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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好米”香万里

2015-10-24 07:52| 发布者: admin| 查看: 776| 评论: 0|来自: 长沙晚报

长沙晚报记者 范亚湘

  10月9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环球时报》发表题为《请别再向超级稻泼脏水》的署名文章,他在文章中表示:“超级稻研究事关国家荣誉和粮食安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绝不会退缩。”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眼下,到处皆是一片收获的景象。湖南自古就是水稻大省,正是通过无数个“袁隆平”的不断探索,从明末开始,即奠定了“湖广熟,天下足”之“天下粮仓”的地位。

  长沙在楚国时就是重要的粮食基地

  每每说到长沙,总可以听到景色迷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这样的溢美之词。可是,在距今6亿年前,湖南大部分地区都是一片汪洋,长沙卧在一个巨大的海潮之中不见影儿。据《湖南地理概况》介绍,不断的地壳运动造成海水逐渐消退,湖南境内隆起了无数类似于蘑菇状的山头。燕山运动后,“江南古陆”断陷,出现了洞庭盆地;幕阜山和雪峰山东西对峙,南岭升起,湖南地质骨架初具规模。但直到两三百万年前,通过新构造运动,才大致形成了长沙乃至湖南现在的地形地貌。

  湘江由南逶迤而来,在长沙接纳了浏阳河、沩水河等支流后一路北去,冲刷出了大大小小众多的河谷、平原。气候温暖、水量充盈,土地肥沃,长沙俨然已成了动植物的乐园。旧石器时代,有人开始觊觎长沙这块宝地了,在这里追逐野物,捕食鱼虾,茹毛饮血,生息繁衍。到了新石器时代,用今天的话说,长沙已是蔚为繁盛了,熟知钻木取火的人们走出穴居,盖起了遮风挡雨的茅草棚,冒出了一个又一个原始村落。

  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常德澧县城头山发现了距今九千年至八千年的碳化稻壳遗迹。后来,考古工作者又在永州道县玉蟾岩发现了距今约一万年的人工栽培水稻。湖南是亚洲水稻的发源地之一,在新旧石器交替时代,生活在湖南这片土地上的先民就开始了水稻栽培。

  春秋中期,楚国南征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兵锋直逼长沙。不久,楚国势力已完全控制了长沙,楚人代替了越人,色彩绚丽的楚文化覆盖了淳厚质朴的古越文化。同时,楚人南来,亦携来了中原和江汉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经验,长沙由青铜时代进入了铁器时代,促使长沙这片仍处在原始状态的“扬越之地”直接逾过奴隶制时代,跨步进入封建社会,并将长沙建设成为重要的粮食基地,《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长沙,楚之粟也。”

  相对于江汉平原来说,长沙种植水稻的地理条件并不优越,但却能够迅速成为楚国的重要粮仓,这说明当时的长沙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水稻种植技术,同时,也说明那时的长沙人就开始知道稻种的重要性了。很难说,楚时长沙就没有“袁隆平”!

  六朝长沙粮食产量已事关“国家粮食安全”

  东汉时期,湖南粮食开始有外调。113年(安帝永初七年)9月,“调零陵、桂阳……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这是湖南粮食外调最早的文献记载,作为湖南主要产粮区的长沙地区自然也不例外。

  三国时,魏文帝曹丕在《与朝臣书》中曾这样说道:“江表惟闻长沙名,有好米,上风炊之,五里闻香。”并把长沙米与邺城附近的“新城粳稻”比较优劣。这表明,三国时,长沙人就注重粮食的口感和质感,同时,也表明长沙“好米”在六朝之初就已流传于北方和中原地区。长沙米不仅质优,而且产量也大。萧梁时的庾肩吾在《谢湘东王赉米启》中就很形象地反映了这一情状。他说:“味重新城,香逾涝水,连舟入浦,似彦伯之南归;积地为山,疑马援之西至。”

  由于产量大,长沙地区所产大米是当时军粮的主要来源之一。南齐时,豫章王萧嶷都督八州军事、领荆湘二州刺史,湘州是其资费的主要来源地,《南齐书·豫章王传》载,萧嶷曾“以江、湘二州米十万斛给镇府,湘州资费岁七百万,布三千匹,米五万斛”,湘州所产粮食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富裕,略见一斑。

  南齐后期发生“东昏西台”争斗,西台以刘坦为辅国长史、长沙太守,行湘州事。为筹集军粮,刘坦派遣使者到湘州十郡,“悉发人丁运租米三十余万斛”,使“荆雍之军粮不乏”,进而使得“西台”在这场争斗中获胜。由此可见,六朝长沙地区的粮食产量相当大,粮食已大量外调,长沙的粮食产量已经事关“国家粮食安全”。

  “湖广熟,天下足”之地位至今不曾动摇

  据宋朝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记载:“长沙人常自咤吾州有三绝,天下不可及。猫儿头笋,一枝重秤;黑潭取鱼,一网逾千金;巨舰漕米,一载万石。”此被称为“潭州三绝”。那时,一条船“一载万石”,一是说明便利的湘江水运和长沙造船技术发达,二是说明长沙的粮食产量已是盛况空前了。

  到了元、明时期,长沙的粮食产量继续突飞猛进,“楚中谷米之利散给天下几遍”。到了明朝中期,长沙实际上已是大米市了。据截,明宣德(1426-1435)年间,苏州、松州一带发生灾荒,江浙等地商人的船只便“数百艘一时俱集”,坐庄长沙,收购大米,再贩至苏、松等地。而明政府每年亦需大量从长沙外调粮食出省,湘江河上再现“巨舰潜米,一载万石”的场面。

  明代长沙粮食外运数量相当大,如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复支运法,乃令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于淮安仓”。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定全国运京师粮共400万石,其中湖广、江西等地“南粮”324万多石,占绝大部分。到明代后期长江下游的粮食多依靠湖广等地供应,如安徽的徽州粮食“大半取于江西、湖广稻以足食用也”。

  明代李釜源撰《地图总要》云:“楚故泽国,耕稔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越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显然,这里的“湖广”是指湖南、湖北“两湖”地区。明朝中期,“两湖”地区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地,到了明末,“两湖地区”奠定了“天下粮仓”的地位,至今不曾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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