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道教源流及其信仰

长沙县陶公庙   陈先枢摄

      原始道教的源头是楚地的巫文化。屈原《九歌》中的东皇太一是道教神仙谱中最为尊贵的神仙。湘君，即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是楚地民间祀奉的湘水之神，她们也成为道教神仙谱的成员。

      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鶡冠子、老莱子、文子等，无一不出自楚国，他们对长沙地区的影响十分深远。马王堆汉墓就出土了《老子》帛书《道 德经》，而且与今传世的各种版本恰好相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可称《德道经》。中国古代道家的黄帝之学与老子之学并称为“黄老之学”，但几千 年来却没有一部黄学书籍流传，而马王堆汉墓神奇地出土了“黄学”的4种佚书的抄本，即《经法》、《十六经》、《称》、《道原》。这对人们了解“黄学”的要旨具有重要意义，也证实了黄老之学当时已在长沙地区得到传播，且地位在其他学派之上。

       道教正式产生于东汉，它的渊源主要就是古代的神鬼崇拜和黄老之道。正由于道教与楚文化有不解之缘，湖湘大地的名山秀水便成了四面八方修仙求道的人的乐 土。唐杜光庭所著《洞天福地记》列有道教七十二福地、三十六洞天，其中今长沙地区占有二福地，三洞天。开福区鹅羊山为第十九福地，传为成少卿升仙之处，旧 有仙坛、丹台等遗迹。岳麓山为第二十福地，抱黄洞下旧有洞真观，传为东晋邓郁练丹处。岳麓山顶云麓宫为宋代建立的道观。浏阳大围山为第十三洞天一“好生元 上之天”；洞阳山为第二十四洞天一“洞阳隐观之天”，相传是药王孙思邈炼丹升仙之处。望城县的黑麋峰山上有大“寿”字石刻，相传为道教祖师吕洞宾所书。长 沙县榔梨镇的陶公庙，早在晋代，道教“真人”陶淡、陶烜就修炼于此，有“丹后丘紫府”之称。长沙城现存的街巷名斗姥阁、寿星街、玉皇坪、白鹤观、雨花亭、 太乙寺、三宫殿、药王街、轩辕殿等均是道教留下的“遗产”。

      长沙市区及市郊现存道观有云麓宫、东岳宫、河图观、陶公庙、戴公庙等。长沙市区已消失的道观有洞真观、真武宫、古雪观、露仙观、洗药庵、南岳行宫、药王庙、寿星观、玉皇殿、斗姥阁、吕祖殿、轩辕殿、太乙寺、太清宫、白鹤观、南元宫、三宫殿等等。

      道教的基本信仰——“道”，被解释为宇宙本原，是“灵而有性”的“神异之物”。这是对《老子》所说的“道”作的宗教阐发。道教尊奉的“三清”(玉清、太清、上清，均为神仙居住的地方)， 便是“道”的人格化。道教修行的终极目标是“得道成仙”，使人返本还原，与道合一。长生久视，全性葆真，却不放弃人生享乐是道教的一大特点。先秦道家主张 一切顺应自然，因而在政治上强调无为。后来道家的无为思想与法家的法治思想相结合，便发展为黄老思想。道教对中国文化有多侧面影响，其炼丹术积累丰富了化 学知识，长生术中的吐纳导引对中医学颇有进益。此外，对文学艺术乃至民俗信仰，道教都提供了一种底蕴。所以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化根抵全在道教……以此读 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

      道家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自然”，老子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和“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说法。庄子进一步发挥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把 “道”进一步泛化、物化、自然化，认为“道”无知无为、无所不在，主张逍遥放任，坐忘成真。长沙陶公庙戏楼联“凡事莫当前，唱戏何如听戏好；为人须顾后， 上台终有下台时”即是这种思想的极好写照。

       在外来佛教中国化的同时，道教从魏晋开始，一方面吸收佛学，衍生出轮回成仙说、善恶报应说、天堂地狱说；另一方面与儒学相糅合，吸收儒学的修养心性之 说。如东晋道家葛洪著《抱朴子》，内篇讲“神仙方药”、“养生延年”，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其基本思想是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一面用 道家术语来阐释金丹、神仙之道；一面又倡言儒家的纲常名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