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任大猛 重阳喝什么？酒，还是咖啡？ 一千多年的古老传统中，重阳节中国人“喝什么”的“标配”，当然是酒。 这杯重阳节的烈酒，著名诗人陶渊明喝过，并醉倒在自家门前的菊畦中；东晋永和年间的孟嘉也喝过，风吹走他的帽子，他浑然不觉。在晚清民国时期的老长沙，每到重阳，人们想到的重阳节物仍然是酒， 据清同治、光绪年间的《善化县志》及《长沙县志》记载，那时每到重阳节，正当谷物收获后的季节，到处都在酿造谷酒、米酒。在这样美好丰收时节的重阳，老长沙人当然要开怀大饮。就像很多年前，一首流行全中国的歌曲中唱的“又是九月九……亲人和朋友，举起杯，倒满酒。饮尽这乡愁，醉倒在家门口”。 不过，并非人人都想成酒鬼，何况到了晚清时期，不少新鲜事物涌进长沙城，爱好时髦的长沙人过节的风俗悄然发生变化。 光绪二十七年（1903年），家住长沙城内营盘街盘乐园口的著名文人王闿运忽然就想着要“无钱冇事”提前过一个重阳节。重阳节前两天，他自己拄杖跑到北门外的开福寺去过节。 开福寺的和尚们招待这位有名的老人家时，就问他：重阳节，您喝什么饮品，咖啡还是茶？ 王闿运没去想重阳节必须得喝酒，相反，他在开福寺重阳节前点的饮品居然就是咖啡，并在这里吃了些“洋饼”。 这“洋饼”是蛋糕，还是别的什么？我们无法考证。我们只知，晚上王闿运回到营盘街家中，便在他的《湘绮楼日记》中记下了这一种新鲜的重阳过法（见《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初七）。 其实在当时很多新鲜事物，早就随着洋人们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源源不断涌进中国内陆腹地的“铁门之城”长沙了。 以饮品为例，在晚清湖南维新变法期间，湖南省“领导”招待长沙城住着的遗老文士们，便常常会开几瓶香槟酒（见《皮锡瑞日记》）为宴会助兴。 而从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办公地（即清代湖南巡抚衙门，旧址在今中山路市青少年宫）走出来，正对面的老照壁巷店铺中，就有德国原装黑啤公开对外销售。 现在长沙城内那帮所谓文史专家目前似乎仍未认真考证这些西方新鲜事物何时进入长沙城。不过关于美食与饮品的文献记载，随手一抓就是一大把。 比如进入民国后，湖南都督谭延闿在繁忙公务之中，就常常以一碗在当时尚称时髦的杂酱面来招待他的下属张辉瓒等人，同时他也不忘随手开一瓶洋酒“拔兰地”（即白兰地）来招待他人或自饮。 重阳节跑到水边干什么？看孔雀 重阳节，主要的传统民俗活动当然是登高。长沙人过重阳节，概莫能外。 清宣统元年（1909年）,蓬洲、荪畡两人在重阳节那天一大早，就跑到营盘街王闿运家。王闿运问：今天重阳节，你们两人将往何处登高？这两人很有点“越策越开心”的精神，竟齐答：我们现在来到湘绮楼这住有高人的地方，重阳节往高人宅，就已经是登高了。 不过，晚清民国时期，长沙人登高的具体地点，确实已发生一些变化，至少一些人不再局限于攀爬河西岳麓山这个重阳节人人都想到的登高地。 据晚清民国时期湘人笔记记载，重阳节这天，长沙一旦天气晴好，长沙人去爬岳麓山，得先坐一个渡船，而要坐上湘江上的渡船就像打一场群架一样；至于岳麓山上，更是人满为患，晚清文人诗中就曾记载，重阳这一天“岳麓峰顶似蚁爬”。 住在长沙城内的文化名人郭嵩焘等，可不愿意赶这样“人搞搞”的热闹。他们除了在长沙城内开辟出定王台、马王宫（今马王街修业小学）、浩园（今局关祠田家炳中学）、贾谊故居、赐闲园（今教育街省农业厅）、席宝田公祠（东茅街省人民医院对面）等长沙重阳游宴新地点，也发现了城外书院坪的妙高峰、丝茅冲的余园等地其实非常适合举行重阳诗友聚会。 更加“额外一条筋”的是，有那么几年，因陈海鹏在开福寺旁新河里养了不少肥鸭，肥鸭最宜秋食，每到重阳节这天，陈海鹏便邀约长沙城内的文人雅士们到开福寺碧浪湖边去开一个重阳吃鸭诗会。 那些年，长沙文人们的重阳聚会地点遂一度改在新河旁的碧浪湖边。有个未被邀请入宴的名士王雁峰曾为此题诗道：“长沙近事君知否？碧浪湖边多鲫鱼”，讽刺长沙城那些赶赴陈海鹏鸭宴的好吃名士，真如过江之鲫一样多。 不过晚清名人郭嵩焘仍要去新河赶赴这样的重阳聚会。他在诗中顺便“反击”说：“重阳九日菊花尊，莲社曾为长老言。我亦鲫鱼甘受饵，君如鸥鸟独辞温。将军筑室花光绕，古寺临江水气昏。诗老自夸游岳遍，岂知柰院有沙门。” 不过这样热闹的聚会，后因陈海鹏不幸故去，碧浪湖边的重阳诗声渐觉稀疏，但每到天气稍微晴好的重阳节，仍有一些风雅老人或会拄杖前来凭吊昔日开福寺的繁华。 有一年重阳节，王闿运等人就来到北门外开福寺旁，他在碧浪湖边徘徊良久，感慨昔日养“新河鸭”的陈海鹏筑建的三幢花木环绕的房屋，早已易主，而他们重阳节时观看过的会开屏的孔雀多半已经送人，如今开福寺内只剩一只雌孔雀了。 为王闿运所不知的是，在他逝去后近二十年后，长沙城东南隅的天心阁被赵恒惕政府辟为公园。公园内不但养有数只孔雀，甚至还开办了一个动物园。不过每到重阳佳节，人们却发现，其实比孔雀开屏更加美丽的是公园内常常举办的菊花展览。 而天心阁城楼上则专门为游人辟有西餐厅、中餐厅和茶楼。那时的长沙人，常在茶、酒、咖啡，旧诗新诗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或风雅或新潮的重阳节。 爱晚亭前烤螃蟹成重阳美食？后遭抨击 那时只要天气条件不是太恶劣，一到重阳佳节，一般长沙人的心底，其实还是想要跑到河西去爬岳麓山的。 旷达如郭嵩焘、王闿运等皆如是。 王闿运的名气，越靠近民国越大，到了民国初年，大总统袁世凯甚至都要聘他为国史馆馆长。有一年重阳，有个湖南的人物邀请王闿运游岳麓山，于是王闿运坐着炮船过河，然后来到原岳麓书院的湖南高等学堂，再从高等学堂厨房旁边的小径直接走到爱晚亭。重阳节就是到爱晚亭坐坐，已令满嘴白须、满腹才华的王闿运觉得十分满足。 比王闿运大一辈、租住在化龙池蟠石山房的何绍基更是每到重阳，就心里“滋滋地”想着要去爬岳麓山。可是有一年他的好朋友、家住桂花井易家巷的易棠自己不愿去爬岳麓山，还“连不懂味”地一把扯住何绍基说：每年都去爬岳麓山有什么味咯，不如陪我到马王街上的马王宫（今修业小学）里坐一坐，吹吹风，喝喝酒，作作诗，岂不更显风雅？ 何绍基后来记述说，其实在重阳节前往岳麓山爬山的人中，也有我的不少诗朋酒友呢，何况岳麓山下农家餐馆的饭菜味道实在是太鲜美。 何绍基特意提到他非常“挂欠”岳麓山下的农家餐馆，难道他也像今天某些好吃的长沙人，每到重阳节临近，就非得要跑到远处的某个“农家乐”中，就为品尝此季味道特别甜美的扯树辣椒？ 重阳节前后，不少长沙餐馆或小食摊贩确实会推出不少当季美食。不过，也因这些当季美食，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重阳节前后，爱晚亭一带的空气污染因此变得相当严重。重阳节前后，岳麓山游人陡然变多，不少小贩便趁机在爱晚亭前大搞烧烤。 所烤食物，竟以清风峡清风溪中所捞的“清风蟹”为主，少数游人便以在爱晚亭前饱啖重阳“清风蟹”为人生快事。但更多游人却反感这种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他们致书报社，要求有关部门从速“整理取缔”爱晚亭前影响环境、制造污染的烧烤摊档。 但我们现在从民国时期的报纸上看，当年长沙政府的整治效果似乎不太好，暂时整顿了一下爱晚亭前的烧烤摊，第二年这些摊档仍然又会卷土重来。于是有文人在报上撰文感叹，只可惜了爱晚亭周边山上开放的黄色菊花和晚桂散发出的阵阵香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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