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子街上叶德辉

在长沙，坡子街真是太有名了。坡子街地处长沙商业繁华区，东起黄兴南路，即现在的商业步行街，西至湘江大道旁的小西门。据清同治年间的《长沙县志》载：“北客西陕，其货毡毛之属，南客苏杭，其货绫罗古玩之属，繁华垄断，由南关至臬署前，及上下坡子街为盛。”所谓坡子，是因为此街坡度颇大。长沙自有城池始，大约在战国，坡子街一带便是商贾云集处。古代水运发达，坡子街西口的小西门，紧靠着湘江的码头，你想那南来北往的商客一上岸，肚子饿了，首先就得放下肩挑背扛的货物，在小西门找个地方坐下来，先吃饱了肚子再说。吃饱了，再喝杯茶，抽袋烟，满身的疲乏也就渐渐地消失了。于是，就站起来，把放在身边的货物再肩挑背扛起来，顺着坡子街，往黄兴路的方向而去。亦或，就在坡子街找个地方摆摊设点，以货易货，讨价还价。天黑了，得找个客栈住下来；住下来了，得到街上去走走看看，有人在说书，听书去；有班子在唱戏，看戏去。因此，坡子街也就这么春夏秋冬地人来人往着，热闹着。想当年，杜甫老先生到了长沙，也就在小西门外租了一个茅棚子，自称“江阁”。坡子街一带的繁华景象他看在眼里，有其诗为证：“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市北肩舆每联袂，郭南抱翁亦隐几。”西汉初，景帝之子刘发被封为长沙王，他思念远在长安的母亲，便在城东高地筑台望母。后刘发死后被追謚为长沙定王，其所筑的望母台便称之为“定王台”了。定王台距坡子街很近，想必杜老先生也是偶尔去走走的。从小西门到定王台，坡子街就是必经之路，因此，坡子街那“药物楚老渔商市”便尽收眼底。

坡子街的有名，是可以写一本书的。限于篇幅，我只能择其要者作些粗略的介绍。

先说火宫殿。刀耕火种，意味着人类有了初级的文明。火能让食物由生变熟；火，能驱除人身上的寒冷；火，也能把漆黑的长夜烧出一个光明的窟窿。火的出现，一个人字就开始大写了。火是神秘的，火也是让人崇拜的。传说炎帝、祝融都是火神。南岳衡山有一祝融峰，可见火神在南岳的地位。长沙的火神庙很多，但规模都很小，直到乾隆十二年，也就是公元一七四七年，坡子街上火神庙的兴建，火神才真正在长沙辉煌了起来。

火神庙就是今日闻名遐尔的火宫殿，又名乾元宫。《消逝的长沙风景》一书中，是如此描述的：“火宫殿临坡子街一面有一座拱门，门上有一高耸的牌坊，上面雕龙绘凤，十分精美。正面居中有直书‘火宫殿’三字，背面则书‘乾元宫’，所以长沙人常说‘进门火宫殿，出门乾元宫’。正殿内祀火神牌位，上书‘赤皇上品三无火宫洞阳大帝南丹纪寿天尊’，据传这是火神炎帝的全称，神龛上悬‘德威煊赫’匾，为清咸丰皇帝御笔。庙坪中原有一座戏台。火宫殿的庙会也是出了名的，每年大年初一和六月二十三火神菩萨生日，这里都唱戏三天。此外，善男信女平日许了愿的，到时也要唱戏酬神。火宫殿还经常有曲艺表演。棚屋中有两间专供民间艺人租用的，一间为弹词演唱，一间说评书。著名的弹词艺人舒三和曾长期在火宫殿演唱，由于这里的小吃远近闻名，在长沙人的心目中，它就好象南京的夫子庙。在正殿和戏楼之间有一块不小的庙坪，庙坪中建有四排小吃铺面，共计四十八间，形成三条小街，这里经营多种多样的小吃。三条小街上人流不断。”说到火宫殿的小吃，有两样是值得特别一提的，其一：臭豆腐。火宫殿的臭豆腐是全国知名的。闻起来臭，吃起来香；鲜、香、辣；外焦内嫩，便是其特点。夏天来了，街边上摆一张小桌，桌上摆着十几片臭豆腐，俗称臭干子，再摆上几瓶啤酒或半斤谷酒什么的，二三好友往桌子边一坐，天南海北那么一聊，一个夏天稍不留神就不见了。在长沙，靠火宫殿的臭干子发点小财的大有人在。史载：臭豆腐源于北京，后从湘阴传入长沙，是一位叫姜二爹的从十二岁开始学艺，然后从师访友，反复钻研琢磨而自成一家并发扬光大的。其二：姊妹团子。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由做小吃颇有名气的姜立仁和他的两个聪明女儿研制出来的。据《长沙风物大观》一书介绍：“团子糍糯柔软，香甜可口，蒸熟后的团子通体透明，亭亭玉立，宛如一座座白玉雕成的小宝塔，令人爱不释手。”凡到坡子街的人，谁都想去看看那两个据说是孪生的会做团子的姊妹，自然也就要买上几个那四只妙手做出来的团子了。难怪当时有一长沙竹枝词写道：“油炸豆腐臭中香，有客近忆在台湾；当年田汉回湘日，姊妹团子当早餐。”

再说福禄宫。民国时期，长沙的“金、钱、绸、纸”四大行业在全国是享有盛名的。而坡子街，便是这四大行业的汇集之地，且有不少名头很响的老字号。如金业的永泰金号、余太华银楼、李文玉金号以及同丰、同福、余天宝、闿丰、朱义新等金号；钱庄业据统计，一九三四年，长沙钱庄达八十六家，其中半数在坡子街及其周边。当时能起主宰作用的钱庄有“四大金刚”，即春茂、谦和、裕顺长和万裕隆四大家，而这四大家全在坡子街；在坡子街经营绸布业的，从清末起，就一直是以苏州和南京两处的客商为主，且有苏州帮和南京帮之分。苏州帮的大户有协泰祥、沈天成，罗元兴等，南京帮的大户有聚锦祥、吴玉记、祥生、麻寿记等，后来长沙本地的商家也有不少做出了规模的，如九亭，万生，聚生泰等，同在一条街上，这么多绸布业的大户，其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纸，也即纸张笔墨业，坡子街有一师古斋，有“南方荣宝斋”之称。该店创建于一九一二年，老板叫易见龙，主要经营纸张、印刷、字画、装裱等。“师古斋”招牌赤金装点，其字为书法家王运长题。此外还有一青龙牌，由书法家周介裪手书“制传蚕尔，品理龙须”八个大字，厅堂之中还悬挂着一幅嵌字对联：“师竹友梅多异趣；古书名画发奇香”。其联系清末举人粟谷清所拟。师古斋在经营方面是很有招数的，时不时还请一些文人墨客相聚，吟诗作对，绘画写字，一时间，师古斋也就成了长沙一个书画交流中心了。除师古斋外，坡子街还有不少经营纸墨业的名店，如协公和、漫云、熊彩章、任顺益、桂禹声、詹有乾、詹恒大、詹彦文等等。还有坡子街的药号，也是非常有名的。自古以来，坡子街便是药材和水产的集散地，因此，杜甫诗中方才会有“药物楚老渔商市”之句。清末民初，长沙药材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鼎盛的时期，有“三芝四协”对峙称雄说。三芝：九芝堂、福芝堂、寿芝堂；四协：东协盛，西协盛、南协盛、北协盛。这“三芝四协”之中，除“北协盛”地处北正街之外，其余都在坡子街。此外，还有一些药号如德泰药号，信记永乐药号，阜昌参号，郑大有参茸号等，都是坡子街颇有声望的药号。在这众多的药号之中，九芝堂至今未衰。二零零五年由邹静之编剧，张国立导演并主演的《宋连生坐堂》便是以长沙九芝堂药号为蓝本的。九芝堂创建于康熙年间，店名源自其店主劳澂所绘“天香书屋图，植双桂，桂生芝九”之意，劳澂系朱镕基的夫人劳安的先祖。

商家做买卖，最信奉的当然是财神。长沙钱庄曾有一同业组织曰“财神会”，会址就设在坡子街上，清光绪二十年，也即公元一八九四年，“财神会”中有人动议集资在坡子街兴建财神庙，这一动议立马就得到了“财神会”成员的拥护，于是，财神庙很快便建成了。据资料记载，财神庙由六米多高的花岗岩石柱若干根支撑着，雕龙画凤，十分气派。光绪二十二年，财神庙更名为福禄宫。

福禄宫供奉的是赵公元帅神像和招财童子神像。财神有文财神和武财神之分。俗传文财神为殷商时被纣王掏了心的比干和春秋时越国的宰相范蠡；武财神则是三国时蜀汉名将关羽和道教中的玄坛元帅赵公明。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薄松年先生在《财神》一文中写到：

“对赵公明的来历众说纷纭，他在魏晋时属于恶神和瘟神之列，元明时他成为替张天师护坛的正神，封为正一玄坛元帅，率领八王猛将，六毒大神，五方雷神、五方猖兵、二十八将等巡查四方，提点九州，能驱雷役电，呼风唤雨，除瘟减疟，保病禳灾，以‘行善者可得福荫，作恶者报应不爽’劝世，演化成一位真正无私的大神。但其形象仍是黑面虬髯，头戴铁冠，身披甲胄，手执铁鞭，骑着黑虎，十分威武。人们对他十分崇敬，更由于人们求财迫切的心理，使他更具有财神功能。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赵公明是修炼于峨嵋山，富有法力的仙人，因在武王伐纣中帮助商朝，被姜子牙施法术用桑弓桃箭害死，后姜子牙封神时封为金轮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率领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利市仙官迎祥纳福追捕逃亡。”

当时“财神会”有规定：财神菩萨的寿诞，每年的三月十五日那一天开始，演戏三部，酒席三日，归福禄宫首事办理。届时，各钱庄庄主都要到福禄宫来拜寿，拜寿自然是要送礼的。据说是要将一件有前襟无后襟的“赵爷袍”送至宫内焚化，以便让赵爷换袍。只是那么多人去焚化那么多的“赵爷袍”，只怕赵爷每天换一件都会穿不过来。你想想，坡子街有了这么一个热闹的福禄宫，怎么会不热闹，又怎么会不名声远扬呢？

说到唱戏，长沙坡子街火宫殿西侧的三王街上还有一座庙，叫“老郎庙”，该庙建于乾隆十六年，光绪十八年重修。这是戏曲艺人供奉他们祖师爷的庙宇。据说，长沙戏班供奉的老郎神是唐明皇。传说中的唐明皇会演戏，也会教戏，还大兴梨园教坊，因此，旧时的演艺人员便尊其为祖师爷了。

有庙自然就有庙会。老郎神的生日，湘剧和京剧各不相同。湘剧以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为老郎神诞，而京剧则以三月十八日为老郎神诞。在神诞日，各戏班都得到老郎庙来祝寿祭拜。此外，每年的元宵节，庙内的祭祀活动也非常隆重。还有外地的戏班子到长沙来，也得到老郎庙祭祀。一九三七年三月梅兰芳到长沙来演出，演出前他就曾到老郎庙拜祖、还捐了香资四十银元。

一条千余米长的坡子街，居然有三座庙，你想不热闹，恐怕都难；你想不出名，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不过，真正让坡子街出大名赋有文化内涵的，是两位大名人。其一为曾国藩，坡子街上有其公馆，他，我将另文介绍，在此从略；其二，叶德辉。叶德辉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有人说他是才子加痞子，有人说他是土豪劣绅；有人说他是文字学家版本学家和藏书家；有人说他为湘剧的振兴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也有人说他是教育家，一九一二年他创办了丽泽小学，他亲任校长，该小学直到早两年才拆除；还有人说叶德辉这样那样如何如何，总之，他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是耶非耶，兼听则明。但不管怎么说，当年他在坡子街上，是一个举足轻重，谁都不敢小看的角色，那是一定的。

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一作焕彬，号直山，又号郋园，湖南湘潭人。叶德辉的父亲是做水果等小生意起家的，到长沙坡子街以后逐渐有了积蓄，便开了个染坊，成了小业主。其染坊时称“叶公和染坊”，在坡子街是很有名的。可以说，“叶公”是真正的“有染”而名，从而，也就真正地因“有染”成了富翁了。叶德辉从小就在坡子街上，对坡子街他是有着一种特殊感情的。光绪十八年，也即公元一八九二年，二十八岁的叶德辉考上了进士，殿试二甲，被授以吏部主事，但他对做官兴趣不大，在那里“主事”不到一年，便找了个“奉养老亲”的由头，请长假回到坡子街来过他不受拘束的诗酒风流的快活日子了。

要说叶德辉，最好先说他的死，就像一座山，他的死是其峰巅；就像一出戏，他的死，便是高潮。“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长沙市各革命团体一万人举行示威大会，声讨蒋介石屠杀工农、破坏革命的罪行，并当场处决大劣绅叶德辉、反革命分子巨绅俞浩庆。”这是湖南省政协文史会主编的《湖南近一百五十年史事日志》（1993年编）第一百五十页所载的一则“史事”。叶德辉在这一天被处死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但关系他死的前前后后，却有了不少的传说和演义，其中有真有假，是非莫辩。不过，如果静下心来，像胡适先生所说的“大胆假设”，然后“小心求证”的话，一个真实的叶德辉，也许就出现在眼前了。

还是从叶德辉的死开始说起吧，叶德辉之死在当时的湖南乃至全国的名流之中是引起了极大震动的。据说，毛泽东的老师，曾任过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校长，国民政府农矿部部长易培基的家中有一幅《食瓜图》，系湖南大名士，清末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所作。当时，易培基对叶德辉的学识是很推崇的，因此，他们之间互相走动也就是极自然的了。有一次，叶德辉在易培基家见到了那幅《食瓜图》，便乘兴题诗一首，诗中有“芬芳吞六子，尘梦冷三刀”之句，语切食瓜，而当时在场者似有不详之感。叶德辉被枪毙，据说是连饮六弹。叶德辉死后，易培基与曾任过湖南省都督，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谭延闿谈到叶德辉之死的前后经过，两人感叹再三，欷歔不已。而且，谭延闿因此还写了四首题为《题王壬翁食瓜图》的绝句，其中第三首云：

郋园题句今如谶，

乱世高明事可哀。

何以此图能阅世，

尽教涂抹不成灰。

诗后谭延闿还有自注：“叶焕彬题诗有‘三刀六子’语，被难时闻为妄人涂抹，然未损及画本。”其画为易培基所藏，谁去涂抹呢，这妄人是谁呢？照说易培基是不会干这种蠢事的，除非是他家中某个不知轻重与深浅的角色。没有证据，不敢妄言，只好存疑。

叶德辉在湖南是一棵树，倒下了，谁知他的树梢却把身在北京清华大学的著名学者、教授王国维“梢”进了颐和园内的昆明湖呢？王国维留下遗言：“五十三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王国维之死是一个谜，解谜者各有各的说法，真正的谜底只有王国维自己知道。梁启超在给他的长女令娴的信中，对此作过分析：“他平时对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观。”著名学者顾颉刚对王国维之死因，也执与梁启超先生的相同看法，他在《悼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写道：

“湖南政府把叶德辉枪毙，浙江政府把章炳麟家产籍没，在我们看来，觉得他们罪有应得，并不诧异。但是这种事情或许深深地刺中了静安先生的心，以为党军既敢用这样的辣手对付学者，他们到了北京也会把他们如法炮制，办他一个‘复辟派’的罪名的。与其到那时受辱，不如趁党军尚未来时，索性做了清室的忠臣，到清室的花园里死了，倒落一个千载流芳。”

叶德辉是一个守旧派，也是一个保皇派。袁世凯称帝时，他在湖南组织筹安会，自任会长，因此，他六十岁生日时，有人送他一副对联：

海屋添筹，安期枣熟；

蟠桃盛会，长乐永康。

联中嵌有“筹安会长”四字。后辫子张勋搞复辟，他也通电以示支持。

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五日，辛亥革命领袖黄兴乘坐楚同舰从上海转武汉回湘，长沙城一片欢呼，万人争睹这位英雄的风采。为了昭彰其功绩，有人建议将德润门改为黄兴门，将坡子街改为黄兴街。此时的叶德辉，可说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心目中好端端一个清朝，就被黄兴们鼓捣成了中华民国，而且，有人居然还要将与他朝夕相处的坡子街都改成黄兴街，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他开始大放厥词，并制造谣言，他说拥戴黄兴的各界人士为“无知鄙夫，狐媚贡谀者”，又说其欢迎群众“以白布为地，以棉花染绿，撮成‘黄兴街’三字。世俗讳绿而忌白，不知其义何居”，还说，历史上曾有过将伍子胥悬头的苏州城门改为“胥门”的典故，可那是何其不详？其中之意何其毒也，他甚至说，怎么能将坡子街改为黄兴街呢？应该叫黄兴改名为坡子街。

有人说，叶德辉之死，其导火索是一九二七年农民协会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他老人家咬牙切齿地做成一副对联：

农运方兴，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

会场广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

横披：斌尖卡傀。

此联明眼人一看便知：“农会”二字嵌在联首，其后便是“一班杂种”和“六畜成群”，其横披则是“文不文，武不武，小不小，大不大，上不上，下不下，人不人，鬼不鬼。”这样充满着仇恨的对联，当时的“工农”见了，怎么能不将他就地正法呢？然而，此联是不是叶德辉所写，又查无实据，有史家认为，凭叶德辉的聪明，在农运方兴未艾之际，他是不会往枪口上闯的，估计是好事者茶余饭后的杜撰或兔死狐悲者的虚构，再看其文笔，也与叶氏风格不符，然而，人们宁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无，于是，一段“野史”就这么被绘声绘色地演义着。

郋园老人不怕死，

枪口指胸算什么！

生平谈命三十年，

总算今天轮到我。

  杀我者谁？共产党。

我若当权还一样。

当年誓要杀康梁，

看来同是糊涂帐。

你们杀我我大笑，

我认你们作同调。

三十年来是与非，

一样杀人来翼教。

这是胡适先生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八日题在叶德辉遗札册页上的一首状似打油的小诗。貌似调侃，但其中正如青年散文家王开林先生所说，是暗藏着一个意思的，那就是：他并不赞成杀人翼教的游戏，他主张思想自由，思想无罪。又，“当年誓要杀康梁”句，是指叶对“戊戌变法”恨之入骨，对湖南的维新事业著文立说，恶意攻击。

（转自彭国梁《长沙沙水水无沙》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