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今朝侬上定王台

翻开近《百年中国文学史》，秋瑾在“诗界革命”的一章，是有着显要位置的。二十世纪初，清王朝摇摇欲坠，中华民族显然是处在最黑暗也最危险的时刻。国家不幸诗家幸？秋瑾、陈去病、柳亚子等一批年轻的诗人仿佛横空出世，他们反清爱国，他们思想启蒙，他们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女权。他们用秋瑾在《中国女报发刊辞》中所言，就是：“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

秋瑾，（1875—1907），浙江绍兴人，原名闺瑾、字璿卿、号旦吾。赴日后她去其闺字，成现名，并号竞雄，又号鉴湖女侠。“竞雄”、“鉴湖女侠”，就凭她的号，便知其性格与为人。

主人赠我金错刀，我今得此心雄豪。

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

这四句诗摘自她的《宝刀歌》，该诗大约作于一九零四年赴日前夕。一腔热血，在胸中燃烧，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何等的豪气。就在这同一首诗中，她还写道：

不观荆轲作秦客，图穷匕首见盈尺。

殿前一击虽不中，已夺专制魔王魄。

杀你不死，嚇也得嚇你一跳。要想推翻专制，总得有人冒险，总得有人作出牺牲。与其被压迫、被奴役、过着痛不欲生的日子，还不如“死生一事付鸿毛，人生到此方英杰。”（《宝剑歌》）

一九零四年，秋瑾在日本创办了一个刊物，叫《白话》，在该刊的第二期上，她发表了一篇《警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现将其开篇一段照录如下：

“哎，世界最不平的事，就是我们二万万女同胞了。从小生下来，遇着好老子，还说得过；遇着脾气杂冒，不讲情理的，满嘴边说：‘晦气，又是一个没用的。’恨不得拿起摔死。总抱着‘将来是别人家的’这句话，冷一眼白一眼地看待；没到几岁，也不问好歹，就把一双雪白粉嫩的天足脚，用白布缠着，连睡觉的时候，也不许放松一点，到了后来肉也烂尽了，骨也折断了，不过讨亲戚、朋友、邻居们一声‘某人家姑娘脚小’罢了。这还不说，到了择亲的时光，只凭着两个不要脸媒人的话，只要男家有钱有势，不问身家清白，男人的性情好坏、学问高低，就不知不觉应了。到了过门的时候，用一顶红红绿绿的花轿，坐在里面，连气也不能出。到了那边，要是遇着男人虽不怎么样，却还安分，这就算前生有福今生受了。遇着不好的，总不是说：‘前生做了孽’，就是说‘运气不好’。要是说一二句抱怨的话，或是劝了男人几句，反了腔，就打骂俱下；别人听了还要说‘不贤惠，不晓得妇道呢！’诸位听听，这不是有冤没处诉吗？还有一桩不公的事：男子死了，女子就要带三年孝，不许二嫁，女子死了，男人只带几根蓝辫线，有嫌难看的，连带也不带；人死还没三天，就出去偷鸡摸狗；七还未尽，新娘子早已进门了。上天生人，男女原没有分别。试问天下没有女人，就生出这些人来么？为什么就这样不公道呢？”

一个女子，谁会一生下来，就会跑道外面去抛头颅、洒热血呢？秋瑾之所以成为革命者、成为烈士，也是有其深层原因的。本来，她出身在官宦之家，怎么说都是一“大家闺秀”，更何况她少时聪颖，十岁便能吟咏，据陶玉东《秋瑾遗闻》载：“偶成小诗，清丽可喜”、“流播人间，一时有女才子之目。”然而，其时社会腐败，他的父亲又不愿同流合污，因此官场失意。加之，一八九六年，她二十岁时，其父便将她嫁给了湘潭的王子方。这王子方实在与秋瑾想象中的男人相去甚远，开始，她“虽非本愿”，但还想着要“遵父命”，到后来，她发现那王子方不但怯懦软弱，没有一点男子气，而且嫖赌逍遥倒是样样都能。于是，她感叹：“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她不愿行尸走肉般地被深锁着，她要冲出牢笼，她要为二万万女同胞作一表率，她要挥起宝刀，唤醒死国的灵魂。就这样，秋瑾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的征途。

从一九零四年到一九零七年，不到四年的时间内，秋瑾的日月是浓缩的、高密度的，就像火山喷发一样燃烧着她的生命。到日本后，她就创办了《白话》月刊，上引其《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的一段，便知其“白话”是何等行云流水。这比胡适一九一七年二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八首白话诗，整整地早了十二年。如果要研究中国的“白话文学”，恐怕在《新青年》之前，还得要把《白话》这本杂志放在源头的位置。在日本，她一边办杂志，一边又加入天地会；一九零四年底，她又回绍兴参加光复会。一九零五年，她再度赴日本，加入同盟会，任评议员，浙江分会主盟人等；一九零六年，她到上海创办了中国公学；一九零七年创办《中国女报》。同年，她还回绍兴联络会党，组织光复会，被推为大通学堂督办。本来，她已与徐锡麟相约，要在浙、皖起义，后因徐锡麟仓促举事，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后失手遇害而遭追捕。据说她被捕前已接到情报，但她没有出逃，而是在大通学堂等待着用自己的血去唤醒民众，去促成革命的早日成功，就像她在《对酒》一诗中所云：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一九零七年七月十五日，秋瑾在绍兴古轩亭口英勇就义。据许啸天后来回忆：“女侠就义时身穿白汗衫，外穿元色生纱裤，足穿皮鞋并带铁镣，两手背绑从山阴县署至刑场。前有铁索牵走，后而推送者三四人，当时山阴县都戎府及省派练军两县巡警皆到场弹压，女士临刑时举目四瞩，始俯首就义，呜呼！”山阴即今绍兴。秋瑾在就义前五日，还曾给她的学生徐小溆一绝命词，词曰：

“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

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王开林先生在《民国女性之生命如歌》一书中，称秋瑾为“近代中国为革命事业流血断头的第一位奇女子。”并曰“诗家不幸国家幸。”让人感慨再三。感慨之余，我还想沿着开林的这一说法，再说一句：“诗家不幸长沙幸”，因为秋瑾在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五年，也就是她十七至十九岁之间，她曾随父亲来湘，几度在长沙居住，时间前后相加将近一年，且留下了不少与长沙相关的诗篇。

秋瑾的父亲是秋寿南，原本在台湾为官，因浙江余姚的邵友濂从台湾巡抚调任湖南巡抚，秋寿南也跟着调往湖南了。本来秋寿南是拟任“直隶知州”的，但秋寿南因家道中落，实在是拿不出钱到吏部去上下打点，加上秋寿南性正直，不肯同流合污，于是，当他携家带口到了“省垣”长沙之后，便被“闲置”了起来。期间，因秋瑾的祖父逝世，秋瑾随父回绍兴奔丧约半年多，一八九四年秋父女再度来长，秋寿南依旧赋闲候补，直到一八九五年春夏之间，方才签分常德，任厘金局总办，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局长。因此，秋瑾随父在长沙的时间估计也就八九个月。

父亲的等待是焦急的，也是颇无奈的。秋瑾呢，从台湾到长沙，那自然是颇感新奇而又新鲜的。秋瑾的性格本来就颇豪放，很有些男子味，因此一到长沙就结交了不少朋友。请看其《踏青记事》四章：

女邻寄到踏青书，来日清明定不虚。

妆物隔宵齐打点，凤头鞋子绣罗襦。

曲径珊珊芳草茸，相携同过小桥东。

一弯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

柳阴深处转黄鹂，芳草萋萋绿满堤。

笑指谁家楼阁好，珠帘斜卷海棠枝。

西邻也为踏青来，携手花间笑语才。

昨日卿经贾傅宅，今朝侬上定王台。

接到女友相约踏青的信，头天晚上就开始打点梳妆，把绣花鞋和绣花短袄都找出来，穿上想必还要在镜子前左照右看，那一份期待和筹划是带着青春的浪漫与芳香的。那天晚上，她还作有《相见欢》一词：“因书抛却金针，笑相评；忘了窗前红日已西沉；青衫薄，掩帘幙；踏青明日女伴约邻人。”第二天一早，她就与女友相携着绕曲径，过小桥，寻芳草，送落红，时而听黄鹂鸣叫，时而又看海棠摇曳。蹦跳着、指点着。贾傅祠是要去的，定王台也是要去的。清明时节，到贾傅祠和定王台去走走看看，那是会沾上一层淡淡轻愁的。

（转自彭国梁《长沙沙水水无沙》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请翻页