,帮会势力的渗透直接造成了地方政治参与主体的滥化和劣化,传统宗族组织在自我赋予新的社会凝聚功能的同时,又极易引发宗族派系斗争意识。故在党国一体的威权体制下,地方选举及其组织化博弈并未起到奠定宪政基础的作用。

2)经济史研究

经济史研究主要涉及东征筹饷局、近代棉纺织业和湖南农业对抗战的贡献三个问题,其中东征筹饷局应为第一次有学者进行较系统的研究。

清代咸同年间,曾国藩挥师东征太平军,因户部库储空虚,酌拨维艰,不得不自筹军饷,为此而在湖南设立了东征筹饷局。王静雅《清代咸同年间湖南东征局兴废考析》全面考证了其始末流变,认为东征局创办数年,济饷成效显著;湘军攻克江宁后,曾国藩筹划撤局,却因多省觊觎局饷,最终局名虽裁,而厘税加征做法却基本保留;东征局这种祖制之外的权宜机构,其兴废历程揭示了晚清战时财政运作中的多方纠葛与时局牵制的复杂面相。

熊元彬《湖南近代棉纺织的发展及其影响》一文,从前清湖南棉纺织的发展、晚清湖南近代棉纺织的兴起及其发展、洋纱洋布对湖南的输入及其影响、洋纱洋布在湖南棉纺织市场的竞争等方面,对湖南近代棉纺织的发展及其影响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在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强烈刺激下,随着洋纱、洋布的不断输入和工业革命的推动,湖南近代棉纺织在前清发展的基础上,以及在备受打击的同时,不仅使棉纺织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而且还推动了近代湖南与外地市场资源的整合和市场的联动,甚至工业化进程。

湖南农业的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适宜农作物生长,邓亚兰《论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农业的贡献》从农业气候、地形地势、耕地面积等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后认为,抗日战争爆发前湖南农业发展态势良好;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湖南省政府为支援抗战,以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积极进行抗战动员,采取兴修农田水利、改良农作物、防治农作物病虫害、建立战时农村金融体制、开垦荒地以及实施田赋征实等举措,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大量的物资,保证了军粮、棉布等战时物资的一定供给,稳定了军心,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湖南乃至全国的战局。

3)军事史研究

晚清湘军以营为基本战斗单位,创建于咸丰三年唐训方的训字营即是湘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封志良在《探寻湘军名将唐训方的“训字营”》中认为,该营创建初期全部由常宁人组成,后来参与进来的外地人基本是一些中层骨干;初期只有500人左右,最多时达到4000人;作为曾国藩的嫡系部队,训字营参加过许多战役,战场上往往出奇制胜,如襄阳之战;同治四年遣散后,一部分人则回到了常宁,一部分人留在了湖北武汉,武汉三镇至今仍有训字营后裔。

4)教育史研究

刘国武《论二十世纪初的湖南师范教育——以省立师范学校为例》,考察了20世纪初的湖南师范教育发展历程,指出湖南的师范教育兴起于清末“新政”之后,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办学思想,仿日本师范教育的框架,形成师范教育的基本模式;民国初年,倡导“民本主义”教育,调整学制,进行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文章分析了湖南师范教育的雏形和奠基时期的突出特点,即:对师范教育的作用和特点认识较深刻,突出了师范教育特色,注重修身教育、通识教育、生计教育和社会活动能力的培养;学校办学自主权较大,机构设置简便,管理严格、细致。不仅为全省培养了一大批中小学骨干教师,而且造就了一批改造中国的革命家。

5)社会史研究

本年度社会史研究有4篇论文,分别涉及清代湖南积谷捐、甲午战争对湖南慈善事业近代化的影响、清代湘北洞庭湖区水灾和1920年代湖南社会运动等问题。

为了筹集仓谷以备荒歉,清朝中晚期湖南地区普遍实行“积谷捐”这一非制度性的赋税形式。王意、夏毅辉《清代中晚期湖南地区“积谷捐”研究》认为,湖南地区的积谷捐采用按亩派捐的形式在各地推行,一些地方甚至为此设立官绅合办的积谷局,颁行积谷章,以指导境内社(义)各仓的建设与经营,使晚清湖南地区掀起了一次次大规模的建仓积谷的热潮;积谷捐对于道、咸以来因天灾人祸一度废弛的仓储事业有着重要的恢复和提振作用,也有利于各地粮食市场价格的平粜、荒歉时的借贷和灾荒之年的赈济;但因各地官绅的射利侵渔和管理不善,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致使积谷捐从济民变成伤民之举。

张少利《甲午战争对晚清湖南慈善事业发展的“拐点”作用分析》认为,甲午战争对晚清时期湖南慈善事业发展的“拐点”作用,主要表现在甲午战争后,湖南开始接受近代慈善思想,中西慈善理念初步融汇,传统慈善思想向近代慈善公益思想演变;近代公益慈善、教会慈善与传统慈善一起构成慈善新格局,丰富了慈善事业的内容;近代的交通工具、邮电和报刊等介入慈善救助,推动了慈善事业本身的发展。三者合力,推动湖南慈善事业从传统向近代演变,甲午战争是湖南慈善事业近代化的开端。

清代洞庭湖区水灾问题严重,轻则造成人们财产的损失,重则会危及百姓的生命安全,引起社会的动乱。万当时硕士学位论文《清代湘北洞庭湖区水灾研究》在简述清代湘北洞庭湖区的历史地理情况后,详细介绍了从清顺治到宣统时期湘北洞庭湖区的水灾,分析了湘北洞庭湖区水灾发生的自然、社会人为原因和对社会经济、人民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介绍了清代湘北洞庭湖区兴修水利、储谷备荒等治理水灾的措施及评价与启示。

陈廷湘、申红利《新旧社会风潮反向并存的形态与成因——以1920年代湖南社会运动为中心的考察》一文,关注到了20世纪20年代新旧两种社会潮流(或称风潮)在湖南逆向并存的特殊现象,即从维新时期湖南逐步形成的“趋新”社会思潮、辛亥革命前后的共和政治社会思潮,到1920 年代湖南相继成为自治新潮和革命大潮荡涤中心的同时,迷信运动与佛化运动亦激荡于全省城乡各地;认为湖南新旧两种思潮尽管有一定冲突却能同时转化为社会潮流的决定因素在于有同一政治力量的推动,社会潮流只能在不断给民众带来实际利益的条件下方可长期涌动,否则必然骤起骤落。这一历史逻辑,任何政治力量都改变不了。

3.当代湖南历史研究

当代湖南史研究论文有2篇,分别围绕20世纪50年代地方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湖南省基督教“三自”运动展开。

庞毅《“大跃进”与地方社会——从长沙陶真人肉身被毁事件看20世纪50年代地方社会结构的变迁》,借助档案文献、报刊和访谈等材料,探寻1958年长沙陶真人肉身被毁事件的来龙去脉,认为虽是在“破除迷信”的名义下被毁,真正原因却是与修建热水瓶厂和大炼钢铁缺乏资源有关;肉身被毁标志着榔梨原有的社会结构的解体,以陶真人为权力来源的社会结构被打破,“大跃进”成为新的主要权力来源,社会结构以“厂”等新的社会单元重组。同时,“大跃进”运动在地方的实践会受到地方干部个人因素的影响,其动员程度与社会领导的变化、民众内部不同的价值和利益诉求相关。

张尔葭《抗美援朝与湖南省基督教“三自”运动》,将湖南省基督教“三自”运动纳入抗美援朝的局势中进行了考察,认为抗美援朝时期,失去了美国津贴的湖南省基督教面临较严峻生存危机,急迫地需要经济援助,党和政府从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出发,给予教会和教徒及时的经济照顾,使他们顺利地渡过了难关,以更快的速度实现了经济上的自养;结合抗美援朝局势,教育和锻炼了广大基督教群众,将他们团结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中,培养了他们的自信心和荣誉感,最终使他们在思想上更加积极地追求自治和自传。

4.湘籍历史人物研究

2017年的湘籍历史人物研究依然延续了往年的热度,无论是历史人物群体研究还个体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特别是一些论文在研究对象的拓展、研究视角的选取、研究材料的挖掘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

1)湖南人才群体研究

本年度湖南人才群体研究的论文有4篇,晚清湖湘理学群体与湘军网络、晚清湘淮系集团、近代湘中人才群体和对新疆近代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湘籍人才群体的研究,取得了一批新成果。

张晨怡《晚清湖湘理学群体与湘军网络的形成及维系》,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探讨了晚清湖湘理学群体最初的集结过程,认为晚清湖湘理学群体是在湖湘理学士人交互往来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独特的联结体。曾国藩奏上“咸元三折”是晚清湖湘理学小群体在前期采取的第一个比较大的政治行动;面对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和太平军逼近湖南的严峻形势,晚清湖湘理学士人相继乘时而出,湘军网络由此形成,江忠源、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先后成为湘军网络的灵魂人物。湘军网络的维系以建立在纯正学养之上的政治理想为前提,交织融合了个人感召力、同乡、师友、姻亲等关系与上下级的外在强制性规条;晚清湖湘理学群体以组织化、结构化的形式表现出来,逐步建构起自己的文化霸权,成为支配近代时局变动的关键因素。

晚清时分别由曾国藩和李鸿章领起的湘、淮两个军政集团,既密切关联又各有所异,董丛林在《晚清湘淮系集团势力“两个结合”的构成要素》中,认为其构成要素中最关键的是“政缘性”与“地缘性”、“军”与“政”的有机结合,在湘系要员身上尤为凸显。认为“政缘性”是前提,“地缘性”是“政缘”认同前提下的乡土纽带,政缘性与地缘性微妙地有机结合,聚合形成湘系、淮系集团各自的特定结构状况;“军”与“政”有机结合中的“军”主要分别是指湘、淮军,“政”则是特指督抚权柄、省区政权,“军”为基础和支柱,“政”在军的支撑下而获取,军、政结合的实现,湘、淮集团也才可能真正具备其典型形态。

黄民文《近代湘中人才群体及其产生原因》认为将近代湘中(即湖南中部地区)晚清湘军、民初辛亥革命、国民政府、新民主主义革命等四大人才群,能如此异军突起,一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与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二是由于经世致用与勇于担当的湖湘文化传统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三是由于同辈之间的互相帮衬及湘军一代对后辈的提携培养提供了宝贵的人脉资源。

关小哲硕士学位论文《晚清民国时期新疆湘籍人员研究》,对晚清民国时期的湘籍人员在新疆的活动及其重要意义进行了重点研究,以新疆湘籍人员的来源与分布及其在新疆政界、军界、经济界、文化与教育等界的一系列的活动为中心,遵循新疆各界近代化发展这条线索展开论述,探讨与阐释湘籍人员的活动及其所带来的湖湘精神在新疆近代化发展与各民族间交流和融合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认为晚清民国时期新疆的近代化与湘人的智慧和奉献息息相关。

2)湖南人才个体研究

本年度对湖南人才的个休研究,以晚清特别是湘军领袖为主,兼及古代和民国时期部分有影响的湖南人物,其中以往研究比较薄弱的祝良、赵启霖等得到加强。

古代湖南人才研究方面,以往研究了解比较有限的东汉顺帝、桓帝年间的长沙人祝良,夏剑钦《东汉长沙的传奇人物祝良》,通过钩稽史志散见文献,首次比较完整地勾勒了祝良任洛阳令曝身祈雨、奏免太尉,任九真太守单车平乱,及任凉州刺史“功效卓然”的经历和业绩,认为祝氏是那段时期口碑良好、政绩卓然的能吏与名将。

钱寅《乾隆时期官方学界对王夫之的认识——以四库馆臣的评介为例》,着重考察了乾隆时期清代官方、学界对王夫之的认识,认为康熙年间提督湖南学政潘宗洛已经关注王夫之的为人和治学,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收录了六种王夫之的著作,诸经稗疏类被视为征实有据的诂经之作,而讨论政治、历史、学术、义理的《尚书引义》、《春秋家说》著作被列入存目,表明其学术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但思想性更强的著作被弃之不顾;在余廷灿等私人著述中,其在理学上论道器之辨、纠宋儒流弊等内容则被肯定、推崇。说明受到学术风气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乾隆年间学术界对王夫之学术有一个被逐渐接受的过程,呈现出两条不同的路径。《船山研究新论》系从近几年来《衡阳师范学院学报》之《船山研究》名栏中,筛选出33篇王船山研究论文,加以汇编而成,着重反映王船山研究理论与方法、研究内容与对象等方面的创新成果。

本年度晚清湖南人物研究,依然聚焦于晚清湘军将帅,主要涉及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杨岳斌、刘蓉等人,或探究其在历史事件中的言行与影响,或考察其与他人的关系,研究广度与深度均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关于曾国藩研究,翁飞《曾国藩与李鸿章关系述论》,以曾、李二人往来公文和信函作为主要依据,佐以相关文献史料,分老师与门生、幕主与幕僚、总督与巡抚、湘消淮长与曾李瓜代、出蓝而胜蓝五个部分,力图从一般基本史实的钩沉和铺叙中,廓清曾、李交往中的层层细节,以使人们对这两位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关键人物,其功名进退、立身处世,有更为直观和深入的了解。左平、余道奎《天津教案中的曾国藩与李鸿章》一文,以曾、李相关上谕、奏折、书信等为基础,重新梳理天津教案中曾国藩与李鸿章二人的相关活动后认为,在整个天津教案中,曾国藩能审时度势,多管齐下,从而削弱了事态的发展;李鸿章接手处理后续事宜,他据理力争使事关俄国的四名人犯得以幸免,并减少了相关赔恤金等,展现了非凡的外交才能;曾国藩由直隶总督转任两江总督并非是遭到贬黜,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之后又屡次获得升迁,显然是得到了朝廷的重用。张鑫洁、二月河《汪士铎与曾国藩交游研究》一文,在研究了晚清学者汪士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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