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甚之 1916年10月31日，黄兴在上海病逝，一个星期后，蔡锷在日本病逝。1917年4月12日至15日，两位将军魂归故乡，归葬这座山峦。 那几天，长沙人倾城出动，在东长街，在南正街，在大西门码头，护送两位将军灵柩，走向岳麓山。 两场葬礼震撼人心，其规格之高，谓之国葬。他们不仅开创民国国葬之先例，还在走过的街道上留下了纪念——东长街变为蔡锷中路，南正街更名黄兴南路，给长沙赋予了新坐标。 黄兴、蔡锷虽然不是同年生，却是同年死。两位将军死后不久，1916年12月18日，北京政府制定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国葬法》，在此指导下，他们葬在同一座山上，都享受了国葬待遇。 蔡锷临终前口述遗愿四款，第四款即为“锷以短命，未能尽力民国，应为薄葬”。其家人亦表示待蔡锷灵柩返国后，“运返原籍安葬，不受国葬之隆典”。 政府方面考虑：“若行国葬，恐亡者心有未安”，但“若行薄葬，又无以对元勋而慰先烈”，思量再三，认为国家应举行国葬，同时顾及家属对于逝者的感情，国会提案中规定，墓地也可由死者遗族自行择定茔地安葬，私茔与国葬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由于蔡锷家属一开始便决意扶柩回湘，卜地安葬，蔡氏灵柩自12月5日自日本抵沪后，于14日出殡，由专轮将其灵榇护送运回湖南长沙，准备葬于岳麓山。 1917年4月，营葬事务所送葬办法，各军民长官、各部院、各省代表、各团体均须护送至葬地，由于岳麓山在长沙城之对岸，黄兴、蔡锷灵榇及送葬人等均“由官船护送过河”。 湖南警察厅先行向商民公布两位将军出殡之布告，在黄兴、蔡锷国葬的这几天，各居民店铺、住宅一律下半旗；各居民停止嫁娶；各戏园停演戏剧；各经过街道禁止人力车及轿马通行；各酒馆停止燕会；各妓户禁止弦歌，以“隆重国勋，用志哀悼”。 1917年4月12日，是为蔡锷举行国葬典礼的日子。这天，虽大雨不断，但送葬队伍仍达千人以上。街道上送葬的人太多，伞具无法撑开，所有人都淋得一身湿透。 中华民国正、副大总统，全国参议院，美洲国民党，粤汉铁路局，宪法研究会，中国大学等单位，都派出了代表送葬。送葬队伍从藩后街出发，经东长街（蔡锷中路），过贡院东街、贡院西街（今中山路）等街道，最终进入水陆洲，转小河，从牌楼口登岸。 时任湖南省督军的谭延闿奉政府之命前往致祭。现场庄严肃穆，遗像两旁摆放着数以百计的花圈和挽联。孙中山在致蔡锷的挽联上写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下午二时，灵柩运抵墓地，由谭延闿领首，举行了隆重的下葬礼仪，礼毕，在十七声葬炮和哀乐鞭炮声中，蔡锷灵柩降下墓内，予以安葬。 在长沙为蔡锷举行国葬典礼的同时，北京政府还要求在北京及各省省城设位致祭，以相呼应。蔡锷是辛亥革命以来国葬第一人，故史称“民国之有国葬，实自松坡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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