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老大”力推湘剧出湘

湘剧《田老大》剧照。

文/范亚湘

　　近日，《田老大》《月亮粑粑》等12台凸显湖湘本土特色、讲好“湖南故事”的湘戏晋京演出，这些剧目整体上呈现出雄浑沉郁又不失典雅明丽的艺术风格，获得了空前的好评。

　　湘剧是名副其实的“长沙戏”，民间旧时称湘剧为大戏班子、长沙班子。湘剧兼有高腔、低牌子、昆曲、乱弹四大声腔以及一些杂曲小调。又因湘剧用“中州韵，长沙官话”演唱，在戏剧界一度被称长沙湘剧。

　　促成录制湘剧唱片，田汉为推湘剧出湘第一人

　　“山青水绿还依旧，叹人生青春难又，惟有快活是良谋……”一曲湘剧《琵琶记》曾经倾倒了无数戏迷。家住万家丽北路恒大雅苑的刘作霖老人已是90高龄了，但他几乎每天都得看几段《琵琶记》等湘剧“心里才踏实”。

　　刘作霖说，他成为湘剧迷是因为母亲的影响，“我母亲是浏阳金刚人，他们那里有一个叫做福主庙的戏台，每年都会有十几个戏班子聚集在福主庙打擂”。刘作霖母亲嫁到长沙后，还经常回娘家看戏，“八九岁那年，母亲带我到浏阳金刚看戏，从此迷上了湘剧”。

　　虽然浏阳金刚镇上的福主庙早已没有了往昔的风采，但从其建筑布局来看，依然还能感受到戏台样范。源于江西的弋阳腔传入长沙后，经“错用乡语”、“只沿土俗”和融合打锣腔等地方音乐，从而在弋阳腔滚唱基础上衍变成具有浓郁湖湘特色的湘剧高腔。直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这里每年都会有十几个戏班子打擂比唱湘剧，因而，福主庙也就自然而然地演绎成了湘剧的发源地之一。而著名湘剧剧目《琵琶记》曾经是这里经久演出的节目之一。

　　尽管湘剧在明清时期就深受长沙一带戏迷欢迎，但这个兼有高腔、低牌子、昆曲、乱弹四大声腔以及一些杂曲小调的多声腔的综合性剧种却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戏迷们为了区分，将其唤为“长沙班子”。民国九年（1920年），长沙印行《湖南戏考》第一集，西兴散人在其序中说：“闻之顾曲家，湘剧全盛于清同光间。”直到这个时候，“湘剧”才有了正式的名字，并成为流行较广的剧种之一。

　　不过，湘剧的流行与戏剧界大佬田汉的极力推荐不无关系。1935年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派人携带制片录音机器，到四川录制川剧唱片，回程又到汉口录制汉剧唱片。当时“田老大”正在上海搞戏剧活动，闻讯赶紧找百代公司交涉，请他们一定要顺道到长沙录制一批湘剧唱片。据说百代公司的人压根还不知有湘剧这个剧种，经田汉的鼎力推介，才答应来长沙看看。

　　田汉马上写信告诉他的亲戚、长沙《市民日报》的总编辑蒋寿世。蒋是一个十足的湘剧爱好者，几乎每天都要到远东湘剧院看戏。录制唱片需要很好的隔音建筑才行，但长沙当时却没有一处隔音建筑。蒋寿世找到几间钢骨水泥的房屋，百代公司的制片机器笨重，用很大的木箱装置，蜡盘比方桌还大，机器安置在青年会之后，又用厚麻布袋密缝成帘，紧闭门窗，作为隔音设备勉强凑合。

　　协商录音报酬时，有人打听了京剧梅兰芳灌一张唱片需要银元2000元的报酬，因此提出灌一张湘剧唱片最少要200元。百代公司表示，来长沙录制湘剧本来就是计划之外的事情，同时，对湘剧唱片销路尚无把握，不同意出此高价，后经“田老大”、蒋寿世反复交涉，达成100元一张的协议，共录制唱片24张。这是第一批湘剧唱片，极大地推进湘剧走出湘境的传播和推广，“田老大”可谓推动湘剧走出湖南第一人。

　　“南国有佳人”，长沙在唐宋时期就是“歌舞之乡”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这句诗几乎家喻户晓，激起了无限联想。殊不知，南国也有佳人，而这位“佳人”就在长沙。据《全唐诗》卷568载，唐宣宗时，澧州诗人李群玉作《长沙九日登东楼观舞》云：“南国有佳人，轻盈绿腰舞。华筵九秋暮，飞袂拂云雨。翩如兰苕翠，宛如游龙举。越艳罢前溪，吴姬停白纻。慢态不能穷，繁姿曲向终。低回莲破浪，凌乱雪萦风。坠珥时流盻，修裾欲溯空。唯愁捉不住，飞去逐惊鸿。”

　　李群玉笔下的这位“佳人”是谁？已无从考究。不过，诗里所说的白纻舞据说是汉末貂蝉专跳的舞蹈。李白《白纻辞》曰：“扬清歌，发皓齿，北方佳人东邻子。且吟白纻停绿水，长袖拂面为君起。寒云夜卷霜海空，胡风吹天飘塞鸿，玉颜满堂乐未终。”经李白这样一写，白纻舞可谓“如诉如怨，勾魂摄魄。”

　　李群玉不但在长沙看到了貂蝉的白纻舞，同时还看到了“惊鸿舞”。据说，惊鸿舞是唐玄宗早期宠妃梅妃的成名舞蹈，是描绘鸿雁飞翔的动作和姿态，这种模拟飞禽的舞蹈，着重于用写意手法，通过舞蹈动作表现鸿雁在空中翱翔的优美形象，极富优美韵味的舞蹈，舞姿轻盈、飘逸、柔美、自如。电视连续剧《甄嬛传》里，甄嬛的一支惊鸿舞当真是“飘若惊鸿，婉若游龙”。

　　这或许和湘剧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联，但不得不说，长沙曾是“歌舞之乡”。李商隐作《潭州》诗，有“湘泪浅深滋竹色，楚歌重叠怨兰丛”句，均可略窥当时长沙歌舞之盛。

　　由于长沙楚文化基础深厚，北方的文化艺术进入长沙一带后，都能扎根繁衍，出现新的面貌。如唐曲《麦秀两岐》，在安史之乱以后公元790年左右由金州（今陕西安康县）传至长沙，优倡能唱，并改作了歌词“叙其拾麦勤苦之由”。说明当时这支曲子传到长沙后，很快就地方化了。

　　早期长沙地方戏曲，就是在这块人文繁盛、富饶肥沃的土壤上发生和发展的。南宋乾道八年（1172 年），范成大由中书舍人出知广西静江府，途经醴陵、南岳（均系湘剧流行地区）途中所见，记入他的著作《骖鸾录》中，他在醴陵，见到“县出方响，铁工家比屋琅然。”方响是唐、宋音乐中常用的敲击乐器，此时醴陵铁工已能大量制造。他到南岳，见到南岳庙有戏剧壁画。这些记载，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宋代长沙一带已有俳优戏剧活动。

　　湘剧集高腔、低牌子、昆腔、弹腔为一体

　　陶谷《清异录》卷二记载：长沙狱掾任兴相，拥驺吏出行，有卖药道人行吟曰：“无字歌，呵呵亦呵呵，哀哀亦呵呵，不似荷叶参军子，人人与个拜、木大作厅上假阎罗。”“木大”为宋杂剧脚色名称。又据《浏阳县志》卷十六职官二政略载，杨时在绍圣元年（1094 年）知浏阳县事时，就曾“散青苗钱，凡酒肆食店与俳优戏剧之罔民财者，悉禁之。”

　　宋代，浏阳属潭州长沙郡，浏阳的俳优戏剧当时已能“罔”民财，由此可见潭州一带俳优戏剧之盛况。当时浏阳演的是什么剧目，唱的是什么腔调，虽已无从查考，但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在这同一时期，东京（开封）的勾栏，表演《目连救母》杂剧，自七月初七日起，连续演至十五日。连台本戏《目连》，也是湘剧中最早见诸记载的剧目之一，且同样能演七天，并据湘剧老艺人代代相传，都说《目连》是湘剧的“戏祖”，浏阳更是《目连》戏最流行的地区，与东京勾栏的情况正好互相印证。

　　元末明初、湖南战乱频仍，水旱灾荒严重。由于人口死亡逃散，明初遂有“扯江西、填湖南”的移民措施。湘剧早期的弋阳腔是由大量的江西移民带到湖南的，移民中有能唱木偶戏的民间艺人。徐渭《南词叙录》中有“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自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的记载。

　　弋阳腔入湘后，锣鼓击节、不托管弦的高腔与长沙一带语言、民间音乐以及某些宗教音乐相结合，逐渐形成了流行于湘东北、湘中一带的地方化高腔。它在湖南流行之际，还有另一种古老的声腔——湘剧称为“低牌子”流行。现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低牌子就是昆腔，只是唱法上有差异；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低牌子是不同于昆曲的另一种声腔，是宋、元以来南曲的遗音。

　　明代长沙藩王府中有戏班，同时也常传唤民间戏班进府演出，增强了王府戏班和民间戏班的联系与交流。明末，张献忠领兵攻入长沙，焚烧吉王府，王府戏班星散，据传王府乐工、艺伎多数流落民间，搭班觅食。从成化初（1465年）至嘉靖末（1566 年）的一百余年中，老的弋阳高腔已在长沙一带地方生根并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安徽的青阳腔也已形成。青阳腔随同徽商在长沙、湘潭、安化、益阳等地贸易，兴建文庙和会馆等活动进入湘剧流行地区。湘剧高腔吸收了青阳腔的“滚调”、“滚白”和“畅滚”，变成湘剧高腔中的“放流”，增加了高腔刻画人物和表现戏曲情绪的艺术手段，丰富了高腔演唱艺术的表现力。

　　昆腔于明末清初传入湘剧，现有资料表明，清康熙六年（1667 年）长沙城里的老仁和班，为高、昆兼唱的班子。乾隆年间，长沙还有一个专唱昆腔的大普庆班，常演剧目有《游园惊梦》《藏舟刺梁》《剑阁闻铃》《宫娥刺虎》等。昆曲传入湖南时，不仅长沙，其他如常德、衡阳、郴州、岳阳等地，都有昆曲演出活动。在湘剧高、低、昆三种声腔同台演出期间，由于直接交流，影响到音乐和表演的发展，从偏重大锣大鼓的连台本戏，改变为同时也重视小锣小鼓的折子戏，表演则更加细腻，身段也日臻完美。后因弹腔（南、北路）兴起，昆腔逐渐衰落，至清末民初，湘剧已只有极个别的昆腔折子戏了。

　　自明初弋阳腔的传入，到清乾隆年间南北路的进入，凡四百余年，在明、清两代王朝的更替和其他政治动乱的历史背景下，经历代艺人的惨淡经营，才使高腔、低牌子、昆腔、弹腔四种声腔比较谐和地保存融合，发展为长沙一带久负盛名的多声腔剧种——湘剧。

　　“田老大”与湘剧艺人促膝谈心

　　田汉是中国戏剧界的“老大”，他从小就酷爱戏剧，特别是与长沙的湘剧结下了不解之缘。1938年10月，“田老大”随同当时国共合作的政治部三厅从武汉转移到长沙，他亲自领导先后组成了7个湘剧抗敌宣传队。次年元月，又在长沙市北区三公祠原公医院旧址，以军委会政治部长沙工作队的名义，由田汉主持“歌剧演员战时训练班”正式开学。除一个平宣队的演员外，主要都是湘剧队的演员，共有200多人参加学习。 

　　1940年春天，田汉奉命离开长沙去重庆，临行前给湘剧各队一封信，开头两句话是“刻春大水涨，敌阀与汉奸有随时向我进攻之可能”。信中还写道：“社会风气渐流奢靡，殊非此严重时期所宜有”，“戏剧负有移风易俗之责任，况吾平、湘各剧（‘平’即京剧）以抗敌宣传为号召，若有失德，更不可恕”。最后提议要各剧队“应常开小组会作自我批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为堕落之始”。

　　1948年夏，田汉转入华北解放区之前，偕同夫人安娥回到家乡长沙，探望他的高龄老母及三弟田洪夫妇。长沙湘剧界和灯影（皮影）、清唱艺人、湘剧爱好者及新闻界人士共400多人，于6月10日在西区高井街湘春园戏院，举行欢迎大会。当时，田汉夫妇在田洪、陈绮霞的陪同下步行来了。田汉穿着天蓝色旧衬衫，系青色领带。他年正五十岁，头发虽已斑白，但身体非常健康，精神旺盛。当他见到迎候在门口的许多湘剧艺人时，热情地握着他们的手，劫后重逢，倍感亲切，当时的激动、感慨之情，至今历历在目。

　　在一间住室里，湘剧界的名老艺人黄元和、王申和、徐绍清、罗元德、贺华元、廖申翥、王华运、徐福星等，围绕在田老身旁，叙述在八年抗战中，湘剧艺术遭受严重摧残，艺人流离颠沛的情景。当田汉闻知湘剧界旧交如欧元霞、吴绍芝、罗裕庭、胡普临、董海奎均死于国难时，他一阵痛楚，淌下泪来，在座者亦相对唏嘘。

　　大家感到田汉这次回来，只有短期逗留，以后天南地北，不知什么时候能够见到，便想请田老题诗留念，他欣然接受了。田汉在桌上拿了一张便条纸，来回踱步，轻声吟哦，站在窗边记下几行字。不到3分钟时间，他用秀丽的行草体，手如飞电，一挥而就。写了与湘剧有关的三首诗：梨园同有存心丹，百战罗吴数二难。歌舞何须叹消歇，精忠今已照人间……

　　次日是农历端午节，黄元和约张文祥同去看望田汉，向田汉详谈了湘剧目前的现状：演员阵容不齐、剧目贫乏、后继缺人、生活困难……田汉听了汇报后，沉默了许久，他感叹地说：“我要像予倩（即欧阳予倩）在桂林那样就好办些，他是艺术馆长，我在湖南无职无权，现在不好解决，只能慢慢来。”说到这里，他又鼓励说：“今后会有办法的……我这次到了上海，向朋友找些剧本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