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读春秋界说

读春秋界说

梁启超

一、《春秋》为孔子改定制度、以教万世之书。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周道衰废，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春秋》，一儒者之书耳，何以谓为天子之事?盖以春秋损益百王，斟酌圣制，立法以教万世，此其事皆天子所当有事者也。独惜周道衰废，王者不能自举其职，而天地之公理终不可无人发明之也。故孔子发愤而作《春秋》，以行天子之事。故《说苑》曰：“周道不亡，《春秋》不作。”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后《春秋》作。”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夫作《春秋》，何以见罪？孔子盖逆知，后世必有执布衣不当改制，而疑孔子之僭妄者，故先自言之也。后之儒者，不明此义，而甘为罪孔子之人，则何益矣。

孔子改制之说，本无可疑。其见于周秦诸子、两汉传记者极多，不必遍举。即如《论语》“麻冕，礼也”一章、“颜渊问为邦”一章，改制之精义犹可考见。使孔子而仅从周云尔，则何不云行周之时，乘周之辂，乐则武舞，而必兼采三代耶?可见当日孔子苟获为邦，其制度必有所因革损益明矣。既已不见用，则垂空文以待来者。亦本其平日之所怀者而著之，又何足异乎？黄梨洲有《明夷待访录》，黄氏之改制也；王船山有《黄书》、有《噩梦》，王氏之改制也；冯林一有《校郐庐抗议》，冯氏之改制也。凡士大夫之读书有心得者，每觉当时之制度有未善处而思有以变通之，此最寻常事。孔子之作《春秋》亦犹是耳。夫以梨洲、船山、林一之所能为者，而必不许我孔子为之，此何理也?西人果鲁士·西亚、虎哥，皆以布衣而著万国公法，天下遵之。今孔子之作《春秋》乃万世公法也。今必谓孔子之智曾果氏、虎氏之不若，此又何理也？

二、《春秋》为明义之书，非记事之书。

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盖以明春秋之所重者在义，而不在事与文也。其意若曰：若仅论其事，则不过桓文之陈迹而已；若仅论其文，则不过一史官之职而已。是二者乃晋《乘》、楚《梼杌》之所同也，孔子未修之《春秋》亦犹是也。及孔子修之，则其中皆有义焉。太史公所谓万物散聚，皆在《春秋》，其指数千者，即今之《春秋》是也。《春秋》所以为万世之书者，曰惟义之故。孔子所以为圣者，曰惟义之故。孟子所以言道统述及孔子即举《春秋》者，曰惟义之故。若夫事也者，则不过假之以明义说详第三条。义之既明，兼记其事可也。义之既明，而其事皆作筌蹄之弃亦无不可也。若徇其事而忘其义，则大不可也。痛哉，《左传》家之说也。乃谓《春秋》书不书之例，不过据列国赴告之策以为文。然则孔子直一识字之史官而已，《乘》与《梼杌》皆优为之，而何必惟孔子之《春秋》是尊也。自公、穀之大义不明，后儒之以史目《春秋》久矣。夫使孔子而果为史官也，则亦当搜罗明备，记载详博，然后为史之良。我朝二百余年，而《东华之录》已汗牛充栋矣。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乃仅得一万九千字，犹复漏略芜杂，毫无体例，何其陋欤。故使《春秋》而果为记事之史也，则吾谓左丘明贤于孔子远矣。呜呼，此义也，孔子自言之，孟子又言之，董子、太史公又言之，而竞数千年沉霾晦塞，无一发明，则无怪王荆公谓《春秋》为断烂朝报，而虽以朱子之贤，亦自言于《春秋》无所解也。故苟不辨明义与事之界，则《春秋》不可得而读也。

三、《春秋》本以义为主，然必托事以明义，则其义愈切著。

问者曰：孔子之《春秋》既已如《明夷待访录》《黄书》《噩梦》《校邠庐抗议》之例矣，则何不条举直书，言某事当如何兴作，某政当如何改革，一如黄、王、冯氏之例，而何必比附当时之事，以瞀惑后人乎?答之曰，孔子自言之矣。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若见之行事之博深切明也。故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焉，假其位号以正人伦，因其成败以明顺逆见《春秋繁露·俞序》篇，又见《太史公自序》，此盖圣人警世忧时之苦心也。如《春秋》有大居正之义，但言大居正本已足矣，而必借宋宣之事言之，所以使人知不居正之害，可以召争乱也。《春秋》有讥世卿之义，但言讥世卿本已足矣，而必借尹氏之事言之，所以使人知世卿之害可以助篡逆也。盖《春秋》之所重者，在大居正、讥世卿，而不在葬宋缪与尹氏卒也。不然，一巡抚之出殡、一京官之死，何足以劳圣人之笔哉。故曰：因其行事，假其位号，故读《春秋》当如读《楚辞》。其辞则美人、芳草，其心则灵修也。其辞则齐桓、晋文，其义则素王之制也。知此则于《春秋》无所阂焉矣。善哉，句容陈氏立之言也，曰《春秋》记号之书也见彼所著《公羊义疏》，学勾股者，见青出朱入而以为颜色；学代数者，见甲乙丙丁而以为干支，不亦陋乎?

四、孔子因避时难，故仅借事以为记号，而大义皆传于口说。

问者曰：然则《春秋》曷为不并举其义与事而两著之，而惟事之是传，何也?答之曰：孔子作《春秋》，于当时王公大人有所褒讥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见《汉书·艺文志》。故《春秋繁露》曰：“用则天下平；不用则安其身。”《中庸》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又孔子之无可如何者也。故欲求《春秋》者，但求之于口说焉可矣。《繁露》曰：“不能察，寂若无，为徒读经文者言之也。” 曰：“能察之，无乎不在，为能传口说者言之也。”

五、既明第二至第四三条之理，则可以知《春秋》有三书：一曰未修之《春秋》，二曰记号之《春秋》，三曰口说之《春秋》。 

未修之《春秋》者何?孟子以与晋《乘》、楚《梼杌》并举者也。记号之《春秋》者何?今本是也。口说之《春秋》者何？《公羊》《穀梁传》《春秋繁露》，公羊何注，先秦两汉诸儒所引《春秋》之义皆是也。未修之《春秋》久佚矣，从何见之? 曰：可以从《传》注文中求得之。今试举其一例，如开卷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据何注云，变一为元，元者气也，则知原文必为一年。据《传》云：曷为先言王，则知原文必无王字。据《传》云，公何以不言即位？可知原文有公即位，合而观之，则知未修之《春秋》为：一年春正月，公即位矣。用此法以求之，虽不能尽见，亦十得八九矣。自孔子修之，则为今本之《春秋》。改一为元，以明“以元统天”之义；加一王字，以明“师文王”及“大一统”之义；去“公即位”，以明“让国为贤”之义。于是大义出焉矣。变元也，加王也，去“公即位”也，所谓记号也，所谓文也；统天、师文、让国所谓口说也，所谓义也。孟子所尊之《春秋》，乃口说之《春秋》也。汉人凡引《春秋》者，皆引口说之义，而无指谓《春秋》曰云云此汉儒引《春秋》通例，两汉书中多不胜举。盖口说者，乃经之精华也。董子曰：“今夫天子逾年即位，诸侯于封内三年称子，皆不在经也，而操之与在经无以异，非无其辨也。有所见而经安受其赘也？故凡先师言《春秋》之义，皆不必在经，而操之与在经无以异。学《春秋》者不可不察也。”《易》曰：“书不尽言。”言者，即口说之谓也。而刘歆移书太常博士乃诋其信口说而背传记，此所以歆学盛而口说晦，卒使二千年无能解《春秋》者。悲夫。

六、先师所传口说与经别行，故著之竹帛之时，问有遗漏错置。

问者曰：既已谓《公羊传》《穀梁传》《春秋繁露》及先秦两汉诸儒所引皆《春秋》之义，皆同为孔子口说矣，然每有一经，而《公羊》与《穀梁》不同义者，或《公羊》与《繁露》不同义者，或《繁露》与何注不同义者，或诸书与秦汉儒者所引皆不同义者，则又何也？答之曰：此无足疑也。先师传《春秋》时，本经文自经文，口说自口说，不相比附。太史公所谓文成数万，即指经文；其指数千，即指口说。先师师弟相传，默记此数千条之义，理当其初受之于孔子也，必详言某义属某经，及历数传，辗转相授，以至著于竹帛之时，则容有失记，或有其义尚能记而不能记其属于何经者，此亦极寻常之理，求之于传文中亦有实据焉。隐二年纪子伯莒子盟于密。传纪子伯者何?无闻焉尔。文十四年宋子哀来奔，传无闻焉尔。隐二年，何注云《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时避害，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记于竹帛，故有所失也。此等有经而无义者，是先师失其义也。桓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传春秋有讥父老子代从政者，则未知其在齐与在曹欤?是先师能记及口说中有此义，而经文之中有两经与此义相属者，不能确记其属于何经也。凡公穀同经异义之故，皆可以此求之。即如开卷“元年春，王正月”一条，《公羊》则极褒隐公，而《穀梁》则微不足，于隐公似不知何所适从矣，不知无足怪也。《春秋》有贤让国一义，又有大居正一义，公、穀两家传口说时，皆受之。及著之竹帛时，《穀梁》则以大居正之义解隐公之事，《公羊》则以贤让国之义解隐公之事，而别以大居正之义解宋宣公之事。要之，其同为《春秋》之义，孔子之传一也，援传例言之亦当。云《春秋》有言大居正者，则未知其在鲁与在宋欤云尔。故必取其异经而同义者，遍举以比较之，则其同经而异义者可以无疑矣。太史公所谓其指数千者，今苟取群书之义而一一列出之，编为一书，不必与经文相比附，则益皭然无挂碍，无争辨矣。此董子作《繁露》之法也。观于此，益知先师所重者在口说，其事与文皆可作筌蹄之弃。故偶有错置之处，而不为意，但求其义之传于后世而已。后世之治《春秋》者，于此中斤斤争之．抑惑矣。

七、《春秋》既借记号以明义，有时据事直书，恐其义不显明，故常变其辞，变其实，以著其义。

《春秋繁露》云：“《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以有避也；其书人时易其名以有讳也。”又曰：“说《春秋》者人则诡辞，随其委曲而后得之俱《玉英》篇。或者疑焉，谓孔子作《春秋》以教万世，安有用诡之理？不知董子所谓诡者，乃诡变之诡，非诡诈之诡。篇中所述晋文、莒子、庆父、纪季诸条，语意甚明，所谓变其文而已。故南海先生作《春秋变辞》，变实考以大发明董子之意。盖《春秋》之变文，明义者实多不胜数也。试举数例，如“元年春，王正月”，本当书“公即位”也，孔子必变其词而去之者，盖如是而后隐公让国之意始见也。尹氏卒，本当如刘卷卒之例书其名，盖氏人所同也。卒人所独也，若不书名，知是何人，此实不可通晓。孔子必变其词，言尹氏者，盖如是而后其世世为卿之实始见也。似此之类，不可枚举。实则《春秋》一书，变文者居十之七八。所以取其别异，易为记号而已。世之沟犹瞀儒，辄以左氏之记载详博，而疑公羊之简略错误。然则直疑《春秋》可耳，何必若悬河公羊哉？有见人演代数者，谓以甲加乙则为天，以乙减甲则为地，乃大诧异，谓天之为物，岂甲乙相加所能造成?因指演数者为诬辞也。吾见瞀儒之测《春秋》者，有类于是矣。

八、《春秋》之例，乃借以明义。义既明，则例不必泥。

公羊传注中，每以时日月为例，以地为例，以书不书为例，以崩薨卒葬为例，所以有例者何?取易于标识也。盖既借事以明义，惟事之种类有限，而义之差别无穷，恐其记号之易混也，故立为标识以表之，然后就此标识以为比例，则耳日较清云耳。譬之算者，于未知之数命天元一以代之，然后一切数因其所命之天元一以递加递减焉。春秋各例，犹天元一也。命天元一，所以待加减，设各例，所以待变例者，无不变者也。使其不变，则无所用其例矣。故董子曰：“春秋无达例。”算者之立法，所以求数也。既得其数，则法为筌蹄矣。《春秋》之立例，所以求义也。既得其义，则例为筌蹄矣。故左氏家之蔽于事，公羊家之蔽于例，一也。吾今教学者以捡对数表之法，教学者以用算尺之法，但一开卷、一展尺，而诸数毕具焉。虽不明法者亦能得其数矣。将《春秋》所有大义，一一条列而出之，虽不明例者，亦能得其义矣。然后得以余力，推求圣人所以立此义之故，而据而施之实用。此乃真孔子作《春秋》之意也。以视拘于文、局于事、滞于例者，其所得何如矣。

九、《春秋》立三世之义，以明往古来今、天地万物递变递进之理，为孔子范围万世之精意。

《春秋》分十二公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隐、桓、庄、闵、僖为所传闻，世亦谓之据乱世；文、宣、成、襄为所闻，世亦谓之升平世；昭、定、哀为所见，世亦谓之太平世。读者疑焉，以为自隐迄哀，鲁滋削，天下滋乱，而谓之升平焉？甚矣，《春秋》之言诬而悖也。呜呼，使《春秋》而果为记事之史，为当时之纪载也，则吾谓《春秋》直病狂之言可也。《春秋》者，所以治万世之天下也，凡天下万物之不能不变也，天理也；变而日进于善也，天理而加以人事者也。由莓苔之世界，变而进为海绒螺蛤之世界；由海绒螺蛤之世界，变而进为大草大木之世界，飞鱼飞鼍之世界；由彼世界变而进为骨节脊袋动物之世界；由彼世界变而进为立兽之世界；由彼世界变而进为人类之世界，此其中有三世之理焉。以莓苔为据乱，则海绒其升平，草木其太平也；以草木为据乱，则禽兽其升平，人类其太平也；如是演之，不可纪极。由石刀期之世界，变而进为铜刀期之世界，又变而进为铁刀期之世界；由打牲之世界，变而进为游牧之世界，又变而进为种植之世界，又变而进为工商之世界；由不火食、不粒食之世界，变而进为苗黎、红番、黑蛮之世界，又变而进为埃及、印度初辟时，中国洪水初平时之世界，又变而进为中国三代、汉唐，西方希腊、波斯、罗马之世界，又变而进为今日欧美各国之世界，此其中有三世之理焉。打牲为据乱，则游牧其升平，种植其太平也；游牧为据乱，则种植其升平，工商其太平也；而打牲以前尚有不如打牲之世界，则打牲已为太平。工商以后，更有进于工商之世界，则工商亦为据乱。如是演之，亦不可纪极。要之，天地万物之情状虽繁、虽赜，而惟三世可以驭之。有大三世，有小三世，有前三世，有今三世，有后三世，《佛经》所谓一多无碍。相入无碍，相是无碍。孔子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者，其义皆在于三世。今且勿广论至春秋所以分十二公为三世者，其义以为，苟行春秋之制，则行之若干年可以拨乱，更行之若干年则可以进升平，更行之若干年则可以致太平云尔。岂谓当时之果升平、果太平哉?善夫董生之言也，曰：“鲁愈微而春秋之化愈广，世愈乱而春秋之文愈治。”盖升平、太平者，皆春秋之治效，而于鲁之国及当时之时局举无与也。故必知《春秋》托事明义之旨，然后于此等大义可以不致疑矣。问者曰：“如子所言，世界日进于善，既为自然不易之理，然则听其流转，必有致太平之一日。今必举而归之春秋之治效，何也？” 曰：“吾固言不能不变者，天理也。变而日进于善者，天理而加以人事也。积世、积年、积人、积智，凡天下一事之成就，必经数百千年、数百千万人之智慧能力而始成也。积众生之智慧能力，久之而圣人出焉；圣人出，而众生之智慧能力又增长焉。如是递引递进，以致文明。此教之所以足贵也，《春秋》致治之效，盖以此也。

十、《春秋》既为改制之书，故必托王以行天子之事。

《春秋》为孔子改制之书，第一条既言之矣。虽然，改制者天子之事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孔子布衣，何改制之云？孔子既思世乱之不可不救，公理之不可不明也；又思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虽言之无益也。故必有所假借，以张治本因，行事以加王心夫，而后博深切明。托王者，冒天下之不韪，以救世乱而明公理，非大仁莫肯为也。故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之陋儒范杜之流，乃谓由公羊之说，是孔子乃僭妄之尤，而导后世非分之冀也。岂知教主之盛德大业，岂屑与人主争尺寸之土，使我孔子而欲得天下也？则以摩哈默德之道行之，何求不得，何欲不成?惟其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不为也。故垂空文以为教，犹复避制作之僭，托鲁史之文，此《中庸》所谓为下不倍也。而曾何僭妄之可言？且教主之事，非流俗人所可妄学也。久矣，又何导后世觊觎非分之有焉？

十一、《春秋》托王于鲁，非以鲁为王。

《春秋》何以必托王于鲁，孔子自言之矣。《礼运》述子言日：“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是孔子所欲托者，非必一于鲁也，而无如三代之道，既不获观，欲因史记就行事，惟鲁为近故。于是托鲁焉尔。且《春秋》之托者，匪直鲁也，托鲁为王，以著新王受命之义。托周为天王，以著以天统君之义。而三统循环，恒托之前代；挫强扶弱，常托之二伯。要之，皆借以明义而已。善夫刘申受之言也，曰：“春秋者，火也。鲁与天王诸侯，皆薪蒸之属。可以宣火之明，而无与于火之德也。”又云：“且鲁无足觊也。就十二公论之，桓宣之弑君宜诛；昭之出奔宜绝，定之盗国宜绝，隐之获归宜绝，庄之通仇、外淫、灭同姓宜绝，闵之见弑宜绝，僖之僭王礼、纵季姬、祸鄫子，文之逆祀丧娶不奉朔，成襄之盗天牲，哀之合诸侯、虚中国以事强吴。虽非诛绝，而免于《春秋》之贬黜者，鲜矣俱见彼所著《公羊释例》。然则，我孔子岂有所私于鲁耶？学者徒泥视王鲁之文，而不究托王于鲁之实，甚矣，其陋也。《繁露·王道篇》曰：托王于鲁，托隐公为始受命王。皮氏锡瑞字鹿门，湖南善化人。释之曰：隐公非受命王，而《春秋》始于隐，则以为受命王。哀公未尝致太平，而《春秋》终于哀，则以为实致太平。故《春秋》未尝称鲁为王，而据鲁史成文以推其义，则曰王鲁。犹之，夫子未尝自称王，而据《春秋》立一王之法，以推其义，则曰素王也见彼所著《春秋黜周王鲁解》。其言至为直捷，后世拘曲之儒，执“王鲁”二字，而疑《春秋》为僭妄。其犹见登场傀儡有冕而衮者，而指为僭妄也。呜呼，其愚不可及已。

来源：《湖南时务学堂历史文献选编》陈先枢 选编

出版：长沙时务学堂研究会、长沙学院长沙文化研究所、长沙图书馆

时间：2017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